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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三月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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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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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3:19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三月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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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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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次：
 
1—草木命
2—小孩骑狗
3—基督教在干什么
4—辖区和害区
5—红脸蛋
6—快乐的新鞋子
7—蓝花花
8—我在海岛写小说
 
 
 
 
草木命
 
 
夏历二月，春天的青春期。《吕氏春秋》写道：其味酸。其臭膻。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玄鸟至。鹰化为鸠。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而出……
二月，也就是西历“3月”，节气为惊蛰和春分。它是千百年农事的经验和指南。不立文字的农作物、草木虫鱼都在宿命般遵从着它的规律。天道不爽的意义正在这里。从小到大，我都渴望像它们一样依附天道。但是城市生活太久，特别可恶的是在四季温吞的南方，我感知自然的能力在退化。不过，四季的更替和宇宙的悸动并未完全绕过我。
我有一个十多年的哥们，他一直关心着我的写作。他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他发现，我大部分的作品都写于每年的春季，而在夏、秋、冬，我则被与之对应的躁、阴和寒牢牢控制，要么游手好闲，要么失望悲观，总之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去年年尾，他喟然叹道：你呀，草木命！开春大概能写点东西吧。这话说得我惊了半晌。没错，在正月，我就完成了《旧社会颂》。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衰皆自然。既然我命如此，那就在春天生机勃勃地生活和写作，到夏天就躁狂一无所为，到秋季就萧索吉士感阴，到冬季就渴望大雪飘飘扳着指头想过年。
 
 
 
 
小孩骑狗
 
 
我此生肯定要为狗写一部长篇小说，名字早想好了，叫《狗子们的春天》。我这人有点狭隘，做不到“狗吾狗以及人之狗”，因此文中所记，自然都是小桶及其绳绳子孙，最多旁涉小桶的众多性伙伴。“短章”是边角料式的写作，因此，写一下别人的狗，正是破鞋装烂楦的合适。
我们一领导看不上小桶，蔑称为“草狗”。为了“狗比狗气死狗”，他从某狗场抱回一只，寄养在村民家中。这狗的名字人见人爱，叫“旺财”。——跟周星驰的后现代幽默无关，他最近做生意赔了血本，狗的名字寄托了他深沉的愿望。这并不是我的阴暗猜测，我有佐证：小桶第三胎有一只小狗特别漂亮乖巧，打字员阿平疼爱有加，为其取名为“皮皮”。谁知又被领导看中了，据为己有不算，又为其更名为“旺丁”。——因为他哥无后，而自己也只生了女儿。阿平差点气哭了，她跺着脚叫道：旺丁？！难听死了！
旺财的种确乎优良一些，毛色光鲜，我暗自希望它做小桶的男朋友。只是有点缺乏灵气，一副憨样。“忠厚乃无用之别名”，这是鲁迅说的。它对人有点戒备，但只要稍微熟络，就可以任意玩弄。今天散步回来，看见它被三个学龄前的小男人当街抓住，扯耳朵、揪尾巴，旺财默默承受。三个小男人又轮翻骑跨在它背上，双脚悬空，身子一拱一拱地仿佛骑着战马，口中奶声奶气地叫着“驾！”而旺财雕塑般屹立。看得我哈哈大笑。这时从路边店里冲出一个婆娘，一把揪下骑手，怒斥道：唉呀，狗也敢骑！长大不想娶媳妇了？！我愣了一下，随即大声帮腔道：没错！牛叔叔小时候就骑过狗，所以现在还没老婆！这回婆娘愣了一下，看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我小时候是骑过狗的，似乎也听过大人们类似的喝斥。这婆娘不是广东人也不是陕西人，因此我想，在我家乡之外的别的地方，应当也有关于骑狗的某种禁忌，可惜我不能溯本清源。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至今未婚和骑狗有关。只是，听了婆娘的喝斥和穿着警服的我的以身为证，三个小男人对自己的荒唐行为有点隐隐的后怕了。他们未必知道娶媳妇和逮蚂蚱有什么区别，但一丝儿童式的怕从其眸子间闪过。
 
 
 
 
基督教在干什么
 
 
有时，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情和社情，我们要穿著便衣在辖区内巡逻。我仔细观察过，大部分百姓并没有觉察到警察在身边，他们还像往日一样幸福地“浑浑噩噩”（无贬义）；有一些熟识的，本属良民，但却显出不必要的拘谨或忐忑不安。偶尔也能碰上作奸犯科之徒，双方都是行家里手，都能敏锐地感觉到对方的存在。目光轻微的交接就能让我们手向佩枪靠近，而对方则快速闪开……
我们在地形复杂的鸡公岭村转了三四圈了，每次都见到那个男青年，坐在某栋楼下的七八辆单车旁，只是稍稍变化着肢体动作。这是冬天，时近深夜，他在干什么呢？于是询问。小伙子毫无戒备，也很实诚。他说他们在二楼有一个基督教教友小组，今天有澳门来的牧师带领大家学习。而他，根据教友们的轮值安排，得在楼下帮大家看守单车，因为近来这地方盗抢频繁。
带我巡逻的领导以前干过秘密工作，并且方向刚好是结社。——在所有政权的眼里，一切结社都有问题，都得掌握。他说：以后要留意这个地方。我没搭腔。这是十年前的旧事了，我记得那时我在想：原来下班之后并非只有喝酒和麻将这一类娱乐呀。
 
 
 
 
辖区和害区
 
 
我曾调侃珠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麻雀的阴道，只能是小B一个。它就是个渔村格局，它是一个很广东的地方，移民似乎把生活技能连带着卑微的生活愿望一起移来了，作不了主人。粤语是第一语言，普通话退居其次。在政治生活或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看到国语和粤语互不妥协、但也极为友好、自然有点费劲地交谈着。——叫我想起一句粤语：九不搭八。而深圳似乎并不这样。
太高调了，说点小事。十年前我有一位领导，他操的语言是粤语、客家话和普通话各占三成的杂鞣体——不知可否称之为“克里奥尔语”。举例说明，他总是把“辖区”说成是“害区”，且语音响亮吐字清晰。我这个北方佬每次都要乐上半天。
没有过度阐释的必要。仅仅是想起了十年前的一点小乐子。
 
 
 
 
红脸蛋
 
 
一支文艺队来海岛演出，借用警务区的会客室和办公室作化妆休息室，值班的我得以和这些不很有名的演员近距离接触。我对人比较客气，因此那些小演员们——十来个七、八岁的小孩一点也不怕我，她们吵闹连天。一条狗到警务区串门——它经常神经兮兮访问我一下，一个戴眼镜的小女孩居然用矿泉水瓶子打它。这一回我不失威严地制止了她。老实说，现代的小孩子越来越不招人喜欢。
小孩子其实分成两班，从他们的服饰可以分辨得出来：四个跳国标或拉丁舞，两个男孩穿黑色紧身裤，上身白衬衫，打着蝴蝶结。女孩穿粉红色裙子，也很紧身，而且裙摆一边短一边长，露出一条腿来；另六个女孩子跳民族舞，她们上身穿着斜襟清式服装，绿底，上加大红的花式图案，下身是大绿的裤子，裤脚镶着二指宽的红色花边。裤子有点短，脚踝都露在外面。——如果说这就是中国民俗服饰文化的典型形象的话，我得说这个“俗”有点“恶俗”。
比较而言，跳西洋舞的孩子更为沉静一些。坐在我的对面，不管是舞之前的准备还是舞之后的休憩，她们都把小身板挺得很直。这应当是训练的结果吧，西洋舞在西方是上流社会的节目，移植到中土，与之相关的仪式典雅自然或多或少要存留一些。而那些被涂抹得大红大绿的民族舞孩子们，台下打打闹闹，台上呢，无非是“艺术地表现生活中的热闹”。
但这些孩子有相同之处，那就是：所有的小脸蛋上都抹着两坨红斑。——文明的说法叫“苹果脸”，难听点说那就叫“猴屁股”。我总觉得像是皮肤的病变。还有，眉毛也被用黑墨重重地修饰过。
 
在北方的冬天常能见到“苹果脸”，那是因为寒风针刺。眉毛以上被帽子遮盖，下巴及脖子则有围巾掩饰，唯独脸蛋露着，总是被“冻得通红”。在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前，在物质上较为清贫而美学思想较为朴素的时代，这种红脸蛋曾经得到过文学艺术家的赞赏性描述。这无可厚非吧。
表演文艺节目的孩子们无一例外被抹成“苹果脸”，恐怕并非是那种“红脸蛋美学”在现今时代的顽强延续，应当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化妆艺术——男生女旦都是红脸蛋——向儿童世界的粗暴侵入。来岛上的这个草台班子并非孤例，你可以在社区的文艺会、在单位组织的文艺会、在从地市级到中央电视台的文艺会上大量地看到这些“苹果脸小孩”。
但是，令我极度怀疑的是，小孩被抹成“苹果脸”，他们因此而显得美了吗？他们表演的节目因此而增加了童真的含量了吗？
 
这当然怪不得孩子们。所谓“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那是大人美学观念的强加。在他们的艺术设计模式里，展现民族艺术时就必须有那套大红大绿的行头，表现孩子们的天真就得给他们涂成红脸蛋……至于大人给孩子编排的所谓舞蹈，老实说我也看不懂是怎么回事。我不会辞穷，我将其命名为“甩袖踢腿运动”。老实说，这种所谓美学大量地存在于现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文学、艺术、衣着、建筑、家居装饰等等等等。而且，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每当我看见国人和这种恶俗的美学如胶似漆的腻歪劲，就会被一段较为长久的烦闷困扰住。
 
红脸蛋们的表演不能看，看了能让你的心抽抽。即便是不看也不舒服。那天我心情不佳，这个草台班子的团长——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女人——想借电话用一下，被我拒绝。
 
 
 
 
快乐的新鞋子
 
 
整个过程大概在两分钟之内完成。这个很重要，它是猝然来临的，是禅宗打机锋式的。总之，对我和她们来说，都是漫长生命中的一道电光石火。
1996年10月，在湖北宜昌。微雨。在街拐角，我和一个小女孩子差点撞在一起了，没等我们说点什么，又一个女孩子旋风般杀到，她没看我，直接提起裙子向第一个女孩子喊道：看，我买的新鞋！我抢答般叫道：哇，好漂亮！同时拔脚赶路。我用余光看到那两个女孩子非常吃惊，但就在一刹那之后，她们两个兴奋得脸通红，挽在一起，一起跺着脚喊道：唉呀……
十二三岁的年纪。现在应该是大姑娘了。
 
 
 
 
蓝花花
 
 
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
哎……
蓝格英英的彩
生下了个蓝花花
实实地爱死个人
 
五谷子的那个田苗子
哎……
数上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娃娃
数上那个蓝花花好
 
这是陕北民歌《蓝花花》，我会用二胡演奏的第二首曲子。但是两年过去了，我老娘（在毛主席思想宣传队干过）、我弟弟（业余小提手；英国皇家七级）还说我拉得跑调。我只好强调说，我投入了感情，并且享受到了音乐的伤感和快乐。
我其实像许多先辈一样，也是一个走西口的陕西男人，只是由于罗盘出了问题，才跑到东南方来了。现在甚至索居于荒凉的海岛。有时和朋友聚在一起，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扯开嗓子唱一唱这首歌的冲动。但我知道，唱歌就和生存一样是令人难为情的事。
 
 
 
我在海岛写小说
 
 
在一些朋友看来，我海岛的生活是诗酒天涯。而我的描述，则有隐士野人的味道：一只褐色山鸡飞进厨房，做饭的兰姐挥舞炒勺，保卫那锅汤。我捉住了它，误落尘网的野性山鸡似乎比家鸽温驯，我围拢它的双手没有感觉到那种毛茸茸的挣扎。——这是海岛上的日常生活。还有，一条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眼镜蛇在空调上与我对视；一条竹叶青在摩擦着窗子的枝条上朝里窥视；病梅似的罗汉松和黄杨招来……
 
人在误读世界。因为细节和形象性永远具有蛊惑的力量，总能唤起超额的想像。40年前，一大批热血青年去北大荒。领袖巨大的感召力之外，我总以为，一首描述那里自然之美的顺口溜——其中一句是“茅鸡飞到灶台上”——是吸引具有浪漫情怀的城市青年义无反顾的重要原因。我已经在谈小说的方法论了：以具象和情感为主导，以细节为唯一真实。引一下伟大的纳博科夫：“为琐碎之物而疑虑的才能，这些灵魂的低喁，这些生命书册的脚注，是意识最高尚的形式。”由19篇小说构成的集子《嘘！……》就是令我满意的具体实践。于无声处，那些经历过的、别人讲述的、自己联想的以及编造的针尖似的小瞬间依次涌上来，逼迫我和它们对话，而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它们点染成个个不同的小说。
 
《嘘！……》似乎有点回归起点的味道。15年前的处女作《草履莲花》，可以归为一类。这个中篇小说为我赢得了当年大学里的沈祖棻教授奖；翌年，我以《解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再获此奖。——嗯，有点“想当年”的味道。
 
人应该先回归内心的真实，然后才能有力地向外部世界拓展。而所谓世界，也仅仅因心灵的存在而存在。但是，我始终认为，隐士成不了小说家，渴望天人合一的简单主义也成不了。因为，首先，小说大概是最后一种既传统但又能包罗万象的艺术载体；其次，好的小说，无一例外都是与世界的冷酷无情的争吵。那种像沙一样从我们指缝间溜走的事物——童年、梦想、爱、肯定、怀疑、生活、历史、当下此刻、文化传统——所谓世界的同时也是小说的构成要素，既考验我们的才华也考验我们的勇气。小说自身不产生任何妥协性，它的力量可能微弱但很坚韧。《谋乱》中的12篇小说，就是我个人的答卷。
 
在南方写小说，有天生的劣势。这里太繁华太复杂太喧嚣，小说很容易成为超市里的手推车，装满琳琅满目的时髦物件，小说的信息量被简单成外部世界的喧哗与骚动，缺乏一种稳定的品质。我们不能像北方相对稳定的生活境况下的作者那样，将当下生活放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细细地考量。同时，由于醉心于城市文明生活的快感与亢奋，南方小说缺乏有意味的形式。当代中国的优秀小说家，无不在小说传统的基础之上，探索新的小说技巧，因为他们明白，同一个现实，有无穷无尽的表达方式。内容（经验）与完成的内容（或艺术）之间显然存在差距，这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唯一理由。没有技术含量的小说，是小说的本体论的堕落。我没有批评别人的意思，只是在提醒和要求自己。
 
 
 
2006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