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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于仲达: 当代中国作家的灵魂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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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40:4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如今，对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的不满似乎成了明白人的一大时髦。 陈忠实认为缺乏“思想”，张抗抗认为缺“钙”，铁凝认为缺少“耐心和信心”，莫言认为缺乏“想象力”，刘再复认为缺少贵族精神和忏悔意识，崔卫平认为文学要打破行业的隔阂，要铁肩担道义，关注新思想的潮流，丁东认为文学要看得懂，要有历史使命感，进步责任感，描写底层的文学最好，傅国涌认为文学要面向当下火热的社会生活。从生活中吸取营养，不能圈子化，李建军认为中国当代小说最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形象，缺乏可爱、可信的人物形象，缺乏对伟大的向往，对崇高的敬畏，对神圣的虔诚，缺乏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令人欣悦的美，缺乏为谁写的明白，缺乏为何写的清醒，缺乏如何写的自觉。李建军认为中国当代小说最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形象，缺乏可爱、可信的人物形象。夏维东先生认为，和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里普遍缺乏一种东西，那就是博大与深刻。雨果的作品唤起了超越阶级的仁慈和面对苦难的豪气；托尔斯泰小说逼视人的原罪与忏悔；陀斯妥耶夫斯基无情地剖析人性在兽性与神性之间的挣扎；卡夫卡冷静得近似残忍地道出生存的荒谬；爱默生在纷乱的世相里静静地思考着古老的忏悔命题。 当代中国文学到底缺少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显得虚假、萎缩、丑陋而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可信、可爱甚至美好？李建军指出，通常在俄罗斯作家笔下，即使那些人格残缺、灵魂丑陋、情感扭曲的人物，也不失其正常，也不乏值得你同情和怜爱的地方。嘲弄的背后不是心怀怨毒和仇恨。包含着善良和悲悯。它具有帮助有缺陷的人摆脱困境的诚意。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冰冷而阴暗。狭隘、偏执、苛刻、恶毒、黑暗、暴力、刺激、窥视、欲望充斥在文学作品里面，鲜有思考人的罪性和有限性的作品，更缺乏忏悔意义的作品。李建军指出，中国相当一部分小说家就缺少俄罗斯作家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的温暖的爱，缺少纯洁而健康的道德性。他们不知道尊重人物，甚至不拿他们当人看，变着法儿虐待他们，羞辱他们，直到把他们身上最后一点人格尊严剥夺干净，直到把他们深处的最后一丝善念变成仇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自命不凡的先锋作家和失去道德感的“消极写者”，都不知道善待自己笔下的人物，而是把他们当作没有疼痛感的物件来糟蹋。暴力和仇恨，欲望和放纵，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主题。遗撼的是，他们仅仅满足于把人降为兽欲或本能的奴隶，而缺乏将人如其所是地描写出来的能力，更缺乏将人进行升华性叙写的能力。以余华为例，中国作家缺乏按正常、健全的人性尺度叙写人物。怎样建立正常、健全的人性尺度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唤醒国人沉睡的同情、爱与怜悯？这涉及到怎样正确认识人性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种途径：一是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反省，汲取有益的精神资源；二是引进基督教文化资源，深入反思人性。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语境里，“忏悔”的主要意义是“负罪感”。可是这个“罪”，不是一般的“罪”，是“原罪”。上帝烔烛人的黑暗，垂怜卑微的人，向主忏悔，疗治灵魂。 有人曾感叹说，这是丧魂落魄的时代，没了灵魂，人就会变化猪狗、禽兽和流氓。整个中国文学失去这种表达，呈现出了失去信仰重心后的“轻盈”。虚假、空洞、乏味、无聊的作品充斥文坛，而且制造假象，遮蔽真相，引人堕落。代文坛，流氓文化、痞子文化、实用主义充斥其间，灵魂已经陈腐。当下的中国文学需要为灵魂寻找到一个明确和可信的座标。没有信仰烛照的情感和生活，显得黑暗而暧昧。文学不仅仅是“人学”，也是“心学”。必须回归个人，向内行进，进入精神生活，始终面对生命困境，用生命和心灵去写作，获得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穿透力，与历史上最伟大的灵魂相逢。作家必须找到内心充实的力量恢复对生命的热爱，否则他的创作便会遇到困境。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的世俗化性质，已经成了一种同构，伟大的作家应该具有一种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穿透力与洞察力的能力，应该进入形而上的思考。 主体意识、罪责意识的匮乏与超越理性的缺失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致使欠缺。中国的哲学大都是一种处世技巧，西方的哲学传达一种博爱的东西。中国文化关注个体的东西太少，本来有“敬畏天命”的传统，但是“天人合一”被作了人与自然化的极其庸俗的解释。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作家不幸掉入了“灾民理性”所导致的“流氓精神”之中。信仰和精神维度的缺失致使许多作家无法摆脱单极政治思维的模式，把腐朽当神奇（贾平凹），把无聊当有趣（王朔），把肉欲当解放（卫慧），把酷刑当新奇（莫言），把肮脏和死亡当生活（余华），把苍白纤弱当美感（郭敬明），把风花雪月当情调（王安忆），丢弃思想，玩弄技巧，缺乏探究生死、单独面对永恒的勇气和信念，缺乏大悲悯和大同情的终极关怀，艺术想象力枯竭，创作媚俗，急功近利。灵魂的堕落是当代作家的重要病症。中国文学缺乏那种对个体苦难进行持续追问的勇气。（1） 应该清楚文学的基本命题只是执着于探寻生命的意义，追问人之为人的价值根基。有命无魂，不知意义究竟为何物的人又岂能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呢？中国传统缺失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法让作家安妥灵魂。中国文化缺乏超验性维度，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只管眼前，不必对彼岸世界负责。对人的心灵的尊重与怜爱，对人的个体关怀和悲悯在我们的文学里是极其缺乏的。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的世俗化性质，已经成了一种同构。中国文化是一种缺乏精神维度的文化。中国文学里缺少这种本源性和终极性的表达。灵魂关怀当然是应该的，这是一种很真实的需要，没有的话，你会感觉很难受很空虚，一个人没有内心反省的习惯，就会很容易混过去。文学要从现实的道德、是非中超越出来，走向生命的仁慈和宽广，不能老是停留在发泄、控诉和揭露的阶段。中国文化是一种缺乏精神维度的文化。中国作家在描写苦难时总是充满低沉和绝望，夹杂着存在主义贸然式的复杂和灰暗，灵魂里溢满怨毒。缺乏那种正视人世荒谬、血腥、残酷、无意义的勇气，不敢投入对悲剧命运的抗争，缺乏追问生存终极意义寻找价值依据的焦灼，稍遇困境，总是想法逃避和消解。无法在苦难中保持激情，总是在一种溃败的文化中陷落。中国的主流文化注重整体，轻视个体。即便精英知识人也少有敢于突破世间一切伪价值，执著发出对人生意义终极价值形上追问的人，绝少有为了最高信仰最高道义不惜献身的人。当前如何摆脱由精神困境而陷入的写作困境？邵燕君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应该首先拯救自己的精神贫困，相信作家们把自己“根”扎回到这片依然苦难深重的大地后，对于作家的使命，文学的责任，“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会做出新的思考。但愿“劳苦人”真实的血泪会重新灌满他们已逐渐干枯、轻飘的笔，写出“庄严、严肃、深刻”的作品，重续起现实主义令人尊敬的传统，不再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 有学者就认为，文学的政治化，从30年代开始作为一种重要传统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传承沿袭。自30年代以来，政治化的思路就一直左右着文学的发展。作家没有任何文学选择的空间，要么放弃创作，要么就是自觉充当工具。（2）如果就此扩展一下，就可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多在感时伤世，背负国家、民族、社会巨大包袱的传统下发展过来。无论是现实主义文学或是浪漫主义文学，都逃出不了这个框架。象《儒林外史》、《三言》、《二拍》、《水浒传》、《子夜》、《古船》、《米》、《檀香刑》、《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废都》、《羊的门》、《沧浪之水》、《骚土》、《兄弟》、《夹边沟记事》一类的小说，都是关注政治历史和世俗社会层面的问题。现代作家一开始就背上一个其他国家的作家不必背的包袱，这就是国家兴亡、社会制度更替的包袱。几乎所有主流作家都把眼睛投向社会的合理性问题（社会正义），在“启蒙”与“救亡”上耗尽大部分精力，无法探究自身的灵魂。我们认为，文学不是“反社会”的，但它却是“非社会的”，它既不给社会设计提供蓝图与方案，也不要求作家带着一个方案去修正和改造他人的灵魂。（3）可叹的是，即便是郁达夫这样关注自我表现的作家，他的小说也停留在一种哀怨、缠绵的情调中，悲悲切切，缺乏阳刚和力度。他在小说中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详尽地勾勒了出来，但主公对自己的思想与行动缺乏自觉的反省意识。中国文学一直缺少自我分析的作品，象郁达夫这样倾诉的倒很多—唯一的例外是鲁迅，但鲁迅的自我分析也常常是潜在的，没有完全形成文本。就一般情形来说，中国文学似乎缺少这种自我分析的传统，象蒙田的《随笔》那样的东西，既是记录，也是分析自我和人性，把自我和人性真正当成一个小世界来对待，似乎很少。对自我的这种精密的认识是中国文化基因中所缺少的东西。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人因而变得很恶。中国没有基督教的传统，实际上导致了人们缺少精神上的反省。象西方的那种忏悔体、自我分析的文体，经过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是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它跟中国的佛教不一样，佛教要求你静心，排除杂念，不想很多东西。基督教则要求你分析自己、反省自己的念头有哪些是不符合上帝教义的，基督教并不是要创造一种文化，但它客观上也养成了这么一种注重分析的文化传统。（4）  法国作家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就不一样，一方面他不停地行动，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反省自己行为的意义。在象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叙述者，他能触及到自己内心非常复杂的、分裂的想法，也因此触及到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陀氏的小说是一种对话体，在《地下室手记》中潜藏着一个对话者，他要和他争辨，虽然没有在文本中出现，但是潜藏的声音一直存在那儿。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笔下，生活于“奥斯维辛”的平凡小人物，集中营中的少年居然能够在“痛苦与痛苦中寻找幸福”，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虚无荒诞中寻找意义，它所迸发出的内在明亮穿透了外在的黑暗。圣徒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向人传递着信仰的光芒，让人面对灾难和死，在极端严酷的考验面前，倔强地展示着生命的高贵。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知识分子在动荡岁月中求索人生的心灵史诗，而宗教之思则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日瓦戈深受舅父的影响，灵魂因宗教精神的照耀而澄明、崇高。他忠实于“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记述了自己在狱中走近宗教的生命体验，他完全凭着自己的精神探求走向宗教。索氏用笔积极探讨自我拯救之路，他以自己对人生真谛的孜孜以求，对宗教精神的热情宣传，承续了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精神遗产。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惊恐、战栗、压抑、窒息、绝望的现实，忍受着巨大的灵魂痛苦和精神折磨，灵魂深处展开着激烈的搏斗，就象他笔下的索尼亚面对深恶痛绝的生活而自杀一样，非人的痛苦让他更热爱生命，更谦卑地寻找上帝。俄国作家富于深厚的宗教情感，更富于忏悔意识和自我完善意识。俄国作家无限悲悯的博爱情怀以及深深的忧郁气质和坚忍品格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不难理解，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意识，中国文学中没有原罪意识，所以中国文学中没有盗火者的牺牲精神和原罪者的忏悔意识。国作家面对失意、困惑和磨难，缺乏西方浮士德式的对形而上理想的追求，也没有古希腊神话中西绪弗斯式的坚韧，显得柔弱和悲观，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缺乏一种宗教终极关怀的目标。在中国，作家面对历史的灾难，要么摆出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批判别人、要么就是摆出一副受伤的总是我的可怜相，无休止地埋怨诉苦、怨天尤人。无论面对现实还是面对历史，当代中国作家很少有人能够向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对自己进行严厉的自我解剖和真诚的自我忏悔。而在俄罗斯，极权主义统治是那样残酷，然而，健康的因子并没有因为时间而被消失，而是在知识分子中不断生长。大多数中国作家，都是穿着传统内衣的人，缺乏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动力和能力。读鲁迅的人很多，却从来没有真正把鲁迅当作鞭子来抽打自己身上的虐性，连鲁迅当年窃火煮肉和抉心自食自我拷问的丝毫勇气都没有。中国文学要超越于启蒙、社会、革命这样的政治解决方式，应该多关注人的灵魂的拯救。当下的中国文学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特别人性恶的暴露过多，对于情色的描写，对于庸常生活的东西描写过多，缺乏应有的节制和穿透力，缺乏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东西。中国作家的心灵滋源，思想滋源，灵魂滋源亟待补充。心灵上的冷漠或许与缺乏敬畏感的宗教有关，更与人格的残缺有关。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鬼神而远之，屈原更多的是为了政治和国家殉难。在屈原的诗、《窦娥冤》、伤痕文学中充满控诉意识，象《俄狄浦斯王》、《忏悔录》、《存在与虚无》这种要求人为自己、历史、无限者负责的作品在主流文化史中几乎没有。高行健、李锐都是具忏悔意识的作家。在《一个人的圣经》里，高行健记述和分析他的文章中所扮演的三个不同角色。他既是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又是一个被迫害者，还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李锐在《无风之树》里分析害人者，描写被迫害者和旁观者的不同特性。但是，毕竟太少了。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以神话和巫术为特征的民间信仰，经过改造也彻底从视野中消失了。一直以来，作家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长盛不衰的只是一种世俗教化了的政治文学。正如谢有顺所说，政治文学提供的不过是此在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惟有能将此在与曾在将在联系起来的文学，才是完整的深遂的，直面灵魂与存在的文学。缺乏信仰，精神就会陷入对粗鄙感情的复制之中。从总体上讲，儒家文化确有忽略人的个体主体和个体主体意识的倾向，不象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和强调人的个性的自由和个体的独立和发展。儒家更倾向于把人看成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并认为人伦世界是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人不能脱离人伦关系而存在。关键在于，人无法从这样的秩序里找到归属，特别是一个深深对现实绝望的人，他的精神出路在哪儿呢？ 中国文学为什么欠缺灵魂维度上论辨？中国作家为什么欠缺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 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可以在中国文化的许多层面寻找忏悔意识匮乏的原因，譬如，1、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无需忏悔；2、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因而忏悔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缺席的。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最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国人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制自己的能力，向无限者忏悔对中国人来说是尚待学习的功课。中国文化的当下状况决定了中国人善于认错而不善于忏悔：认错是向某个有限者承认自己的过错，忏悔则是面对无限者进行自我追问；前者是被动的，是未成体者的常规行动，后者是主动的，以人已经成为个体—主体为前提。“我”必须已经或正在成为个体，具有向上的意志，所以，提倡忏悔意识与提倡个体意识和超越意识是一回事。控诉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它忽略了控诉者自身的罪责问题，仿佛自己总是置身于局外，有权成为逍遥者。这是典型的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让我们知道自己应该长大成人，以主体的身份为自己和历史负责，在犯有罪责时对自己进行自我追问和自我惩罚，在为历史立下功绩时为自己颁奖。（5） “恶”内在于每个人，“恶”来源于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罪性。陀氏小说之中，心灵在罪孽、悲剧的气氛中就有了一种深深的痛苦、紧张和不安。他们深深为自己或他人犯下或可能犯下的罪孽而感到痛苦。陀氏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描写，尤其是那种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内心分裂的描写令一般作家难以企及。 中国没有独立的个体，也就自然没有个体的承担性，而个体责任的空白也就导致了没有承担性的群体。人的责任意识，归根到底是个体的承担。张景超教授指出，人作世界的主体，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环境历史固然对主体有激励或制约作用，但更主要的还是来源于一己的自主选择，并将知识人有意无意犯下的罪责，顺其自然地推演到主体的文化素质、个人修养合成的人格因素。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尚未成为个体。只有个体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具有真正的罪责意识，才能在对光荣和耻辱的深刻体验中进行充满激情的文化创造。未成个体的人只能听从他者的呼唤，按着他者的理想使世界成形，只能作为工具而存在。由于他不是他的行动的真正源泉，所以，未成主体的人必然缺乏罪责意识。对于他而言，负有罪责的永远是他人，他自己在任何灾变中都是无辜者和受害者。中国作家依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从而通过主体化的方式挣脱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把个体与群体加以区别，在人与自然的纬度通过对象化的方式斩断人与自然的精神统一，把主体与对象加以区别，结果，在人与自然的纬度是孤独的人类、在人与社会的纬度是孤独的个人，由此产生的巨大孤独只能转而由作为第三进向的人与意义的纬度来弥补，也就是由上帝来弥补。这就是信仰的纬度，因为只有在信仰之中，人类才会不仅坚信存在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而且坚信可以将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诉诸实现。（6） 文学也许有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学的根本使命却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文学是探究个体生命的，而个体生命天生是属灵的。如果不探究个体生命，文学就不能透彻，就有“隔”。在人类意识发展史上，生命个体的成熟是和追问“不朽”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产生了对灵魂的思索。人对神的崇拜，事实上是对灵魂永生的崇拜。有了永生的追问与渴望，才有生与死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此岸与彼岸的冲突，也才有灵魂的叩问，对天堂与地狱的叩问，对神秘世界与超验收世界的叩问，以及对命运与存在意义的叩问。这种叩问是个体生命与神秘世界的对话，其问题不是属于社会，而是属于个人。换句话说，其灵魂对话的内容是个体化的，而不是群体化与社会化的。（7）学者余世存经常用“类人类”这个概念形容中国社会、人心的种种不太高级的、可怜的状态。在他看来，“类人孩”没有自我意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心灵封闭，不愿意参与公共活动，人格依附，崇拜暴力和权威，权利意识模糊。中国当代的作家就是这样一种人，都消融到日常世俗生活之中去了，受“灾民理性”的不良影响，没了信仰，没了是非，没了创造，只有庸福。然而，宿命与虚无，荒谬与痛苦，才是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的真实。当务之急，当代的作家要下决心去追求自我，下决心去追求内在的真实，在生活中确立一个安身立命的意义和目的，把一切非人格非人性的面具统统撕去，必须找到一个能强托人的生命能把人的破碎的自我统合起来，并能重构人格的最终极价值—最高的生活目的。当代的作家重要的不是如何启蒙拯救大众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认识自我敬醒自我救赎的问题。写作的回归，首先是人的回归。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人。真，是真实陈述者不可可缺的品质。不尽讳地说，当代中国作家不缺乏有思有智有语言技巧的人，缺的是具有主动实践意志的作家，乏的是具有纯粹个人道德经验的作家。语言与实际，思想与行为，发生重大脱节。作家与作品普遍的非对应错位关系，暴露了中国作家亲证意识、道德能力、实践勇气的缺乏。暴露了他们极有可能沦为职业化的单面人，码字工、复制机。（8）中国作家被一种“伪人格”所围困。想爱，动无力爱；渴望得到身份感，却无法得到。这种失去人的灵与肉统一的假自我、内自我系统，缺乏人的真正活力生命力。文化建构也好，文化超越也好，归根结底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建构，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直接有关，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尚未成为个体，不能以独立个体的身份进行自由创造。终极原因是超越理性的缺失，当然这在理论上也是最为彻底的；但是这里还有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任不寐所说的“灾民理性”。中国作家的出路也许只有向内挖掘，向内超越，经过灵魂撕破搏，自我较劲，自我解剖，将个体有限偶在融入无限的宇宙恒在。作家欲达到质的转变，先从认识领域全面寻找最高价值，先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再据此价值全面落实在实践中，再解决怎样写的问题。它要求作家先整合自我人格，再整合自我与现实的关系。它实际对作家要求的是一种从思想到实践，从文本到人本的全面与世界联合的力量。作家无论是深入社会政治，还是走向内心，抑或是关于百姓平民生活，都不能仅仅停留在复制社会政治的黑暗复制人性的欲望和重复一地鸡毛的琐子，作家应致力于存在层面的探究。文学应该更关注人的灵魂能够达到的深度—并以生命力在抵御外部压力所能承载的力度为至高标准。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与何种意义上保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完整性。 许多作家都在拼命地追逐着不同思潮，但是并没有开掘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更谈不上通过这块地建立起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也就是说在“个体化理解”方面还存在明显的问题。吴炫认为，无论什么类型的中国作家，他们基本上都是生存性写作，而甚少存在性写作。所谓生存性就是一种依附性写作。他们一辈子不是依附传统文化而写作，就是模仿西方作家而写作。存在性作家的作家是建立起属于自己对世界独特的理解的，并且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世界。中国作家关注世俗，但是往往为生存环境所累形成依赖。如何把西方宗教事性的超越性和中国关注世俗的精神相结合，这对于中国批评家作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作家缺乏一种从眼前的问题问起，然后追问到远方的意识和能力，这叫穿越。但是终结点是必须自己建立一个对世界的非常独到的理解。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中国作家普遍缺乏一种稳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观，也就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学观。 已有作家明确指出这一问题，就是，在当代中国，大多作家的主体都隐遁社会，化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写作中，内视移位为描述，自审转入外向的寻找外在的批判。看不见来自生命本体的大冲动、大压抑、大分裂、大矛盾。找不到寻找自我、解剖灵魂的战栗与颤抖，更不要说由对人生的痛感，转化为对自身超越的快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了。（9） 今天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丧失对生活的敏感，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精神困境，也强烈地渴望走出困境，“人文精神”的讨论就体现了当代知识者对精神价值的近乎本能的向往和追求。在这个对话中，王晓明认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漠，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张宏认为，文学的危机表现在媚俗和自娱两方面上。并总结说：“文学没有自己的信仰，便不得不依附于外在的权威。”徐麟指出，在文学上，“王朔现象”并不罕见……它们都是正统价值观念崩溃后的产物，并都是对文学废墟的嘲笑。王晓明谈到的“人文精神的危机”、张宏谈到的“调侃一切”、“信仰”和徐麟讲的“以废墟嘲笑废墟”，都是这个时代人文精神日见萎缩的突出症状。在这种精神溃败之中，知识人就干脆放弃信仰，放弃寻找精神出路的企图。（10）应该说，这些学者抓住了中国文学的根本病根，深刻而又尖锐，像这样去分析当代作家的创作，探讨文学的出路，才是真正体现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只是让人感到遗撼的是，这种探讨很快淹没在一片喧嚣中。关于文学和精神信仰之间关系的讨论，也被搁置了。我觉得，时下的精神空间其实非常狭窄、单调和匮乏，我们应对自己的精神处境保持自觉。西方哲学史上强调对人的桥头极关怀，关注人的灵魂生活。周围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对精神的关注，大体上将精神修为作为功利性的手段，实现其外化的实用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内对外王，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看出最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精神世界和灵魂生活，而是现实生活和世俗价值追求。 我觉得突围，必须从鲁迅开始。  赵歌东指出：当前的文学理论界以一种表面的多元化掩盖着一种极度的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缺乏鲁迅那种严峻而深刻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以鲁迅为参照，我们应该深刻地感到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贫困和思想危机，这种精神贫困和思想危机一方面表现在历史所决定的现代化思想资源的贫乏，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鲁迅创作中那种以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为基础的丰富的精神痛话的陌生与隔膜。（11）王晓明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最苦痛的灵魂”，的确就“苦痛”二字来说，再没有别的作家能超过鲁迅了。但是鲁迅在痛苦、绝望的重重包围中，始终选择了一条承担痛苦、反抗虚无的道路。基于对无路可走的惶惑心理和对黑暗的深刻体验，鲁迅拒绝了一切对未来绝对、全面、永恒的幻想，拒绝逃避现实，正视人生和现实的不完美、不圆满、缺陷，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路。  近年来，刘小枫、摩罗、刘烨园、余杰、王开龄、谢有顺、筱敏等对俄罗斯作家及其承载的精神传统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洞察到了中国文化中缺乏超验思维和灵魂拯救，特别引入原罪和忏悔，以此来解决中国文化中的疾病。刘小枫引进了“十字架上的真”，关心个体灵魂生与死的“真”。他说他引进这种“真”，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刘小枫在《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一书中深刻反省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盛行的“冷嘲”。冷嘲在汉文化中确有悠久的传统，并被视为人在困境中或无可奈何的处境中的最佳自卫手段和反抗手段。冷嘲在作为一种反抗手段的同时，也是对自我心灵的伤害，它摧残了人对存在的基本信赖感，败坏了人对珍贵的、令人感动的神圣品质的感受力，阻止了人在生存论上对爱和希望的认同。只能用爱、同情、信仰、宽容、真诚来超越。基督教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原罪，即人对上帝的背离或疏离。所以它更注重内在的问题，即人性的“堕落”。相比于人的外在苦难来说，人性的堕落或人类本性的丧失才是根本问题。刘小枫从价值根基或说终极关怀这个信仰的角度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从而引入基督教神性价值观，意义十分重大。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过于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精神结构上的差异性，以至于将鲁迅这个“立意在反抗”的精神巨人划归到现代虚无主义者的行列，并大加痛斥，可以说他对鲁迅的评论因为过于建构自己的基督教文化立场而忽视了鲁迅在虚无中的痛苦和价值担当。    鲁迅深刻地感受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而有意识无意识法为遭遇到现代性的精神危机的生命个体寻找和确立生存信念。鲁迅的精神意义在于他构成了中国人建立超验思维跨过自然本体的传统文化规定的桥梁。怎样从儒一道（佛禅）互补的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转换为基于原罪认知的救赎、忏悔和担当意识。是当下中国学界所要认真思考的。 鲁迅永远是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焦灼、愤懑、激烈，都来源于他对现实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思想穿透。对于当代作家来说，迫在眉睫地要恢复角色意识，要保持疼痛，要在疼痛中寻找出路。当代作家，不仅要有批判的、异议的，反抗的态度和自由思想的立场，还要有勇于实践和承担的立场，首先要从承担虚无和痛苦开始。鲁迅一生的努力方向不就是在国人（特别是知识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打开条裂缝吗？对于惯于逍遥的中国知识人，保留一点生存的疼痛感，是一件好事，何必忙着消解呢？当下的中国作家能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自己的重担吗？能不在无奈中消磨人生，从而自觉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吗？能抛掉自己作为知识人的优越感，主动迎接生活的锤炼吗？能够彻底摆脱各种依附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吗？那些如今仍生活在学院体制庇护下的“精英知识分子”和作家会从内心反省和反思自己吗？鲁迅认为一切都是“中间物”，一切的事物都在转变中，特别关注于在世界的无限发展进化中处于中间环节的现实，执着于现实体认，执着于现实的行动和实践。汪晖认为“中间物”的概念体现着通过现代意识的觉醒而从传统中分离出来的一代知识者灵魂的某种‘分离’。”（12）因为这种分裂，鲁迅陷入到了“无物之阵”的孤寂与悲凉之中了。鲁迅对一切精神资源都保持距离，依靠自由意志抵抗外来任何桎梏，他在实质上成了地道的“精神无赖”。（13）鲁迅对主观内面精神的强调，对性灵的追求，而这种向内部精神和灵魂的开掘这种持续不懈的对自我存在的追问不仅是生命的内在需要，是诗人通过对自我人性的追问来探索人性，同时鲁迅也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深刻意义在焉，把生命价值基于内在精神生活，“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那么对外在的物欲和权力的追求就相对看淡了，人的生存境界就提高了，个人尊严的个体意识就更强了，对形下生存之外的个体价值和尊严的需求就更迫切了，有这种深遂的精神作为基础，才能诞生鲁迅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独异个体。鲁迅的灵魂经过地狱之火锤炼的灵魂已经具有了空前未有的强度、韧度与深度，只有这样独异的精神个体才能承受精神创造和社会责任承担之孤独之艰辛之压力。这种强烈的深度的灵魂搏斗和绝对自我个体存在的意义和自觉，中国此前此后皆无，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灵魂和精神境界之低，以及生命力之孱弱。无力承受追问的惨烈，艰辛，沉重和沉痛。也因是，生命的超离动物的个体自由的精神生存的绝对价值和根基未能确立，而真正的精神创造亦复不可能。比如余华就因胆怯而堕落为活着就是活着的动物哲学，如此孱弱的灵魂怎么能承担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和精神创造之重任？（14）毫无疑问，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灵魂和精神境界的开拓，大大提升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但是，遗憾的是，这种精神品质经过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7年的“反右”、“文革”、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9年的政治风波等，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内撤主动自我阉割，几乎所有作家未能逃脱那个“精神黑洞”的吞噬，普遍侏儒化了，这种侏儒的表现就是作家的精神空间越来越狭窄、萎缩、单调、匮乏，普遍丧失了精神自觉，内省意识和忏悔意识，何谈创造呢？离开了“个的觉醒”和“罪的觉醒”，鲁迅对国民性、历史文化、知识分子、强权的批判让人无法设想，但即便象鲁迅这样具有强烈“内省”意识的文化先后也陷入到被环境伤害之后的怨毒里不能自拔。刘再复先生说得好，承认自己脆弱、软弱、微弱，可以避免许多妄想，包括成为超人的妄想。人的话语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更不可能放入四海皆准。终极真理的妄想便是超人的妄想，以为人可以替代神的妄想。妄想使人变成妄人，使心变成妄心。但是，在一个无神的文化语境里，如何让人承认自己的脆弱、软弱、微弱呢？如何能让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呢？如何才能勇敢地承认自己并不那么重要呢？是个问题。鲁迅是个例外，他一生忠于自己的生存体验，对任何思潮从骨子里都有一种整体性的审视和质疑，强烈的“中间物”意识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有限，只不过在上海的最后十年里为恶劣环境深深伤害了。 鲁迅最重视国民性改造和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问题，他特别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透视出国民灵魂和精神人格方面的分裂和残缺，苦于无从整合。鲁迅十分重视“历史中间物”的过程和个体生命的过程，而一下子直逼结局的透彻使身处“过程”中的他充满矛盾、紧张和痛苦。是的，单就对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抨击而言，鲁迅等中国作家可以和世界大作家相比。鲁迅留下一个难题，如何存在的虚无和深渊？在《野草》中，鲁迅始终没表达过人生存的终极意义。鲁迅也曾意识到某种超验价值的存在的意义，他虽然没有畅想过天国，但却也时常谈论阎王、地狱和鬼魂的，只是鲁迅对此并不认真，只是如妄方之而已，他是执着于现世的生存的，是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的，这是一种“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的率性任情的人生态度。（15）“抉心自食”在不断的挖掘自我，在自我的痛苦的反思过程中品味痛苦，这是鲁迅独异于别人的地方。与一切传统文人不同,鲁迅直面痛苦而坚决不寻找痛苦以外的东西对痛苦进行消解和回避。《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三篇突出展现了鲁迅当时激烈痛苦的思想矛盾斗争,而就在这冲突中闪现了鲁迅绝望中进出的希望之花,展现了一个精神界战士坚毅刚强的风采。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关于陀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称自己是地狱里的苦鬼，一个徘徊于人间与天堂之间的苦鬼。坚持内心或“主观内面生活”失败了，从而陷入了“求乞”之中，然而“求乞”也失败了，只能倚赖自己之外的东西：信仰。 200年来，中国出现了三个具有绝望感的大作家，曹雪芹、龚自珍、鲁迅。按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在《旷野呼告》中的说法，绝望正是信仰的基础。三位作家都未能走向信仰。知道贾宝玉因何来到世上？曹雪芹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原罪说，即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曹雪芹正是把握到这种“宇宙人生本来性质”,世上遂有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红楼梦》。原罪，中国人根本就怀疑，拒绝承认，因为原罪隐含着对祖宗的不敬。曹雪芹以情补天，能行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对此有精辟论述：     曹雪芹以贾宝玉出走（入世）——归去（出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模式，表达了自己痛苦而深切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从而认同了无情、无知也无痛苦的永恒世界，否定了有知、有情、有苦也有限的尘世人生。有知、有情、有形也有限，而且必须承担一份苦痛。痛苦是个体生命的属性，丑恶也属于生命，而纯粹的美、爱和深情，则不属于这个世界。贾宝玉无力承担这一份属人的痛苦，他不是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曹雪芹也不是加谬，他没有勇气面对有限的生命和荒谬的人生。自然是中国人的上帝，他来自自然，永恒在召唤他，他不可能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最终归于上帝的怀抱，因为他们不可能超越所属文化的先在规定性。贾宝玉深知生命的有限性，并为之黯然神伤、莫名惆怅。他时时都在准备离开世界、抛弃欲望，但又时时惊诧于自然所孕育的美，为美所诱惑，并耽于这种美。正是在此意义上如夏志清教授所言：曹雪芹是“徘徊在怀念红尘和决心解脱红尘的痛苦间”。贾宝玉的精神历程就是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挣扎，他的居世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美。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并非要“以情补天”，“以情补天”仍然是儒家的情怀，其出发点仍然没有超出儒家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居世的曹雪芹禀有的依然是道家的审美情怀，骨子里仍然是一己的逍遥者，而非宗教的拯救者，其目的在于“自救”而非“救世”。曹雪芹禀有的既非以信仰为核心的宗教情怀，也不是儒家的伦理情怀，而是道家的审美情怀。贾宝玉既不是伦理的或悲剧的英雄，也不是信仰的骑士，而是审美意义上的诗人。诗人相对于庸众而言，只是一无所用之人，至少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可以作如是解。宝玉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本源性的真人，他来自永恒，在此世却没有任何能够抓住的东西，以抗拒死亡的威胁，慰藉生命的虚无。他只能离弃尘世，这里不过是暂时寄居的“他乡”而已。这里充满了纷争，为功、为名、为利、为了满足人的无穷欲望的“生”，却从不 　　思考生命及其意义。经历了一番挣扎、几度生死，宝玉终于大彻大悟，毅然返回自然，回到生命的本源，归于永恒。在此，曹雪芹既否定了儒家世俗伦理的功利人生，也拒绝了道家的审美情怀，最终以佛家的方式，走出劫难的世界，以此摆脱了尘世的纷纷扰扰和所有烦恼，但从而也否定了生命和存在的一切价值。 　　 　　由道入佛，从审美到解脱，从深渊到虚无，从绝望到虚妄是贾宝玉也是曹雪芹的心路历程。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把中国文化传统中意义的缺席、价值的匮乏，以及对生命、存在的绝望感，表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从而也把魏晋以来中国士大夫文人的艺术化人格及其遭遇推向了一种极致。    阿尼玛原型是荣格对男性身上所具有的女性特质的一种概括,作为<红楼梦>灵魂人物的贾宝玉很突出地显现了这一特质.准确地把握贾宝玉身具的女性特质对于理解整部<红楼梦>的意含将是非常重要的.贾宝玉的女性特质从神奇性地被赋予,到在现实中地投射,再到最终地无可投射,深深相关地始终是一个"情"字,他想以"情性"化解世间的暴虐,但冷酷的现实终究抹杀了他的女性温情.他的悲剧,预示着曹雪芹"以情补天"的美好愿望的破灭. 　　 　　曹雪芹以为儿童天性和情可以救中国，可以拯救中国文化，这也正是曹雪芹的失败之处。例如顾城足有儿童天性，但却自私自大。所以儿童天性是不能造就大文化的，必须从背后的情走向博大的爱。鲁迅意识到了人生的绝望，但却没有给出一个绝望的理由，鲁迅不看但丁的《神曲》，他不屑与找到这种理由。所以，在精神谱系上我们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不要问怎么走出黑屋子，而要问我们是如何走进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的美学就是中国文化黑暗的始作俑者。我们要走出鲁迅，不要把爱和恨看成是平等的，爱是高于恨的。鲁迅只是来扫除黑暗的，而中国文化需要在灵魂的纬度上带来光明。所以我们要做为博大的爱作证的圣人！中国文化要由仇恨的文化走向常念一二的爱的文化！没有爱是万万不能的！对于鲁迅和曹雪芹，网友黄叶村以深刻的体验作了总结：曹雪芹所体验到的，更多的是空幻，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繁华如梦；而鲁迅所感受到的却更多地是黑暗，是人性自身中的罪恶和无可救赎，是喧嚣中的死寂。这其间的区别在于，曹雪芹是从家族的衰荣中领悟了佛理，明白了“色即是空”，有一种大彻大悟之后的平和。鲁迅虽然也曾经从佛经中寻找解脱，而终于不能自救（这也许是他所接受的现代科学害了他，也许是受尼采“上帝死了”的影响），所以自始至终有一种内在的紧张。通灵宝玉可以找到他的大荒山，重新回到青梗峰去，但是“过客”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此所以魏连殳至死嘴角都带着“冷笑”。 所以，与西方作家带着深深绝望从生命痛苦的深渊中向神求告不同，大部分中国作家面对苦难和残缺采取冷心和凉心的逍遥精神，而非面对贫乏时代和自我灵魂贫瘠的守望、忧心、祷告的拯救精神。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说他年轻时候很喜欢但丁的《神曲》，特别喜欢《炼狱》因为里面有许多苦鬼在。究竟鲁迅是在什么地方止步了，他的精神状况是什么样子，需要认真加以对待。《墓碑文》中鲁迅对自己作了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潜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虽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却发现了自身的矛盾。鲁迅正是靠着“中间物”的思想自觉担当自觉牺牲摈弃一切外援直面现实的超强的自由意志，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背景下的文化巨人。即便鲁迅对西方文化也产生了误读，针对这种误读，邓晓芒评论说，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本来是靠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彼岸信念而结合成一种普遍的独立人格的，但在引入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彼岸信念的文化中来时便解体了，个人主义被理解成中国传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士风度，失去了普遍性，人道主义则被理解成中国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人主义，失去了独立个性。（16） 潘知常指出，鲁迅于个体的“绝望”，但是未能为“痛苦”、“绝望”的承担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在鲁迅的心灵中从来不曾纠缠过但丁的追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对于前者，鲁迅说：“于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17）对于后者，鲁迅竟然“废书不观”。由此不难看出鲁迅与他们的一大差异，即鲁迅是执着于现世的一重世界，希望在现世就把一切帐统统结清，主张“拳来拳去、刀来刀挡”，甚至不惜“用更粗的棍子对打”、“一个都不饶恕”，而不象他们那样坚持在人的世界之外追求一个更高存在的纬度。（18）鲁迅的存在困境就在于，他敏锐地洞察到了传统文化的逍遥特征，拒绝在其中游戏，但是又缺乏一个更高的彼岸世界，值得去固守，干脆将自己变成一块硬石头。鲁迅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19）这里的“毒气和鬼气”就是敌意、荒寒、冷漠，如何清除这些陈旧的文化遗毒，必须为中国文学引入新的纬度：爱之纬和信仰之纬。刘青汉先生认为，鲁迅的根本价值在于他最终启事我们：鲁迅之单一之人纬度的汉语人生改造没有指望。这就使鲁迅的后来人无须重走鲁迅的路，无须再象鲁迅一样完整地经验那样痛苦的绝望、换气、煎熬，再是应接着鲁迅的终点转向别一视域求拯救。而我的体会是，向鲁迅之单一之人向度的拯救跨过一步，就是神之纬度进入人生的神的拯救。 鲁迅为什么未能达到陀氏那样的精神价值高度？丁辉以基督教文化为价值参照，把观鲁迅精神世界某些精神质素的欠缺，认为在鲁迅的内心世界中，这种“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内心的“黑暗”、“鬼气”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对黑暗势力的迷恋，而这种对黑暗之力的迷恋固然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及至个人遭际上的根源，它源自鲁迅中国历史析社会的沉重苦难自知无力背负又不得不背负的焦灼与绝望。这种灵魂的怨毒之气，这种对黑暗之力的迷恋以及相应的对光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需要加以反思扬弃的东西，因为它暴露出我们的民族精神在面对苦难和不幸时，缺乏一种健全的情怀，这是一种迫切需要疗冶的民族精神的残疾。只有重建一种对永恒意义与价值的“基本信赖”感，才有可能在挚爱与希望受到现实的否定时仍然挚爱与希望。（20）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个高于世俗法庭的超越性尺度，这个尺度远比人类公正合理，掌握着善恶是非的最终标准。西方文化本质上是罪感文化。罪感文化是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它直指人类灵魂深处的罪孽，西方思想家因此能够不断警惕和纠正自身的罪过。这种警惕性由个人走向群众，由自我走向社会，从而形成思想家强烈的批判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同样，当代中国作家余华、张炜、王安忆、史铁生、张承志等人的写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写作中保持了内在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来源于作家的体验与现实之间无法和解的内在矛盾。但是，当一个作家未曾找到与现实和解的真正的根据时，痛苦就产生了。阎真的《沧浪之水》以一个人灵魂的挣扎为视点，在对日常生活场景入木三分的描写之中，无不投射着作者沉重不安的灵魂。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作家叙述故事的同时，抓住和追踪人物精神活动这个视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品没有能在灵魂的层面上进行追问，主人公池大为灵魂深处的痛苦随着他的“功成名就”变得模糊不清。反映在阎真小说中灵魂剖析和精神追问力量不足这一问题，已经成了当代中国作家整体的局限所在。从《沧浪之水》、《狼图腾》、《活着》等当代优秀小说上越来越暴露出一个为中国作家所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当代中国文学总是难于出现触及人类灵魂的真正杰出的大作品，或者总是半部杰作现象，总是缺乏灵魂，总是只有优秀的局部而缺少巨大的概括力?对此现有各种说法。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精神中缺乏人类最重要的心灵资源，缺乏永恒的神圣的内心真正服膺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当然，事情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作家的观念而忽视作品的艺术成就。由于缺少更高的光亮和声音，必然使当代中国文学短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人物之口说过，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什么都可以做。就是说，如果人的心里没有永恒的信仰和准则，必然会为所欲为。灵魂信仰的问题是人类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我们的很多作家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源。于是，急于解救现代人精神困境的作家，有时候就不得不用心造的幻影如“狼崇拜”之类来充当替代品了。（21）真正的作家必须正视人类的苦难和眼泪，站在良知的立场上，在苦难的深渊发出终极的呼告，他要拒绝任何形式的消解。面对存在的困境，受难是人类的命运。鲁迅的笔下或在绝望之中挣扎人格处于分裂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在灵魂的挣扎中被撕裂，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充满着被苦难异化后的无助与恐惧，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充满痛苦的拷问。整个中国文学界，缺乏的就是这种对苦难、命运和绝望反抗与思考的精神。（22） 作家陈希我说，我们的文学太注重世俗的逻辑了，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精神价值观和苦难意识。我们太要利益，我们的文学中总是充满着活命哲学。我们没有《神曲》、《浮士德》、《哈姆莱特》、《尤利西斯》。这是我们文学的悲哀。更悲哀的是，长期疏于思维，我们的语言已经不能表达深刻的追问了，我们没有追问。实际上，“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经过西方人文精神的洗礼，他们的最高品格是“清论”。只有鲁迅，恰恰就是这个现在要被放逐的鲁迅例外，其灵魂的痛苦，思维的乖戾，语言的诡谲，似乎还真是中国文学的活路。至少他明白，文学家不能“帮忙”或“帮闲”。老酷先生认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真”、“善”、“美”三个维度上不断的追求者、发现者、开掘者和创造者。这里的“真”是现实关怀，“善”是终极关怀，“美”是审美关怀。（23）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作家来说，这仍然是个苛求，因为许多作家还在吃力地求“真”爬行，即便象余华这样的当红作家，也只是在“真”的层面上过关，至于“善”和“美”，也还是个理想。因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笔下，已没有了人生酸苦和感受，已没有了挣扎、眼泪、疼痛、绝望、愤怒，个人在这个激变时代所有的不幸都被过滤和遮蔽住了，谈“真”何其难！中国作家的人格惰性表现在他们狭隘的精神自恋。当前中国作家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的匮乏归根结底是这种精神自恋的表现。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法国启蒙主义运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运动各个时期的文学史就不难看到，在世界现代人文主义、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文艺运动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像中国现代作家这样既没有坚定的信仰又没有坚定的自信，每每在历史挫折和现实困境面前表现得如此的自恋而又自虐、矫情而又软弱。精神上没有自审的勇气和魄力，创作中急功近利自甘平庸。当前中国文学的精神自恋已经发展到了腐朽的程度。当代中国作家精神上正面临着极度的贫血与缺钙的危机。当代中国文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泡沫化”和“沙漠化”的双重困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只有鲁迅通过对“五四”文学“狂人”性格的自我反省和对民族性格中精神胜利法的历史批判，彻底走出了自大狂与受虐狂的精神误区和人格局限，最终实现了对传统文化人格的现代性超越。（24） 当代的文学批评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文学的这种精神缺陷，已着手重塑灵魂关怀的维度。谢有顺指出，中国文学一直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作家被现实捆绑得太紧，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国文学流露出的多是现世关怀，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在曹雪芹、鲁迅、张爱玲这样一些作家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学的另一种传统：他们不仅关怀现实、观对社会，而是直接以自己的良知面对一个心灵世界。这是中国文学中最为重要，但是至今未被重视的精神传统。中国文学只有重建起这一精神传统，才有希望为人类性的根本处境作证，才能达到新的境界。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有困局，其实都与此相关。（25）刘再复和林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因此，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化（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相比，中国数千年的文学便显示出一个要根本的空缺：缺少灵魂论辨的维度，或者说，灵魂的维度相当薄弱。我们迫切需要的工作，就是探讨文学的灵魂维度与灵魂深度，探讨它们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刘再复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一文中谈到，中国的现代文学如果从审美的内涵来说只有一个维度，就是国家、社会、历史这个维度，可以说是单维文学，缺少另外三个大的维度，一个是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叩问的维度；一个是缺少超验的维芳；一个是自然的维度。 中国文学过于社会化、政治化，作家被动地屈从于一个世俗化的思想目标。古代的“诗言志”、“兴、观、群、怨”，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造成作家艺术想象力的无限萎缩。在毛时代的思想改造和造反习气的夹击下，在后毛时代物质主义的持续洗礼下，国人的人性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泯灭。他们在非人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手段上仿佛什么都学会了，但他们在人的自我生成理性精神上却一无所知。有论者指出，从外在社会和历史形态切入生存，并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打量自己笔下的这幅生存图景，这是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传统对当代小说家决定性的制约因素。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者始终不把人物精神生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块，从他们的现实人生外在功利的复杂纠缠和命运遭际中剥离出来，予以突出的描写，而是把人物感情的波澜、灵魂的探求，揉进外在现实生活的旋涡加以含蓄深沉的表现。这就要求中国长篇小说作者放弃命定视角和反讽基调，这意味着要求他们挣脱小说传统甚至某种更加强大的文化传统的巨大约束，换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基本视角）和“心”（反讽基调）去接近当代中国的实际生存。（26） 所以，有人尖锐地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德米特里型和伊凡型，几乎没有阿辽沙型；鲁迅的悲剧就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卡拉玛佐夫”家里竭力要有人们相信信仰某种东西的重要性和一无所信的可怕，但他自己又根本不知道这应该信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27)但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一个无神的文化语境十，面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压，陷入一种个体意义之上的孤立无援的“沉思”，这种“反求诸已”的沉思促使他从失败的经验中逐步建立起来一种精神的“自觉”，因为这种“自觉”，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观察方式和话语方式，他所有的批判都是建立在这种深刻的“自觉”上的。细读《野草》时发现，作为一个“失败者”，鲁迅是深深自知的，也因此，“抉心自食”，不断向内挖掘自我，痛苦反思，抚摸创伤，这种精神自觉，比那些回避痛苦、寻找快乐、寻找成功的人高出一筹。所以，当代中国作家要从那种不承认失败、不承认无能、永远胜利的难以抗拒的宿命式的阿Q主义中走出，即是从“失败”、“求乞”、“未完成性”中走出，恢复痛痛的感觉，建立起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将“失败”带来的“悲观主义”追问到底，之后才会发生精神转折。这里补充一点，当代许多作家（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把鲁迅抛掉，停留在整个社会和体制外围“焦虑”和“呼喊”，疼痛还没多久，就直奔基督去了，他们从基督那里获得的不是自我提升，而是获得了自我优越感，那种“基督宪政”和“儒家基督徒”仍然是纸糊的理论，也同样是一种失败了的阿Q主义。鲁迅对于嫁接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信仰纬度的桥梁意义，越来越凸现出来。学者摩罗较早注意到“求乞者”鲁迅的重要性，他在写作中批判之外所表现出来的对人作为一种存在物的苦难处境的追问，对个体人生在面对无限宇宙之荒寒而无所慰藉的痛苦，都与鲁迅作为一个存在之意义的追问者和绝望者是相同的。摩罗在《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里说，他自己是个无赖，精神上一无所赖。他老是感到精神虚弱，希望找到一个深层次的东西支撑自己，解决他的困惑。摩罗坚持绝望，不寻找绝望之外的东西来消解绝望。然而，当个人意识真正觉醒之后，摩罗才发现了“成为个人之难”，他在《因幸福而哭泣》中提出：“人是自己的奴隶”，开始了“罪性的觉醒”。摩罗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开始关注西方文化中的信仰问题，他说：“有人说革命压倒启蒙，或者说革命压倒了其他什么东西，可是终极关怀，灵魂得救，信仰自由这个层面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压迫，它根本就没觉醒过。”（28） 作家张炜曾经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我不禁疑问：我们有自己的精神立场吗？不。我们没有。我们有的只是救世主，知识传播者，真理传授者，道德拯救者，文化塑造者，牧师。只有鲁迅等少数在失败中自觉的“失败者”当作自己的精神身份，在绝望中进行着“韧的战斗”以完成一种担当。对于一个失败者而言，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虚构出一套理论宽慰自己，抗拒主体对外的敞开，或者只用他者的语言代替自己的思考，都是肤浅、庸俗的选择。在困境和磨难之中所保留下的个性和品质是最为珍贵的。象鲁迅这样的精神界战士，用一种坚韧和决绝所捍卫的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与世俗作对，与“平庸无奈的恶”同旋的方式实现了对人类生活最终极的关怀。文学批评家郜元宝认为：“在失败中学习和学习失败，也许正是中国现代性隐秘的源头。知识性的东西是我们的经验的形成是在我们开始对这些知识的学习之后。我们学习知识过程中不断遭遇失败，不断改变自己，由此获得一种反省和自觉，慢慢建立自己的经验。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盗西方的火煮自己的肉，在他人的烧灸和自己的煎熬中认清自己。我们的出发点并不在不断涌来的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话语，也不在中国和西方某种固有的传统，而是不断学习着又不断失败着的我们自己的存在。否则，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发现自身内部的，跟自己最靠近的中国思想的典型经验，就永远难以找到自己思想的源头—我认为这个源头就是，我们当下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失败，就是刚才讲到的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倡导的“知耻”，以及鲁迅对阿Q精神的持续反省。（29） 我们的先秦思想家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感受中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战争的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人类失去了过往的平静、安定的生活环境的时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加强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不是使人类如何反抗宇宙、世界和自然对自己的控制，而是重新恢复人的平静的、和平的、有秩序的生活。他们比古希腊的悲剧家更了解宇宙、自然、世界意志的不可战胜，更了解人的力量的有限性，更了解人的苦难，也就是说，更清醒地意识到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更了解人类在世界上的悲剧性地位，因而也有更强烈的悲剧意识。但是，他们的任务不是在意识到这一切之后去增加人类的苦难，而是要消除这种苦难。他们为我们民族贡献的是消除这种苦难的方式，而不是在这种苦难中意识人的力量和人的意志的伟大。（30）在苦难中发现希望（意义），就是为生命的品质树立起一个神圣价值参照，没有神圣价值参照的生命只是一种深渊似的贫乏。形而上学的维度所无法证信的东西，必须从信仰的维度来加以证信，人的生命能够从渴望神圣的信念及其践行中，获得存在的丰富性和高贵性。否则的话，历史和精神就是一片空白，虽有延绵，但无意义，至多留下一堆物质垃圾。 　　 　　在苦难中保持寻找幸福的激情，绝非把苦难和死亡浪漫化为甜蜜的毒药，而是在医治无限制地放大灾难所带来的时代悒郁症以及个人心理疾患。苦难中的幸福和危险中的从容是无法伪装的，在直面苦难的同时，坚守对明天的希望，绝非廉价的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面对困难的内在明亮，首先是爱和希望，其次才是理智，绝对的爱和不灭的希望，无条件地构成人性向善和生存意义的必须条件或前提。苦海茫茫，无人可以逃遁；应该承担的不要放弃，应该放下的不要执着。环顾四周，虐杀无处不在，难逃人性恶的阴影，应该怎样划解仇恨权衡利益？欲望满足的界线在哪里呢？罗素说过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他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是每个人都可以具有的似乎成为一种本能。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罗素的高尚所在。作为哲学家对人类苦难的一种先验感知。鲁迅说直面惨淡的人生……可人生这样充满苦难叫可怜的人如何面对呢？这就是要破除对人的执着，寻找神圣性的参照。人因着原罪和本罪的剥夺，使人不能靠着自己去达到神完善的标准，罪在根本上是爱自己不爱神，选择自己不选择神为最高的目标，罪人是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以自己去抵挡神，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的动机，又以自己的意志为至上的统治，不肯无条件的投降于神，顺从的旨意。如何面对苦难的折磨，也即如何安置我们的灵魂，深重的疑问呈现在我们面前。余华让我们看见了人类一生的苦难，但面对苦难，他显然缺乏受难的勇气，不愿意在苦难中前行，以倾听人在苦难中如何获救的声音；他选择了用忍耐和幽默来消解苦难。人在苦难面前是被动的，而消解是被动的承担，它鼓励人们遗忘苦难，接受苦难，用现世的、短暂的欢乐来消解苦难的沉重面貌。而消解的后果，最终使福贵与许三观成了被生活榨干了生命力，充满暮气的老人，他们的眼神貌似达观，内心却是一片寂静，在他们面前，站立着的只是广阔的虚无，厚重的麻木，以及庄禅式的自我逍遥，而没有受难后的豁然与快乐。消解和遗忘只能带来另一重虚无，很多人不能真正感知苦难的内涵，他们逃避开了，“走出荒诞的墙”，可“城墙内荒诞和恶的世界依然原封不动”（31）苦难是无法摆脱的，所以我也并不赞成消解和遗忘，这样并不能真正擦去人生存中苦难的痕迹，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自欺和掩饰而已，它的结果只会使人被苦难吞噬，继续忍受着苦难与恐惧对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正是在这个层次上面，我并不认同余华对待苦难的民间立场，虽然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作为一个觉醒了的知识人，可是我无法回到福贵和许三观的忍耐和麻木上去。面对苦难，只有担当苦难，受难将带来拯救，只有承担才能体味到苦难的真正意义。 《圣经》上说人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人本来有上帝的形象，这些形象包括诚实，慈爱，公义，温柔，谦虚，圣洁等，后来人犯了罪，这些形象就受了亏损，罪就进入了人类。信仰上帝就是为了远离罪性，回到上帝造我们时的美好形象。人既看见了自身的残缺，也就看见了神的完美，有了对神的敬畏、感恩与赞叹，由是爱才可能指向万物万灵。人不能依靠自己拯救自己的灵魂，只能依靠人之外的某种超验的精神实体存在。面对苦难，只有担当苦难，受难将带来拯救，只有承担才能体味到苦难的真正意义。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理性和信仰都要建立。    [引文注释]           1，《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见《坚守与突围》，于仲达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2，（《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从30年代文学谈起》），朱晓进，《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 。        3，刘再复  林岗《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        4，《百年文学十二谈》，见王宏图和刘志荣对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出版。         5， 王晓华《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忏悔》。         6，潘知常《中国美学：最后的挽歌》。        7，刘再复 林岗《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      （8）（9） 王英琦《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2月第1版，第166页，177页。     10，《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第1次版。      11，赵歌东《走进鲁迅的尴尬》，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四期。      12，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3，《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于仲达《坚守与突围》，2004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4，范美忠《灵魂深处的激烈搏斗》，见《〈野草〉》心解。      15，耿传明《两种伟大与两种激情》。      16，邓晓芒《从〈文化偏至论〉看鲁迅早期思想的矛盾》。      17，《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页。      18，潘知常《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      19，《鲁迅书信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1页。      20，丁辉《亟需“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精神残疾—反思鲁迅的一个角度》。      21， 雷达：《狼图腾》折射当代中国文学缺灵魂缺陷。       22, 塞妮娅《重塑中国文学精神》，见《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       23,老酷：《流血的阅读和流泪的阅读》。       24,赵歌东《走近鲁迅的尴尬》，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四期。       25,谢有顺《重塑灵魂关怀的维度》。       26, 郜元宝《拯救大地》，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40页。       27, 郜元宝《在祥林嫂的目光逼视下》，见《在失败中自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后5月第1版，第30页。     28,曼德  摩罗   江登兴《寻求信仰的年代》。      29, 郜元宝《在失败中自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自序，第10页。      30, 王富仁《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第2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3月北京第1版。    31,《拯救与逍遥》刘小枫著上海三联 2001年7月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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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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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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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07-8-4 13:40:48 |只看该作者

大致看了下。材料罗列挺有说服力，但立论似乎有点问题。再静心细看。这个帖转到观察版更好。

未到六十已古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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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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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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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07-8-4 13:40:48 |只看该作者

这个作者的问题也不小。不知道是他本人水平有限还是有意把文章停留在一个层次上，我觉得如果他继续深入思考下去可能会把自己驳倒。他为他的“灵魂说”“原罪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却惟独回避了它的反面；这是一种“坏”的论说方式，起码不是一种更雄辩的叙说。按照他的逻辑，是否纳博科夫也是以畸形为美德的典范呢？引入“灵魂”我没意见，但是如果思考所谓文学“终极意义”这一概念的话就有些小儿科了。

Narkom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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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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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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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2007-8-4 13:40:48 |只看该作者

另外，“灵魂”这个词就好比“人类”一词，很难让人们“团结”到作者的初衷里。中国作家引入了基督教的原罪说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回避差别性的对待，这本身就是个问题。说某某作家“道德”、“灵魂”上有问题实际上也反应了作者内心里的那种普遍主义情结。而这也正是我不认同他的地方。作家“灵魂与道德”的义务在作者这里已经有意与怜悯、善良的感觉对立起来了，这真是个方法论上的误区。我们可以按照他的逻辑推演：那就是“道德”完全不能等同于留意苦难和侮辱的能力。怎么会是这样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7 23:53:00编辑过]

Narkom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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