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反资本论的革命

Nasca

<p>认为有纯粹“客观的”预见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个有所预见的人实际上所具有的，只是他希望获胜的“纲领”，而他的预见本身就是取得这一胜利的一个要素。</p><p>…… </p><p>只有当一个人做出预言并以自己的强大意志使它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个问题才在他那生气勃勃的头脑里变得如此重要。从自称“不偏激”的人做出的那些预言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充满了慵懒、繁琐和奇思妙想。一旦“预见者”有了一个需要实现的纲领，这就足以使他达到那些本质的东西，达到那些“可以组织起来”、可以给它们确定方向或改变方向的要素，实际上，也就是那些惟一可以预见的要素。这和人们通常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截然相反。一般认为，任何预见行为的前提，都是要确定与自然科学的规律同样一成不变的规律。但是，正如这些规律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在绝对的或机械的意义上存在着，上述看法也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人意志的存在，没有“预见”以这些意志产生的作用。因此，人们所建立起来的一切，就都是从任意的假定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的。</p><p>……</p><p>行动的政治家是创造者，是唤醒别人的人，但他既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也不是在自己欲望和梦想的混沌虚空里活动。他依靠有效的现实，但到底什么是这个有效现实呢？它是静止不变的吗？难道它不是在不断运动和变换着的平衡中形成的力量对比吗？运用意志去为那些实际存在和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新的平衡，同时依靠我们认为是进步的那种特定的力量，给它提供取得胜利的条件——这一切固然是在有效现实的领域里活动，但目的却是为了支配和克服这个现实，至少是有助于支配和克服这个现实。因此，“应当是什么”就是具体的，而且它还是对于现实做出的惟一的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解释；它是惟一的行动的历史学和哲学，是惟一的政治。</p><p>……</p><p>反《资本论》的革命</p><p>葛兰西</p><p>布尔什维克革命现在已确定无疑地属于俄国人民总的革命的一部分了。直到两个月以前，最高纲领派还是作为不可缺少的积极动力，他们保证事件不会停顿，保证奔向未来的通道不会受阻、并使事情获得最终解决(资产阶级的解决)。现在这些最高纲领派已经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他们的专政。他们正在创造一种社会主义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如果革命要在已经取得的巨大收获的基础上继续协调地发展而不遇到正面对抗的话，它将不得不稳定下来。<br />&nbsp;&nbsp;&nbsp;&nbsp; <br />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事件的意义(因此，实际上我们的确不需要作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论证了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在俄国无产阶级其至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它本身的起义、它本身的阶级需要和它本身的革命之前，由于西方式样的文明的建立，怎样会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会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但是，已发生的事件战胜了意识形态。事件已经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俄国历史好象应该按照这一公式发展。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象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br />&nbsp;&nbsp;&nbsp;&nbsp; <br />然而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也还有宿命论的东西。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总之，这些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一种不朽的思想，它是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继续，马克思也沾染了实证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色彩。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互相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是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并且终于像一股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所决定的那样，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开辟道路。<br />&nbsp;&nbsp;&nbsp;&nbsp; <br />马克思预见到了可以预见的事情。但是他无法预见到欧洲战争或者更确切些说，他无法预见到这场战争会如此旷日持久，会发生如此的影响。他也无法预见到，在难以言表的艰难困苦的三年中，这场战争竟然在俄国唤起了它已经唤起的那种人民的集体意志。在正常时期，要形成这样一种集体意志，需要一个通过社会逐步传播、扩散的漫长过程；还需要有范围很广的阶级经验。人是懒散的，他们需要组织起来，首先是从外部组织成社团和联盟、然后在内部，在他们的思想和意志中[......] 需要一种不断持续的和各样化的外部刺激，这就是为什么在正常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准则能抓住现实、掌握并阐明现实。在正常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两个阶级通过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创造历史。无产阶级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贫困和经常的艰难困苦，因而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以求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它参加斗争，强迫资产阶级改善生产技术并使之更加适应于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其结果是：为得到改良而拼命地竞赛，生产节奏加速，有益于社会的商品产量不断增加。可是，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人倒毙路旁．这就使得那些留下来的人的需要更加迫切；群众经常处于动乱状况，由于这种混乱，他们在思想上形成了某种秩序。他们比以往更加认识到自己的潜在能力，认识到自己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并且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br />&nbsp;&nbsp;&nbsp;&nbsp; <br />这是在正常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此时，事件是按照某种规则重复着的。此时，历史按阶段发展，尽管，这些阶段在意义和价值方面要更加复杂和丰富，它们却是彼此相类似的。但是在俄国，这场战争激励了人民的意志。作为三年多累积起来的苦难的结局，他们的意志几乎在一夜之间完全一致了。饥荒迫在眉睫，饥饿和由饥饿造成的死亡可能降临到每一个人身。可以一举毁灭数千万人。人民的意志一开始是机械地，而在第一次革命后，便主动地和自觉地一致起来。<br />&nbsp;&nbsp;&nbsp;&nbsp; <br />社会主义宣传使得俄国人民接触到别国无产阶级的经验。社会主义宣传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历史在一瞬间戏剧性地苏醒过来，它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它的漫长的连续不断的努力，要使自己从奴隶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奴隶枷锁曾使它处于如此卑下的地位)。要使自己锻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并在今天成为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的宣言。锤炼俄国人民意志的是社会主义的宣传。他们何必等待英国的历史在俄国重演，等待资产阶级成长起来，等待阶级斗分开始，以便形成阶级觉悟，并且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灾难呢?俄国人民，或者至少是少数的俄国人民，在思想上已经有过这种经验。俄国已经超越了这些经验，现在它将利用这些经验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同它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使自己迅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样的生产水平一样。用资本主义的话来说，北美比英国更要先进，因为在北美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从英国经过长期发展后才达到的水平上一下子起飞的。现在，受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在英国今天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开始自己的历史。既然它必须从零开始，它就将在别处已经改善了的基础上起步，从而将迫使自己达到被马克思认为是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的那种经济成熟水平。革命者自己将创造为全面达到他们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而且他们创造这些条件的速度，将比资本主义所能做的更快些。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批判，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和对财富的浪费，现在，革命者们可以运用这些批判把事情做得更好，可以避免浪费和不成为这些缺陷的牺牲品。这将首先是一种贫困和痛苦的集体主义制度。但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也会继承同样的贫困和痛苦的条件。在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立即比集体主义制度做出更多的事。事实上它今天只能做得更少，因为它将立即面对一个不满意的和激烈骚动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再也不能代表别人来忍受这种随着经济失调而来的苦难和贫困。因此，甚至从纯粹的人的方面来说，现在在俄国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无产阶级能够承受住和平实现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困难。当然这只有在无产阶级感觉到事情是在他们控制之下，并且知道他们能以自己的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服这些困难的时候才能这样。<br />&nbsp;&nbsp;&nbsp;&nbsp; <br />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即最高纲领派在这个时刻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必然表现——如果俄国人民不想沦为一场可怕灾难的牺牲品、如果为了自己的新生而茹苦含辛的俄国人民想要少受饿狼的利爪之害，如果俄国不想变成毒蛇猛兽互相厮杀得血肉横飞的巨大的杀戮场，最高纲领派就必须掌握政权。<br />&nbsp;&nbsp;&nbsp;&nbsp; <br />载于《前进报》米兰版1917年12月24日<br />《葛兰西文选1916－1935》国际共运研究所编译 人民出版社1992年</p><p>现代君主论·政治的科学</p><p>作者：葛兰西<br />翻译：陈越<br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br />实践的哲学给关于政治和历史的科学带来的根本创新，在于证明不存在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这个概念当然起源于宗教思想和超验主义），人的本质无非是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语文学和批评学方法来确认的历史事实。因此，必须把政治科学的具体内容（连同逻辑体系）视为发展着的有机体。不过应该看到，马基雅维利为政治问题指出的方向至今还受到争议和反驳，还没有成为“常识”（这个方向就是他的作品中潜在的主张，即政治是一种独立的活动，自身具有区别于道德与宗教的原则和规律——这个命题有着重大的哲学意义，因为它潜在地提出了一种道德和宗教观，即开创了一整套世界观）。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仅仅意味着在马基雅维利思想里已经萌发种种要素的那场知识和道德革命还没有发生，还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公开的和明显的形式吗？或者这只具有当前的政治意义，可以证明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证明分属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种文化的存在，证明统治阶级（例如教会）对于普通人民固有的态度，因为它既不愿成为孤家寡人，又必须让他们始终相信马基雅维利不过是魔鬼的化身？<br />&nbsp;&nbsp;&nbsp;&nbsp; <br />这样就产生了马基雅维利对于他自己时代的意义的问题，以及他在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君主论》——里所抱有的目的的问题。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并不是纯粹的“纸上谈兵”，并不是与世隔离的思想家的专利品，并不是仅仅在入会者中传布的秘籍。马基雅维利的风格也不是中世纪和人文主义时代所常见的体系化论文作者的风格。相反，这是一种行动着并在鼓吹行动的人的风格，是政党“宣言”的风格。福斯科洛做出的“道德主义”解释肯定是错误的。但是，马基雅维利的确揭露了什么东西，而不仅仅是在用理论说明现实：可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是道德主义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人们总爱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行为准则“有人用没人说”；大政治家据说都是从咒骂马基雅维利并且自诩为反马基雅维利派起家的，但这只是为了能够“伪善地”运用他的准则。这么说来，马基雅维利不就够不上一个马基雅维利派了吗？不就成了一个贸然泄露天机的“明白人”了吗？这不是跟流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讲的正好相反吗？克罗齐断言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科学，所以一视同仁地既为反动派服务，也为民主派服务，就像剑术既有助于绅士，也有助于盗贼，既用于自卫，也用于杀戮；他断言我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福斯科洛的评价。抽象地看，这是对的。马基雅维利自己说过，他所写的都是曾经被人运用过的东西，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一直在运用的东西；由此看来，他并没有打算开导那些明白人；他的风格并不是不偏不倚的科学活动的风格；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是沿着哲学思辨的途径写出这篇政治科学论文的——试想它至今仍然招来了这么多反驳和敌意，那么当初，在这个独特的学科里，它的出现也应该是一个奇迹。<br />&nbsp;&nbsp;&nbsp;&nbsp; <br />&nbsp;我们由此可以推想，马基雅维利真正考虑的是“那些不明白的人”，他的用意是要在政治上教育“那些不明白的人”。这种教育并不像福斯科洛看上去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消极的、痛恨暴君的政治教育，而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它教会人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就必须承认某些必要的手段——哪怕是暴君的手段也在所不辞。生长在统治者世家的人，几乎自动地就带有现实主义政治家的特征，这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给了他一整套复杂的教育，因为在这里支配一切的，只有王朝的或世袭的利益。那么，谁是“不明白的人”呢？是当时的革命阶级、意大利“人民”和“民族”、市民民主派，从他们中间产生了萨沃纳罗拉和皮耶罗·索得里尼，却产生不了卡斯特鲁乔和瓦伦蒂诺。可以认为，马基雅维利就是要劝说这些力量，使他们相信必须有一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样得到它的“领袖”，使他们满怀热情地接受这样的“领袖”，哪怕他的行为可能与当时人们普遍拥有的意识形态——宗教——相对立，或貌似对立。马基雅维利的这个立场如今对实践的哲学再现了出来。必须再次成为“反马基雅维利派”，以发展出一套可以同时有助于斗争双方的政治理论和技巧。但是我们相信，这套理论和技巧最终将特别有助于“不明白”的那一方，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历史的进步力量。事实上，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结果：建立在传统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统一被打破了；而只有这样，新兴力量才会意识到自身的独立个性。马基雅维利主义历来有助于提高保守统治集团的传统政治技巧，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但这绝不能掩盖它在本质上的革命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到这种革命性，而它也可以说明一切反马基雅维利主义产生的原因——从耶稣会士的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到虔诚的帕斯夸莱·维拉里的反马基雅维利主义。</p><p>（选自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p><p>转自<a href="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712/29566.html">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712/29566.html</a><br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