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苏的 于 2010-12-3 15:15 编辑
他们在液体里相爱，就像旋转的双星。
————刘鸿鹄
1
爷爷死了。妈妈挂了电话，什么时候已经坐在我旁边。她告诉我爷爷死了，用了一个谦尊而亲密的词语，走了，就像落叶离开了树枝。然后她哽咽起来。我正在处置手中一个蓝色的问好，那是衣架的残缺部分。我本想把它扔进垃圾篓，但爷爷的噩耗恰巧给了我继续把玩它的理由，仿佛它是一个沉默的象征，况且妈妈在哭，我不应该突兀地起身经过她去处理这样一件毫无意义的琐事。无论如何，尽管我没有适时哭泣，也不应该打破此刻的忧伤气氛。
房间有些暗，因为窗帘拉着。如果拉开窗帘，就可以看见夏天傍晚通常拥有的蜜蜡色，或者更浓一点，是诗意的酒色，但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不能去拉开窗帘，我甚至不敢想象窗台上是否还有一个粉色的缀着黑色斑点的蝴蝶结，它间或还残留着主人的头发。我想起苏子燕，我叫她燕子。在我找到的所有能击溃我的词语里，苍白、消瘦、病态，就是她，苏子燕，下唇微微上翘，总在地铁的最后一节车厢，在旅行终点那叫人伤感的火车站，拥着我，吻着我。我爱她草莓软糖般的嘴唇，尤其迷恋她微笑时眼角绽开的鱼尾纹，那使我联想到风在积灰的地面上留下的痕迹。有一次，她的一句玩笑话令我夜不能寐，出于一种隐约的自尊心，我告诉她再也无法忍受了，她站在我的身边，我刚好无法伸手拥抱的距离，哭了起来。那是在地铁站，我们站在月台上，悬挂广告牌的墙、轨道以及因为广告牌和地铁站的照明系统而较为明亮的身前的这一段狭长空间连接着两端黑沉沉的隧道。我感觉自己置身于某个我们称之为“天堂火车站”的地方，周围的一切都是通透、纯洁而漂浮着的。每隔几分钟，列车从黑暗里呼啸而来，然后缓缓停在我们眼前，车门打开，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更新着体内的生命体，但并不包括我们。我们说话了吗？在蜂鸣器的催促下，我们交换了任何关于如何结束的打算吗？她只是哭，而我则像观察着一个可疑的鱼缸一样看着车厢，直到它离开。当我发现在她的身边聚集了一些无聊的表达关切的人时，她已经在包里翻来覆去地寻找什么了。一串钥匙、一个钱包、一个化妆袋，她统统扔进我还没准备好的手里。我双手捧着它们，就像捧着某次旅行购物收获的战利品。我猜测我还将获得一个零件包，上面画着几只肥胖的猫傻乎乎地卧在树上，那是我在广州帮她买一条、用她的话来说“缀满春天颜色”的裙子时随手添进购物清单的。果然，她找出了所有那些我们记忆的痕迹：零钱包、笔记本、一本叫《翡冷翠》的摄影书。我干脆把它们抱在怀里了。我隐约感觉到自己扮演着如果不是公主侍从，至少也是一个不太可靠的临时的“记忆保管员”的角色。
“我在找纸巾。”她平静地说。我无可奈何地看着她，耸了耸肩，我帮不了忙，再说我也腾不开手啊。最后，她终于掏出了一包纸巾，抽出一张，开始仔细擦拭眼角的泪痕。“我一直哭，你也不管我？”她嘟着嘴说，“至少你也要递张纸巾给我！”她靠近我，瞬间没收了我怀里所有的什物，这倒赋予了我似乎应该伸手触摸她的理由。我摸了摸她的脸，手指在她那仍有泪水余温的眼角停留了更多的几秒，一切都是如此顺其自然，以至于我还没有意识到被她迅速地吻了一下，我们已经坐在咖啡馆讨论晚餐了。那间咖啡馆有一扇不太善意的小木门，总在侍应生从吧台走向顾客的座位时发出咯吱的声音，这种声音以及它来回摆动的时间视乎侍应生的悠闲程度而定，难缠的顾客通常将菜单从头翻到尾，然后点一杯苏打水，最后小木门静止了。
2
妈妈仍在小声啜泣，保持着克制的哀伤。她是一个南方女人，和气、谨慎，仿佛是祖辈的遗风同时赋予了她伤感和克制地伤感的秉性。这是她来上海的第三天。第一天深夜，我在火车站看到她时，她正在跟一个工作人员模样的女人说话。火车足足晚点了十个小时，她显得疲惫不堪，后来我得知这也是她们交谈的主要话题。然后，她在人群中发现了我的存在。
她瞬间由一种因为倦色与生气而紧绷的神情变成了准备迎接相聚的轻松表情。她继续说了几句话，提着行李向我走来。火车站噪杂的声音使她轻微皱了一下眉头。“总是没有解释。”这是她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
她立刻觉察到我头上的异常。因为行李已经摇摇晃晃地落在我的手里，她拿着车票的手指向了我的帽子。
“以前没见你戴帽子嘛。”
“嗯。”
“因为小燕子吗？”
我没有说话，妈妈也没再追问，大概因为我们完全不必在难得相聚的一开始就把谈话的基调定下来，而且我们还要应付那些兜售地图和表示愿意为住宿提供方便的人们。每一次，当陌生人迎上来，妈妈都会立即用得体的语言拒绝对方，“不用了。”“谢谢。”
“我已经能够老远认出他们啦。”她说。
我告诉她，询问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就好像习惯……我想说，习惯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类似这样的心灵鸡汤的话我总是极力避免谈及的，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样的话会由于听者含沙射影地解读而缠绕上另一个酸溜溜的话题。
妈妈没有注意到我的欲言又止，大概因为在事物匆匆的火车站里很多话语都是仓促的临时的，就好像思维还停留在月台上挥手告离的蒸汽里。她穿着朴素但干净的衣服，舟车劳顿并没有使她有失教师的得体仪表。她提到了火车上发生的事情，“火车在一个很小的车站停了很久，大概有三个小时吧。广播里只说因为自然灾害列车须作停留，但没有说要多久。我一直在看手机。我生怕手机没电联系不上你，但又不敢关机，担心错过你的电话。后来一些旅客耐不住了，他们把吃剩的食物往窗外的站台上扔，一些男人向窗外投掷啤酒瓶发泄不满。曾有几个工作人员过来制止过，还有警察，但有什么办法呢？所有旅客都站在一条阵线上。如果大多数人都在做着错误的事情，那就很难评价对错了。”
“道德上是这样的。但如果犯了法，还是要揪出领头的。”
“哼，哪有什么领头的。大家气得要命，一些人发泄了出来，一些人抱怨个不停，巴不得大闹一场。”
“那你呢？”
“我在车厢中间的吸烟区呆着。好多人在车厢里放肆抽烟，到处都是烟啊雾啊的，车厢之间的吸烟区反倒是清净的地方。我就呆在那里。”
我们穿过一条地道，两边尽是待售楼盘的广告，绿地、山水，永远是它们的主旋律，就好像他们出售的不是房子，而是明信片上的风景。地道的尽头笼罩在一片橘黄色的光里，那是街道上的路灯投射下来的，我喜欢这种颜色的光，同时还因为一段宽阔的楼梯总在你要靠近它时，已经将你的影子短暂记忆在它冰冷的体表。
几分钟后，我们已经在出租车上了。我们花了点时间整理了一些关于家乡的琐事：爷爷吃得越来越少，某个堂哥准备在这个月底结婚了，另一个堂哥把某个姑娘弄怀孕了——“人家父母找上门来，要求赶紧结婚了事，还事无巨细的列了个结婚计划书。噢？你想听我讲下去吗？中间还有很多插曲。”
“说说关于我的事情吧。”
妈妈把手放在我的腿上，好像是她确实将叙述一个属于我的故事的暗示。她朝窗外望去，顺着她的视线，是一片灯光稀疏的老街区，房子矮矮地铺向一段疑似是河流的阴影，因为那片街区的曲折边缘比河流还要柔和。我们已经在高架上了。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你高中时的语文老师，还记得吗，那个在你生日时送书给你的女人。那本书叫大师与……与什么来着？”她忘记了那个外国女人的名字。
“《大师与玛格丽特》。”
“嗯。她说她一直记得你的那首诗。她念给我听了，我怎么可能记得住。我很好奇你写了一首怎样的诗。”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她现在怎么样了？”
“听我讲完。隔了几天，她寄给我一封信，里边只有几行字，我猜大概就是她提到的那首诗。她的字倒是蛮好看的，像个老师的样子。”她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信纸，铺开来，朝我的方向微微倾斜。“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它带过来。有时候，我很挂念你……”她停顿了几秒，“但这两件事之间好像没什么关系……我在说什么？哎，总之，我也是稀里糊涂地把你以前的东西带来给你，带一首你写的诗总比其他东西要好。你要自己拿着看吗？”她大概是说了这些奇怪的话吗？或许她还将我的另一把记忆的钥匙串在了一起。车驶入了一条拥有树荫和路灯的街道。借着我喜爱的光线和忽闪忽现的树影，我可以为你呈现这首诗：
这个秋天，在我短暂的晕绚中，浅梦推着旧爱的淡影
有时是疏雨的惊喜，偶尔有揉碎浮云的扦手，轻推我
退回初愈前的阵痛，患着感冒，觉得世界是有温度的
风呢？
沉默是风的自我反讽，或者更彻底一点，比如自我否定
你我的历史并非起源于生活的习惯，那时，你仍是沮丧
而我将是你日后的哀愁，因为昨天是湿的，润着我的眼
我把信纸重新折好，收进了钱包。我扭过头看她时，她正看着我，并笑了笑，手抬起来像是要触摸我的脸，但却轻巧地将一缕俏皮的头发弄得更乱了。大概是为了平衡她擅自捎来的伤感（她的嗅觉多么敏锐），她讲了个轻松的话题，结束了关于她在火车上经历的一切。
自从第一次非正常停车后，火车一直走走停停。有一次火车停下来，妈妈也醒了。我猜测她一直都没睡着，我感同身受，情况总是这样：每当半夜里火车缓缓驶入车站，总会习惯性地睁开眼，拉开窗帘，看看站台的名字，并尽力记住它们，就像小时侯去海滨度假搜集的形色各异的贝壳。妈妈告诉我，她不知道是在做很浅的梦，还是自己因为思念而神经质的想象，她在上海站有穹顶的站台上看到我，我无疑是在等她，因为我已经“穿过人群向她的方向走去，而且手上什么也没拿，是准备提行李的样子”，但我突然被一个冒失莽撞的女人撞了一下，倒在地上，并且“再也没有起来”，直到她感觉火车减速，她以为到终点了，就从卧铺上坐起来，透过走道一侧的窗户看到外面漆黑一片，完全不是站台的模样。走道窗户边坐着一个女孩，“大概是受不了吵，从座位车厢过来休息的”。妈妈坐到女孩对面，“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话题，就聊了起来，有时候不说话了，都看着窗外，只有山的轮廓和黑云，然后又会聊几句”。和陌生人说话，反倒令妈妈敞开心扉。后来她们谈起了旅行的目的并不可避免将我也添进了她们匮乏的谈资中。很快，女孩已经使用我的小名来代替陌生的“他”了。天渐渐亮了起来，景物的轮廓变成了“漂亮的剪影”，我想，妈妈指的是水墨画吧。
她们一直在那儿呆到火车缓缓启动，天空从青绿色变成不易察觉的淡蓝色。她们交换了一些关于现实的抱怨（比如慢腾腾的火车）和对旅途的期待。她们觉得如果以后还能偶遇，将是件非常美好的事，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初见。
3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在我家乡爱狠好斗的年轻人中流行一种“跺脚筋”的游戏：毋须繁冗的绑架，一般当街就把人的脚筋给挑断了，因为往往是随意的、没有动机的突然袭击，被选中的人很难幸免于难。过程习以为常的千篇一律，但结果却偶有不同，就像游戏一样。人们谈论这件事总是关心于那个倒霉的受害者最后怎么样了，大概是因为说不准哪天和他遭受一样的命运，虽然有同情的心态，但更多的还是将自己角色化的感情移植吧。
我见识过一个平日和善的菜农拥有一把自制的土枪，类似于猎枪，但枪管被削短了，便于携带。他用这件精巧的武器杀死了一个屠夫，顶着脑门开的枪，买菜的妈妈及时捂住了我的眼睛，但却不知是阳光还是鲜血，我感觉妈妈指缝间透着温热的红光。还有一次，大概是冬天，因为天黑的早，街灯已经稀稀落落的亮了起来，我在放学路上离家几十米的地方，突然迎面冲来一个男人，那时我视力很好，老远看见他张大着嘴巴，面孔扭曲，眼睛里满是恐怖，后面有几个手持马刀的男人穷追不舍。虽然已经能看见家里阁楼上盈盈灼灼的灯光了，虽然其他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我还是脑子一热就疯追上去。眼前的景物在迅速倒退，街灯都快变成一条模糊的光线了。如果不是逃跑的男人摔倒了，我恐怕是追不上他们的，我毕竟是个小学生，还背着个大书包。他倒在离江不远的石板街道上，再前面就是码头，你甚至都能听见来自江面的风声和渡轮的汽笛声了。我站在离人群较远的地方，旁边有一棵树、一根电线杆和一辆锈蚀的自行车，我感到被安全包围着，它们安静的样子和温柔的光线使气喘吁吁的我也渐渐平静下来。砍杀一直持续着，挥刀的动作时快时慢，有时动静很小，几乎像好奇的孩童用木棍拨弄一只可疑却毫无生命迹象的青蛙。直到渡轮的汽笛再次悲惨地嘶鸣起来时，他都没有动弹一下，在两次鸣笛之间是一次渡江的时间，也是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能享受的为数不多的仿佛旅行的时光。
仿佛那是一个公开表演的时代，从广场上的文艺演出，扛着大收音机的年轻人在大街上播放朋克音乐、跳霹雳舞，还有我喜欢的露天电影，到罢工、游行示威甚至众目睽睽下的暴行。人们似乎都存在普遍的被压抑良久的表演欲，连政府都是这样，他们用解放大卡一车又一车地塞满脖子上挂木匾的人，在大街上极其缓慢地行驶，开往开阔的群众体育馆，其中一些将接受公开审判，另一些己判死刑的犯人待审判结束后就会被原地枪决。政府似乎并不羞于扮演刽子手的角色，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样的场景总是吸引人的。每到示街公审的时候，街上总是人山人海，但很少发生人群朝卡车上的人丢烂鸡蛋、水果之类的事，如果感性地想象，这是观众对表演者的敬畏吧。家人总是阻止我在这个时候出门的，一方面爷爷和爸爸都是教师，家庭有家教严厉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糟糕记忆的考虑，现在我知道这个说法就是“童年阴影”；奇怪的是他们却从没有提到安全的问题，大概是因为这个问题在那时是家长教育子女的普遍说辞，他们作为读书人的清高使他们对此有种隐约的排斥。但这阻止不了我在放学后去参与这种露天的集体狂欢，因为小学放学总是比他们下班时间要早上一两个小时，这是他们无法掌控的完全属于我的自由时间。你可以想象，我背着硕大无比的书包，敏捷地穿梭于人群当中，像好奇的企鹅在“正派”的北极熊群中寻找一个空隙来观察“邪恶”的海豹（我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奇怪的比喻？）。海豹们脖子上挂着貌似沉重的木匾，上面用毛笔写着他们的名字，有些因为还有罪名和刑罚，名字就会小得看不清。我通常跟随车队走到电影院就往回走，这样刚好可以在家人回来之前坐在门口的石桌子旁写一会儿作业。爷爷看见我问我上哪去了，我就说去同学家写作业了，又怕你们担心就回来了，这不，作业还没写完呢。
所以，我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枪决犯人的场面的。有一次听大人们聊天，有个男人说：“他们脸上都没有表情，要么死死地盯着枪口，要么就看着一个地方发呆，但从不看人群，大概是怕看到熟人，那里面应该也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吧，哈哈，难道他们还会哭……然后枪响了，他们哼都没哼就倒下了，你甚至都看不见血……”我感到恶心。我当然亲眼目睹过“死亡”的场景，但那种赤裸裸的展示就像观看一场早知是虚构的电影，画面是黑白的，某人躺在那儿，在桥洞下、在石阶上，总是冰冷的地上，那近乎黑色的缓缓蔓延开来的想必是鲜血了——这是再质朴天然不过的影像了。反倒是无意间听到别人提起，随意得像是翻开一张报纸，正在分神的我就会感伤起来。那时的我能想到什么呢？我真不愿意再谈到它了。
4
我厌倦了去看游街示众，这样也就不用扯谎啦。我不知道怎么去打发突然空出来的时间。年纪再小点的时候，爷爷总是来接我放学的，他会带我走一条拥有无数石阶和屋檐的巷子，窄窄的小道被凹凸不平而光滑的石头挤得更显拥挤。我喜欢以自己刚好能承受的速度顺着石阶小跑而下，然后跳上其中一块石头回头观察爷爷是怎样慢慢变大变清晰的，他走近时，我就说：“你老啦。”如果我恰巧站在那棵大榕树下，就能在某个角度透过树冠的缝隙看到远处的江面，那是父亲禁止我去的几个地方之一。我总是恰巧站在大榕树下。
十岁以后，爸爸告诉我必须自己回家了，他说爷爷真的老了，奶奶要照顾尚在襁褓的妹妹，而他和妈妈又不可能从工作里抽身，至于表哥，他连自己都照顾不来，况且他总是和他的那些操蛋朋友形影不离，绝不能让我和他们说一句话，听他们说话也不行，绝对不行——爸爸用“耳朵里飞出蝙蝠”来吓唬我，我当然知道那是骗小孩的，我虽然没见过蝙蝠，却知道蝙蝠当然是比耳朵大的，但对于他的谎言，我从来都不会傻到去揭穿，而是记在一个本子上，我隐约觉得妹妹就要长大了，逗她时我肯定临时想不出那么多傻话来。哎，总之爸爸是把所有可能性都穷尽了，来证明我总归是要自己回家的。爸爸使用的是形式逻辑学中的归纳法，这是我读大学才知道的。归纳法本不是什么高明的推论方法，即使你能从十万次、百万次的事件中证明推论的正确性，但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事件就不是悖论；爸爸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绞尽脑汁想到了所有可能去接我的人，对于一个穷尽了所有可能性的归纳推论，你唯一能反驳的是它的某一个论点是错的，也就是说我必须证明他列举的那些人中有一个人当然是能去接我的。我没法反驳，因为我没法证明诸如“爷爷没老”这样的事（况且在此之前我也亲口说过）。我当时不可能想到这些，况且想到了也没用。从那以后，我就自己背书包回家。
5
家乡是个很小的城市，小时候尚未有大兴土木之势，她几乎算不上城。但她有两千多年历史，比如说吧，颓败的城墙上长满了杂草，古朴的石阶在阴雨天里洗涤得像海豹背脊般闪亮，在某个拾阶而上的高地能看到落魄的双塔，也有人说是三塔，因为临江那塔的倒影尤其令人心碎。她据说还有南方的温婉气息和血性传统，这些恰好能够维持我对过去既抗拒又眷念的矛盾情感。我想，与苏子燕的分开大概也多半因为我是个异乡人，我携带着家乡的风土，行事使用的是家乡的方法，走路时总把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抚摩着不存在的“怀表”。她自然感受不到这些，“手拿出来，牵着我！”这就是她常说的。
我幻想正在呼吸着家乡春天的芳泽，上海夏天的沉闷空气令我懊丧不已。我该推开窗吗？我倒想出去走走。我发现妈妈似乎睡着了。侧身躺在床上，脸背向我，身体略微蜷曲着。印象中她即使是很小心的抽泣，即使是那种微小到几乎像是少女般的默默流泪，身体都会颤抖。她果真是睡着了吧。但我不能确定。如果她还醒着，那定是悲伤到不愿哭也无法入睡的程度了。我点了支烟，看着她的背影。她一只手轻放在交叠的腿上，另一只手在枕头那星星闪烁的黄点上拱出一个弧形的港湾，她的头发散落在另一侧的阴影里，仿佛海港背面的森林。然后我又抽了支烟，摘下帽子，就出去了。
一个纤瘦的女人站在马路对面的墙下，她的视线和手指都落在了一棵平淡无奇的树上。树枝交叉的树冠里不知如何固定了一盏路灯，本想将女人的剪影在地上勾勒出树影斑驳的形状，却让墙上的人影显得愈发清淡。我看着她，直到她抚摩了一个男人的脸，然后又神经质地踢了对方一脚。学生们在奶茶铺门口排着长队，其中一些因为拥有了漂亮的新款手机而不断在手里旋转着那折光的镜面，脸上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吧台后面的店员穿着统一的橘黄色制服，不断用一种类似于台湾腔的腻人声音吆喝着“COCO，COCO……”。奇怪的是在长时间的重复发音中，“COCO”却并没有像火车站附近经常听到的“发票，发票……”那样干瘪成一种有气无力的呻吟。在另一侧，成排的塑料纸和单车兜售着越南拖、蝴蝶结、橡皮筋、发簪以及繁复得解不开结的项链。小贩们通常在一旁闲聊着，而当你走上前，手刚触摸到一件古怪的小东西，他们就会立刻告诉你价格，并称赞你慧眼识珠，这是再好卖不过的东西啦，然后又迅速投入到先前的聊天中。一个女学生穿着白色吊带衫和蓝色牛仔裙，蹲在一堆可怕的闪光物前，埋头端详着手里的由数不清的骷髅头和十字架扭成的一串或是几串手链；她后脑勺扎着一只蓝色的蝴蝶结，像是落在黑云般的绸缎上的蝴蝶，你根本注意不到她略短的吊带衫边缘露出的粉色内裤。
“喂，很长时间没看到你啦。你小子也在看女生内裤啊，哈哈。”
我把视线稍微偏离，就看到了卖碟的胖老板，因为他已经扎扎实实地站在我旁边了。虽然我并不是在偷窥女生走光，但解释却比这件事本身还要糟糕。况且他是个胖子，我认为大多数胖子在女色方面总是口无遮拦，想方设法表现出他们阅历丰盛、深谙此道，以此反衬出他们压根儿就不在乎这种凡尘俗事，其实这只会愈发暴露出他们内心虚弱的自卑。
我想赶紧离开他，随便应付一句了事，他却又嘻嘻哈哈地抢过了话筒：“咦？你脑袋怎么了？干坏事了吧？嘿嘿。”他说的是我头上的创口贴。哎，情况总是这样，无聊的人寻找一切可能形成谈资的话题，没完没了地调侃、发难，到后来自己都忘了之前悬而未决甚至根本还未成形的话题，就好像一个人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打翻一锅汤，你正准备帮他收拾，他却拖沓着汤汁走向另一个房间了。
不过我还是解释了几句，说是不小心弄伤的，缝了几针，没什么大碍，就是可惜了头发。然后补了一句客套话：“最近生意怎么样？”说完我就后悔了。
他果然接上了话茬，笑呵呵地说道：“哎，最近查得紧呐。渠道不畅。我都是直接从厂家拿货，保证质量的，那些街边十块钱三张的碟是没法比的。”他停顿一下,目送一个路过的“丝袜”走远，然后突然推了我肩膀一下，脸上痉挛般的笑容几乎像压扁的熟柿子，“你不看碟啦？我这新到好多牛片。影视学院知道伐？老师和学生都是几十张几十张的订走的。你有空多来看看啊。有些导演专题做一次就不做了。也就那么些固定客人要看这样的东西。”末了，他又补充道：“错过可惜了。”对于他这一套，我再熟悉不过了：推荐给我的永远是“牛片”，总是神神秘秘地把我引向店里的隔间，翻箱倒柜整出一堆导演名字闻所未闻的片子扔给我，总是指着封面上导演的大名牛逼轰轰地说XXX的《XXX》看过吧，那真是棒得不得了，你肯定看过，看得片子多了我也经常忘记，这个片子，XXX主义的开山作，这家伙是XXX流派的鼻祖，绝对XXX国的大师级、国宝级、殿堂级导演，——他向我推销影片的中心思想是：把我跟普通人划清界限，而跟电影学院的人再加上他划为一类人——围绕这个中心思想，他可以尽情的天花乱坠、天马行空地吹牛逼，当然主要是吹我的牛逼，在他的口中，我已经不看安东尼奥尼、贝托鲁奇之流了，甚至连以晦涩难懂著名的塔可夫斯基也不入法眼。
可我压根儿不吃这一套，但倒也不至于完全不理睬他。相反，有那么几次，我心平气和地坚持确实没看过某个导演的片子，我面带微笑承认，比如说吧，相较暧昧挠人的日本粉色电影，我倒更愿意看一部神谷姬的A片，他终于无可奈何地把话题重点放在电影本身上来。这时，就会有种病态的满足感在我的身体里荡漾开来。
我朝他背后狭窄的店面看了眼，碟片像书籍一样侧立在墙边，半合着的玻璃门上贴满了海报，从去年开始，那张已经纸屑剥落的《老无所依》就一直贴着，此刻，男主角正用他锋锐的眼神凝视着我。我往后退了几步，却发现依然被他盯着。胖老板狐疑地看着我，然后瞬间将之前一直保持的笑容又提高了一个等级，他眯着眼，咧开嘴说：“咦？又在看美女？”他自然也看了过去。
我却感到了适时的羞耻。我想告诉他，海报该换换了。但我什么都没说。我摸了摸头上的创口贴，两张，交叉黏贴着，其中的一张是起固定作用的。我时常将手指按压在创口贴上，确定它不会从不甚牢靠的头发上剥离。它十字架的造型有那么点儿讽刺意味吗？我倒是有点儿喜欢它们柔软而粗糙的纹理了。猜测我并不比之前的几个小时更难受，因为我早已绕过他，跟学生们走在了一起。我想起在哪听过这样一句动人的话：“跟学生们走在一起。”
6
我住的地方离大学很近，几乎是出门右转。房子是眼下常见的群租房，隐蔽在还算干净的小区里。通常情况下，你从网上、报纸上或是其他渠道打听到勉强满意的所谓自用房，满怀期待地联系房东，等待你的总是无孔不入的中介，而当你沮丧地挂了电话，稍后的几十个小时总会有身份不明的人热心地向你询问是否正在寻找住处——那就是中介们资源共享的结果。我比较幸运，找房联系到的是二房东，也就是那个把整间屋子从一房东那租下来，然后用木板、塑料板或是说不上名字的混合材料将屋子解构得让你完全不知道原来是几室几厅的家伙。一个公用的卫生间，一个公用的厨房，这就是你在经历了打击后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了。当然咯，房间的隔音效果差强人意，所以，最后你还要祈祷其他房客在私生活上不是过于放肆的人。
房子是苏子燕是陪我找的。之前的日子，我们逃离上海，跑到杭州，几乎是把环绕西湖的旅店住了一遍，后来又去了苏州，在有名的观前街留下了几个不眠之夜。夹在两个天堂之间的时光，我们将疲倦的身体寄存在上海多少个旅店呢？“我们还是租房吧。就像家那样。”她张望着大厦外墙上悬挂的巨幅售楼广告，而我却被同一个画面里缓缓升起的气球所吸引。
接下来，我们热烈讨论，积极求证。在我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我们接触了几个中介。他们无一例外地穿着笔挺的西装，无一例外地将我们领向一间又一间我们从来都不曾列入讨论范围的记忆里完全不存在的房子。“其实差不多的，不就是睡觉嘛。”中介笑嘻嘻地说着。难以理解，我们从一间房子走向另一间，差不多就是在两次明知的失望之间穿行，苏子燕为什么还愿意搭理他们笨拙的那几套暖场话。
遇到二房东的那天下着雨，我和苏子燕撑着一把她在苏州（同样也是下雨）的某个商店里随手拎起的透明伞。“喏，就是它了。”就是它，在一些装得病怏怏的女生拍的照片里，经常和一睹逼人的墙一起出现用来表现孤独。它实在太小了，我紧紧地揽着她。雨水在伞帽上熠熠发亮，落在我的手背上。透过雨伞望去的一小片阴天却被伞上的水纹装饰得像是玻璃上雕刻的细浪。当我们局促得几乎想收起伞躲到一个自行车棚下接吻时，一个男人在对面的屋檐下朝我们大喊：“是你们要租房吗？”然后他挥了挥手里的手机。几乎同时，我的电话响了。毫无疑问，他就是二房东了，而他身后的房子，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他没有穿西装，因此在走进房间之前，我暗想如果不是太糟糕就租下吧。那是一间刷着淡蓝色墙漆的卧室，此外，它不是隔出来的。仅凭这两点，我就乐意在合同上签上名字。苏子燕坐在床上，手撑着席梦思，将身体往下压，获得了预想的反馈效果。她又试了几次，好像电视剧上常有的那类花痴女生在家居商场的大床上自我陶醉的表现。我故作镇定地抽了根烟，然后告诉房东房间没有想象的好，但如果这几天还继续下雨的话，这里恐怕是最权宜的选择了。我付了钱，将他打发走。
我高兴得亲吻了苏子燕的额头，她回敬我的嘴唇。像所有甜蜜的恋人一样，我们在刚铺的新床单上拥抱、打滚，还有崭新的还散发着棉麻气味的被子，一点儿也不情愿得被我们揉在对方身上。粽子、玉米卷，这就是我们互相取笑对方能想到的最无情的词汇了！
7
回忆一闪即逝，我已经走在校园里了。我顺着球场外的人行道走着，考虑是否要去搭地铁。球场的网状护栏在夜色里织着光影，洒在地上的网格与树枝的疏影互相填补着对方的空隙，微风一吹，又颤抖着像要分离。前面是蝴蝶馆，绕过它就是墨绿色隔栏环绕的网球场。
苏子燕说就是在网球场第一次看到我的。她的网球落在我的身边，按她的说法，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将球捡起给她，捡起，给她，然后我们就像电影回放一样又各就各位了，就像两颗生命的粒子在此之前一直做着无望的不规则运动，突然在某个瞬间碰撞在一起，那一刻，时间静止了，而命运的车轮一旦继续转动，它们又无可奈何地退回到自己的轨道。自始至终，我们没有交换任何礼貌的言辞，一刹那的眼神交流呢？恐怕也是没有的。这就是她所提供给我的关于那次邂逅的全部内容了。而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如果你记不起一件确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事后经他人叙述，仿佛那也成了你记忆的一部分，只是每每想起，总像一个钟表匠准备制造精妙的时间仪器时，却发现拿着一把不属于自己的不称手的工具。
我上了地铁。车厢里人很少，座位上、地上尽是旅行社的宣传单。一个男孩握着玩具枪，在车厢里奔跑，在车厢软连接处却突然刹车，扭头又跑了回来。他脸上流露着失望，大概因为车厢里能提供给他“射杀”的目标太少了。不可能把枪口朝向老人，除此之外就只有与他父母面对坐着的我了。他看看我，垂下的枪口稍微抬了下，又垂头丧气地指向了地面。枪口不指向伤兵，我暗自发笑。我凝视着对面玻璃上映出的笑脸，在黑暗里总被一道奇怪的白光弄花了，像是从泛着微光的涟漪里看到的倒影。
我想起还没决定去哪。车门开了，中年夫妇带着男孩下了车，然后车门的蜂鸣器尖叫起来。这时，一个背双肩包的少女突然出现在车门框出的楼梯一角，连跑带跳地冲下来，在车门重重地合上之前已经坐在了我对面。她嘴里咕哝了几句，是那种二十岁左右的少女嚼着口香糖，语焉不详地抱怨天气常用的几个词。她站起来，卸下背包，将它整个儿抱在怀里坐下。她拨弄背包上的触须，捋了捋像蘑菇一样扣在头上遮住额头的头发。我注意到她耳际的两缕留长的发线使她的头看上去轻盈不少，并且有一种削瘦脸颊的效果：眼睛、鼻子、嘴巴都镶嵌在各自得体的位置上，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摊手耸肩”的无所谓态度，而眼睛本身却好像毫不知情，这会儿从其他扫视的地方落在了我身上。因为车厢里就我们两个人，我自觉如此长时间看着她并不是过于冒失的事，况且是她擅自卷起了这一阵悉悉碎碎的风，仿佛平静的草原上一群蝴蝶突然起飞而在半空的轨迹上形成的云彩般的风景。她似乎想让自己尽快处于一个比较主动的位置，缠绕着背包触须的手指稍微抬了抬，也可以这样理解，手指被恰到好处地限制了活动范围，而使她手指的动作既不可能是无礼的指摘也不像是小心翼翼的防守。总之，她很自然地打开了话题：
“创口贴很别致。”
我笑了笑，没说话。我真不想让别人以为我对于头上的记号有多少研究，并且对着镜子已经想好了大多数情况下应付提问的答案。我把话题绕开了。
“你不用这么急着赶一班地铁的。好像几分钟就有一趟吧。被门夹到就悲剧了。”
“这可是末班车啊。你不知道？广播里都说了。”
“靠，难怪车厢里都没人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靠，我不是人？”
没想到这么快她就开始说熟悉的玩笑话了，并且毫不在意地用顺口的脏话回应我。仿佛我们之间的话题是属于陌生人的，但语气却开始像久未谋面的故友在偶遇时那样由不知所措迅速转变为意外、惊喜又参杂着一丁点舒服的距离。
“你是学生吗？”我示意注意到她的背包了，“但这个时间又不像是下课时间。”
“噢，我在上一个德语培训班。其实正常下课时间赶过来的话不会这么急的。今天，哈哈，我去看了场电影。”
“然后回家？”
“去酒吧。”
“很棒。回去晚了不挨骂？”
“何止挨骂，我爸会杀人的。”她看了看地铁进入的站台，继续说：“不过他们去青岛旅游了。平时上课累得要命，难得碰上这么好的机会。看了一场免费的电影，在一个弄堂里面的老房子里，一个咖啡馆样子的地方，点一杯喝的就可以了。”
我不得不承认，她提到的那种免费电影，正是我和苏子燕一起分享过的，没有爆米花，没有专设的座位，大家零零散散地坐在房间里，专注地欣赏着墙上光影变幻的画面。一只肥硕的白猫卧在沙发上，时而抬头瞅下人群，然后又眯缝着潮湿的眼睑垂下头去。我偶尔出去到昏黄的草木边抽支烟。总在烟燃而未尽的时候，苏子燕也走出来，像拿走属于她的口红一般把香烟夹走，而将剩余的烟草以一种孩子气的速度吮吸殆尽。看到她这种像孩子吮吸麦秆里的果汁的样子，我真是忍不住要亲吻她的。
“你也是去酒吧的吗？这个时候乘坐末班车往市区方向总是去酒吧的。”
迟疑了一下，我告诉她，如你所想，我正是要去那，但还没想好去哪个。
“啊哈，那我们一道吧！我要去的那个今晚有乐队演出。”她边说边把背包从怀里安放到身边空位上，但背包却懒洋洋地要倒下，她只好重重地将其拍在靠背上，像小女孩对付不听话的布娃娃那样。
我模仿着电影里装模作样的老绅士回答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8
我们在静安寺出了站，坐上了一辆的士。在此之前，在地铁里播报到站信息的时候，我知道了她的名字。陈兮。听上去像晨曦，但更干净。
我忘记了她提到的那条路的名字。的士载着我们在种满法国梧桐的街道穿行。拐上一条稍宽的路面，在那个红绿灯孤零零地闪烁的三岔路口，繁复得像蛛网的电线颤颤悠悠地爬向车窗的上角，而这边消逝的末梢却成了另一头出现的触角，好像红白机的坦克游戏一样，从画面一端消逝的坦克又从画面的另一端慢悠悠地驶出来了。接下来，依然是鬼魅般摇曳的法国梧桐，它们有另一个好听的名字，悬铃木，但据说上海的法国梧桐是英国的种。我们一定是在衡山路的附近，湖南路、余庆路、武康路，或者我宁愿记忆里是家乡名字的街道，宝庆路，那里的悬铃木和建筑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古老。
“那你想必知道Lacrimosa吧。”
“啊，那是什么？”
她有点儿诧异，对我报以一个问号式的皱额。
“一个德国乐队的名字。你说你学德语，又好像对乐队有研究的样子……我联想到一块啦。”我咬了咬指甲，看着她慢慢舒展的笑容。
“皱眉会把笑容弄皱的。”说完我就羞愧得想把手指吃掉，连同刚才不知如何处置的几个形容词一起吞进肚子里。“那是非常……迷人的乐队。”
“啊哈，迷人的乐队，叫什么来着？”她歪着脑袋，朝我闪动着睫毛。“怎么拼写？”
“l-a-c-r-i-m-o-c-a。Lacrimosa。”
“l-a-c-r-i-m-o-c-a。Lacrimosa。”她重复了一次，不过连读“Lacrimosa”时好像使用了德语的发音方式，俏皮的卷舌音。“有中文名字吗？我怕记不住。”
“中文名字你不会想知道的，相当傻气。”
“靠，你说啊！”
“以泪洗面。”
“哦，以泪洗面。听歌的时候会泪流满面吧？”
“难免不会。我就哭过。”
“啊？真的哭了？”
“开玩笑的。”
“靠。”她把头扭过去，发现我们恰好进入了一条闪着斑斓霓虹的街道，恐怕是要到目的地了吧。最后，她咕咕哝哝地自言自语：“混蛋，你说很迷人我才信的。”
直到我们将所有霓彩抛在了脑后，将那些三三两两在路边交谈、抽烟的青年缩小成后视镜里星星点点的火光，我们都没有说话。路的尽头不巧是红灯，车缓缓停下，司机说：“喏，拐弯就到了。”仿佛他还没有适应车里突然的沉默：他点了支烟，把车窗摇开，左手懒洋洋地架在了上面。“你们不介意吧？”他晃了晃手上的烟，头却动也没动。窗外一对男女在树下抱着亲吻，他就看着那个方向。
本来是没打算得到回答的问题，陈兮却半是俏皮地说：“你烟都点上了。这次就准了。”司机没说话。然后她把脸朝向我，继续她刚才的情景剧：“先生，请问你有烟吗？”那眨动的眼睛，那憋屈的嘴唇，就像一个在寒夜里上身裹着竖领大衣下身却穿着及膝裙的女子楚楚可怜地向正在路灯下抽烟的你讨一支抽，台词是：“噢，太冷了，先生。”
我还没有融入她擅自推给我的角色，愣了几秒才接上：“自然有的，五块钱一包的软白沙。”边说着我边去口袋里掏烟。
“啊，别。我只是确认一下。要不待会儿烟瘾来了还要跑回来买。再进去的话酒也给撤了，还得掏钱买。”
这时，绿灯亮了，车启动起来，小拐后没多远就停下了。开始有了隐约的人声，或许还夹杂着音乐，像的士的前灯一般闪啊闪的听不清楚。马路不过五米来宽，悬铃木的树枝都能相互握手了，所以地上尽是少有光隙的阴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感到周身的细胞都软绵绵的快要融进了温柔之中。
8
陈兮走在前头，不时回头看我一眼。两侧是红里泛黑的老砖房，一楼有凸出墙体的矮阶，二楼的弧形阳台像削了盖的金属鸟笼，与之相对应的上方屋檐垂下盆栽的枝蔓。她上了一墩矮阶的平台，像是张望什么，又若无其事地走下来，这样我们刚好并排走在了一起。“就在那幢白房子后面，我们得绕过它。”那个充盈着烟味、闪烁着酒光的温暖岛屿就在那，不消半分钟，我们就可以安然坐在陌生人中交换一两件彼此的趣事了，噢，还有乐队为这个奇遇之夜伴奏，去他妈的舞曲，尽量不要是金属，爵士会令我伤感。
憧憬之书的扉页已经打开，并且在你浏览完目录之前，体验就将变成阅读本身。我们难道不该加快步伐，将梦幻提前吗？她却放慢了脚步，或者说，她试图平衡着身前两张影子之间微妙的位置。我怀疑自己的判断，就在接近某个阳台下的阴影时，有意地顿了一下。她果然把已经伸出的腿在半空停留了更长的一瞬，但身体已经倾斜出去，最后落地的半步就显得不太坚定或者说过于坚定而略显机械了。我又故技重施了一次，结果明显地被她察觉了。她索性低着头，每一步都掷地有声，就像她只是在欣赏自己战栗的影子。我们就这样散步般走向酒吧的，期间有一些轻松的欢笑越过了我们。
9
小圆桌随意地散落在各处，高脚凳像卫星一样环绕周围。靠墙的凹处是卡座，沙发如嵌般勾勒了墙体的线条；与之相对的，另一侧的吧台呈拱形延展。视线上方风格怪诞的彩色玻璃窗吸引你往上看，二楼走廊垂落下猩红色的流苏和帷幕的百褶裙边。我们在吧台边坐下，要了两杯酒。
乐队演出已经开始，演唱的是RADIOHEAD的《CREEP》，或许是配合音乐的原因，镭射灯没有打开，只在舞台上落下照亮主唱的光锥。我觉得这首歌最带劲的是贝司突然痉挛般的低吼，但我压根没指望眼下的贝斯手能较好地表现出来。
“比起这首，我更喜欢电台司令的《EXIT MUSIC》。不过《CREEP》更适合现场。”她摇晃着酒杯，手腕抖动的速度就像摇骰子一般，好像为了让这种无聊的动作更有意义，她一口气把杯里的酒喝完了，如此那些因融化而凹陷的冰块就像透明的大号骰子，撞击的声音比骰子更清脆。我同意她的说法，所以帮她要了第二杯酒。
…You're just like an angel
Your skin makes me cry
You float like a feather
In a beautiful world
I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fuckin' special
如我所料，贝司手慌乱地狠扫了几下，像完成任务一样把主动权又交给主唱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兴奋的人群掀起一股齐声合唱的小高潮。
But I'm a creep
I'm a weirdo
What the hell am I doin'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陈兮突然跳下高脚凳，朝我伸出邀请共舞的手势。事实上，她只是急不可耐想要香烟。“烟，烟。”她喊道。
然后她站在我面前，右手夹着点燃的香烟，左手握着酒杯，摇晃着身体，头微微前倾，好像对着一个隐形的话筒随着和声唱到：
She's running out again
She's running out
She run run run run
run...
她的这种即兴表演与苏子燕像极了，一样的夹着香烟，一样的踩着碎步像要迎向你却又转身离去。脑海里的幻像与眼前的烟霭形成了奇妙的多重彩虹般的叠影，随着她的前后移动，拖着的影子尾巴却滞后地留下了残影的轨迹，最后整个画面就像是用不同颜色的油漆在墙上的小块地方反复涂刷着。
但陈兮就站在原地，唱着“她再次离去了,她离去了……”。我微笑地注视着她，心里却也在默唱着“她离去了……”。我一点儿也不在意歌词的内容，我只是笑和唱，跟其他人一样。
曲毕，陈兮没有立刻入座。她站在原地，像唱片卡住了一样仍在轻摆着身体，“仍在节律之滨”。
“快说像谁？”她问道。
“什么？我们已经开始另一个游戏啦？”我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
“随便你怎么想。看图说话、COSPALY。你回答就是了。”她说，“一个乐队的主唱。”
在她提问之前，我就想到她可能是在模仿HIM，那个一手香烟、一手红酒、像游吟诗人一样的摇滚歌手。但为了让这个游戏更有意思，我用歌迷对HIM的昵称作了答，使游戏可能朝着更多的可能性发展。
“恶魔殿下？”
“答对。”她高兴得把屁股挪上高脚凳，指着我的酒杯说：“把它喝完。我赏你一杯酒。”
我把酒喝完，示意她可以履行承诺了。她消瘦的左手肘支撑着朝向我的脸庞，右手指甲轻轻地敲击着大理石台面，双脚则钟摆般的踢着地上的背包。然后像诠释恍然大悟一样，她突然坐直身体，双手合握着酒杯，告诉酒保：“噢，给他添酒。对，就是他。”
乐队已经开始演奏自我们进来后第三首曲目了，依然是不温不火的翻唱。舞台下聚集的人明显的少了，偶尔的掌声来自于卡座或者二楼昏暗的角落里，那是些自以为对情调、潮流、艺术或者其他玩意儿还保持着独立判断力的情侣，他们年龄通常要高于其他青年们的平均水平，但还没有老到无法忍受酒吧的喧闹氛围。吧台周围的人渐渐多起来，一些人加入了早已开始的骰子游戏中，另一些人则端着酒杯走来走去，就像聚会上迟到的人被排斥在主旋律之外。
陈兮似乎找到了表演之外的新乐子。她灵巧地扭动着臀部，旋转着高脚凳，对每一个从她身边经过的人都给予一个简短的评论。
“烟熏妆、皮夹克、紧身皮裤、高帮皮靴，这行头，估计是学哥特来着。不过这大夏天的，我都替她热。哥特也要过夏天的吧。”或者是更简单的，“刚才那人看见没，鸡冠头！”当然，她都是等人家走远以后才发表评论，就像是选秀节目里，选手已经走向后台，镜头里的评委却仍在指诘。
我努力寻找着人群中具有她所描述特征的人，好不容易看到了，刚想说点什么，她已经在嘲笑另一个无辜的人了。因此在她每句评论后，我的微笑、肯定及茫然指向的都是已经被她忘记的小丑。但这并不影响游戏进行下去，况且我们配合良好，谁也没法说这当中出了毛病。
我们又添了酒，两杯、四杯或者更多点。其实，每次添酒都只有半杯或者更少，如果往好处想，那是因为为听冰块与玻璃的悦耳碰撞而摇晃酒杯时不至于洒出酒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陈兮，她认为很有意思，但提议加点绿茶，一来可以冲淡酒精，二来可以少花钱添酒了。
她说话的时候有种随意的但又富有逻辑的自信。除开那些相互逗乐的玩笑话以及为了给回忆涂色而进行的即兴游戏中的轻巧交谈，她总是在一阵沉默后，用比较快的语速说出似乎经过斟酌的话来，而如果是回答我的问题，她则会将沉默的时间得体地控制在我走神之前。
10
酒吧里发生了一点儿骚动，只见一个光头男青年捂着流血的额头，近乎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我操！……神经病，全他妈的疯了……那婊子给你们……太棒了！妈的，流血了！……一群婊子养的！”他跌跌撞撞地走出酒吧，撞倒了几张高脚凳，所过之处，人们生怕被血弄脏了，唯恐避之不及。一些人远远地跟了出去。不知从哪里冒出的一两句咒骂，就像是埋怨天气。乐队则完全不受影响，正专心地演奏着一首节奏明快的歌曲。很快，你说我笑的主旋律又从门外卷了进来。凳子摆好，血迹擦干，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想起了不久前朋友教我的一个小魔术，道具就是一支点燃的香烟。我正抽着烟，所以决定玩给陈兮看。我趁她不注意用手指在烟灰缸里沾了少许烟灰。
“我们玩个游戏。”
“嗯。我要做什么？”
“伸出双手，掌心朝下。”
她照做了，“然后呢？”
我用沾着烟灰的手调整了她双手的高度，将烟灰抹在她的掌心。“就这样，别动了。”
我将香烟置于她被抹上烟灰的手掌上方，手指轻轻地将烟灰弹在她的手背上。
“靠，会烫到我的！”她虽这么说，但却一点儿也没有要缩手的动静。
我只顾表演。“有感觉吗?”我注视着她的眼睛。
“压根儿没有。”
“手心感觉到慢慢有点热度了吗？”我继续循循善诱。
“好吧，看你这么认真……手心是有点儿发烫了呢，可别把我手烧坏了。”
我有点儿扫兴，草草结束了游戏。
“没了？”陈兮伸出的双手仍悬在半空，那姿态活像个木乃伊。
“没了。”我喝了口酒，对她微笑，以示一切正常，情绪稳定。出乎意料的是，我的看似赌气的收场和刻意的微笑使得刚才表演的拙劣魔术获得了一种奇妙的效果：她懒散地摊开双手，发现了掌心的烟灰，而与之对应的手背正是我弹落烟灰的地方，上面还残留着水银般的痕迹。就像一个倍受批评的演奏家在观众漫不经心的喧闹声中走上舞台，起初，观众对他的演奏不以为然，但随着高潮部分的逼近，观众们怀疑是听觉出了问题，而当他奏出高潮部分的第一个清晰无误的音符时，观众席顿时鸦雀无声。
良久的沉默后，她说：“刚才的表演很酷。我是说表演本身。魔术的原理应该是挺简单的吧，但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很奇妙，那感觉。主题也很棒，关于香烟的魔术。”
这时，酒吧的气氛又发生了变化，我回头望去，只见乐队的几个青年已经在收拾乐器了，有人经过我们朝门口走去，其他人大多都落座。唯独舞台上的锥形光柱仍孤零零地照着话筒。乐队一行人走向吧台的时候，点唱机里响起了音乐，是夏尔.特雷内的《还剩下什么呀，我们的爱情》。这首法文歌我曾在收音机里听到过，电台主持人是用中文念的歌名。
夜晚，风儿敲着我的屋门
在熄灭的炉火前
跟我诉说着逝去的爱情
夜晚，秋日的歌
在颤抖的屋前
我想着那远去的岁月。
还剩下什么呀，我们的爱情？
还剩下什么呀，我们的爱情？
只有一张照片，
青春的旧照片。
还剩下什么呀，那些情书？
还剩下什么呀，那些约会？
只有无尽的回忆。
……
一旁的乐队青年才刚刚开始享受这个夏日的夜晚，他们喝着酒，谈论到某个女歌迷时，就会说几句轻薄的话。他们要求再放一次刚才的音乐。于是，男中音又为我们演唱了一次：
凋谢的幸福，零落的头发，
失去的吻，逝去的梦，
还剩下什么呀，所有的一切？
告诉我。
小小的村庄，古老的钟楼，
荒僻的风景，
还有那云中
我珍爱的过往。
伴随着迷人的音乐，我们情不自禁地多喝了一杯。陈兮把电话号码留给我，然后告诉我，下次见面可不要带这种烟，太呛人了，尤其是就着酒抽，现在喉咙火烧火燎的。然后我们走出了酒吧。在那条来时的路上，我吻她了吗？我是想的。但我恍然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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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3 1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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