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交流，请勿转载。这是翻译初稿，过些日子会修订。
本文发表于2000年4月13日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作者 James Fenton 生于1949年，英国诗人和学者，1994年接替爱尔兰诗人希尼成为牛津诗歌教授。 文中引文的翻译是按照芬顿的文意来处理的。
奥登的魅惑 作者：詹姆斯·芬顿 翻译：王敖
一
在牛津读本科的时候， 奥登纵观当时的文坛并认定它提供着一个空的舞台。“显然他们在期待某个人的出现”，他对斯蒂芬·史本德（Stephen Spender）说，而后者告诉我们，“他很快就会占据那种期待气氛的中心位置。”无论如何，奥登的梦想是去做中心而不是唯一的人物。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将成为小说家，罗伯特·迈德雷Robert Medley）将成为画家，西塞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和史本德则以诗见长。史本德曾对奥登说他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去写散文，但奥登明确反对，“你应该只写诗歌而不写其他的东西，我们不希望在诗歌上失去你。”“可你真觉得我是那块材料吗？” 史本德露怯地问，“当然”，奥登冷峻地回答他。“可为什么？”“因为你是那么有能力去被羞辱。艺术是从羞耻中诞生的。”
史本德后来还是写了些散文，包括上面引用的他的自传《世界中的世界》（World Within World），还有我强力推荐的他的一本不常见的书《欧洲见证》（European Witness）。他的日记很重要，而且他也和戴·刘易斯一样写小说。真正的固守疆界的行为是发生在杰出的诗人奥登和杰出的小说家依修伍德之间。依修伍德远离诗歌，除了一些早期的韵文和若干翻译。奥登则力避一切象小说的东西。他们两人合作过戏剧—那是一个他们可以友善地分割的领域。依修伍德编电影剧本，而奥登为纪录片写作出色的文案，其中的两个（《采煤现场》(Coal Face)和《夜邮》(Night Maid) ）本身就是诗。依修伍德后来参与了一步关于弗兰根斯坦的电影，稍后乔纳森·济慈提议给它加一个副标题“莫里斯先生换大脑” （Mr. Norris Changes Brains）。奥登去做歌剧，依修伍德则进军好莱坞，两人都不去碰对方的地盘。
然而，散文不可能被单独划分出来或者被抛开，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对史本德是如此，对奥登也一样。散文是个过于重要的，过于难以令人满意的概念，而且散文在它的各种分支之中显得过于有趣了。怎么可能把诗歌交给奥登，把小说交给依修伍德，而把散文交给史本德？这是不可相加也不可划分的。而且，奥登也需要散文。
他以不同的方式需要散文，其中之一是为了生计。正如他在《染匠之手》（The Dyer\'s Hand）一书的介绍中所说，他写作他所有的讲座发言稿，介绍和评论都是因为他需要稿酬。他希望一些爱能够贯穿在这些写作中。但当他再次审视自己的批评文章的时候，他决定把它们缩减成一系列笔记。阿兰·安森（Alan Ansen）编辑过一个奥登的“闲谈”的集子，1946年的时候他曾经对奥登说，“我觉得你也许将要出版一卷散文汇编”，奥登说，“我不这么认为。批评应该是不经意的对话。”
他的“闲谈”和《染匠之手》开头的段落确实非常相似：
一个诗人最痛苦的经验是发现他的一首他知道是假冒品的诗已经满足了公众而且进入了选本。尽管他知道这诗可能是不错的，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本不该写它。
没有哪个诗人或者小说家希望他是曾经存在过的唯一的一个，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希望自己是活着的唯一的一个，而且很多人愉快地相信他们这一希望已经成真。
一些书被冤枉地忘记了；没有哪本书被冤枉地记住了。
一个人无法在评论一本坏书的时候不去卖弄。
这些都是来自书上，而下面这个来自谈话：
叶芝用他前半生的时间写次要的诗歌，用后半生的时间写如何做次要诗人的重要的诗歌。
再看这个：
无论如何，除了《小老头》（Gerontion）以后的诗歌（微笑），艾略特什么都没写。
安森加入“微笑”一词来表示奥登意识到他所说的并不是真的。
奥登给期刊写的批评文章很长时间都不整理，到后来他自己都忘了他写过的很多东西还有在哪里能找到它们。《染匠之手》首次出版于1962年，由一位助手在奥登的指导下收集而成，他的工作就是去图书馆复制被疑似的篇什。大概奥登由此开始准备配套的随笔。十年后出版的《序跋选》（Forewords and Afterwords，1973）首次收集了奥登三十年代写的报刊文章，此书由爱德华·孟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选编并审查，他是奥登文学作品的委托管理人和《英国奥登》（English Auden，1977）的编者。此书出版之际，只有很少数的拥有长期记忆的细心的读者才会对奥登的全部作品有所理解。我还要提一下，孟德尔森近期出版的权威性的合集—《散文1926--1938》（Prose 1926-1938）仅仅是收集奥登的佚文的开始。尽管我们现在比不久前有更好的位置去观照整体的奥登，我们只有看到他的全部散文之后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个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期待着他的散文胜过他的诗，或者用散文去补足他的诗中已经被觉察到的缺陷， 而在于奥登著作中的散文和诗在互相贯通和渗透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本世纪的英语诗人。 在奥登的著作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布莱克的影响和后期的亨利·詹姆斯的影响，二者同样在诗和散文中留有踪迹：
剑在贫瘠的石楠上歌唱
镰刀在富饶的田地之中：
剑唱他的死亡之歌，
但不能让镰刀屈服。
阿米巴虫在流水中
生命在儿女中更新
“山谷上悬的利剑”
虫子对钢蹦儿说道
红的肢体，火焰般的头发上，
禁戒洒满了沙；
但是满足的欲求，
种起生命的与美的果实。
不愿思考者
毁于这行动：
不愿行动者
毁于这理智
无矛盾则无进步。吸引和推斥，理智和能量，爱和恨，是人类存在之必需。
承担一切的人认为他如此行事是出于责任感，他是在自欺而且将毁掉一切他所触及的东西。
抑制欲望的人如此作为是因为他们的欲望虚弱到能被抑制的程度；而抑制者或者理智篡夺它的领地并且统治非自愿的东西。
丰富者和饕餮者：艺术家和政客。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敌人，也就是说，他们每个都有一个对方无法理解的世界，进而言之，政客和艺术家也有好有坏 ，这些好的人必须学会去尊重对方。
饕餮者觉得似乎生产者被缚在他的锁链之中；但并非如此，他仅仅是得到了存在的一部分就幻想得到了全部。
但丰富者将不再丰富，除非饕餮者，象海一样，取得他过剩的快乐……
这两种人永存在大地上，而且他们应该是敌人：任何试图调和他们的人都要损毁存在。
以上散文的顺序是：布莱克，奥登，布莱克，奥登，布莱克，奥登，布莱克。我去掉了布莱克用的&。
奥登写作的时候，布莱克坐在他的左边，驱策他用平实的语言写出简洁直切的观点。奥登不是那个写长句的，写漫长的预言之书的布莱克，而是暴烈的，写《地狱和天堂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和他的笔记的那个布莱克。 亨利·詹姆斯坐在奥登的右边，提示给他迷人的句法和把句子拉长的方法，并让他在细节上精益求精。这是晚期的亨利·詹姆斯，早在40年代初他就出现在奥登的作品中。奥登后来写道，“这是一种雕琢的风格，属于贡戈拉（Góngora）或者亨利·詹姆斯，举个例子，就象是奇装异服：极少数的作家可以获得它，但是人们会被获得它的极少数的例外人物所倾倒。” 另外一次，奥登在他评论詹姆斯的《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的随笔中说：
詹姆斯发展出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对情感的隐喻性的描绘，这是一种现代的贡戈拉主义，这种喻象在《美国景象》中不再被人物的操控之手或者急躁的情节上的生拉硬拽所牵制，而是到达了它的顶峰。确实，也许进入这本书的最佳方法是把她读作最佳状态下的散文诗……逐句地品味它，因为正像《夜莺颂》不是一篇鸟类学的文章，它也不是一本旅行指南。
对于那些难以欣赏詹姆斯的晚期手法的读者，奥登推荐了关于里士满的那章的最后一段关于李将军雕像的描述----他称之为“华章蔚藻”，并补充说还有很多别的段落可以与之媲美。它是这样写的：
这位南方英雄的骑马雕像，在遥远的，对它没有任何兴趣的法国制造成型(这措辞听上去多象奥登的)，它是大师之作而且具有艺术上的匠心—其风格之精致，实际上，在我们粗看它所造成的印象中，在它自己的位置里，正如海里的珍珠被冲洗在一片粗野裸露的海滨上。
极高的华贵底座带有最后的法国式的高雅，而那位伟大的战士怀着一种伤感的高贵坐在马上，抬起他英俊的头去远望荒凉的空间。 他得其所哉，我们感到，他坐在他能够到达的高度，而且在他的孤独的幸存中，显出远望的情怀，俯瞰众多品类；盖因命运的反讽，君临这幅图画，显然在所有关于他的景象的锐气上，它都打下了印记。 这地点纯属两三条交叉道路茫然的中心，没有形式和空虚，有一圈外围，三四组小的，新的，敝陋的房子将它部分地勾画出来。它不 知为何显得空虚而不是丑陋，却又是有表现力的而决非空洞。“荒凉的”，人们这样形容这里的气氛；而它的效果却是，奇怪地具有某种自鸣得意的关于荒凉的“新潮的” 样本或者模式。只要我们站在那里，那高大的形体，它为全世界而穷尽自身，提醒它的仰慕者一种由忽视和静坐所造成的，非常自觉地，主观的，甚至是很壮美的效果，如此，它出众和冷漠，乐于自己被簇拥的事实而且因此带着同情的态度—所以这时候，那大片的琐屑无聊的相关的事物都散去了。但当我们转身，可以感到那是再次让它独处，沉思着，在它的高度中，这表现出如此的巨大的示范性的栖息之所，某种长存的用于悔罪的高座，和没有意义的那个天堂在一起。因而，当我遇到我初次的惊讶，当我解开里士满的历史性的贫困的谜语，至少我感到了再次的觉醒。这种贫困是，恰如其分的，历史性的：人们如此理解它而它也由此鲜活动人。被证明了的状况正是这种状况—或者，也许是一个后来的，更模糊更虚弱的时代—它崇拜了 假神。离去之前，当我回望李将军进退两难的孤绝形象，它的意义已经被时间和命运骗走了一半，因此我思考这伟大的纪念物剩下的一半尊严 ， 我领会到比失去理想的伤感更多的东西。这全部的不幸诉说着一种永远不可能获得的理想。
就这样，奥登听到了这种音乐，这种贡戈拉主义，而且被它魅惑。他自己的散文需要这种散文，他自己的诗歌需要这种诗歌。在对詹姆斯的热爱上，他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决非一群低劣的跟风者之一，而且，他的个人发现的意识，还有他对晚期的詹姆斯被忽视的认识，使他的借鉴成为可能。
对那些无论如何不再盲信奥登的人来说（兰德尔·贾雷尔认为奥登从来都没有再度达到他1930 年的《诗歌》那样的成功的水平，而菲利普·拉金认为奥登的衰落从二战爆发开始），这种詹姆斯的影响是令人不快的。然而奥登需要各种影响， 他总是需要它们。当他用尽了各种影响，他进入沮丧的状态而且很快死去。 所以我们在哀叹他的这种詹姆斯的影响或者希望它不存在之前应该三思。这里是写于1941年的《在亨利·詹姆斯墓前》一诗的开篇段落，这首诗初期的形态是一个二十八节的惊人之作，而到了1945年它被缩减为二十四节，最终它被浓缩到只有十节，这是1945年的《诗合集》（Collected Poems）的版本：
雪，比这些坟墓的大理石少一些不妥协
把对白色的捍卫留给了它们；
因为我脚下这些水洼
正容纳着蓝色，回应着那些浮现在天空中的云彩
那消逝的瞬间觉察到的东西，无论是飞鸟还是哀悼者
被它们重复。
而那些石头，名字取自非凡的空间
其中的形象们曾经迷失，让一切
都颤抖和恼人，
岩石们在天真的沉静中站立，每一块都成就一点
在那里，又一系列的错误，失去了它们的独特之处
而新奇也在此中止。
当反思的语言被换成了树木，这种交易
会使谁真正受益？什么生活的场景可以
刚好为缺席而设？ 哦，中午只是在反思自己，
而那块沉默寡言的小石头，是那位伟大
而多话的男人的唯一见证。
不再有更多的判定，只有我无知的，可憎的
比照所留下的影子 ，或者那会挑战和干预的
遥远的钟表，与心灵对时间瞬时的读取同在
时间是一个温暖的谜，不再拥有它的你
让我交出我私人的喝彩。
惊人的，是我的理解迈出的笨拙的脚步
那惊扰的，对你的称誉所带有的侵犯
是这可疑的时辰中给定的东西
哦，难缠的省份的严厉的总督
哦，有难度的诗人，亲爱的沉醉的艺术家，
请接受我的泥土和花朵。
在《后期奥登》（Later Auden，1999）一书中，埃德华·孟德尔森称这首诗“令人沮丧地啰嗦” ---正如我们看到的，奥登本人说到底是同意这一判断的。而且，奥登这首诗的最早的版本，以及它最后的删节过的形态（程度轻一些） 的确是把詹姆斯变成了一个圣人，并且要求他为奥登祈祷。孟德尔森说，“詹姆斯死了以后可以很放心地被叫来做祈祷，但他活着的时候却很少祈祷过。” 孟德尔森指出了这首诗最早发表时的一个有趣的境况。它首次发表于《地平线》（Horizon），之后是《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孟德尔森写道，在《党派评论》里它曾被读作是一场“把美国文学经典化为英国和欧洲现代主义的先驱”的批评之战的一部分，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奥登的熟人迈锡森（F.O. Matthiessen），其《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在同年的晚些时候出版。 奥登对詹姆斯和麦尔维尔的热爱是真诚而无矫饰的，但是人们仍然会猜想，在向他安家落户的地区的文化致敬的过程中有某种特殊的快感（亨利·詹姆斯的墓正巧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的家族版图里 ）。 关于这首诗首次在英国的发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评论是，詹姆斯和奥登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为同一个原因改变国籍----美国的中立性。”
这是多种说法中最尖锐的一个，因为它利用奥登移居美国的决定来对付他。事实上，尽管奥登1940年就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他直到1946年才如愿以偿。因为诗学上的原因而借鉴一种美国散文的风格也许有对那个时代的英国读者挑衅的成分----尤其对那些希望看到奥登的尖锐和政治性的读者，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流行的“前线风格” 的修辞 ，那正是奥登存心要抛弃的。
二
奥登是一位修辞家。他知道自己是一位拥有最强大的能力的修辞家，而当他看到他的这种能力的时候，他在深深的恐惧中退却了。当他退却的时候，他的追随者们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他看到的种种狂乱。他们看到了《西班牙》一诗的修辞的美，它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作的重复和变化的令人震惊的简单设置持续了意象丰富的一百零四行。奥登只听取了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的话，“在这里他正在替很多仗义的心灵说话。”
今天是，死亡的机会蓄意地增加
清醒地，承受必要的谋杀中的罪恶----
这诗句激起了奥威尔在《阿德尔菲》（Adelphi）1938年12月号上的第一次恶劣的攻击：
我们的文明产生出数量正在增加的两种人，暴徒和娘娘腔。他们从不见面，但是互相需要。某人在东欧“清算”了一个托派分子，另一个人在布鲁姆斯伯里为它写一个辩护。而且，这当然是因为英国生活的完全的柔顺和安全导致对流血（远方的流血）的向往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如此普遍。奥登先生能写“清醒地，承受必要的谋杀中的罪恶” 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谋杀过，也许他从没有哪位朋友被谋杀，很可能他从没见过被谋杀者的尸体。这些完全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年前“开始从事”罗马天主教 ，现在“正在从事”共产主义 ，而且在几年后“将会从事” 法西斯主义的英国变种，他们的出现是英国状况的特色。重要的是，他们的金钱，影响和文学装备使他们能够支配大部分的出版。
有趣的是，尼古拉斯·詹金斯（Nicholas Jenkins）研究了鲜为人知的奥登在内战中的西班牙的六个星期，他得出的结论是《西班牙》这首诗对在西班牙北部前线进行的政治上的自相残杀有所偏袒。他援引席瑞尔·康诺里（Cyril Connolly）对两种敌对立场的表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说，‘先赢得战争的胜利，然后专心革命。’……..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说，‘战争和革命不可分割而我们必须将两者同时进行。’” 詹金斯认为奥登的“明天/所有在自由的/专横的阴影下的快乐……/明天……/ 手的森林进行突然的/热烈的主席选举 。但今天是斗争” ----这种对革命的拖延来自反对奥威尔的POUM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路线。如果真的如此，这可以帮我们解释为什么奥威尔对这首诗特别反感，尽管他被它感染被认为它是“很少几个关于西班牙战争的写的像样的东西之一。”
然而，奥登说的“斗争”的意旨何在仍然要视情况而定，我觉得他一定认为战争和革命应该分开，或者革命一定要被拖延。 毕竟，这些诗句里的“今天权力的消耗/ 在单调短暂的小册子和无聊的会议中”把政治工作定义为当前斗争的一部分。此外，奥威尔在他声名狼藉的《在鲸鱼腹中》（Inside the Whale”）中对奥登的反对并不是建立在詹金斯观点所引导我们预期的立场上。他引用了两节诗：
明天是，属于年轻人的诗人们，如炸弹引爆
湖边的漫步，亲密交流的时光；
明天是自行车比赛
穿越夏夜的城郊。但今天是斗争。
今天是，死亡的机会蓄意地增加
清醒的，对必要的谋杀中的罪恶的接受
今天是，单调短命的小册子和无聊的会议
消耗着力量。
奥威尔把第二节诗给漫画化了，他说：
它表现的是一种“好的党派人士”生活中的一天的小报插图。早晨是两个政治谋杀，一个十分钟的抑制“资产阶级的”痛悔的幕间休息，然后是一场匆忙的午宴，之后是晚上忙碌的在墙上写字和发传单。这一切都很有教育意义。
显然是奥威尔自己加上了“好的党派人士”，政治谋杀，资产阶级的痛悔，午宴和晚上在墙上写字。所有这些都设法诱发侮辱，却又使读者变得温和， 等着看下面的内容：
但是请注意“必要的谋杀”这个短语。它只可能被一个只把谋杀看作一个词汇的人写出。我个人不会如此轻易地谈论谋杀。刚好我曾经看到过被谋杀者的尸体----我不是说那些在战斗中被杀的，而是说被谋杀的。因此我对谋杀意味着什么有一定的概念----那种恐怖，那种憎恨， 那些嚎叫的亲属，那些后事，那血腥，那气味。对我而言，谋杀是应该被避免的，对任何普通人都是如此。那些希特勒们，斯大林们发现谋杀是必要的，但他们并不为自己的无情做广告，他们不把它叫做谋杀；那是“清洗”，“排除”或其他缓和的措辞。只有当你是那种当扳机扣响的时候却身在别处的人，奥登的超越道德的招牌才会成立。那么多的左派思想都是那些不知道火烫手的人在玩火。
对我来说很清楚的是，奥登把“谋杀”用作一个起强化作用的词，而不是在任何随便的意义上用的：杀戮，即使是在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过程中也是谋杀，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然而，作为非战斗人员的脂粉气的诗人挫伤了奥威尔最深的虚荣心。 奥威尔是一个主张行动的人，是殖民地警察机关出来的老手，他和POUM一起战斗并且知道在战场上杀人和谋杀是很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我们也许可以问，在奥威尔对自己的信用的刺耳的声明之后，到底是什么区分了战场上被杀的人和被谋杀的人？“那种恐怖，那种憎恨， 那些嚎叫的亲属，那些后事，那血腥，那气味” ----这里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如果奥威尔说出真正让他感到烦恼的事情，人们也许会同情他----那是因为奥登曾经不经意地指责他是个杀人犯。奥威尔确实对在西班牙发生的两种不同的杀戮的却别有明确的判断，但他的判断不是在对奥登的攻击中而是在他的经典之作《向卡塔卢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中做出的。
奥登本人认为奥威尔对他的攻击“极度不公” ，他在1963年给门罗·K·斯皮尔斯的信中写道：
我不是在为极权主义的罪行找借口，而是试图说出每个正派的人在无法采用绝对和平主义的立场时所想的事情。 (1) 杀死一个人类永远是谋杀而且永远不能被称作其他的东西。(2) 在战争中，两个敌对阵营的成员试图谋杀他们的反对者。(3) 如果真有争议的战争这回事，那么谋杀可以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为了正义。
如果我们承认有法律上对谋杀的定义这回事，这个论辩中的第一点明显是错的，但事实仍然是奥登是在强调而不是忽视战争的肮脏，而且他并没有原谅政治清洗。有一点是真的，与西班牙战争和共产党有关的一些作家决不避开事情中有谋杀的一面（在共和派一边的谋杀），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承认“你不能不打碎鸡蛋就做煎蛋卷”的严肃性的一个标志。这种人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海明威，他嘲笑约翰嘲笑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去内战中的西班牙是为了去看他的朋友何塞·洛布斯（José Robles）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民阵线的官员们为了让洛布斯继续保持一致而试图保护他，不让他知道洛布斯已经被处决。海明威听说后认为洛布斯一定是个间谍，这一定是可以由因果推出的。他不但在一个庆祝第十五国际纵队的庆祝午宴上告诉了多斯·帕索斯这个消息，而且跟他的朋友说洛布斯罪有应得。但帕索斯拒绝相信洛布斯因为有叛变的罪行。
海明威热切地想证明自己是那种知道不打碎鸡蛋就不可能做煎蛋卷的那种人，以至于他公开谴责多斯·帕索斯，首先是在纽约的公共集会上，后来是在一篇题为《阿拉贡地区的背叛行为》（“Treachery in Aragon”）的文章中，随后又是一篇《内部故事的新鲜空气》（“Fresh Air on an Inside Story”） ，其中的一个荒诞的人物，一个美国著名作家断定在马德里有恐怖行动。
“你不能否认你已经看到了恐怖行动”， 专家说。“到处你都能看到证据。”
“我以为你说你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到处都是” ，这位了不起的人说。
我告诉他我们有半打的新闻人员在马德里生活并写作，如果有恐怖行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并报道它。 我有我信任的老朋友在安全部门工作，我知道那个月有三个人因为当间谍而被枪毙。我被邀请去看一次处决，但我当时在前线所以等了四星期才去看另一次处决。那个人是在那些被称作“无法控制的人”的叛乱的早期被处决的，但有几个月的时间马德里和任何其他的欧洲首都一样是安全的，治安良好的。任何被枪毙和带走去处决的人后来都被送进停尸房，任何人都丢不了，正象新闻记者所检查核对的。
这糟糕的以内部人士自居的态度（与奥威尔的“别跟我谈论谋杀，我对谋杀比你知道的要多”相近），“不要做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懦夫，去问问为什么你的废物叛徒朋友消失了”，对自己在秘密警察中有值得信任的的朋友的炫耀，这些全都与奥登的精神相去甚远。
奥登在西班牙为《新政治家》写了一篇短小的描述性的文章。 他大概还为电台的宣传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访问了阿拉贡前线。他似乎被一些经历狠狠地震惊了，但没有人查出它们到底是什么事。他写《西班牙》是为了把它换成钱来帮助医疗援助机构， 而在奥威尔的攻击之后，他试着修改了那些得罪人的句子：
今天是，死亡的机会无可避免地增加
清醒地，接受谋杀中的罪恶……
但这最后也没起到什么好作用，因为他开始把这首诗的结尾看作是怪里怪气的不道德的东西。所以他抛弃它而且压制它，同时他试图压制自己发明一种富有煽动力的修辞的冲动，因为它可以让人或者阶级去行动。不夸张地说，他对自己的能力或者自己的潜力的恐惧（尽管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和他观察希特勒的权力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恐惧是同一种。这种恐惧导致后来他的仰慕者们垂头丧气地观察到的东西：自我泄气，从激进主义中退却，在他自己和追随者之间制造距离，以及回归宗教。
设想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从小到大都是布莱克的崇拜者，离开大学后结婚并生了一个孩子。有一天照料小孩的保姆发疯杀了孩子。几个月后，悲痛的父母碰巧拿起一本《地狱和天堂的婚姻》，并读到一句“杀掉摇篮中的婴儿，胜于怀抱未见行动的欲望。” 这时候此人会想，“我曾经喜欢这样的东西，尽管它的表达带有一种古怪的极端倾向；而今，我无法再面对这页了。 ”
布莱克是这样一种怪异的，似乎可以超越正常的责难的人，但在这样的怀疑面前顿时失去了这种怪异带来的好处。 突然间我们会问—如果要求助于布莱克的话—他的奇怪的说法到底有什么确切的意义，我们会很快失去耐心。 比如，在我前面饮用的格言之后是：“没有人的地方，自然是贫瘠的。” 这话也许拥有一种神秘的美感—它常常是被包含在严格意义上说是非真实的陈述中。但现在人们也许对这种非真实，对曾经为它感到愉悦的过去的自我已经丧失耐心了。
我们应该设想奥登在三十年代结束的时候读自己的作品就和我们想象中的父母读布莱克一样。在他创造的世界里，曾经有间谍在他的笔下被枪决，但现在他经历的世界中间谍们的确是被带走枪决了，而曾经让他愉快的革命的修辞也被证明是致命的东西。 所以他对自己的作品，还有他创造的那些更加暧昧的主人公们都感到警惕和不耐烦。 他接受劳伦斯的格言，“愤怒有时候是正当的，公正从来都不是正当的。” 他说，“它是对爱人的绝妙的建议，但是在政治上应用却只能意味着，‘打击那些不同意你的人。’”他还认为：
一些作家，象写《羽蛇》（The Plumed Serpent）的D.H. 劳伦斯，他们试图建造自己的政治体系，他们总是在愚弄自己因为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区建造它们，并且把现代国家当作小教区，仿佛那是指关乎个人关系的事情，然而现代政治几乎是涉及非个人的关系。
“劳伦斯，布莱克和霍莫·林”—在这个老的三位一体中，布莱克和奥登的关系时间最久。 奥登在《丰富者和饕餮者》中紧密地模仿布莱克的方式，此书写于1939年却并未发表。 举个例子，前面曾经引用过的想法—“承担一切的人认为他如此行事是出于责任感，他是在自欺而且将毁掉一切他所触及的东西。”—是在讨论作家和政治的关系的上下文中出现的：
危机。文明处在危险中。世界上的艺术家联合起来。象牙塔。逃避现实者。鸵鸟。
是的，这危机足够严重了，但我们将不会控制它，如果我们屈服于盲目的惊慌并四处盲动……
如果你不得到，你就不会给予。你希望从政治中得到什么呢，兴奋，还是经验？要诚实。
作为艺术家的艺术家并非改革者。贫民窟，战争，疾病都是他的材料的一部分，他同等地爱它们。有些作家，比如海明威赫马尔罗，确实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到了写作上的好处，而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大概也有实际的用处。
诱惑者的声音，“除非你参与阶级斗争，否则你不会成为一个主要作家。”
在《丰富者和饕餮者》（The Prolific and the Devourer）中可以找到对应的说法，“独裁者说‘我的人民’；作家说‘我的公众’。” 还有，“如果艺术的评价标准是煽动行动的力量，那么戈培尔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
那些黑夜，那些铁路的桥洞，那恶劣的天空，
他讨厌的同伴们并不知晓；
然而，那修辞家的谎言在孩子那里
喷发着就像管乐：冷酷成就了诗人。
这是1938年底奥登笔下的兰波。当修辞家的谎言喷发，那孩子成为一个诗人。可如果那位修辞家就是诗人本人呢？ 随之而来的，“危机。文明处在危险中。世界上的艺术家联合起来。象牙塔。逃避现实者。鸵鸟。”
有人指出这里的用词回应着1937年南希·库纳德（Nancy Cunard）写的一封为《支持西班牙的作家》（Authors Take Sides on Spain）一书约稿的信。 奥登可能在看到信的文字之前就允许把他的签名附上。信是这样开头的：
西班牙
这个问题 。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作家和诗人们。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清楚，如今在全世界，前所未有地，我们被决定，被驱使着去选择阵营。模棱两可的态度，象牙塔，悖论的，反讽的超脱将不再有用。
在下文中我们看到，“今天，斗争是西班牙，” 这是从奥登两个月前发表的诗中摘出来的。
奥威尔收到这份声明后给《左派评论》（Left Review）写信：
你们能否别再发给我这种该死的垃圾？我已经收到过两三回了。我不是你们的奥登或者史本德那种娘娘腔。
另外，告诉你们的娘们儿朋友史本德，我在保留他关于战争的豪言壮语的样品，有朝一日当他因为自己曾经写这些东西而羞耻地蠕动，就像那些曾在一战中搞战争宣传的人如今所做的 一样，那时候我会愉快而猛烈地将其擦掉。
奥威尔所厌恶的，奥登同样厌恶。奥登必须停止让他的艺术为政治目标服务。 他认识到，象牙塔就像数学中的“点”，“真的只是有用的，没有现实存在的数学概念，它意味着从所有的经验中隔绝出来。它在真实生活中最接近的近似值是精神分裂。” 而奥登如何能够，在所有人中，构想一种禁止“模棱两可的态度，象牙塔，悖论的，反讽的超脱”的艺术----还有更糟的，也就是最糟的，还要求这种艺术关乎别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3-28 6:50:30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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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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