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瓦巷

枭单

那一天意味著很多人固有生活的結束。
時間進入仲夏，之前攝氏三十二度以上的高溫已持續數日，對於本市土著而言，熱得已是不可承受。我和甲先生去青瓦巷的那個午後，氣候倒是有點反常，陰天，吹著涼悠悠的風，又料定暴雨是下不來的。
我們就像一群無業遊民，整天整天消耗在這個地方。青瓦巷用不了兩百步就能走完，路寬不過五米，兩側生長的樹木全都是梧桐，偶爾會遇到絨毛種子落進水杯的情況，不過無關緊要。我們像往常一樣，習慣靠坐草地的茶鋪聊天。可能是因為一個我們都不喜歡的電視臺主持人經常出沒的緣故，我們從未在另一側的茶鋪落座，所以也不知道這兩家的茶葉在口味上有何差異。
實際上沒有比這更便宜的去處，花茶、綠茶、檸檬水一律五塊錢，茶客們不會要求太多，但你完全可以自取一盤蚊香拿一把蒲扇，無論坐上多長時間。和青瓦巷同屬舊時清兵集中區的另兩條巷子（就在附近），已變成旅遊觀光為目的的商業區，星巴克帶著無線網絡來了，裏面擠滿了年輕人，它變成了一個集體網吧，除了人聲的嘈雜，只剩下鍵盤的噼噼啪啪。同時你也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遊人端著笨重的單方相機相機四處拍照，和那些改裝得面目全非的古建築留影。我在想，當他們把照片展示給親朋的時候該如何描述這個城市，不真實。
我和甲先生二零零七年才找到青瓦巷。我對他說：「幾年時間，差不多快喝上一千杯了吧。」「我數了，沒有那麼多」，甲先生義正言辭地糾正道，「差不多還有五六杯。」我們都笑了，暗自懷疑他是否每次回住處後都會在本子上記一筆。我們唯一的共同點則是，都是從外地來過來工作的人，在這個城市沒有家可言，所以都稱臨時寓所為住處。不過令人失望的是，甲先生宣佈買房了，就在這個曾經稱之為蒼白無趣、易於墮落的城市的某個郊區。他可以藉助地鐵的通達住在任何一個郊區，僅僅爲了一套不那麼昂貴的住房，樂在其中。也因為地鐵按時收車，未來他還不得不早早告辭，失去群體生活。
兩個中年女人是這裡的老闆，在夏天的時候一個只穿連衣裙，另一個則只穿棉質短袖和運動長褲。穿長褲的老闆老遠就望見了我們，揮手示意「馬上就來」。
如果願意，我們自然也可以幫那個女人搬籐椅，只是這項工作往往會被好事的其他茶客接替，男人們總會下意識地幫那兩個女人干苦力，且樂此不疲。當然，城管駕駛的微型卡車把「違規擺放」的桌椅沒收后，也只能由這些好心的男性茶客幫忙再搬回來，但得等第二天。
穿運動褲的女老闆陡然問：「要不要張桌子？」我和甲先生十分詫異，因為城管稽查的緣故，這家茶館已經很久不敢給坐路邊的客人提供木桌了，雖然只不過是一張象棋盤大小的桌子。在之前的一段時間裏，我們通常面朝草地背對巷子的過道坐著，把茶杯擱在分隔草地與街道之間的仿古石柱上。
「今天城管不來打攪你們了？」甲先生好奇地問。
「不管他們」，女人咧嘴笑著一邊往茶杯裡摻開水，「反正都快關門了。」
「你是說茶館不做了？」
「嗯，還有幾天，到月底就停業了」，女人蓋上保溫瓶，指著不遠處一張招租告示，「房東準備賣出去，何況馬上就要修地鐵了，草地那塊地就是今後的出站口。」
難以置信，那隻羽毛金黃的公雞正在草坪上不緊不慢地覓食，顯然它的主人還沒有和它交流。那條巷子裏唯一的擦鞋匠，眼看著他也快失業了。而我們，又怎能左右大局，儘管這其間不缺乏個人英雄主義電影的擁躉，我們不止一次地談論西蒙•佩吉①隻身騎著白駒殺回小鎮的形象。看來所有人都得知了那件不好的事，可你若不去找他們聊聊，也沒人告訴你到底出了什麽狀況。
火苗在甲先生的手中在微風裏扭擺，他點燃一根煙抽了起來。接著是先於掏耳師傅到來的金屬顫音，食指和拇指轉動的結果。掏耳師姓張，梳著中分頭，他居然從北京回來了。
他是我認識的唯一的掏耳師傅，我曾把耳朵大膽地交給他撥弄了無數次。他騎著電動車慢悠悠地走了一截，金屬顫音替代了吆喝，最終發現了我們。好久不見，他這麼說，然後從挎包裡取出棉籤、長針、挖耳勺等大大小小四五種工具。會員價，張師傅還記得我們之前的老規矩。
之前一段日子，他懷揣著宏願去了北京，如所有血氣方剛的大陸青年一樣，覺得應該出去闖蕩一番，即便是他這樣一個中學都沒念完的人。他與老茶客幾乎無話不談，且每次都會不由自主地向人們講一個故事。
張師傅早早就退了學，來到這座城市之初寄居在親戚家裡，對於他來說沒有學歷、不高不夠俊美，也成了找工作的阻礙。首個接納他的單位是家火鍋店，每月包吃包住八百元。一天清晨醒來，他發現自己的嗅覺幾近失靈，令人恐慌，加之如此繁重的工作並沒有讓他看見多餘的希望，於是他帶著積蓄辭職去了計算機學校接受培訓。在他看來，這個培訓或許比以前的教育更適合，讓他擁有一份不那麼勞累的工作。他如願以償地拿到了培訓學校頒發的資格證書，並在一所社區老年大學就業。那時的張師傅意氣風發，背著手來回在一群老頭老太太中間踱步，等待著解答疑難。他不會打五筆字，這很麻煩，當一個執拗的老人問起某個字該如何用筆劃打出來的時候，張師傅耍起了機靈，他說，我們不教打字。事後，那位老人找到校方投訴，自然，張師傅被開除了。
種種遭遇卻並不能打消他在這座城市立足的決心，自從練就一手掏耳的本領之後，他的生活開始發生重大轉變。在本城，掏耳朵的市場巨大，因此張的收入也頗為豐厚。再後來他和一個漂亮姑娘結了婚有了小孩。到他兒子長到三個月大，他都沒有想出名字，直到碰上一個算命先生。長鬍子算命先生和他做了筆交易，讓張師傅給他免費掏一次耳朵，他就給男嬰想個名字。
曾經，他告訴我們他準備去北京「發展」，賺了錢開家專業的掏耳朵公司，然後請更多的員工。我們以為那是個笑話，他卻是認真的。去北京是在冬天，他的業務卻難以開展，那裡的人們不太接受這樣的服務，顧客寥寥。張師傅心焦地騎著車，輪胎在雪地上壓出一道又細又長的痕跡。在故宮朱紅色的城牆邊張師傅把車停了下來，內心翻騰愈加得厲害，就這麼走了？還是再熬段時間或許就好了？他毫無把握，直到爬完長城，他對自己說，該見識的都見識了，老婆孩子還在等他呢，於是決定回家。
他也曉得青瓦巷茶館的不保，這無疑是重創。「完了」，他更像是哀歎這條巷子的命運。接過錢，張師傅在用過的工具上再次噴灑消毒藥水，用橡皮筋把它們擰在一起放進腰包，隨後騎車消失在拐角。
沙皮狗李逵興衝衝地跑過來，只是爲了對著樹樁撒尿，尾隨著的另一只沙皮狗張飛遠遠望著，為同伴把風。這兩隻狗由四五個婦女輪流供養，她們給狗買高檔的火腿做食物，自己卻就近吃碗麵條，但這並不能抑制這些女人嚴重發福的現實，她們的共性便是藉助濃厚的脂粉和火紅的唇膏掩飾蒼老，腰圓臀肥，奶罩緊緊勒在胸口，整個人的上身明顯的被分成兩截。她們每天如約而至，通常會在路過的商販那裡賣點蔬菜，或者煮花生這樣的零食，然後又開始嘻嘻哈哈地大聲交談。她們都有工作，不過都是那種極為普通的售貨員，可能就在附近的某家廉價服裝店或者中藥行。
坐在她們當中插不上話的是滿懷心事的「猶太人」吳先生，他當然可以是憂鬱的，當然他也可以坐在任何人中間一言不發。
吳先生人高馬大，通常以一身色彩明豔的裝束亮相。他說他身上流著十六分之一猶太人的血，說有機會一定要去趟以色列。他也說，他們家世代書香，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是從山東遷來的。他又說，他的外公曾是一名將軍，戰後獲得重要官職。那都是他說的。
如果你和他熟一點，便能聽出哪些是胡謅哪些是坦言。比如他說，我也很喜歡文學啊，什麽馬丁•海德格爾什麽康德的書都讀好幾十遍了，如果有興趣和我講學問，你們還要多看多思考。其實我更相信他所陳述的，在城北一家電力公司上班，謀得閒職，業餘也收藏古玩玉器（大多品質不高）。吳先生可能是這家茶館唯一一個免單的客人，但穿運動褲的女老闆受够了他一再編造顯赫身世的嘴臉，背地裡奚落了好幾次。除了新茶客，熟悉吳先生的人也幾乎不再和他多聊，他只好四處張望著。不過女老闆和吳先生都沒有問題，要不又怎麼會相互容忍這麼久呢。
吳先生離婚也是不必騙人的，他稱之為前妻的那人在我腦中有兩個印象：白色萬寶路和折叠捷安特自行車。他是個講故事的好手，肢體語言推動著情結的深入。我仿佛看見上世紀九十年代，那個尚未長成女人的女孩，穿著牛仔背帶褲和少年時代的吳先生並排漫步在寬敞的大馬路上。他們根本不在意別人的目光，就像不用在意要走向何方。姑娘不知從哪兒搞到一盒白色萬寶路，抽出一根遞給少年時代的吳先生，吸了兩口后，吳先生伸手挽住了她的腰，她並沒有半點掙扎與不適。時間來到新世紀，吳先生唯一能為她買的東西，只能是一輛捷安特折叠自行車，女人越漸感到吳先生的遊手好閒，遂離婚轉嫁他人。
因此，吳先生不無感傷地說：「還是過去好，還是過去好啊。」
已經進入倒計時，客人們為這家茶館默默地數著。那月最末一天，老茶客陸續來了，包括掏耳朵的張師傅，他煽動心事重重的茶客：「改日可以去二道街嘛，那邊環境很好，還靠河。」見沒人搭理他之後，張師傅尷尬地轉過身與我攀談，「我今天還是頭一次在這裡喝茶，陪你們坐坐。」
直到水注滿茶杯的時候，老闆才發現自己的失誤。她先於我察覺到問題，我向來不喝花茶。她折回去從新取了杯子和綠茶罐。我說：「別再麻煩了，喝什麽都一樣。」
「不，不」，她只是一個勁地搖頭，低聲回應道。

陈树泳

“我們就像一群無業遊民，”——应该是“两个”而不是“一群”吧。
语言平平淡淡挺好的，但人物形象没怎么出来，有点草草写完的感觉，可以再深入一些。

我是美工

真是不好说，太松散了，我觉得即使作为小说，它也缺少一种贯穿始终的劲道。

lostboy

语言不温不火，倒是和小说的气息很融合。只是一个个人物的轮番出场，设计的痕迹重而僵化，就像一个个提线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