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四百天

马克程

七千四百天

我在H大读书。这是一所理工类大学，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假如有外校的人和我聊起这里，我通常会跟他谈谈这里悬殊的男女比例（全校七比一，我们学院十三比一），人满为患的自习室，陈旧的苏式风格教学楼，头发花白的学弟脚踩拖鞋去上课，穿的是他高中的校服……当然，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特色，国内的名牌工科大学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不愿多说。但有一件事，我可以保证，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每天早晨七点半，在学校的正门都固定上演一个节目，二十年从未间断，风雨无阻，尽管有些荒诞，倒也算是一段传奇了。

没人知道他叫什么。有人说他姓袁，还把他的曾祖跟袁世凯攀上关系。也有人说他姓张，这个姓很普通，就没什么说法了。不管他姓什么，历届师生熟悉的是他的那个响亮的称号——“东门大汉”。这个名号有多少年头了，谁也说不上来，可能和他惊世骇俗的行为一样悠久。每天早上七点半，这个人都会推着一辆自行车，准时出现在学校的东门，身倚栏杆，咆哮不止，声如洪钟，内容全是骂学校领导的，一口纯正的京片子，语言十分犀利。自行车停在他身后，车梁上挂着一张大字报，白底黑字，大标题为“讨伐抄家”，正对着街道，过往行人无不感到触目惊心。说他是东门大汉，是因为他真的是条大汉——身高一米八，体壮如牛，一头乌黑的头发，看起来像四十多岁，其实已经六十好几了。他的声音十分洪亮，站在正门外面吼叫，主教学楼里面都听得到，光有力气可达不到这种效果，我猜他可能有美声功底，或者练过京剧。更难等可贵的是，他能这样连续嘶吼两个小时，音量不会有丝毫减弱。吼到九点半，就该结束了，他有时会和门口警卫攀谈几句，或者一句话不说，闷头收拾东西，骑上车走人。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刮风下雨都没停过。但也有例外——学校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比如校庆，或者重要节日，门口警卫一多，他就不出来了。平时骂得再凶，学校也不管他，就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有些不明情况的人士见到会报警，警察也不过来，任由他撒泼。久而久之成为我校一景。

关于大汉的故事，多年以来流传着大量的版本，但故事的主干一直没多大出入，就像食堂的伙食，年年都是一个样。在学长和老师口中，大汉是H大67级校友，文革时候被抄了家，搜出半麻袋美金，于是被拖出来批斗，挨了不少揍，后来还蹲了监狱，出来以后就变成这样了。在所有的说法当中，这些是被广泛接受的。至于细节部分，则是众说纷纭。比如，大汉为什么会被抄家？有人说是因为他和袁世凯的关系——在这个故事里大汉姓袁；有人说不是这样，说他家三代贫农，被抄家只是因为性格张狂，犯了众怒——这时候他自然就姓张了。还有那半麻袋美金是不是真的有，姓袁一派说是真的，姓张一派则认为根本没这回事，他家三代贫农，哪里会有美金？至于大汉本人则一口咬定有半袋美金被学校搜走了，骂人的时候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并且写在了那张大字报上。不过有人说他只是想借此讹诈。

说到这儿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大汉到底是不是疯子？对此问题的看法更是从来都没统一过。有人说他是疯子，理由很简单——正常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可假如你见过他，就会对此在心里打个问号。我听过他骂人，觉得条理清晰，逻辑谨严，虽然内容显得荒诞，但是疯话中似乎也有一点道理。他骂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导有所变化。比如他骂现任校长包二奶，北京东城西城各一个，全国有七个，国外还有一个，说得绘声绘色，听得我们笑破了肚子。你还别说，我们这个校长也就开学时候出来讲个话，平时根本见不到，学校报纸上老写他去国外哪哪个大学交流访问，我们都说他是去会情人了。还有前任校长，是我刚进学校时候H大的头头，被他一口咬定贪污了建新图书馆的工程款，结果到我上大二的时候就被神秘地调走，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让人笑完之后不免有所思考。我还听学长说，01年9·11事件之后，大汉声称学校窝藏了恐怖分子。这可太有意思了，我不禁为大汉的想象力所折服。我想当年要是真在H大里搜出了恐怖分子，那美国中央情报局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们亲爱的东门大汉，一定会重赏他一笔，这样他朝思暮想的美金可就有着落了。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有不少人都说大汉其实一点都不疯，他脑子清醒的很，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恶心一下H大。这样说的人往往声称自己和大汉有过交往，还经常讲一些据说来自大汉的内幕故事，当然，信的人没有几个。

我曾经和大汉近距离遭遇过。那是一个早晨，十一假期刚结束，我坐了一晚的火车从家回到北京，清晨乘公交到了学校门口，就在马路对面的苏氏牛肉面那里吃早饭。因为早上人少，服务台只开了一个窗口，我交钱拿了小票，排在一个穿棕色夹克衫的男子身后。当时我并没有认出他来。我领了餐，找到位置坐下，看到那人坐在我右手边隔着两个桌子的那个靠窗的位置，吃着一碗最便宜的清汤面，侧身对着我，我突然觉得这人有点眼熟。事后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他总是侧身倚着栅栏门吼叫，被我远远地看到过几次，所以会有印象。我认出他后，第一感觉是他真壮，比远看还要壮得多，虎背熊腰，穿着棕色衣服更像一头狗熊。可当我细看他的脸，就发现时间还是在他身上刻下的痕迹。那张脸非常沧桑，表情像是凝固了一样，面汤冒出的热气都不能使之融化。虽然没什么皱纹，但我相信那就是一个六十多岁，饱经坎坷的人应该有的一张脸。然后我注意到了他的眼睛，顿时就把我吓住了。他直勾勾地盯着那碗面，好像要用眼神把它摧毁一般。这么跟你说吧，他的身体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脸像六十多岁的老人，可那个眼神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觉得不像人，更像是野兽。我赶紧收回目光，吃完了我的面，临走的时候偷偷瞄了他一眼。他还在吃，不知为什么，那个吓人的眼神不见了，变回了一个普通人呆滞、无意义的样子。我放松下来，心里奇怪自己刚才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觉得应该是心理暗示作用，毕竟他可能是个疯子。后来他上哪儿去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又上校门口骂人去了吧。

那是我大一时候的事情。大学时光过得很快，一晃三年，我已经大四了。因为前三年成绩还不错，我被保送免试读研究生，这就意味着大四一年我将会过得非常轻松。我无事可做，天天抱着一个漏气的篮球出去玩。宿舍到篮球场的路上有一个修车摊，我每次都跟修车的老大爷借打气筒给球打气，久而久之就跟大爷混的很熟了。H大分东西两部分，东边是教学区和学生宿舍，西边是家属楼，中间由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分界，东西向还有一条街，连接学校东门和家属区的院门。大爷就在这两条街交汇的十字路口那里摆摊，已经摆了十几年了。大爷姓孔，是原先校办工厂的退休工人，我叫他孔伯伯。

孔伯伯六十多岁了，但是看起来要显得更老些。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儿女不在身边，自己也不爱多说话，对人挺冷淡。我经常看到他坐在马扎上，听着收音机，望着路尽头的东门发呆，一副谁都愿不搭理的样子。尽管如此，他却格外信任我，经常和我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看到我想起了他的孩子吧。平时除了修车，老爷子还下象棋。我闲来无事的时候也会跟他下两盘，我觉得他的棋力要强于我，可一段时间下来，我竟赢得更多一些。一般来说，老人下棋，优势在于经验丰富，但因为年老体衰，计算力比不上年轻人，常常会有失手的时候。这一点在孔伯伯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精神头好的时候，妙招迭出，就好像之前早就研究过这局面一样，我根本没有一点机会；精神头不好时则失误连连，有一些我都看了可笑。跟他对弈久了，我可以从他的表情读出他的状态。他有时会走神，眼神定在某个地方一动不动，等我落完子以后还是毫无反应。我小心地叫他一声“大爷？”，经常过两秒才反应过来。“该谁走了？”“该您了，大爷。”他想了一会儿，心不在焉地下了一着，下完就后悔了，一拍脑门，淡淡地一笑：“臭棋！输了输了。”有时候他的失误太过低级，我都不好意思赢了，就提议悔棋，他还是淡淡地一笑，说什么也不答应。老实说，我觉的这老头有点糊涂，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吧，就像我爷爷那样。

有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出去打篮球，路过孔伯伯的摊子，也跟往常一样在他那里给球打气。这时我看到东门大汉骑着车从南边过来，经过我和孔伯伯，往西一拐，进到家属区里不见了。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从来都不知道大汉就住在学校院里。怀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向孔伯伯打听东门大汉的情况。他低着头，摆弄着一块抹布或者类似的东西，轻描淡写地说“认识”。我问他详细情况，他支支吾吾，时而说忘了，时而说不清楚，时而干脆就不做声。我觉得他不是老糊涂了，就是有事故意瞒着我，觉得很没意思，就问他最后一个问题：“您知道他住哪儿吗？”他没说话，顺手指了一个方向，是从路口进去以后第二栋楼一层的一个阳台。我又问：“那您住哪儿啊？”他又指了指，原来就在大汉家旁边。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孔伯伯家的阳台和大汉家的阳台中间只隔了一个门洞，孔伯伯的阳台上晾着衣服，种着花草，还有一只鸟笼；大汉的阳台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往里望去，漆黑一片。他只跟我说了这些，别的就再也不肯说了。我觉得这两个老头一个疯，一个傻，住得这么近，倒也蛮般配的。这么想过以后，我偷偷一笑，就打篮球去了。

大四生活很悠闲。天一冷，我不愿出门，老是宅在寝室里，很快就长胖了。为了减肥，我决定每天早上起床跑步。早上操场关门，我就绕着校园跑一圈，这样每天都能亲眼目睹东门大汉的表演。时间长了，我注意到不少有意思的小细节。比如说，大汉一吼就是两个小时，嗓子一定很难受，想喝水，但我发现他自己从没带过水。他一旦吼累了，就会隔着门叫传达室里的保安，保安会从暖壶里倒一杯温水给他喝。那保安很有意思，总是笑着说“辛苦了！”，大汉也不搭茬，把水杯一把夺过来，咕咚咕咚地就往肚里灌，喝完水以后继续开骂。再比如，大汉骂人很有水平，而且花样繁多，擅长将新闻时事和H大的种种丑闻联系起来，但有一些内容是一直都有的。比如那半麻袋美金，还有几个名字，我记不太清了，有一个姓朱，还有一个姓方的，我猜就是当年批斗他、折磨他的那帮人。还有好多事，就不一一列举了。我把这些事讲给同学听，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这帮人很爱开玩笑，管我叫“东门大汉专属新闻发言人”。给一个疯子当新闻发言人，这个活计可不怎么地，不过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干，当就当了吧。我还把这些事讲给孔伯伯听。我总觉得他俩既然是邻居，应该和大汉很熟，希望能从他那里多了解些东西。他听了以后，不笑，也不说话，总是低着头，看不出有什么反应。但有一次谈话使我发现，他和大汉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那是一个有雨的早晨，路上很湿滑，大汉骑着车来到校门口，开始他的“例行工作”。骂完以后他骑车回家，刚蹬出没几米，车链子断了，大汉连人带车摔了出去。不过他身体真是好，没多一会就站起来，拍拍屁股，像没事人似的推着车走了。我觉得很滑稽，当天就跟孔伯伯讲了这件事。谁知孔伯伯听完，突然打了一个激灵，抓住了我的肩膀，问我“他没事吧！”，我吓了一跳，赶紧说没事没事，他身体壮得很，这一下连皮都没破一点，根本没事。他听完松一口气，又恢复到他往常的呆滞、走神的状态。那天他跟我下完棋，聊完天，临走的时候叫住了我，提出了一个让我惊讶的要求。

“小程，求你个事儿……”他用小的不能再小的声音向我说道，目光不敢和我接触，“以后他要是有什么情况，求你跟我说一下……”

我听了自然是目瞪口呆，费了老大劲才克制住自己追问下去的欲望。回去以后我就想，孔伯伯和大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他俩是邻居，住在退休职工的宿舍楼里。我忽然想起别人说大汉是从前H大的校友，可校友怎么会住在这里呢？所以他应该和孔伯伯一样，是以前校办工厂的工人，那孔伯伯和他就是工友了。又是老邻居，又是老工友，他俩应该很熟才对。可每当我问起大汉，孔伯伯就支支吾吾，连他姓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此事一定有蹊跷……我想了半天，还是想不明白，就索性不想，也不去问了。每天我按他的请求，向他汇报大汉的情况，也再也没见他有像那天一样的反应。

转眼到了十一月份。有两件事要提一下。一是我们学校马上要迎来一件大事——校庆，而且不是普通的校庆，是六十周年校庆。看得出来学校对此相当重视，不管是陈旧的斯大林式教学楼，还是新建的图书馆、体育馆，全都翻修一新，张灯结彩，校园里有很多穿着志愿者衣服的学生忙忙碌碌，主干道上搭建起好多志愿者服务站，搞得跟08年奥运会时候一样。到了校庆那一天，每个学生都会收到一份餐券，可以免费在食堂就餐，一荤二素，还附送饮料。这当然是好事，我们只是担心到了那一天，食堂里可能会挤满了人，甚至会挤爆，那可就糟糕了。另一件事就是我发现孔伯伯一连好几天都没出摊，向周围人打听，才知道他病了，两个儿子从外地回来照顾他，不过没什么大碍，估计过些日子就能出来走动了，听到这我就放心了。

虽然见不到孔伯伯，我还是每天跑出去看一眼大汉，一来是为了把他这几天的情况汇总一下，等孔伯伯病好了以后一并报告给他，二来我自己对他也实在是很好奇。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穿着运动服出门，从西门出发，逆时针绕着校园跑半周，到东门停下来休息，顺便看大汉表演。大汉也和过去一样，把自行车停在身后，斜倚着栅栏门，扯着脖子大吼。这几天他都在骂校领导在校庆准备期间贪污了大量公款，尤其是翻修教学区路面，声称校长贪了一百万，书记贪了八十万。我一边听，一边回忆起暑假的时候，教学区里到处都在挖坑，晚上去实验室蹭网看球，路上差点掉进坑里，吓得我后来不带手电都不敢走夜路了，心想真是可恶，听到大汉骂他们，感觉很受用。一晃到了九点半，大汉骂完了，把大字报从车梁上取下，卷起来，夹在胳肢窝下面，我知道他准备骑车走人了。可这时他做出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举动。他坐上车座，没有马上骑走，而是把头转向校门，望着校门里面——主教学楼、国旗杆、还有一座巨型浮雕，上面刻着伟人题词——喊了一句话：

“还有十天！”

说完就骑走了，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也是同样的情形，临走前喊了一句“还有九天！”，之后是八天，七天，不知他在给什么做倒数计时。我跟同学们讨论这件事，他们也觉得很奇怪，搞不清楚七天以后会发生什么。这时有个家伙想起来，说再过七天不就是校庆了嘛。我们一数，果然如此，可大汉记着校庆干什么呢？有人说大汉身为H大校友，虽然饱受冤屈，对学校还是有感情的，记着校庆实属正常，说不定要在校庆那天给学校一个意外惊喜。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东门大汉为H大六十周年校庆献礼！”，我们听完都笑了。或许真的是这样？我开始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着离校庆只有三天了。我高兴地看到，孔伯伯身体已经康复，又出来摆摊了。他见到我也很高兴，不过看得出来，他还是有些虚弱，声音比以前还小，得费好大劲才能挤出一点谈话的热情。他邀请我跟他下一盘棋。这盘棋进行得格外地慢，老爷子每一步都要想很长时间，似乎有沉重的心事笼罩着整个棋盘。我没有吭声，一直等着他，渐渐地天阴了下来，开始下雨了。雨越下愈大，棋局却只进行到中盘，我有些不耐烦，出了一个昏招，被老爷子敏锐地抓住。我竭力抵抗，还是败下阵来。棋局结束时天已经黑了，雨下的很大，我没有带伞，就在孔伯伯的大阳伞下面避雨，聊天。我和他说起东门大汉，说他这几天临走的时候还要丢下一句话，貌似是在数日期。听到这个，孔伯伯把头抬了起来。

“数日期！数什么日期？”他问道。

我看他突然来了精神，觉得很奇怪。

“他每天临走的时候，都要说还剩几天。今天还剩三天。”

孔伯伯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的嘴张的老大，眼睛瞪得溜圆，脸上的皱纹仿佛都要撑开了，看起来好像吓坏了。我也吓了一跳，不敢出声

过了一会儿，他脸上的惊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忧虑和悲伤。他叹了一口气，说：

“该来的还是要来啊。”

周围很安静，除了雨打在伞上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我和老爷子都陷入了沉思。

“孔伯伯……”，我怯生生地问。

“嗯？”

“三天以后，好像是校庆。”

“校庆？嗯……那应该只是凑巧……”

我没明白他说的什么。

“东门……哦不是，那个人……”

“他姓冯。”

“哦，冯伯伯，他跟您到底……”

他仍然沉默着。我看着他忧伤的神情，就不敢再问了。

然而没过多一会儿，他主动开口跟我说：

“小伙子，你着急回去吗？”

“我？哦，不着急……”

“你上我家吧，雨下得这么大，到我家里避一避。我家里没人，两个孩子都回去工作了，咱俩一块聊聊天。”

我同意了，跟他一起收拾摊子，冒雨跑进不远处的职工宿舍。他的屋子朴素但稍显凌乱，墙上挂着全家福，电视上放着去世老伴的照片。老爷子坐在客厅里唯一一张沙发上，我找了一把木头凳子，在门边坐下。沉默很快就被打破了，还是孔伯伯先开的口。

“过去你老跟我问你冯伯伯，我不愿意回答，不是因为我跟他不熟，也不是因为我老糊涂，忘记了。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一直在瞒着你，我和你冯伯伯当年曾是最要好的朋友。这些天生病，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既然你也这么关心他，我就跟你讲讲他的事。”

说完他起身，从放电视的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盒烟，从里面抽出一根，点上。我从没见过他抽烟，看这烟的牌子，似乎也有些年头了。我不说话，等着他继续说。

“我俩年轻的时候，”孔伯伯吸了一口烟，咳嗽了两声，“是H大车床厂的工人。车床厂就是现在的工程训练中心，如今只有学生在里面实习。当初全都是工厂，我们俩都在里面干活。我在一车间，他在二车间，后来被分到了一起。

“那时候你冯伯伯还叫小冯，是车间里的风云人物。一米八的大个，体育全能，踢足球晒得一脸黑，掰手腕谁都比不过。人也热情，爱开玩笑，干活劲头足，一个顶俩，没多久就当上了小组长。他跟谁都很好，但跟我尤其好，我也愿意跟他在一块。当时别人都说我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这么说他的确是H大的职工，而不是别人所说的学生。这印证了我的猜测。我没有打断老爷子，继续听他说下去。

“你冯伯伯千好万好，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大大咧咧，玩笑容易开过火，二是一根筋，容易记仇。有一次，他笑话钳工组一个人头上有癞疮，那人不高兴，上去给了他一下，两人差点打起来。当时你冯伯伯就不乐意了，说他小气，没肚量，要是不愿意听他开玩笑，那就一辈子都不要听他说话了。那人说有种你就试试，他说试试就试试。结果从那以后真的再没跟他说一句话，厂长来劝都不好使。我们当时都惊了，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想起来，这不就是命吗！

“就因为他这种性格，后来得罪了一批人，文革时候可惨了。H大当时有个红旗队，全北京都有名，当年干过一件事，坐火车去四川把彭德怀彭老总抓了出来，带回北京，关到当时的八号楼里，那座楼现在被拆了。就是这么一帮人，当时把他给盯上了，说他家里藏着半麻袋美金，组织了一帮人进去抄家。

“那时候H大乱糟糟一片，遍地开花，可你冯伯伯一点都不关心，还呆在厂里干活。有人跟他讲，还干活呢，快回去吧，你家被抄了。他一惊，拎着扳手就跑回去了，进来看见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红旗队把他的奖状撕了，体育比赛的奖杯砸了，还抢走了他的手风琴，正准备往里屋闯，那是他母亲住的地方。你冯伯伯一个箭步窜了过去，拦在门口，像黑铁塔一样。那帮人喊，冯黑子，你让开，他说凭什么让开，那帮人喊快让我们进去，他说凭什么让你们进去，那帮人问他，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窝藏了半麻袋美金，他想了想说，美金有啊，就在屋里，有本事就进来拿啊！

“这下那帮人可来了劲了，疯了一样往里闯。你冯伯伯用扳手放倒两个，用膝盖顶翻一个，还是敌不过他们人多，被他们三四个人扑倒在地。这下问题严重了，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游街的时候走在最前头，跟那些被打倒的大官放一块儿批斗，就在现在的东门门口，搭了一个大台子。当时我站在下面，看见他头上戴着铁帽子，上面写着那个吓人的罪名，眼泪刷的就下来了……”

“那半麻袋美金呢？”我忍不住打断他。

“他哪有美金啊！”孔伯伯叫道，“那是他故意气他们的！他家三代贫农，一个兄弟姐妹都没有，只有一位老母亲，是个农村小脚老太太，怎么可能有美金？可那帮人不管，游街完了还不算，还要把他单独关起来。就是现在北楼那个实验室，当时也是教电学的，里面都是电线之类的玩意。有五六个人看着他，全是厂里和他有过节的人，他们用电线抽他，从早抽到晚。关了不知多少天，终于把他放出来。我一听说就上他家里去了，看见他趴在床上，背晾在外面，一块好地方都没有。我见了，哭的跟个什么似的，赶紧给他敷药。我忙前忙后折腾了一小时，他一句话都没说，我进来的时候他都没跟我打招呼。后来我累了，在他床头坐下。他突然对我说：小孔，你知道他们关了我多少天吗。

“我想了想，只知道有好久，具体多少天还真不记得了。我说我不知道，他就一字一顿地告诉我，他被关了七十四天。声音很平静，就好像他一点都不生气一样。接着他说了一句话：你等着，我要还他们一百倍。

“说完他就睡了过去，也可能是晕过去了。我想他太累了，就不再打扰他。他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问孔伯伯打他的都是什么人。他说了几个名字，我发现我在东门都听过。我示意老爷子继续讲下去。

“后来他进了监狱，临走前把老母亲托付给我照顾。其实就算他不说，我也会主动帮忙的。四人帮倒台以后，监狱把他放了出来，学校也宣布要给他平反。我很高兴，就去把他接了出来，见到他之后大吃一惊。他瘦的跟猴子似的，眼眶发青，一条腿已经瘸了，这还是当年那个足球健将吗？一见面他先问母亲身体如何，然后问当年打他那几个人怎么样了。我说老太太身体还行，那帮人后来插队被集体发配到北大荒，七四年的时候被洪水冲走了。他听了没说什么。我看他身体虽然毁了，精神还没垮，一路上不停跟我聊天，那副兴奋的样子让我稍稍宽了心。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兴奋得有些不正常。他开了一路玩笑，却对牢里的事只字不提，而且那些笑话也不好笑。我觉得他是故意做给我看的。

“平反委员会的人让他去校党委‘说明情况’，他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让他在门外等了一个小时。他拖着一条残腿，坐也不舒服，站也不得劲。领导让他进来，他一看还是那些老面孔，劈头就问：听说你们从我家搜出来半袋美金，能还给我吗。

“领导说你不要闹情绪，当年冤枉你的我们一定给你补偿。他说不是冤枉的，美金真的有，他就是来要美金的。领导脸色变了，说我们正在积极为你恢复名誉，你不要无理取闹。他说恢复你妈逼，一摔门走了。

“学校拿他没办法，就把他晾在一边。后来学校分房子，给他分的是一间最小，最破的。我和他做了邻居，三天两头上他那儿，照顾他母亲，也照顾他。他的身体恢复的很快，毕竟过去是个体育健将，老太太可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没多久中了风，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九零年那年冬天，老太太突然就病情恶化了。那些日子我几乎住到了他家里，帮他给老人喂饭，端屎端尿。元旦那天，我跟他忙了整整一白天，晚上歇下来开了两瓶酒，突然听见里屋有响动。我们冲进去一看，老太太休克了，大小便弄得满床都是。我们赶紧把人往医院送。半夜十二点，我和他蹲在医院的走廊里，听到外面有人放鞭炮。我抽着烟，感觉累的要死，一句话都不想说。这时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非常兴奋，就跟我当年接他出狱时候一个样。

“我问他怎么了，他一开始没说话。想了一会，问我，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从电学实验室里出来，你照顾我那天。我说我记得。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被关了多少天。我回答说，记得，七十四天，你告诉我的。他问我记不记得他说过，他准备还他们一百倍。我就不说话了。

“然后他就站了起来，焦躁不安地来回走。我问他你想干什么。他说，小孔，念在我们朋友一场，我今天就跟你掏掏心窝子。他说照他估计，老太太是挺不过这个冬天了，等老太太一走，他要开始他的复仇计划。我吓坏了，赶紧劝他冷静下来。我问他你找谁复仇？那帮人早就死了，尸首都找不到了。他说，他不找那帮人，他的仇人是整个H大。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办，炸学校？他说，炸学校没意思，我已经立下誓要还他们一百倍，炸一下能顶多少？而且我不打算有人死。我问他那你要怎么办。他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说：骂他们。

“他看我不明白，就给我解释。他说，我不要求什么恢复名誉，也不要谁来道歉，他妈的我受的罪能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抵消的吗？我要骂他们，骂得这个王八蛋学校名誉扫地，让他们成为全北京第一大笑柄。骂一次不管用，他们当年关了我七十四天，我要还他们一百倍，就是七千四百天。我要骂他们整整七千四百天，天天早上去东门喊、嚷嚷、吼，让他们的老师学生出门都抬不起头来。说完他很激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手抖得都点不上烟了。我有点懵了，好半天才说了一句：他们会派人来抓你的。他说不会的，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会把我当作疯子，疯子抓了有什么用？我问他，那你真的疯了吗？他说，也许吧，说完又笑了，笑声很瘆人。”

说到这儿，孔伯伯停了下来，又点了一根烟，看起来似乎很累了。我等着他把这根烟抽完。他继续讲：

“没几天老太太就在医院去世了。安葬完老人，他开始实施他的计划。起初门卫很紧张，整来一帮人过来抓他，可校领导看他那副疯样，觉得抓他也没意思，就把他放了，跟他之前预测的一个样。从此能影响到他复仇的就只剩下他自己的毅力和决心了。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身体有些弱，喊起来没有力气，就天天锻炼身体，做操，举哑铃，很快变得和年轻时候一样健壮，腿也不瘸了。这简直是奇迹，我看了很惊讶，觉得他的精神头好的不可思议，比他二十几岁的时候还要好不知多少倍。这跟我完全相反，我在那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老头了，他却越活越年轻。那时候我一有机会就劝他：何必呢，让人看了多丢人，他却回答：要丢人，也是和H大一起丢人，我乐意。我哑口无言，慢慢地就不去劝他了。后来甚至都不愿见他的面，看他那疯疯癫癫的样子，我心疼。我觉得我们俩已经走上了不同的路，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了。

“就这样，二十年过去了，最近几年我甚至都没跟他说过话。渐渐的，我都以为我不再关心他了。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开始猛烈地咳嗽，我赶紧起身，给老人拍了拍背，从暖瓶里倒了一杯水。他摆摆手，意思是不用。过了半天，咳嗽终于停了下来。

“直到上个月，”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当初他跟我说是要骂够七千四百天，如今二十年过去，期限马上就要到了。

“这个念头折磨了我好几天。终于，我壮了壮胆，在一个早晨等在他家门口。我看他推着车过来，就迎了上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说：走，我有事问你。

“我跟他进了他家，虽然就在我对门，却已经好几年都没进去过了。起初他有些木讷，就好像很久没有说过话一样。我不敢直接说，不停暗示他，他好像根本听不懂。我发现他的眼珠子已经不怎么会动了。于是我直接问他：你说你要骂够七千四百天，如今还剩多少天？他立刻回答：十七天，几乎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问他，等这十七天完了，你准备干啥。他不说话了。我问他好几次，他还是不肯说。最后我怒了，一拍桌子站起来，双手抓住他的肩膀，冲他大吼：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这时候他笑了，那个笑容，我的妈呀，到我死都忘不了！

“他说，我告诉你又能怎样，你还能阻止我吗？我说我得知道你要干什么，然后才能知道能不能阻止你。他笑的更欢了。我冷汗直冒。他看我这个样子，就说：‘好吧，我告诉你，我准备最后一天骂完以后，一头碰死在那门上，你信不信我说到做到。’”

这时我感到手心疼。是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攥拳，指甲深深地扎进了肉里。

“从他家回来以后，我就病了。从他疯狂的眼神里，我就知道我阻止不了他。通知学校没用，报警也没用，一个二十年来一直决心赴死的人，谁能阻止得了？”

说完孔伯伯低下了头，拿烟的那只手不停地哆嗦。房间很暗，唯一的光源——一盏台灯——被他的身体遮住。我看不清他的脸，我猜此刻它应该是一片惨白。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种复杂的感觉涌上心头：有震惊、激动，当然还有恐惧。

我离开孔伯伯家时，雨已经停了。一路上我都在想象，三天之后的早晨，东门将会是怎样的景象。我没法不想它——二十年，七千四百天，那双野兽一般的眼睛。我等不及了。

乌鸦嘴

一个牛逼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