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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怎样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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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20 10:35:3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契诃夫怎样创作这书作者是苏联的帕佩尔内，朱逸森译，上海译文社1991年10月版，31万字，印数仅2000册，定价六块四。 以下是部分内容略为整理后的摘录。黑体为《手记》的原文。 一、诗人的家业 　　“人应该是有信仰的，或者是在探索信仰的，否则他就是个空虚的人。” 　　“聪明人喜欢学习，笨人才好为人师。” 　　亚历山大－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在谈论契诃夫时说：他是一个“谨慎、多思和对问题作长时间思考的人，他可以一连几年默不作声地酝酿着自己的构思，一直到这个构思成熟为止……” 　　尤里－特尼扬诺夫在谈到维列米尔－赫列布尼科夫时说：“他没有‘诗人的家业’，他有的是‘诗人瞭望台’。”这位诗人把自己的手稿装在枕套里随身携带，他既无住处，又无卷房，他不问世事，漫不经心，他在创作上“没有家业”，同契诃夫截然相反。 　　契诃夫以其沉默的认真和严格的态度对待事业，而且这不仅是一种信念坚定的严格态度，它还是一种精细的态度，几乎是会计式的态度。他在<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 year="1898">一八九八年七月二日</chsdate>写给画家勃拉兹的信里说：“我过着会计式的生活。” 　　契诃夫的日记和托尔斯泰的日记不一样，它不是以成百上千的页面来计算的，而是以几页几页来计算的。他在一八九六年这一年内只记了两三页日记，一八九七年稍微少一点，一八九八年的日记则更加少一些。而最后几年的日记都只有几行字。可以说，作为内心所需的经常记事的一种形式的日记契诃夫是没有的。 　　（CL按，周氏兄弟的日记也是如此。） 　　给列夫－托尔斯泰生前最后一年当秘书的布尔加科夫在谈论作家的日记时说： 　　托尔斯泰好像在研究和考察自‘我’的生活，说得确切一些，他是在研究自‘我’的基础上，勾画出人的真正的内心生活，这种内心生活不仅对别人，而且对于本人来说也时常是一种隐秘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的这幅肖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幅与契诃夫相反的肖像。在契诃夫的日记中，“我”几乎是以第三者身份出现的。他在写“我做了这件事和那件事”的时候，语气是那样的平稳、冷静和认真，好像是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己一样。我讲述自己，只是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身上，而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在契诃夫的日记中，你不会像在许多其他著名作者的日记中那样明显地感到自我描写和客观地叙述别人之间有什么原则区别。 　　（CL按，也许这跟他是医生的缘故有关，鲁迅似乎也是如此。） 　　他在面对自己一个人写日记的时候，反而比在给别人写信时候更有克制力。 　　“我不能写我自己，”契诃夫承认说。（<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5" year="1894">1894年1月15日</chsdate>致M.O.缅希科夫的信） 　　与契诃夫交往密切的人的通信录：康－阿列克谢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阿维洛娃，列－安德烈夫，伊－布宁，谢－佳吉列夫，弗－柯罗连科，维－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亚－库普林，康－科罗文，莉－米齐诺娃，伊－莫斯克温，弗－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阿－彼什科夫（高尔基），伊－列宾，谢－拉赫马尼诺夫，瓦－谢罗夫，列－托尔斯泰，达－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 　　契诃夫的“诗人的家业”是由以下一些手记本构成的： 　　第一本手记（1891—1904）　　 　　第一本手记（1891—1896）　　 　　第一本手记（1897—1904）　　　 　　第四本手记　　　 　　写在一些单页纸片上的短记　　　 　　日记（1890，1896—1903），以及契诃夫在其父亲的日记本中所作的一些记载（1893，1895，1896，1898）　　　　　　 　　通信录（1894—1904）　　　　　　　　 　　记载为病人开列药方的手记本　　　　　 　　园艺手记　　 　　事务札记　　 　　保管札记　　 　　图书目录　　 　　写在单页纸片上的非创作性短记及其他材料 　　艺术作品的正式文本有它自己的“传记”。它是以定型的形式出现的，但它又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过程的。 　　从前我想像——　　　 　　创作易如反掌：　　　　　 　　一位诗人走来，　　　　　 　　漫不经心，充满灵感，　　　　　　　　 　　他毫不费力把口张开，　　　　　　　　 　　诗句脱口而出——　　　　　　 　　就这样吟咏起来！　　　　　　 　　事实远非所想，　　　　　 　　在诗句吟咏之前，　　　　　　 　　需长久跋涉，足底长出老茧，　　　　　 　　而想像——这条蠢鲤　　　　　　　 　　它在诗人心窝儿里默默翻腾。　　　　　 　　（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彩》） 　　一八九七年，一个大学生问契诃夫是怎样写作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微微一笑。 　　——通常我是先打草稿，然后一次誊清。但是我对每篇小说都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和思考，尽量把一切细节都预先想像清楚…… 　　“不能在自然界的作品和艺术作品已经形成的时候才去研究它们，”歌德在捍卫他的“观察形成过程”这一主张时写道，“应该在它们的产生过程中去捕捉它们，以便对它们有所了解。”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写道：“关于形式的学说也就是关于变化的学说。” 　　作家并不是以现成的形象进行思维的，这些形象在产生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它们相互争议，而且还常常自己同自己争议。 　　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任何札记都是极为重要的。作者好像是以札记这一事实本身来证明，他需要记下这一点，它好像是一个“毛坯”，是一个还短缺的细节，是一个尚未明确的构思，或者相反，是一个结尾。 　　如果你仔细阅读契诃夫的短记原稿，你就会感觉到它们缓慢的、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但又是不可遏止的“流动”，感到它们的自我运动，向着完整性发展的运动。 　　契诃夫的手记本，这不仅仅是几本手记本，这是契诃夫本人。 　　〔附录〕一个研究者在考察普希金的草稿时，曾对诗人在创作《魔鬼》时的工作作了如下评述： 　　最使人惊愕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些诗句极力要成为不同于最初构思的东西。 　　海明威在谈到创作短篇小说过程中题材、情节和形象的变化问题时说： 　　随着情节的发展，一切都在变化。这就产生了运动，这种运动也就创作了小说。二、给滑稽小说用的题材   　　“一个平庸而又愚笨的学者，他工作了二十四年，任何好事未做，给世上培养了几十个像他自己一样平庸而浅学的学者。他暗暗地在夜间装订书籍，——这才是他真正的天赋所在；干这种事他是一个巧匠，他从中感到一种享受。一个好学的装订工人常到他家来。这工人却在夜间暗暗地研究科学。” 　　“书信往来。一个年轻人梦想献身于文学事业，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一直这样说。最后他丢下工作，去彼得堡献身给文学的事业——他当上了一名书刊检察官。” 　　“罗曼实质上是一个好色之徒，但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在下房里监视别人的德行。” 　　“向穷人行乞比向富翁行乞来得容易。” 　　“一个税务督察员和一个消费税征收员，虽然别人并未询问他们，为了替自己辩护却说：在这种岗位上工作是很有趣的，事情很多，是一种生气勃勃的事业。” 　　“储蓄所：有一个职员，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他瞧不起这个储蓄所，认为它不是必需的，然而他却仍在这里工作。” 　　“有人曾经为一个谦逊的人举行纪念活动。大家趁机表现自己并互相吹捧。他们只是在午宴快结束的时候才察觉到，受庆贺的人没有来，忘记请他了。” 　　“他把一切都留作慈善事业之用，以便什么也不让他所痛恨的亲戚和子女们得到。” 　　“出卖自己的N太太对每个人都说：我爱你，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1903年3月一个读者写信给契诃夫，向他提供了写“短篇小说的题材”：市参议院的一位议员骑了一匹消防队的马去参加婚礼。他命令消防队员把马牵回去，然后再回来帮助他接待客人。消防队员把马放在消防车棚里，但他忘了把马具卸下来。他锁上了门，又去举行婚礼的地方。马儿“显然是站厌了，它在马厩里走动起来，马颈圈碰翻了点着的煤油挂灯，灯被打碎了”。起火了。居民们都跑来了，但门锁钥匙被消防队员带走了。警察局长（一位肥胖的动作不灵活的老爷）也正在婚礼宴会上，当人们敲起警钟报警时候，他竟一动也不动。 　　“这是一桩非常特别的事件：消防队的马把消防车队烧掉了！我对当地的居民说，这一下他们倒扬名全俄国了，这是火灾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居民们平静地反驳我：‘不，在我们这里以前也有过这种事情，就在这个地方……当时还有一个瞭望台呢，就连瞭望台也给烧毁了。’” 　　契诃夫的形象思维是始于某个出发点的，始于最初的动力——奇闻。这不单是滑稽的事件，可笑的故事。不是笑，而是讥笑。不是公开的讽刺口吻，不是作家在讥笑生活，更确切些说，是生活对人物的嘲讽。 　　对于青年时代刚走上文坛的契诃夫的幽默，格－阿－比亚雷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 　　这里谈的不是受欺者和欺人者，而是一种特殊的生活风貌，不是令人愤慨的可怕或是极不公平的生活面貌，正确地说，是一种令人忧郁的可笑面貌。 　　而在成熟的契诃夫所作的札记中，幽默里总有“一线光明”，总有一种超越笑料的东西。这是一种特殊的轻松喜剧性，在它的背后可以感到生活的滑稽闹剧性。三、恰恰不是所需要的东西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1" year="1901">1901年8月31日</chsdate>契诃夫在写给奥－列－克尼碧尔的信中说，他的思想是“很紧凑的”：“刚刚说出两三个词，就要加上一个句号了！” 　　契诃夫的简练笔法与他认为生活是短促的这一思想是一致的。他的简练有多种节奏，它把文学和生活在统一的感知中联系起来，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契诃夫札记的结构：“匆匆写下几行字”，同时人物的一生也就在我们眼前过去——跑过，甚至是飞过。 　　“卖清凉饮料的商人有一些王冠瓶签。某君感到懊丧和委屈，他因商人夺走王冠而痛苦。某君诉苦，他见到人就讲，他寻求报复的时机等等。他由于痛苦和奔忙而致死。” 　　“某君一生进行反对愚昧的斗争，他研究一种疾病和它的病菌，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一斗争，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突然就在他临死前不久，发现了这种疾病是根本不传染的，是完全没有危险的。” 　　“一个年轻人，他收集了一百万张邮票，他睡到邮票上，开枪自杀了。” 　　“某人一生所说的和写的都是关于仆人的堕落情况，关于怎样才能纠正和管束仆人的方法。他死的时候，大家都不理睬他了，守候在他身旁的只有他的男仆和厨娘。” 　　“死是可怕的，但如果意识到自己将要永久地生活下去，永远也不会死去，那将会是更加可怕的。” 　　医生认为Z的心脏有病。Z就大大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从此不喝酒，不结婚。十一年后，他发现，原来他的心脏竟是完全健康的。 　　“Z非常高兴，但他已经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因为他已习惯于同鸡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他已习惯于慢步行走，不谈论疾病的话，他就会感到无聊。只是他恨起医生来了，不过如此而已。” 　　在契诃夫看来，完蛋了的一生并非衣衫褴褛的一生，不时悲痛万分的一生，而是毫无意义地、浑浑噩噩地白白度过的一生。对他来说悲剧并不在于死亡、损失和震惊，而在于日常生活长河的每一滴水中。 　　“他既不需要戏剧性的感叹，也用不着描写自杀和狂喜，”达－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在谈到契诃夫时写道，“但他好像是对一个被遗忘了的老诗人康－斯卢切夫斯基的诗句作了诠释：　　　　　　　　　　　　　　 　　一滴水中充满着悲剧，　　　　　 　　也充满着难逃的劫数。” 　　“恰恰不是需要做的事情”——这句话好像在提示每一个阅读契诃夫作品的人：不单单懂得“不是需要做的事情”，而且要理解恰恰“不是需要做的事情”本身，即那种与人所需要的、人所幻想和向往的事情根本对立的事情。　　　四、种子和植物  　　契诃夫说：“生动、真实的形象创造思想，而思想并不创造形象。” 五、带叭儿狗的女人 　　“不要归罪于环境，”契诃夫是通过中篇小说《姚力奇》这样说的，而不是直接以作者的身份，“你们周围的庸俗和冷漠丝毫也不能说明你们本人的庸俗、冷漠和心灵蜕化是情有可原的。” 　　谢缅特科夫斯基写道：“按契诃夫的意思，问题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人们本身。只要这些人还是契诃夫所描写的那样的人，那就不能期待在社会生活或国家生活中他们会有重大的成就。” 　　对作家来说最可怕的悲剧是平庸。摆在契诃夫及其主人公面前的基本抉择并非生或死，做或不做，不是美或丑，甚至也不是贫或富，而是人或套子、热诚或冷漠之间的抉择。 　　“愉快活泼地说：有幸向您介绍，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兹格耶夫是我妻子的情夫。” 　　“N知道了妻子不贞。他很气忿，很痛苦。但他拖延着不说，他保持着沉默。沉默到最后是他向妻子的情夫Z借钱用，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正派的人。” 　　契诃夫把自己的一个通俗喜剧本寄给亚－伊－苏姆巴托夫－尤任时写道：“……在看了莎士比亚笔下的漂亮恶棍之后，再看我描绘的这种渺小的卑贱的混蛋就感到太乏味了。” 　　生活就是爱情的毁灭。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的这一完整的思想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则分成为许多碎片。不是整个生活，不是刀剑的致命打击，不是宗族之间的敌视，不是血腥的内讧，不是根深蒂固的成见，也不是盲目的仇恨，而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千百件芝麻绿豆般的琐事。 　　莎士比亚的气魄不适用于中篇小说《三年》的主人公。对契诃夫的许多人物来说，崇高的爱情是与他们不相称的。 　　据一些人的回忆，契诃夫在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您是怎样写作的”这一问题时说：“似乎我不是直接照搬现实的，但有时不由自主地会让人猜出我于无意中所描写的景致或地方。” 　　《克里米亚信使报》的编辑这样描述过契诃夫在雅尔塔的生活：“周围是一片空虚。要想和某个人亲近起来，找到一个称心的圈子和结交一些程度不同的挚友——这时在人和地方都可以做到的，但挚友在雅尔塔却办不到……这里没有演员，没有画家，没有音乐家，也没有作家。” 　　“他有两种生活。一种生活是公开的，这种生活大家都看见，都了解，当然这是指有必要看和了解的人。这种生活充满了相对的真实和相对的欺骗，完全像他的熟人和朋友们过的那种生活。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它是秘密地进行着的。由于某种奇怪的，或许是偶然的巧合，凡是他以为重要的、有趣的、非干不可的事，凡是他出自真诚而又不欺骗自己的事，凡是构成他生活的核心的事，他都是背着人偷偷地干的。而他的谎话，他那为了遮掩自己免露真情的外壳，例如他在银行里工作啦，在俱乐部里的争论啦，他常说的‘劣等人种’啦，他同妻子一起参加纪念活动啦，——这一切都是明摆着的。他以己度人，他不相信眼见的东西，而且一贯认为每个人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是在如同夜幕一般的秘密的帷幔下进行的。每个人的私生活都是靠秘密来维持的，因此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个缘故，文明的人才焦躁地奔忙着，以求个人的秘密得到尊重。”六、实质和细节    　　契诃夫就E.M.沙芙罗娃的作品给她写信说：这些作品，“恕我直言，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我只记得小说的骨架，但它的细节和那决定着任何一篇小说命运的实质则完全不记得了。” 　　在这里，小说的实质是和细节同时提出的。没有实质和细节，剩下的就只是光秃秃的骨架了。 　　文艺作品的完整性就是要在细节中展示实质，而不是通过个别事实和图解所能展示的，也不是作家先有一个现成的思想，然后用具体材料显露出来，这种做法的例子俯拾皆是。 　　艺术家是以形象进行思维的，而不是以实例、插图和直观材料进行思维的。 　　契诃夫在五年之后就沙芙罗娃的一个短篇小说写的信中说： 　　“这是一篇精彩而动人的、有才气的作品。但和您通常的写法一样，情节展开得稍嫌缓慢，因而这篇小说在某些地方也显得较为松散。请您想像一下，倘若水从一个大池里以很细的水流向外流，那么眼睛就会看不见水的运动。再请您想像一下，倘若池塘的水面上有各种东西——木片、木板、空桶、树叶，由于水流动得太缓慢，所有这一切也似乎是停滞不动的，并且聚集在小溪口上。您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很少，细节很多，它们都堆积在一起。” 　　契诃夫所作的比喻形象得揭示了文艺作品中实质和细节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各种细节”反映着“水的总的运动”，如果水流缓慢或者停止流动，那么细节就会“堆积”起来。 　　一年之后契诃夫给阿维洛娃写信说： 　　“……整个小说在无数的风景描写中完全消失了，这类描写堆砌起来，从小说的开头一直拖到半中腰。” 　　托尔斯泰的原则是：丰富的细节；契诃夫的原则则是：细节的丰富性。 　　画家罗伯特－法尔克在与学生们交谈时说： 　　“绘画时应该小心谨慎和严肃负责，每一笔都要与整个画面和这幅画的全部色彩相协调。你们是否听说过，人们是怎样给钢琴定音的吗？你们也应该这样给自己的油画‘定音’。”还在安托沙－契洪捷时期，他在创作中就已摈弃了开门见山、提纲挈领的做法，摈弃了那种突出主题、显露实质的做法。众所周知，民粹派批评家和自由派批评家受的是激动人心的号召行善的教育，以及公开信奉进步的教育，这是一些引人注目的骑士。安托沙－契洪捷在它们的印象中是一个顽童。不过他们说得还要更厉害一些，——什么“小丑”啊，“变戏法的人”啦。A.斯卡比切夫斯基断然说，《五颜六色的故事》的作者“头脑里一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以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为首的民粹派文学评论认为，这位年轻作家的作品是在毫无意义地堆砌一些偶然现象。在读了《草原》之后，他写信给契诃夫，信中严厉地责备说：作者“在路上游荡，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没意思的故事》多少总算使这位要求严格的批评家感到满意，但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又使他失望。 　　米哈伊洛夫斯基和契诃夫之间的争论是复杂的、长期的。米哈伊洛夫斯基要求艺术家有鲜明、确定和一贯的立场。即使他的评论如此直率，可是带给契诃夫的也不只是害处。过了许多年之后，契诃夫说：“自从我认识他以来，我一直深深地尊敬着他，而且我在许多方面都很感激他。” 　　……与民粹派相距甚远的另外一些文学研究者在契诃夫的叙述风格面前也往往会张皇失措，感到困惑，常常谈及这种风格的偶然性、不连贯性和无系统性。问题显然不只是在于批评家的狭隘性，而是在于叙述故事所遵循的原则改变了。在我们这些生活于契诃夫之后的人看来，有些东西在艺术上是自然的和正确的，但在这位天才的作家刚刚开始确立自己的风格的年代里，这些东西都曾使许多人困惑不解。 　　德高望重的作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是年轻的契诃夫的良师和“祝福者”，他曾要求契诃夫严肃地对待创作，就连他在读了《草原》后也感到焦躁不安。 　　他写信给契诃夫说： 　　“全部问题在于怎样写，在于给自己提出什么任务，而主要的还是在于任务，因为在多达十个印张的篇幅上不能只限于描绘一些人物和自然景色。要自然而然地提出目的，应该作出某种结论，提供反映某个阶层或角落的风貌的图景，表达某种社会思想，开掘一个心理的或社会的题材，涉及某个社会弊病等等。” 　　而在中篇小说《草原》中，格里戈罗维奇捉摸不出什么结论，捉摸不出明确的、贯串于小说始终的什么社会思想，也就是他看不到小说有什么“实质”。 　　而在一年以前，在1887年2月，契诃夫评论了格里戈罗维奇的长篇小说《卡列林之梦》的一个片断，他所责备自己老师的恰恰是老师号召他去做的那一点。契诃夫不喜欢这部小说中的作者干预，不喜欢作者对人物作出的评价，认为它们“破坏了梦境，使人觉得这是一种说明词，园艺学学者常常在花园里把这种说明词钉在树上，这样就破坏了景色”。丘达科夫认为：在契诃夫之前的全部文学作品在描绘主人公所处的物质世界时都具有一个特点，即“他的住所、家具、衣服、食物、主人公使用这些东西的方法、他在这个世界中的举止、他的外貌、手势和动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不会发生故障、始终起作用的，都是目的明确地评价一个人的手段”。 　　…… 　　契诃夫的作品和在他之前的所有作家的作品不同，作品的“细节是与……情节不相干的”。 　　马尔夏克常常抱怨说： 　　“当你阅读某些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的著作时，你会感到他们的手上似乎都戴着那种只有大拇指分开的手套，所以有些小的细节他们就抓不住了。” 　　　　　　　　　　　　　　　 　　契诃夫的细节是质朴、含蓄的，但它决不是不偏不倚的，它要么处于冲突的这一方，要么处于冲突的另一方；或者它好像是在考验内心的分裂。 　　契诃夫在去世前不久写的一封信中说： 　　“……和在生活中一样，在艺术中没有任何偶然性的东西。” 　　《三姐妹》中维尔申宁说： 　　“在我们之中未必有人具有如此正确的观点，以便能把多余的东西同那真正必需的东西区别开来。” 　　　　　　　　　　　　　　　　 　　也许，关于契诃夫的描写笔法、细节和“一笔油彩”的偶然性是容易迷惑人的这一点说得最妙的是列夫－托尔斯泰。他在自己的著名评述中写道： 　　“乍一看来，好像一个人不加任何选择地，信手拈来什么油彩就在那里涂抹，好像涂上的这些油彩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倘若你离开一段距离后再看，一个印象就产生了……” 　　　　　　　　 　　科－伊－丘科夫斯基不止一次地说： 　　“人们研究的是诗，而不是‘主题’。” 　　　　　　　　　　　　　　　　 　　作曲家们谈到了德－德－肖斯塔科维奇——他问自己的一名学生：你为什么久久完成不了自己的协奏曲？那个学生回答说：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个作品的音乐主题。肖斯塔科维奇不以为然地说： 　　“要写的不是主题，而是作品。” 七、一些历史材料和文献介绍   　　捷尔曼认为： 　　“契诃夫仅从1891年，也就是从他第一次到西欧去的时候起，才开始使用手记本，而在这之前他全靠自己的记忆。”　　　　　　　　　　　 　　亚－伊－库普林引用契诃夫母亲的话说： 　　“安托沙上大学的时候，在早晨喝茶的当儿，他会突然沉思起来，有时候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你，我就知道他出神了，什么东西都视而不见。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飞快地写些什么。写了一会儿，他又沉思起来……” 　　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 　　“……本子里用很小的字体记载着契诃夫所想到的各种题材、明察秋毫的思想，以及警句和格言等。”　　　　　　　　　　　　　　 　　成熟时期的契诃夫的创作周期——从最初的札记到最后的定稿——是一个很长的周期，从几年到十至十五年（例如，短篇小说《主教》的创作过程长达15年之久）。 　　A.伊兹马伊洛夫： 　　“对于作家来说，有什么能比他在自己的创作实验室里，穿着工作服出现在读者面前更为不利的呢？但我们看到了处在这种状况中的契诃夫，我们崇敬地躬下了身子……” 　　“把自己的札记本藏得远一些吧！若要赤身裸体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就得做歌德；若要心平气和得把自己的草稿摊开在读者面前，就得做契诃夫……” 　　A.戈尔恩费尔德指出了契诃夫的手记本区别于他的定稿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倾向于臆造……我们感到众多的东西已经脱离了现实。在这里，从生活中发现的东西比较少，而再造生活的东西却非常之多。然而手记本中的许许多多的零星札记却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契诃夫在多么的的程度上吸取了人们称之为杜撰出来的材料，即与其说是从观察中得到的，不如说是创造出来的材料，它们与现实平行，又是描绘现实的。” 　　“根据他创作的作品就得把他归入现实主义作家之列，而在创作过程中他却好像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幻想家。” 　　E.科尔托诺芙斯卡娅也注意到了契诃夫札记的这一特点： 　　“处处表现出他热衷于夸张和过火的描写，着力于特殊情景的刻画。” 　　她还指出，札记中有一些“难以想像的，与日常生活的似真性相矛盾的笔调”。 　　列夫－托尔斯泰称契诃夫为“散文中的普希金”。这位散文中的普希金未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波尔金诺的秋天”。（“波尔金诺的秋天”是指普希金1830年在他父亲的领地波尔金诺度过的三个月。这是诗人的创作高潮时期，在这里他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及《别尔金小说集》等作品。）他的创作进行得比较均匀和从容。 　　“我们已经开始理解星体产生的规律了，”鲁宁写道，“但是我们对艺术形象产生的规律还几乎一无所知。” 　　契诃夫小说结构的一个最有特色的组合原则就是它的“音乐性”。福尔图纳托夫引证了德－肖斯塔科维奇的话：契诃夫的作品是具有音乐性的。他还说，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是把《黑修士》作为以奏鸣曲形式谱写而成的作品来接受的。 　　列昂诺夫说： 　　“手记本是一部有许多胚胎的书。但如果一个作家直接把自己的手记用之于文学创作，这就不妥当。在手记和文学作品之间没有直接的转化。一些人直接使用自己的手记本，他们通常是不成功的。例如，布宁的《乡村》好像是许多怪物的汇集。应该考虑这么一个情况：人们是不会去记他们是怎样喝茶的，但他们是怎么喝起白酒来的，这一点他们倒是会记下来的。可是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只由一些‘喝起白酒’来这类话组成。” 　　“契诃夫手记本的妙处就在于，依我的看法，从手记本转入作品的东西不是完全能辨认得出来的。” 　　谢－安东诺夫： 　　“作家们在手记本中写下的短记，这是草稿的草稿。” 　　列－佐林： 　　“契诃夫的手记本不只是，也不主要是他的异常丰富的观察力的宝贵见证，它主要是他的不知疲倦的从不停息的精神活动的宝贵见证，而这种精神活动正好也就构成了他的精神生活。”八、“我要写出一些奇特的东西来”   　　关于《海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作者本人都不能把这个剧本处理好。他小决心要写一个剧本，但写不好，好像它老是从笔下滑走似的。 　　从1894年1月起，契诃夫已告诉人家说，他打算写一个剧本，之后在每次写信时都说，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三月份我将写一个剧本。”（<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0" year="1894">1894年1月10日</chsdate>致苏沃林的信） 　　“在克里米亚我没有写剧本，虽然我曾打算写，但没有心思写。”（<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0" year="2008">4月10日</chsdate>致苏沃林的信） 　　“应该……写剧本。”（<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6" year="2008">6月26日</chsdate>致苏沃林的信） 　　“剧本可以写成的……”（<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0" year="2008">7月10日</chsdate>致苏沃林的信） 　　“我不在写剧本，而且也不想写。老了，已经没有激情了。很想写一部长篇小说……”（<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8" year="1895">1895年1月18日</chsdate>致B.B.比利宾） 　　“我在写什么？什么也不写。”（<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 year="2008">4月2日</chsdate>致比利宾） 　　“我要写剧本，但不会很快就写。”（<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8" year="2008">4月18日</chsdate>致苏沃林的信） 　　“我一定会写出一个剧本来……我要写出一些奇特的东西来。”（<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5" year="2008">5月5日</chsdate>致苏沃林的信） 　　“没有心思写剧本。”（<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1" year="2008">8月21日</chsdate>致苏沃林的信） 　　只是在1895年秋天，<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1" year="2008">10月21日</chsdate>，契诃夫仿佛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告诉苏沃林说： 　　“……您能想像得出，我正在写剧本，至于何时写完……显然，不会早于11月底。我写这个剧本是不无乐趣的，虽然我一反舞台常规，随心所欲地瞎编。” 　　“预言新的和有艺术性的东西是纯洁质朴的人所固有的特性。而你们呢，因循守旧的老顽固们，你们一手把持了艺术领域中的大权，你们只认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才是合法的，而其余的一切你们都要压制。” 　　在《海鸥》之后，契诃夫已不再写“只有一个主角”的剧本了。 　　教师：“您怎么总是穿着黑衣裳呢？” 　　玛莎：“我为自己的生活戴孝。我很不幸。” 九、《农民》——中篇小说及其续篇   　　离开《海鸥》惨遭失败的那一天才不过几个月，在契诃夫因咯血而住进医院之前不到一个月。这些日子（1896年底至1897年初）也许是契诃夫创作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在<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6" year="1896">1896年11月26日</chsdate>写给丹钦科的信也许能最好不过地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有什么可谈的呢？我们没有政治，没有社会生活，没有团体生活，甚至没有街道生活；我们的城市生活是苍白、单调、停滞和乏味的……” 　　“总之，不要为我们的沉默、为我们的不严肃和没趣味而责备你自己，也别责备我，要像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去责备‘时代’，责备风土和幅员，你爱责备什么就责备什么，听任形势按其固有的、注定的、不可改变的潮流去发展吧，指望着美好的未来吧！” 　　契诃夫在1897年2月间致力于中篇小说《农民》的写作，<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5" year="2008">2月5日</chsdate>他结束了人口普查工作。同月6日他去莫斯科。<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year="2008">3月1日</chsdate>他已写信告诉苏沃林：“我已经写好一部讲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说。”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0" year="1897">1897年10月10日</chsdate>，经济学家伊凡纽科夫教授写信给正在尼斯休养的契诃夫，谈到了《农民》这部作品：“人们在阅读它，讨论它，有许多争议。它给人们的印象是惊心动魄的，好像晴天霹雳一样。” 　　斯卡比切夫斯基在一篇书评中同几乎同样的说法评价《农民》：它“给人的印象好似头部受到沉重的一击，久久不能苏醒过来。” 　　缅希科夫在<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2" year="1897">1897年4月12日</chsdate>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说：“这沉闷的画面使我惊愕。” 　　苏姆巴托夫－尤仁在一封众所周知的信中（1897年5月写的信）说： 　　“丝毫没有哀怨和偏颇的语气。到处是无与伦比的悲惨的真实，是自发的莎士比亚式画面的不可反驳的力量，好像你不是一位作家，而是自然界本身。你理解我吗？我是想说什么？” 　　契诃夫描绘农民生活用的严峻笔调不仅使民粹派感到困惑和恼怒。一个非常了解谢－叶赛宁的文学家说：“他（叶赛宁）对待契诃夫就像对待他的一个最凶恶的敌人一样……十分可能，他是因为中篇小说《农民》才恨契诃夫的……” 　　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分析《农民》时，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中篇小说《农民》的内容不局限于它提出的“农民”问题。 　　他谈到了作品的结局： 　　“先生们，请你们关心一下工人的遗孀和孤儿吧，不管这个工人在哪儿工作，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也请你们别让两种人互相冲突了，他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但他们的生活却是一样地愚昧和贫乏，一样地值得同情。” 　　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讲到工人过的“苦役般的生活”时并不知道，契诃夫在创作《农民》时就在考虑写它的续篇了。这个续篇要讲的已经不是受奴役的人在农村地狱中的生活，而是他在城市地狱中的生活了。在作家的思想中，续篇一开头就要抓住两个方面：农村和城市。 　　“当你安静地在家里过日子的时候，生活似乎是寻常的，但你只要走出家门到街上去，比如说，询问几个妇女，生活就是可怕的了。主教池周围看来很宁静，但实际上这一带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地狱。” 　　这段札记同没有写完的续篇有关。续篇由第十章开始，这一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奥莉加的妹妹克拉芙季娅－阿勃拉莫芙娜住在主教池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札记中“询问几个妇女”这几个字不是偶然的。在《农民》的续篇中，主要人物是妇女：奥莉加，她的卖淫为生的妹妹，她的女儿萨莎。 　　《农民》发表时是九章，契诃夫同时又写作与小说基本部分一起构思的续篇，并已写好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开头部分。在那里小说所描写的事件已从农村移到了城市，移到了莫斯科。 　　如果指的不光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文本，而是作家原先打算写而且已经那样写过的文本，那么整部作品的结构应该是这样的：起初，在讲农村生活的那个部分中，主人公们向往着莫斯科；后来，他们到了城市，在“宁静的”，但又是骇人的主教池附近，在“可怕的”小胡同里，他们又思念起农村了。 　　为什么契诃夫中断了写作中篇小说《农民》续篇的工作？为什么他在奥莉加生死不明和萨莎开始卖淫的悲剧性时刻搁笔？ 　　契诃夫不止一次地想要创作一幅“巨画”，但后来在创作过程中巨画如同一张鲨皮一样无情地缩小了。中篇小说《草原》也是如此“缩小”的，原先打算写作长篇小说的《三年》却成了一部中篇。冷漠这个主题在契诃夫的创作中是沿着两条轨道发展的：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或是精神上自我安慰的有知识的人，或是出身于平民百姓、受压制和折磨到了麻木不仁地步的人。 　　契诃夫的好友库尔金——地方自治会的医生和统计员——在一篇讲述作家在地方自治会里的医疗活动的文章中说： 　　“……《农民》和《在峡谷中》两部作品问世后，熟知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方面生活的人都很清楚，折射地反映在这些作品中的人民心灵之光，作家是在何时、何地以及何种条件下领悟的：这正是安东－巴甫洛维奇1892至1893年间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利霍沃分区地方自治会做医生的时光。” 　　在萨莎这个形象和她的遭遇上，作家在梅利霍沃村的生活印象同他在萨哈林岛上获得的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哈尔凯耶维奇回忆说： 　　有人问作家，为什么在他的创作中萨哈林岛的生活反映得这么少，“契诃夫用一句笑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接着他就站起身来，在餐厅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想。突然间，他并不面向任何人地说：‘可是，我觉得，一切不都有萨哈林岛的气味吗？’” 　　萨哈林岛上的女孩子、姘妇和娼妓给契诃夫的印象是他受到的最深印象，甚至可能是最强震动之一。他在《萨哈林岛》这本书中写道：“流放去萨哈林岛的妇女普遍地在卖淫。”他还讲到一些十五至十六岁的姑娘，她们缩小自己的年龄，因为只有十五岁以下的贫苦人家的还自才能领取公家发给的口粮，这样一来，“有的已是小媳妇，或者早已卖淫，但她们仍然只有十三或十四岁”；他谈到了南萨哈林岛特别“恶性的”买卖妇女的情况；他描写过那样一些家庭，这些家庭里的母亲和女儿“双双同移民姘居，而且好像一个赛过一个地比赛生孩子”。 　　契诃夫常常会想到一些面容苍白的十四岁左右的少女，“放荡的生活使她们容颜憔悴”，他常常想到“女人的从属地位，女人的忍饥挨饿和卑躬屈膝”，这些思想同契诃夫对萨哈林岛上苦役的印象是不可分割的。作家回想起一个姑娘，“据说她从九岁起就卖淫了”。 　　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卖淫题材是与他的主要创作题材——人的心灵的愚钝化和冷漠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经常挨饿，由于为一块面包而互相责难，由于不相信情况会好起来，随着时日的迁移，心灵就变得冷酷起来，妻子就决定，在萨哈林岛上靠彬彬有礼、感情交流是吃不饱的，于是她就去，正如一个妇女所说的那样，‘靠自己的肉体’赚取五戈比铜币和十戈银币。丈夫呢，他的心也变得冷酷了，他顾不上什么纯洁，一切似乎都无所谓了。女儿们刚满十四或十五岁，也叫她们过起这种生活来。” 　　“一个人是有生气的呢还是他的心灵已经变得冷酷了？”——契诃夫不是只从道德和心理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总是不离开对生活结构和环境的研究的。 　　契诃夫作品的力量就在于：它们唤醒读者认识到人屈从于环境是十分有害的，认识到心灵一旦“变得冷酷起来”，人就不会反抗，就会在心灵和道德上趋向灭亡。 　　契诃夫的立场在许多方面同《三姐妹》中的维尔申宁对玛莎说的一番话相似： 　　“当然你们无法战胜周围的那些愚民；在你们的一生中，你们还会不得不连连不断地让步，也会迷失在这十万居民的人群当中，生活也会把你们埋没了，可是你们毕竟不会完全消失，不会不发生若干影响；也许继你们之后，还会出现六个像你们这样的人，然后是十二个，以此类推，总有一天，像你们这样的人终于形成了大多数。”十、在老家   　　“草原，草原——别的什么也没有；在远方有一座古冢，或者是一架风车；一些人慢慢地赶着运煤炭的牛车……鸟儿在平原上空孤单地低低飞翔，它们双翅的匀称动作引人瞌睡。天气炎热。车子已经走了一两个钟头，周围还是草原，草原，远方还是一座古冢。您的车夫常常用鞭子指向一旁，讲这讲那，十分冗长，无非是些不紧要的事情，这时宁静占据着您的心灵，您不愿去回想往事了。” 　　契诃夫在<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5" year="1898">1898年6月25日</chsdate>写给伊奥尔达诺夫的信中说： 　　“真该离开洛帕斯尼才好，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住一阵子。如果不是我生了结核病，我倒是会在塔甘罗格（注：契诃夫的家乡）定居下来的。住上它两三年，研究一下塔甘罗格－克拉玛托洛夫卡－巴赫穆特－兹维列沃这个地区。这是一个奇妙的地区。我喜爱顿涅茨草原，而且我一度生活在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熟悉那里的每一条山谷。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峡谷、矿井、萨乌尔古墓，回想起关于祖依、哈尔齐兹和伊洛瓦伊斯基将军的故事，回想到我乘着牛车到普拉托夫伯爵的克里尼奇卡和克列普卡亚庄园去的情景，我就会感到惆怅。我会感到可惜，在塔甘罗格竟会没有人写小说，以致这么好的宝贵材料竟会没有人要。” 　　短篇小说《在老家》的女主人公薇拉－卡尔金娜想，同那个使她越来越厌恶的姑母斗争是没有意思的，同老祖父斗争也是没有意思的： 　　“这有什么用？这等于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杀死一只老鼠或一条蛇。” 　　她决定嫁给医生，她不再期待什么更好的生活了： 　　“不可能会有更好的生活！美好的大自然，幻想和音乐——它们讲的是一回事，而现实生活讲的却又是另一回事。显然，幸福和真理只是在生活之外的一个什么地方存在着……人应该不要生活，应该同这个茂盛的草原融合在一起，它永恒地无边无际、冷漠无情；应该同草原上的花朵、古冢和远景融为一体，若能这样，那就好了……” 　　“抽他二十五下，火辣辣的！”这是“火性子的”独裁者老祖父的惯常叫声。 　　并不排斥下述可能：老祖父形象折射地反映了契诃夫本人的回忆。他在<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1" year="1903">1903年2月11日</chsdate>写给克尼碧尔的信中说： 　　“我应该告诉你，我生性暴躁，易动肝火，等等。但我已习惯于克制自己，因为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不应放纵自己。从前鬼知道我是怎么任性胡搞的。要知道，我的祖父就其信念来说是一个热烈拥护农奴制的人。” 　　薇拉把祖父看成古怪的人，一种过时的老古董。但突然间一声从腹腔里发出的野兽般的凶狠叫喊“鞭打！”竟然从她自己口中迸出来了。 　　“‘滚出去’，薇拉叫道，嗓音都变了；她跳将起来，全身发抖。‘把她赶走，她把我折磨死了！’她继续说道，紧跟着阿莲娜跑到走廊上，还不住地跺脚。‘滚出去！给她几鞭子！抽她！’” 　　薇拉身在“老家”，但又感到自己是处在一个对她有敌意的陌生地方，突然间她嗓音变了，用“不是她自己的声音”说起话来，叫喊起来。这是“老家”的声音，是“老家”的可怕而又讨厌的过去的声音，是老祖父的声音。薇拉感觉到了这一切，她感到了自己同“老家”的骨肉关系，她感到了自己不只是祖父和姑母的亲人，而且也是这整个荒野的草原王国的亲人。“显然，美好和永恒的东西是有的，但它存在于生活之外，人应该不要生活，应该同其他的东西融合起来，然后再宁静而冷漠地观察……” 　　“太讨厌了，令人作呕；……斗争，但有什么用？什么都不会改变的。” 　　高尔基说，谈论契诃夫必需写得“非常细腻和明确”。叶米尔洛夫论述契诃夫时却写得十分粗犷和奔放，他是“强攻了”契诃夫。 　　“一般的情况是，不管话说得如何漂亮和深刻，它也只能对一些不关痛痒的局外人起作用，对于那些感到自己幸福或不幸的人来说，就未必总能使他们满意”，契诃夫在谈及阿鲍金（短篇小说《仇敌》中的一个人物）时写道，“正因为这样，幸福或不幸的最高表现形式常常是沉默。”……对契诃夫来说，沉着和自制乃是一个人的自尊和自重的同义语。 　　《仇敌》的主题、情节结构和冲突的处理方面是一部富有契诃夫特色的作品，它的中心思想是痛惜人们互相疏远和无情。 　　成熟时期的契诃夫创作有一个重要特点，一个明显区别于安托沙－契洪捷的特点。在创作早期，作家写过一些好像是从笑话里脱胎出来的短篇小说，而且保存其结构特征，如《小公务员的死》《胖子和瘦子》《假面》《她走了》《时运不济》以及许多其他作品。到了九十年代，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短篇小说：它们也起源于笑话，起源于一些最初是荒诞不经的逗人发笑的札记。但是，这些札记一收进作品，它们在正式文本中就成了独特的“花絮”。笑话已经不决定小说的总结构了，而好像是以被拆开和分解了的形式包孕在作品之中。 　　现在使作家感兴趣的已经不是笑话本身，而是它同忧郁的日常生活形成的悲喜对照.十一、装在套子里的人  　　“一个人，如果他混入与他格格不入的事业，比如说，混入艺术中去，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名官僚。在科学、戏剧和绘画等事业周围有着多少官僚啊！谁与生活格格不入，谁就没有生活的能力，谁就除了成为一名官僚以外，别无他事可做。” 　　在《海鸥》惨遭失败的时刻，契诃夫产生了关于没有生活的创作的人的思想，这种人正是因此成为官僚的。关于墨守成规的思想则间接使人想起特列普列夫的独白。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2" year="1895">1895年9月22日</chsdate>或23日，契诃夫写信给长兄亚历山大，讲到弟弟伊凡时说：他“甚至在天气很好的日子里也随身带着雨伞”。 　　“从<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5" year="2008">8月15日</chsdate>到18日（1896年），M.O.缅希科夫在我这儿作客……天并不下雨，缅希科夫也要穿套鞋，带雨伞。千万别中暑死去。他害怕用冷水洗脸，诉苦说他心脏会暂停跳动的。”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弟弟）在写到缅希科夫时说：“我们家里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套中人。” 　　关于《醋栗》的一段札记： 　　“在幸福的人的房门背后，应该站上一个手执小榔头的人，经常地敲门并提醒说：还有不幸的人存在，而在短暂的幸福之后不幸一定会来到。” 　　关于套中人的札记： 　　“套中人：他的一切都装在套子里。当他躺在棺材里的时候，似乎他在微笑：理想的东西已经找到。” 　　关于《醋栗》的一段最详细的札记： 　　“题目：醋栗。X在一个局里供职。他极端吝啬，一味积钱。他有一个宿愿：结婚，购买庄园，边晒太阳边睡觉，在嫩绿的小草地上喝酒，喝自己家里做的白菜汤。他二十五岁了，四十岁了，四十五岁了。他已经放弃了结婚的念头，但仍梦想着买一个庄园。他终于六十岁了。他阅读一些有所暗示的迷人广告，广告里讲到好几百俄亩的小树林，讲到小河、池塘和磨坊。他退休了。他通过委托人购买了一个座落在池塘旁的小庄园……他巡视他的花园，感到缺少了一些什么似的。他拿定了主意：缺少的正是醋栗。他打发人去买小树苗。两三年后，在他因患胃癌而临近死亡的时候，家人们给他送上了一盘他自己种植的醋栗。他冷漠地瞧上一眼……而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他那乳峰高耸的侄女儿，一个爱好叫嚷的女人已经在当家作主了。（醋栗他是在秋天种下的，冬天下了雪，而他却就此一病不起。看着一盘醋栗：这就是生活最终给我的一切！）他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儿子，常常回忆起在农村度过的童年。” 　　伊凡－伊凡内奇在讲到他的弟弟时指出：“这种把自己关在私人小庄园里活一辈子的愿望，我是素来不同情的。” 　　H.克鲁科夫斯卡娅在<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9" year="1898">1898年10月9日</chsdate>给契诃夫的信中说到，契诃夫笔下的讽刺人物并未同平常的人们分开： 　　“我在读您最近写的几个作品《装在套子里的人》《爱情》（即《关于爱情》）和《姚尼奇》时，我想，主啊，这就是那种可怕的和黑暗的东西，每个人都可能遇上这种东西。人的生气勃勃的心灵竟会如此容易地、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关于别里科夫，O.A.斯摩棱斯卡娅在1899年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说： 　　“他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受管制，受欺压，以致他身上的一切符合人性的东西都被扼杀了。”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8" year="1899">1899年9月28日</chsdate>，契诃夫写信给出版他作品的阿－费－马尔克斯： 　　“寄上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醋栗》和《关于爱情》的校样。这几个作品属于一组远未结束的系列小说。待整个系列结束后，可以将它们收进第十一或第十二卷中去。” 　　为三部曲所作的最初的一些札记是与《醋栗》有关的。之后又出现了与《关于爱情》有关的札记。接下来是为《姚尼奇》写下的札记，它们在与《装在套子里的人》有关的札记出现之前就有了。十二、心灵和宝贝儿   　　成熟了的契诃夫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称写的重要作品是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写作形式在契诃夫的创作中牢固地确立了。如《妻子》《恐怖（我朋友讲的一则故事）》（1892）<匿名者的故事》（1893）《画匠头目的故事》（1894）《阿莉雅德娜》（1895）《带阁楼的房子（艺术家的故事）》和《我的生活（一个外省人的故事）》（1896），以及《装在套子里的人》《醋栗》和《关于爱情》（1898）。 　　短篇小说《姚力奇》开始也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但后来改变了形式。从此以后，契诃夫没有再用第一人称叙述形式写过作品。他最后几年的作品全是以作者叙述的形式写的。 　　在谈到契诃夫的幽默和讽刺的时候，就会想到勒纳尔的说法，他在临终前不久的日记中写道： 　　“没有一个关于幽默的定义能使我满意。其实，在幽默中什么东西都有。” 　　“请看，‘宝贝儿’，这个可爱而温柔的女人，她活像一头灰色的老鼠在不安地奔蹿着，她十分盲目和过多地爱别人，”高尔基写道，“打她一记耳光，她都不敢哼一声，真是一个驯顺的奴隶。” 　　而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则几乎是相反的。他四次出声地朗读了《宝贝儿》，并称这个短篇小说是艺术作品。 　　在为契诃夫的这个作品所写的序言中托尔斯泰说： 　　“他（契诃夫）像巴兰（《圣经》中的先知）一样本来是想诅咒的，但诗神不许他这么做，指示他祝福，于是他就祝福了，不由自主地给这个可爱的人披上了一层神奇的光彩，使她永远成了妇女的榜样，为的是使自己幸福，也使命运要她与之一起生活的人幸福。” 　　《宝贝儿》的最早基调出现在八十年代的下半期末，其写作经过大约要以十年来计，甚至还会更长一些。 　　C.巴卢哈蒂第一个注意到了：关于《匿名者故事》的札记在许多方面预告了短篇小说《宝贝儿》的出现。 　　九十年代中叶，《手记》中有了第一则直接与《宝贝儿》有关的简短札记： 　　“她本是演员的妻子，因而她爱戏剧，爱作家，好像她把全部身心都放到丈夫的事业上去了。大家都惊奇：他娶到了这么一个好妻子；但他去世了，她再嫁给一个糖果点心商，结果怎样呢，熬果子酱成了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她已经瞧不起戏剧了，因为她在模仿第二个丈夫方面是十分虔诚的。” 　　托尔斯泰的女儿写信给契诃夫说： 　　“……在‘宝贝儿’身上我认出了自己，我甚至感到害臊。但毕竟还不会像在阿莉雅得娜身上认出自己那样感到那么可耻。”十三、庄园行将拍卖 　　《手记》中，最不封闭的是一些涉及社会生活的札记，契诃夫在涉及一定社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的生活时，每次都要超越其范围。他能看到贯串于统一的社会过程中的特点，他的反写生做法的深远实质正好就反映在这里：“有名望的”商人门第在走向破产，在退化；优秀人物离之而进城去的农村正在衰落，而且将继续衰落下去；工厂以无法理解的魔鬼王国的形式出现在眼前，而庄园则行将拍卖。 　　自九十年代末期起，契诃夫写下的有关庄园和庄园主命运的札记特别多。它们虽不直接与《樱桃园》有关，然而却是在作家思考并写作这个剧本的时期里写下的： 　　“贵族X把自己的庄园连同摆设和家什一起卖给了N君，但他走的时候却把所有的东西，甚至把炉子上的换气口都随身带走了。从此以<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后N">后N</personname>君就憎恨所有的贵族。” 　　“X到朋友的庄园去做客。庄园很奢华。仆人们瞧不起X.他在那里感到很不自在，虽说他的朋友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被褥很硬，没有睡衣，但他不好意思去要。” 　　“地主N总是跟邻居莫罗勘教徒们吵架，打官司，他骂他们，诅咒他们。但后来邻居都搬家了，他反而感到很空虚、很冷清，很快就衰老和憔悴了。” 　　“在庄园里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人们都谈论这个图书馆，但根本不使用它。庄园里煮一种稀淡的不堪入口的咖啡，花园里没有花，主人毫无审美的能力，但他却把这一切说成是托尔斯泰式的。” 　　“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周围一片寂静，只听见远处花园里用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十四、未来的目次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1" year="1901">1901年8月31日</chsdate>，契诃夫在写给克尼碧尔的信中说： 　　“你在信中抱怨说，我的信写得太简短了，亲爱的，这是因为我的字写得太小了。不过，现在我的思想也展不开，刚刚只写上两三个字，就要收尾了……” 　　不但是契诃夫的言词和思想展不开，就是他的生命也“展不开了”。死神悄悄地，但又急速地向他袭来。“他尚未来得及喊一声‘啊哟’，大熊就已经扑到他身上了”…… 　　契诃夫刚满四十岁时，就感到自己已到了垂暮之年，几乎到了生命的尽头了。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6" year="1901">1901年3月16日</chsdate>他写信给克尼碧尔说： 　　“我的身体看来已完全像老年人一样了，因此我将不是你的丈夫，可以说是你的老爷爷了。” 　　下面的署名是“你的老头子安东”。一个星期后他在给维什涅夫斯基的信中又写道： 　　“在雅尔塔春意正浓，树上鲜花盛开，许多花已凋谢（我也在凋谢）……” 　　1897年3月，契诃夫在吐血后不久，在一封信后署名“您的残废人”（致沙芙罗娃，<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6" year="2008">3月26日</chsdate>）。他把自己原来的署名“您的同行”改成了“您的残废人”。 　　“您看，我是怎样的一个残废人！”——他出院以后对H.M.林特瓦列娃说。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6" year="1897">1897年4月6日</chsdate>，伊－列－谢格洛夫－列昂季耶夫在日记本里关于契诃夫写道： 　　“可惜，他，我们的第一号人物，现已进入‘残废人’行列。”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 year="1901">1901年8月3日</chsdate>契诃夫给妹妹写了一封遗嘱式的信。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是： 　　“你要帮助穷苦人。照料好母亲。你们要和睦相处。” 　　当人们谈到契诃夫是一个善良而敏感的、温文尔雅和才气横溢的人时，常常会忘记契诃夫对时间的精确而无情的计算，忘记他已确切感到了死亡的临近。 　　你不禁又会想到，简洁不仅是天才的姐妹，而且它也是契诃夫生命的姐妹。这位作家的生命是短促的。他的生命像是一部浓缩成为紧凑的中篇小说的长篇小说，就像古代人所写的“尘世故事”。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6" year="1901">1901年4月16日</chsdate>契诃夫给克尼碧尔写信说： 　　“我一切都很好，除了一件小事——健康以外。” 　　1903年3月，契诃夫到奥斯特罗<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乌莫夫">乌莫夫</personname>教授处去看病。“他认真地给我检查了一番，”契诃夫写信给苏沃林说，“还狠狠地骂我说，我的身体坏透了……”契诃夫接着写道：“他说，你成了一个残废人了。” 　　“就像我将单独一人躺在坟墓中一样，我现在实际上是单独一人生活的。”大约在九十年代末，契诃夫开始将自己没有写成著作的素材、短记和构思转抄到一个专门的手记本中。在这之前，他将那些已经写入作品的札记划掉，每一行、每一段他都画上“╳”形符号，有的整页都打了“╳”。现在，他开始将尚未写成作品的铅笔札记用钢笔重描一下。在这之后他又将这些札记转抄到另一个手记本中，人们把这一本称为第四本。 　　第四本手记本是契诃夫创作实验室里所积累的材料的总结，是他已经构思出来，但尚未写成作品的素材的目录。契诃夫没有做完这些材料的转抄工作，显然，是由于他生病的缘故。 　　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回忆与契诃夫最后一次在雅尔塔会晤时写道： 　　“‘您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他迎面对我说，‘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把自己的见闻和随想记在这本手记本中。铅笔字迹已开始模糊了，于是我决定用钢笔描一下：您瞧，我已经快描完了。’　　“他欣慰地拍了一下手记本说：”还没利用的材料可以写出大约五百印张的作品。这些材料够干五年光景。如果全写出来，家里往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 　 　　1903年9月，关于《樱桃园》的创作情况，契诃夫写道： 　　“这部剧作我差不多已经完成，还需要抄写一下，但病魔在打扰我，而我又不会口述，让别人来记录。”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3" year="1903">1903年1月23日</chsdate>，契诃夫给克尼碧尔写信时说： 　　“啊！我脑子里还有多少题材呀！我多么想写啊！但是我感到缺少一些什么。是缺少适合的环境吗？还是缺少健康的身体呢？”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 year="1903">1903年10月2日</chsdate>，在《樱桃园》快写完时，契诃夫写信给克尼碧尔说： 　　“我每天都写作，虽然每天只写一点，但还是在写。我把剧本寄给你，你读完以后会知道，在顺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我身体好的条件下，利用这些题材可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 　　契诃夫仿佛一生都是和他的创作一起成长和发展的。他一次又一次地检验自己以前的作品，他在准备重新出版自己的作品时，又重新进行修改和润色，有时还进行认真的改写。 　　“为什么哈姆雷特还要为死后的幽灵奔波呢？生活中不是就有更可怕的幽灵吗？” 　　“唉，可怕的并不是骷髅，可怕的倒是我已经不害怕这些骷髅了。” 　　“死是可怕的，但更为可怕的是你意识到，你将永远活下去，而且永远也不会死去。” 　　屠格涅夫的短篇故事《够了（已故画家手记片段）》中的主人公： 　　“‘啊！’他感叹道，‘可怕的不是幽灵，不是怪诞，不是阴曹地府的势力，也不是什么霍夫曼精神（不论它以何种形态出现）……可怕的倒是没有任何恐怖的事物，倒是生活的本身平淡无奇、毫无意义。’” 　　历史学家B.O.克留切夫斯基在评论契诃夫时这样写道： 　　“他具有罕见的洞察力，能够看见构成人们生活的无数琐细的误会、争吵和怪诞荒谬的事物，而我们一般都觉察不出来，无动于衷，也不为之感到难堪，因为我们对它们十分生疏，或者说，我们已经摈弃了思考的习惯，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和自我感觉已经迟钝了，就好像一个睡熟了的人不感到有东西在他身上爬着，或有东西在咬他一样。”对于《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作者来说，语言是人的天性的十分重要的“特征”之一。教师别里科夫不仅在炎热的天气里还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话语也是装在套子里的。他的语言的套子性就在于学究式的毫无生气的板眼之中，这种板板眼眼好似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在手记本中，契诃夫不断地把语言的“套子性用语”固定下来，把那些老一套的官僚式的、失去了生动性和自然性的，并且变成了死铅版似的词语和说法固定下来。 　　“书记员从城里给自己的妻子捎去了<chmetcnv wst="on" tcsc="1" numbertype="3"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1" unitname="磅">一磅</chmetcnv>鱼子和一纸便条：兹奉上<chmetcnv wst="on" tcsc="1" numbertype="3"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1" unitname="磅">一磅</chmetcnv>鱼子，以满足您生理上之需要。” 　　一个人的言语及其“官阶性”、枯燥性和套子性是契诃夫经常思考的一个课题。他在<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4" year="1893">1893年8月24日</chsdate>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 　　“官僚式的语言多么令人恶心！鉴于……情况；……一方面，……另一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然而’和‘鉴于’这些字眼都是官吏们杜撰出来的。一读到这些字眼，我就会感到恶心。青年人写得特别糟糕，写得模糊、冷淡和不文雅，还会写出‘狗养的’这种字眼来，好像死人躺在棺材里一样。” 　　表现一个人逐渐“冷漠”和迟钝起来的特征有各种不同类型：他的言语变得生硬、枯燥和陈腐，或者他已不再看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 　　《黑修士》中的考甫林病愈后变成了一个沉闷的、没有生气的人。他来到乡间，住在岳父家里。他到花园里去，他看到： 　　“阴沉沉的松树，毛茸茸的树根。去年他在这儿看到这些树的时候，它们都显得非常清新、欢乐和朝气蓬勃。现在这些树不再窃窃私语，它们像哑巴似的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像都没有认出他来似的。” 　　“N可以就爱情问题发表议论，但爱情呢，他却没有。” 　　中篇小说《三年》的第八章： 　　“不过没有爱情毕竟是不好的……我们总是谈论爱情，阅读关于爱情的书籍，可是，我们自己却缺少爱情。说真的，这可糟得很。”　　　　　　　　　　　　 　　“你为什么唱的歌都这么短？”有一天人们问鸟儿说，“是不是因为你的气接不上？” 　　“这是因为我有许多歌要唱，我想把所有的歌都唱一唱。”　　　　　　　　　 　　“爱情。它或者是某种现在正在退化，而一度曾是庞然大物的残余，或者是那种在将来要发展成某种巨大的，而现在却不能满足你、给予你的远比你期待于它的少得多的东西的一部分。” 　　“随着文学中的新形式总要出现生活的新形式（先行者），因此人的保守精神同文学的新形式总是格格不入的。” 　　“让后代获得幸福吧！但他们也应该问一问自己：他们的祖先是为了什么而生活的（为此得到了什么奖赏）？又是为了什么而受苦的？” 　　“为了拯救灵魂，伊斯兰教徒要挖一口井。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给后人留下一个学校，或者一口井，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以便我们的一生不是痕迹不留就永远消失，那就好了。” 　　“信仰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动物是没有信仰的。野人和不发达的人只有恐惧和疑惑。信仰只是高度发展的有机体才有的。” 　　“人相信什么，就有什么。”K.丘达夫斯基有一次曾经批评过当代的一些青年诗人，说他们“发表的是草稿”，说他们的诗作中有许多粗糙的、缺少加工和未曾润色的东西。契诃夫恰恰同他们相反，他的草稿也具有令人吃惊的表现力，精确而优美，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们具有惊人的艺术严整性、明确性和纯洁性。 　　“尊重人是一种多大的愉快啊！当我看到书的时候，我就顾不得去想书的作者是怎么恋爱的，怎么玩牌的，我只看到他们美好的事业。” 　　“应该有清醒的智慧，纯洁的道德，整洁的身体。”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并想理解生活的话，那么你别相信人们所说和所写的东西，你要自己去观察，自己去思索。” 　　“现在是这样的时代：如果一个正派的做着工作的人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他自己和自己的事业，那么人们就会对他说，你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一个无所作为、多愁善感的人；而当一个狡猾的无所事事的人大喊大叫，说应该多做正经事情时，那么人们就会向他拍手称好。” 　　“一个红光满面、热爱生活的人，他生活在世界上好像就是为了反对怨天尤人的人似的。他体态肥胖，身强力壮，胃口良好，大家都喜欢他，但这不过是因为大家都怕那些怨天尤人的人。他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蛮横无礼，只会吃和大声笑，如此而已。只是到了他行将死去的时候，大家才看到，他一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大家就对他另眼相看了。” 　　契诃夫不喜欢为人师，不喜欢教训人，不喜欢作预言。他从来不充当预言家和思想指导者的角色，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今天才能教给我们这么许多东西。他为他自己记下的手记——不为人知的简朴的手记——成了二十世纪的一本极有教育意义的书，而契诃夫本人在二十世纪里仅仅生活了极为有限的几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