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靠“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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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岛：靠“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
　　2009年01月19日 07:34经济观察报【大 中 小】 【打印】
　　编者按：
　　
　　一九七八年底，诗刊《今天》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在《今天》创刊三十周年之际，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了创办者北岛。
　　
　　摘录：
　　
　　北岛：独立身份与思想自由固然重要，但在目前中国与世界这个大的语境中，“强硬的文学精神”则更贴切、更有意义。回首三十年，《今天》一直处在逆境中，靠的正是这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走出谷底。如果说一个民族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的话，《今天》就应该是这种精神——它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
　　
　　记者：刘溜
　　
　　“《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
　　
　　经济观察报:我原来以为《今天》只是诗歌刊物。
　　
　　北岛:《今天》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后来说《今天》是个诗歌刊物，是因为诗歌影响大，往往遮掩了其他门类的光芒。比如，《今天》的小说很重要，出了像史铁生、万之、刘自立等具有原创性的小说家，领风气之先。而评论也并不弱，包括像阿城、黄子平等都是先在《今天》崭露头角的。
　　
　　经济观察报:你和芒克、多多他们后来都被归入“朦胧诗派”，但你认为你们是“今天诗派”。
　　
　　北岛:有个误解。当时《诗刊》的副主编邵燕祥是我的朋友，他把《今天》创刊号上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分别发在《诗刊》1979年的第三期和第四期上。《诗刊》当时发行量很大，超过上百万份，无疑对“今天诗派”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后来官方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却不能提到《今天》。由于缺席，就只剩下“朦胧诗派”这个官方标签了。
　　
　　经济观察报:《今天》在当时已经是个禁忌了吗？
　　
　　北岛:当然是禁忌。除了一小部分《今天》的读者，大多数人无法得知所谓“朦胧诗”的来龙去脉，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发言权。然而，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定论，总是在不断重写的。在重写过程中，命名极为重要，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命名，对世界的命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诗派”长期被“朦胧诗派”这个含混的官方命名所遮蔽，是除掉这个遮蔽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能否谈谈“今天诗派”（或“朦胧诗派”）与“伤痕文学”的关系。
　　
　　北岛:去年在澳门举办的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上，一个复旦的教授，居然说“伤痕文学”也包括所谓的“朦胧诗”，我很生气，站起来反驳他说，你既然研究“伤痕文学”与“朦胧派”，怎么连《今天》创刊号都没认真读过？我们在创刊号上惟一的评论文章，就是针对伤痕文学的，评的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的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
　　
　　经济观察报:批判“伤痕文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北岛:“伤痕文学”基本上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是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性表达，使文学再次成了工具，失去了文学的自主性和丰富性。我看这些教授脑袋进水了，抱残守缺，这么多年过去了，却连一点儿长进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今天》是一个纯文学杂志，但很多人还是会把《今天》跟政治联系到一起。
　　
　　北岛:所谓“纯文学”只在当时的语境中有意义，那是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在那样的语境中，提出“纯文学”就是一种对政治的反抗。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初民刊很多，写诗的人也特别多，知名诗人有很大影响力。
　　
　　北岛:《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那是精神的能量，语言的能量。这和精神与语言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有关。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转折期，诗歌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负担。诗人甚至一度扮演了类似如今歌星的角色，那也是反常的现象。直到1985年，特别是1989年以后，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中国，诗歌重新边缘化。这一高潮的尾声是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叶文福、舒婷、杨练、顾城和我都去了。叶文福最受欢迎，他写的是政治讽刺诗，比如有首诗叫《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非常直接，针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比如，将军如何占据幼儿园建造了自己的住所。
　　
　　经济观察报:没听说过叶文福。
　　
　　北岛:在诗歌节期间，叶文福被几个女“粉丝”包围着，有点儿像毛泽东。我后来在文章里写道:“叶文福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而毛泽东是晚年的叶文福。”他在舞台上朗诵时，听众中居然有人高喊“叶文福万岁”。他真的可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也会成为腐败的根源。
　　
　　经济观察报:复刊后的《今天》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吗？
　　
　　北岛:在海外复刊后，《今天》一度处境尴尬。首先是在商业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处于低谷，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说，孤悬海外，读者非常有限，加上财力人力上的种种压力。我们为此作出调整，继续寻找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的同时，我们把部分注意力转到文化批评上，支持那些边缘化的艺术门类，比如先锋戏剧、独立电影等。在海外复刊后，《今天》编了很多专辑，大的就有40多个。我们下一期编的是“建筑与都市”专辑，讨论中国城市建筑的问题与危机。
　　
　　经济观察报:你刚说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是哪些问题？
　　
　　北岛:首要的是批评的缺席，现在不仅是美术，也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等各个门类，都有这样的危机。不仅没有严肃的批评，甚至各种直接或变相收买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这首先始于美术界和电影界，现在已蔓延到各个领域。如果再不正视这一问题，中国文化就烂透了。
　　
　　尽管《今天》影响有限，但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年春季号是由刘禾编辑的“中国诗歌:困境与思考”，就是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专号，这样严肃的批评在国内几乎已销声匿迹了。今年的秋季号和冬季号连发了两期“七十年代”专号，通过集体的回忆来改变历史书写的方式，展现七十年代特殊的质感。
　　
　　经济观察报:作这些批评你们没有压力吗？
　　
　　北岛:《今天》的好处是，有商业化的压力，没有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商业化的压力在编辑过程中也是不存在的——没有广告，不考虑任何商业诉求。这在当今的中国文学中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当然，我们得想办法募捐筹款。在这方面我们很幸运，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有“贵人相助”。
　　
　　经济观察报:韩东说《今天》的启示在于，“独立身份以及思想自由的必要”，你觉得这两点总结得准确吗？
　　
　　北岛:我不知道韩东做过这样的总结，只知道他为《今天》三十周年所写的感言中这样说:“‘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独立身份与思想自由固然重要，但在目前中国与世界这个大的语境中，“强硬的文学精神”则更贴切、更有意义。回首三十年，《今天》一直处在逆境中，靠的正是这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走出谷底。如果说一个民族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的话，《今天》就应该是这种精神——它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
　　
　　“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
　　
　　经济观察报:食指刚刚过了六十岁生日，你把他视为新诗的一个开创者。
　　
　　北岛:对，我们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是1967年开始写作。正如我在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录《断章》里所写的，第一次听到食指的诗时，我们都还在写旧体诗，这显然与毛泽东有关，他的37首旧体诗词我们当时都会背诵。1970年春天，我和两位同学到颐和园划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站在船头朗诵了食指的一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那些诗句对我产生的震撼是无法描述的，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意外的窗户。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都不太了解食指，最多知道他的《相信未来》。
　　
　　北岛:这很可惜，食指是非常重要的诗人。虽说自1973年精神失常以来，他的写作没有早期的那么出色。中国人太健忘了，尤其是商业性的娱乐文化在不断吞噬着年轻一代，他们对过去所知甚少。要知道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传统，也在失去想像的空间与能力。
　　
　　经济观察报:你参加很多诗歌朗诵会，你喜欢朗诵吗？
　　
　　北岛:起初一点都不喜欢，我是比较内向的人，不太喜欢公共场合，但后来在国外待久了，朗诵成为一个诗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在美国，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很多美国诗人都靠朗诵为生。
　　
　　经济观察报:开始不喜欢朗诵，后来有所转变？
　　
　　北岛:我在我写的散文《朗诵记》里谈到，除了内向的性格，还有早年的朗诵经验对我们的影响。过去革命式的朗诵方法，声音特别夸张，高八度，字正腔圆。在八十年代有个殷之光朗诵团，他们代表的就是那种朗诵方式。我们后来有意识地克服这种朗诵方式，追求一种比较自然的与呼吸有关的音调与节奏感。朗诵对写作是必要的调整，你会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停顿。美国“黑山学派”提出了朗诵与写作的关系，特别强调呼吸的重要。“黑山学派”是美国“垮掉一代”的重要分支。
　　
　　经济观察报:你曾批评过，美国六七十年代后的诗歌主流是叙事诗，你不喜欢叙事诗？
　　
　　北岛:这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关系。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主流，诗人也大部分中产阶级化。自五十年代末美国大学建立了创作课，把一大批出名的诗人网罗到大学，成了教授。总而言之，诗歌离不开痛苦的体验，没有这种体验，写诗就会变成一种文字游戏。而叙事是英语文学的传统，没的可写，就往叙事上靠，写自己身边琐事，比如生活中遇到的小麻烦，牛奶坏了、狗丢了，等等。我在美国教书时，特别在课程安排上声明，我反对的正是美国叙事性诗歌的主流，故特意选择二十世纪国际现代抒情诗作为教材。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讲过希尼？不过希尼的诗也是比较叙事性的。
　　
　　北岛:没有。其实我是他的诗歌的第一个中文译者，1986年就翻译过他的诗，只是没有发表。但我并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叙述跟抒情是不是被分得太开了？诗是可以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起的。
　　
　　北岛:其实写叙事诗并没什么错，关键还是怎么写。中国自古以来有不少出色的叙事诗，像《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长恨歌》，等等。
　　
　　经济观察报:你喜欢卡佛吗？
　　
　　北岛:喜欢。不过看卡佛最好看英文原作。我跟苏童讨论过这个问题。苏童的英文并不太好，但为了掌握卡佛的精髓，他查字典把卡佛的原作几乎通读下来。卡佛的小说非常微妙，那种微妙很难在翻译中传达出来，我看过一些译本，都不太够味儿。
　　
　　经济观察报:他也写诗。
　　
　　北岛:我跟他还有点儿渊源关系。我从1999年起在美国柏罗伊特学院教书，每年秋天都去，只教七个星期。有人捐钱设立了专门的奖金，每年请一位美国作家来教书。这个项目最初是为卡佛而设的，那是1988年，结果卡佛那年病故了，由卡佛的夫人顶替。
　　
　　经济观察报:我所知道的是，在国内的诗人中，你比较欣赏的是张枣和柏桦。除了他俩，还有其他诗人吗？
　　
　　北岛:是的，我挺欣赏他们俩的。他们两个同是学外语出身，具有双重文化的背景。柏桦有点儿可惜，他在八十年代的写作有很强的张力，到了九十年代，商业化冲击太大，他曾做过书商的“枪手”，编写了一百多本书，靠此维生。这种生存的手段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我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后来他转向中国古典诗歌，但都没有他早期的诗那么好，遗憾。这些年国内的诗歌，我读的不多，故无从评价。《今天》原来是张枣和宋琳做诗歌编辑，最近由廖伟棠接手做诗歌编辑，与宋琳合作。廖伟棠年轻有为，希望通过他能和更多有潜力的年轻诗人保持接触。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说到，美国把这些诗人、作家请到大学里教书，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了他们的写作，你后来也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你会不会担心给自己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北岛:外在条件并不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再说我大半生都在动荡漂泊中，过几年安稳的日子不会轻易代替我的过去，不会轻易改变我，当然也要保持警惕。这么多年来，我在美国大学当客座教授或驻校作家，都是临时的、短期的，东奔西跑，居无定所。我终于在香港得到稳定的教职，但愿能利用生活的稳定多写点东西。
　　
　　“对漂泊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
　　
　　经济观察报:你平常怎么关注国内的情况？
　　
　　北岛:国内只是我的关注点的一部分而已，这和我的阅历有关。这些年走南闯北，比如我去过中东，中东的冲突就会引起我的特别关注。还有在这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我认识了很多外国朋友，我们会在世界各种文化活动经常见面。
　　
　　经济观察报:你大概已经习惯了经常旅行吧，在路上也能写作吗？
　　
　　北岛:我形容我的生活就像钟摆的两极，旅行变成生活的一种常态:在家就会想念旅行，在路上又会想家。这些年我已习惯在路上写作了，尤其写专栏，到期要交稿。有时候在飞机上也要写。
　　
　　经济观察报:你住过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地方，你觉得哪儿比较适合自己？
　　
　　北岛:这就是像你这样不太了解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提的问题。其实对漂泊者来说是没有选择的，到一个新地方要尽快地适应环境，比如要马上了解，到哪儿能买到酱油和醋，到哪里去租车。这就像动物，尽量保护自己。而且不能太伤感，因为不断搬家，总不能对每个地方都伤感吧？这种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你的生活态度，你不是游客，要保持生活的重心，这个重心是不以场景变化为转移的，这是漂泊者的重心。
　　
　　经济观察报:你在《断章》中提到拉赫玛尼诺夫曾激荡过你们的心，你从小就能听到很多古典音乐吗？是不是主要来自俄苏——就像文学那样，你听的古典音乐是不是主要还是浪漫派的（俄苏和德奥）？音乐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金斯堡和爵士乐、摇滚乐关系很大，你喜欢爵士和摇滚乐吗？崔健接受采访，问他对八十年代有影响的人物有哪些，他首先提到“朦胧诗人”。你和崔健有接触吗？
　　
　　北岛:我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纯属业余爱好。随着时间推移，我从浪漫派转向古典派，从交响乐转向室内乐，甚至越来越极端，只喜欢听独奏。我也喜欢爵士乐，特别是早期的爵士乐，喜欢那种原创的、奔放的、无羁无束的感觉，而大多数现代爵士乐越来越冷，就像现代人一样，好像被冷冻似的。我完全不懂摇滚乐，但我喜欢崔健，特别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就有我刚说的那种原创的、奔放的、无拘无束的感觉。我和崔健有过几面之交，有一次还一起过生日。我们是同一天生日，我比他正好大一轮。
　　
　　经济观察报:印象中好像好多诗人都说过类似的话，诗人就是不断地回到童年。你对这话怎么看？你重视童年经验吗？这种回顾跟写作状态有什么联系吗？
　　
　　北岛:童年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的重心。对诗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忠实自己的开始，并保持重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童心未泯”。但仅仅停留在童年经验上是不够的，还要从中生长出另一种东西，即“青春风格”，那是一种更成熟更持久的生命力，或许就是韩东所说的“强硬的精神”。我正在写一本类似回忆录的书，讲述我的童年我的北京的故事。其中的片断首先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在《财经》杂志上。
　　
　　经济观察报: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一过中年就面临危机，创作乏力，精神萎缩，变成一个掌握世界、不再发问的人，被称为中年现象。你对此怎么看？你有过中年危机吗？
　　
　　北岛:这与我刚才说到的“青春风格”有关。一个诗人应该一辈子都坚持这种“青春风格”，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诗歌本质上属于“青春风格”，它决不与生命妥协，否认衰老否认死亡。正如陈敬容的诗集的题目《老去的是时间》，说出了诗歌的精神本质与骄傲。
　　
　　经济观察报:你有句诗早已成为名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撇开这句话，好像一个有所理想与坚持的人，大抵会有点英雄主义情绪。你现在对英雄是怎么理解的？
　　
　　北岛:看来你根本没读懂我的这首诗。在如今这年代，有何“英雄主义”可言？能做一个人，而不做狗猪牛马就很不容易了。
　　
　　下一页：
　　
　　访谈背景：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作者:刘溜
　　
　　2008年12月8日晚，诗人廖伟棠和我去见北岛，约定的地点是香港马鞍山的“映山红”中餐馆，北岛要请客吃饭。北岛已经先到了，坐在餐桌边，手持厚厚的菜单翻看着。见我们到了，他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黑皮衣，瘦长，清峻，孤高，但是有温和的微笑。
　　
　　北岛感冒了，发着烧，嗓音低哑，间或咳嗽几声。尽管自己不能吃辣，他还是为我们点了水煮牛肉和酸辣汤。他吃得很少。“你们多吃点”，他微笑着再三劝道，像一位和蔼的父亲。
　　
　　那些天他无比忙乱，为12月12日举办的《今天》三十年诗歌朗诵会作着种种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他自己逐一给邀请名单中的十多位诗人兼老友打电话: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
　　
　　吃饭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我打算朗诵会那天，台上的诗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没有椅子，就坐在一捆捆书上”。
　　
　　饭后我们步行去北岛的工作室采访聊天，一路上安静少人。他的小儿子年方四岁，活泼好动，他在家里难以静下来写作，于是租下附近宾馆的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房间里除了桌椅等家具外，别无余物。他和廖伟棠费力地将一张长桌从里屋搬至客厅的靠窗处，他将在窗边写作。
　　
　　北岛语速较慢，不时略带迟疑地停顿，用词谨慎节制。他即将六十岁了，由于种种因素，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至今，很少回过北京。在香港他最常去的是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他跟老板很熟，可自带酒水。
　　
　　自2008年春天起，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当我问他在居住过的国家中最喜欢哪儿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问一个六年间辗转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的人，是多么愚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这是他喜欢的秘鲁诗人瓦耶霍的诗句。
　　
　　多年来的颠沛流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沉郁少言，固执坚守，平静之中仍透露出忧愤。迁至香港后，他仍然批判商业化，批判中产生活对精神的腐蚀，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对物质生活保持着高度警惕。
　　
　　跟北岛一样，《今天》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十年中历经长期被禁、艰难复刊、海外辗转迁址。诗人与《今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组成了一个坚牢的家庭。
　　
　　近午夜时分，我们在路口告别，空气清新，有些许凉意。北岛肩挎一只黑色书包，独自步行回家。
　　
　　三十年前，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1978年12月20日，在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民房——这儿是陆焕兴家——北岛、芒克、黄锐等七个年轻人都到齐了，拉上窗帘，围着一台又旧又破的油印机，共谋“秘密行动”的激情振奋着每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七个人动手干活，从早到晚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陆焕兴为大家做饭，每天三顿炸酱面。
　　
　　“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光。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世界分开。”北岛在《断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12月22日——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页。七人骑车到东四十条的饭馆，要了瓶二锅头，为《今天》的秘密诞生干杯。接着众人商量把《今天》宣传单贴到哪些地方，又由谁去张贴。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人自告奋勇，此去“凶多吉多”。
　　
　　跟朋友们告别后，在回家路上，北岛骑车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街上空无一人，“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在《断章》的最后中他感慨道，“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第二天，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 《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文革’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
　　
　　很快徐晓成为 《今天》的重要成员。后来她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北岛:“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从1978年底到1980年底，一共出了九期《今天》。每一期篇幅从六十页到八十页不等，内容有诗歌、小说以及评论。每一期的印量为1000本左右。
　　
　　最开始他们到西单那儿去卖，“大家排队买，排很长的队”。他们先把杂志贴出来，读者可以先了解杂志的内容，每期能卖几百本。“价钱大概从五毛钱到七毛钱，在当时的民刊里算是非常贵的”，北岛说。
　　
　　后来《今天》有位特别能干的“大管家”鄂复明，由他负责，《今天》可像官方杂志一样征订。征订工作做得很成功，在全国有一批可靠的订户。北岛记得，“1979年，到北京开会的韩少功来参加《今天》的作品讨论会，他用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四十块钱——买了几十本《今天》，扛回去送给朋友们”。
　　
　　《今天》是1949年后第一份非官方文学刊物，它的出现并非几个年轻人兴致突发的产物。在此之前，北岛、芒克、多多、舒婷、严力等诗人已在“地下”潜伏了十年之久。北岛从1970年开始写诗，那时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名为赵振开。
　　
　　1970年春，北岛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学曹一凡、史康成泛舟颐和园的湖上，史康成立于船头，昂首朗诵了两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北岛听后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史康成说，郭路生。郭路生是谁。不知道。这位不知何人的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的诗句，从此被北岛牢牢记住。
　　
　　1971年9月下旬，北岛在工地食堂打好饭菜，和其他知青聚在一起吃午饭。大家为刚得知的消息感到震惊: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北岛慷慨陈词，把别的知青都吓走了。面对那个高压的时代，北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北岛与芒克相识于1972年，次年北岛到白洋淀去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芒克。“两眼直视，眼珠子微凸，就像两颗石头子儿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这就是大诗人北岛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芒克曾这样写道。“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是后来办《今天》创刊号时，俩人互相给对方取的。
　　
　　1974年秋，北岛所在的工地宣传组，把爱好摄影的北岛抽调去搞摄影宣传展。北岛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建一间独立的暗室。暗室建成后，整天拉着窗帘，除了冲洗胶卷照片，北岛用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后来由于收藏地下文学作品的朋友赵一凡被捕抄家，事情败露，北岛被撤销工地“首席摄影师”的职位，逐出暗室，重新回到原班组劳动。
　　
　　在当时，写作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那些作品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的。1973年，徐晓从朋友赵一凡那儿得到了一本手抄本诗集。“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徐晓在《半生为人》中这样写。四年后她才知道这本诗集的作者是北岛。
　　
　　那时候北岛和芒克还有画家彭刚就多次讨论过，“中国一旦开放的话，我们应该办一本刊物，应该有所作为”。
　　
　　“到了1978年的秋天，突然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政治要开始松动了，包括给右派平反、为四五运动平反等等，这些迹象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我们就决定从9月份开始，在黄锐家开编辑会，准备工作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北岛说。
　　
　　《今天》创办后，十年潜伏期默默积存的大量诗歌终于得以走出地下，北岛、芒克、舒婷、严力、顾城、江河、杨炼等，都在《今天》上发表诗歌，这些压抑已久的声音，一经释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感染并激励了无数年轻人。
　　
　　这些诗人成为八十年代的中心人物，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诗朦胧难懂，但这毫不影响他们被视为时代的代言人。而北岛个人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以至于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有谁没有背过他的诗句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雨夜》)——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1980年9月，在出了九期刊物之后，《今天》被查封。他们改头换面，把公开发行的《今天》变成“今天文学研究会交流资料”，内部发行，从1980年9月到12月出了三期后，再次被禁。
　　
　　1981年初清理民间刊物。“大部分民刊的负责人被抓，我们算是幸存者，但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北岛说。他当时是《新观察》杂志社的编辑。作为《今天》主编，北岛自然首当其冲，但由于拒绝写检查，被停职反省。
　　
　　八十年代末北岛移居海外，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在六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搬到美国，在那里定居。除了写诗，他也开始写散文，写他与国际诗人的交往与友谊，包括金斯堡、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默等，写漂泊中遇到的小人物以及各种怪人，也写他在全世界的游历和日常生活。“写他人也是在写自己，要诚实要勇敢。写真实的人物首先要充满爱和同情，但不要忌讳弱点，那是生命的一部分。”北岛说。
　　
　　停刊十年后，《今天》在海外复刊。1990年春天，北岛，还有万之、李陀、高行健、查建英、刘索拉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编辑部最初设在挪威，因为万之在挪威读博士。几个月后万之调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工作，编辑部随之搬到斯德哥尔摩。后来又搬到了纽约，然后是洛杉矶，现在搬到香港。
　　
　　复刊后的《今天》从未中断，从未拖期，从原来的双月刊改为季刊，比过去厚多了，印刷也精美多了。不变的是它仍是一份民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涌现的大量民刊早已销声匿迹，只有《今天》，奇迹般地存活至今。
　　
　　“现在我们出到第84期，减去早年的九期，也就是说，我们已在海外出版了七十五期。你可以想像一个刊物在海外生存的难度。”他说。摆在我们眼前的几本《今天》，是“中国独立电影”专辑、诗歌专辑和“七十年代”专号。
　　
　　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今天》体现的正是这后一种全球化。北岛总结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北岛:《今天》的故事 有些事让我愤怒
　　2009年01月19日11:25　　来源：南方都市报　　我要评论(0)
　　
　　http://news.hunantv.com/x/w/20090119/125152.html
　　
　　在海外多年的北岛回国了。去年底他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回到香港任教。
　　　　今年恰好是《今天》诗刊创刊30周年。记者采访《今天》旧事之前与北岛沟通,北岛一直很认真,要求记者不仅采访他,也要采访《今天》的其他当事人,芒克、黄锐、徐晓、鄂复明……他在邮件中列出一大串人名。但因版面限制为一人的访谈,记者只好以“缓兵之计”表示之后还会采访其他人,才得到采访机会。之后记者联系芒克,芒克一句爽快的“采访北岛就行了,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充分显示了朋友间的信任。
　　　　讲述起《今天》的故事时,北岛的语气是平静的,但对每个细节、人名和时间却格外较真。在他那里,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实不容篡改。不满于有学者将“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一直很有涵养的北岛甚至愤怒地说出“睁眼说瞎话”这样严厉的措辞。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国务院有个上访接待处，每天挤满了人，上访者大都露宿街头。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这就是 “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
　　　　在这些报纸刊物中，比较出名的有《四五论坛》、《北京之春》、《人权同盟》、《探索》、《今天》、《沃土》，还有青岛的《海浪花》、贵州的《启蒙》等。《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南方都市报:那时政府对民主墙的态度是怎样的？
　　　　北岛:邓小平最初是非常支持的。1978年11月某个晚上，一个加拿大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刚被邓小平接见后，来到“民主墙”。没有麦克风，他就通过人声一层层向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邓小平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我当时也在场。显然，民主墙最初得到官方某种程度的认可。大约在中越边界冲突后，邓小平对民主墙的态度完全变了，提出严厉的批评，于是民主墙被迁到月坛公园的指定地点，随即被关闭，而“民主墙”最终被拆除，就像被强行抹掉的一段历史记忆。它前后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吗？
　　　　北岛: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今天》的出现跟当时包括民主墙在内的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北岛:是的，《今天》问世无疑和国家的大气候有关。1976年是多事之秋:“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三巨头”去世、“四人帮”被捕，最终是邓小平上台，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从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的政局明显得变得宽松多了。中国人是有特殊嗅觉的动物，任何微妙的变化闻都能闻出来，于是蠢蠢欲动。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触动吗？
　　　　北岛:这要说起来得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学运动。六十年代后期，即红卫兵运动的高峰期就有人开始写诗了，比如食指（原名郭路生）。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把大家一下抛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而食指的的风格正好与此契合，他的诗歌在全国范围内被广为传抄。
　　　　那时候，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文革”期间，她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三个都是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比如，我通过刘羽认识了芒克，再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他是画家。就这样一圈一圈，大家串在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后来因受到警察的“围剿”，许多作品或遗失或被没收了。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这种沙龙还是受到限制的？
　　　　北岛:何止受到限制，当时可得冒着危险，弄不好进大狱。徐浩渊的沙龙很早就被警察查抄了，她弟弟坐了牢。说到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文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三岁读《红楼梦》，五岁读鲁迅，八岁就自己写书出版了。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还有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得以发表在《今天》上。比如依群的诗，甚至连本人都没有了，是赵一凡提供的抄本。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地下也流传过不少小说，比如《九级浪》、《第四次慰问》、《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等，和诗歌相比就显得弱多了。
　　　　南方都市报:《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
　　　　北岛:记得有一次我跟彭刚、芒克喝酒时说过这样的话“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这是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后有感而发的。我们一直在等待机会。1976年以前中国社会极度黑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我们的作品发表的可能。1978年政治上的松动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关键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好，于是说干就干。
　　　　南方都市报:开始就你们三个？
　　　　北岛: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与同班同学的沙龙不同），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当时我通过蔡其矫认识舒婷，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写信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选了蔡其矫和舒婷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 ”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自己动手写？
　　　　北岛: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帮我们印刷他的木刻作品，要印好几百份。他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岛: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后来当过分厂副厂长，现已退休。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估计早就不在了。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他妻子叫申丽灵，多才多艺，有副好嗓子。她父亲是民盟的元老，文革时全家被遣返回山东原籍，她在北京上访多年，与陆焕兴成家。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其中有两位值得一提，张鹏志和孙俊世，他们既博学又能干，对《今天》创刊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陆焕兴，他把自己的小家腾出来印刷，那要冒多大风险啊。说起他的小家真是令人怀念。他们常备几个小菜，大家带酒去。申丽灵没有北京户口，大家每月给她凑点儿粮票什么的。我们当时过的就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那小村子没人管，闹得多晚都没事儿。我的一首诗《走吧》，就是给陆焕兴过生日即兴写的。
　　
　　南方都市报:纸怎么来的？
　　　　北岛:这也是个小插曲。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
　　　　北岛: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直到最后一分钟，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号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了，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我们骑车来到东四的一家饭馆（那是北京极少数夜间营业的饭馆之一），点了几个菜，要了瓶白酒。席间决定由陆焕兴、芒克和我第二天去张贴《今天》。那是要冒点儿风险的。酒后有点儿伤感，告别时还有人落了泪，真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改呢？
　　　　北岛:很容易，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比如中文数字的“零”是扁圆形，中间加个小八就改成四；在“二”中间加一横就改成“三”。1976年“四五”运动中，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
　　　　12月23日我们先在市内转了一圈，在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去的是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
　　　　南方都市报:有受到阻拦吗？
　　　　北岛:在人大张贴时，学校保卫组出面阻拦，争吵后我们照贴不误，据说我们走后就被揭掉了。其它地方都挺顺利的。
　　　　南方都市报: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
　　　　北岛: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是能否会为人们所接受。在工农兵文艺的一统天下，这类文学作品已绝迹很多年了。于是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后来成为《今天》核心成员的周楣英就是这么跟我们联系上的。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的封面是怎样的？
　　　　北岛:都是黄锐设计的。原来第一期封面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它是油印的，在栅栏围住的窗口中有“今天”的字样。因为蜡版刻印的效果不好，封面不够醒目。从第二期起，徐晓弄来学生会介绍信，在印刷厂制成铅印封面，即那个天蓝底色青年男女奋进的设计，后来我们用这个铅印封面重印了创刊号。
　　　　南方都市报:“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排出一大串，都不合适。芒克灵机一动，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我后来向冯亦代请教《今天》的英文译名，他说，“TODAY”不好，接着他跟他太太查字典，把“TODAY”改成“The Moment”，强调时代的紧迫感。《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 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像这样的学者就是白吃干饭的，睁眼说瞎话，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顾。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物证俱在，而历史还是被悄悄篡改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说吗？
　　　　北岛:从各种角度来说都有问题。首先，“伤痕文学”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所谓“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分裂？
　　　　北岛: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 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民主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政治性刊物，诸如《探索》、《人权同盟》，言辞非常激烈，矛头直指官方意识形态。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还是要卷入到民主运动中去。
　　　　当时代表《今天》在联席会议签字，同意参加集会的是芒克，反对的人要求芒克发表个人声明，贴到“民主墙”上，说明他无权代表大家签字。但我坚决反对，觉得事到临头，只能扛，不能落井下石，于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反对者留下来办《今天》，我们退出；要么他们离开，由我们办。那天晚上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我，其他人都离开了。我们从读者留言上的联系地址，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批新人，他们后来成了《今天》骨干。
　　　　南方都市报:你们做杂志的详细情形是怎样的？
　　　　北岛:现在提到一本杂志，你不会想到它是手工劳动的结果。但那时候《今天》编辑部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坊，从刻□版到油印，从折页到装订，全部是手工的，永远有干不完的活。《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赵南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而且有院子，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很多是大学生，后来有人也成了作家。另一部分是就是我说的作坊，在北京东四14条76号，那是编辑部所在地。
　　　　南方都市报:是刘念春的家吗？
　　　　北岛:对，是他们哥俩的家，后来他们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那是大杂院中的一间半小平房。芒克和当时的女友毛毛住里屋。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圈子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周楣英，是徐晓的丈夫，后因病去世。还有一个是鄂复明，他是《今天》的大管家，包括印刷财务订阅邮寄，事无巨细。那个以作坊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岛: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那是一种很独特的生活方式，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举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是吗？
　　　　北岛: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 ──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南方都市报:当时去参加朗诵会的人多吗？
　　　　北岛:第一次朗诵会正赶上刮大风，但还是有四、五百个听众。第二次有近千人参加，那是“民主墙”被关闭后，民主运动处于低潮。
　　　　南方都市报:那么多人的话朗诵也听不到啊？
　　　　北岛:鄂复明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用蓄电池连上话筒和录音机，再把喇叭挂在树上。虽说扩音效果不怎么样，但聊胜于无。黄锐用白床单画了幅抽象画，挂在两棵树之间，作为幕布。我们因地制宜，用一个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像这样珍贵的时刻，没有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南方都市报:观众当时能听得懂你们那些诗歌吗？
　　　　北岛:那时似乎没有听懂不听得懂的问题。那个时代不一样，整个社会气氛非常开放:往往越是异端的东西，越被接受。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今天》的呢？
　　　　北岛: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民主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民主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韩少功曾说起，他有一次到北京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用他一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今天》，带回去送给湖南的朋友们。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
　　　　南方都市报:《今天》后来一共办了多少期呢？
　　　　北岛: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
　　　　南方都市报:你们的印刷设备有没有得到更新呢？
　　　　北岛:随着财政情况好转，我们让芒克到外省出差，买回一台滚筒式半自动油印机，对我们来说是技术革命。滚筒式油印机不仅速度快多了，而且每张□纸的印数也大大增加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今天》编辑部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
　　　　北岛:东四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公安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
　　　　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公安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
　　　　有一阵子，芒克老总是带领着一群女孩子出去喝酒，让我感到不安。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提议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由会“大乘拳”的刘念春担任组长，主要是针对芒克的，因为他是“花花公子”，呵呵。我们还通过决议，明确规定《今天》编辑部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主要考虑谈恋爱有可能被当成流氓团伙。这显然受到革命的铁血纪律那老一套的影响。在那两年中，《今天》成员之间果然没人谈恋爱，直到《今天》散伙后周楣英才和徐晓结合。我想当时少男少女之间难免有非分之想，可受限于清规戒律，只能藏在心里。那种革命时期的爱情，没有结果或许反倒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后来《今天》是怎样被解散的？
　　　　北岛: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显然关于“ 民主墙”上层也有分歧，据说胡耀邦跟《北京之春》的关系很密切。《中国青年报》曾派内参记者和民刊接触过，写过比较正面的报道。这在民刊中燃起过一线希望。
　　　　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显然关于“民主墙 ”上层也有分歧，据说胡耀邦跟《北京之春》的关系很密切。《中国青年报》曾派内参记者和民刊接触过，写过比较正面的报道。这在民刊中燃起过一线希望。
　　　　1980年9月，作为《今天》的联络人刘念春接到公安局通知，命令我们停办。我们改头换面，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把《今天》化整为零，变成内部交流资料，出了三期。这样又拖了三个月，同年12月我们接到更加严厉的警告。整个局势变得越来越险恶，“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保护作者和编辑部成员，我们做出解散的决定。此前我们给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发了一两百封呼吁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但只收到萧军的回信，表示支持。为此我和芒克专门找过萧军，才发现他对《今天》一无所知，由于糊涂加热情才写的回信。
　　　　南方都市报:《今天》解散后你受到影响了吗？
　　　　北岛:1981年年初，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清理民刊的九号文件，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都一网打尽。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九号文件下来后，公安局找到作家协会，对我施压，希望我写检查交代问题，被我拒绝了。《新观察》主编是戈扬，副主编是杨犁（后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前两年我才听杨犁的儿子杨葵说起，原来当年是杨犁替我写了份检查，才幸免于难。
　　　　1981年年初，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清理民刊的九号文件，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都一网打尽。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九号文件下来后，公安局找到作家协会，对我施压，希望我写检查交代问题，被我拒绝了。《新观察》主编是戈扬，副主编是杨犁（后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前两年我才听杨犁的儿子杨葵说起，原来当年是杨犁替我写了份检查，才幸免于难。
　　　　南方都市报:那后来有没有让你辞职呢？
　　　　北岛:没有，但让我停职反省。在《新观察》呆了半年多，不许工作，自己也觉得无趣，后来通过朋友调到了外文局的《中国报道》，那是对外宣传的世界语刊物。此后在外文局呆了四年多，直到1985年。1983年，我在外文局成了“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对象，再次停职反省。
　　　　南方都市报: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批判对象是由于《今天》的关系吗？
　　　　北岛:跟《今天》没有直接关系。“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以后，雷抒雁化名“芦丁”写了篇批判文章，把我的一首爱情诗《彗星》进行政治解读。我成了文化部的整顿重点。有一年多的时间禁止发表作品。那时候我家朋友来往多开销大，我只好化名搞翻译，写散文、传记，赚点外快，以贴补家用。
　　　　南方都市报:化名什么呢？
　　　　北岛:艾珊、石默、李平等。熬到1985年，我在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调到昌平县的一个乡镇企业。在那儿呆了大半年又混不下去了，后来索性成了自由职业者。1987年春我去了英国，在大学当访问学者。
　　
　　南方都市报:“朦胧诗”的争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北岛:始于1980年。最初是因为“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有个叫章明写了篇批判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
　　　　南方都市报:当时还不是针对你们的？
　　　　北岛:后来公刘写了《新的课题》，谈到顾城的诗，慢慢引发了一个全国性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但奇怪的是，没有人提到《今天》，因为它被当时的审查制度完全过滤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为历史正名。
　　　　南方都市报:争论的结果呢？
　　　　北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并没什么意义，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今天诗”更深入人心了。当时有三个人为之辩护，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写了三个“崛起”的文章，后来他们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特别是徐敬亚，压力最大。
　　　　南方都市报:你在创办《今天》之前就写《回答》了吗？
　　　　北岛:对，史保嘉有一篇回忆录《诗的往事》，收入《持灯的使者》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在文章中引用了这首诗的最初版本，写于1973年，我自己都没留底稿。
　　　　南方都市报:1973年就写了，为什么说《回答》的写作跟“四五运动”有关呢？
　　　　北岛:我最后一次修改是1978年，为了《今天》创刊号，也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后来在《诗刊》发表时，为安全起见加上“1976年”，故人们认为与“四五运动”有关。
　　　　南方都市报:定稿跟初稿差别大吗？
　　　　北岛:差别不小，初稿虽说比较个人化，但无疑与当时社会的高压有关，更愤怒也更绝望。
　　　　南方都市报:1973年你是做工人对吗？
　　　　北岛:我从1969年到1980年，做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第一期《今天》出版后，我送给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诗刊》当时的发行量有上百万份，这两首诗借此广为流传，造成全国性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包括借助官方刊物的传播能力。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意识到它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呢？比如很多人写信给你吗？
　　　　北岛: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诵会上，陈凯歌朗诵的就是这首诗。当时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在我看来是表达一种反叛精神，与时代的转折有关。我理解人们的这种阅读期待。但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是我的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北岛:它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
　　
　　南方都市报:特别是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些人就认为它很像革命时期的口号或者标语。
　　　　北岛:不只这两句，其实整首诗都有这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总是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如果诗人往前走的话，就只能不管不顾，越走越孤独。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可能就读过你的这首诗，对你的印象也已经固化了。
　　　　北岛:就像给牲口盖上烙印，永远摆脱不掉。其实我的诗风自八十年代初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内省多变，而一般的读者没有耐心去跟踪这种变化。这就像里尔克说的，“一个人的名誉是所有误解的总和”。
　　　　南方都市报:“今天” 派一开始写的就是比较现代的诗，这种资源是哪里来的呢？
　　　　北岛:坦率地说，我们的诗歌只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革命主义诗歌，一个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而后来汇进来的西方现代诗歌，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变得非常有限。我们开始写诗，多少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凉感。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
　　　　如果把《今天》的历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大偏离，文化革命成了推进这一偏离的动力。《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种种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毫无疑问，从“五四运动”发端的中国新诗，到七十年代末异军突起，我相信这一影响会持续很多年。
　　　　南方都市报:在受到西方文学的多年熏陶以后，再回头去看当年的那些作品，你会觉得不满吗？
　　　　北岛:虽说我们的传统资源不多，但参照系可非常复杂，很难简单用西方文学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比如，和台湾的现代诗歌相比，大陆现代诗歌由于历史语境不同，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自然对西方文学也并非那么毕恭毕敬。对文学史家来说，关于“今天派”产生的原因，以及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和近代史及革命的关系，和文革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
　　　　南方都市报:1990年《今天》复刊是什么回事？
　　　　北岛:当时有一大批中国作家滞留在海外，比如李陀、查建英、刘索拉、高行健、陈迈平等，于1990年春天到奥斯陆开会，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出版《今天》，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一个共同的园地。同年8月《今天》复刊号问世。1991年夏天，我们在美国爱荷华召开编委会，决定调整方向，把《今天》办成一个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先锋杂志。除了发表文学作品外，《今天》也支持那些边缘化的文化艺术，让中国文化的香火不断。《今天》近些年陆续推出各种专辑，包括“中国实验戏剧专辑”、“中国独立电影专辑”、“新纪录片运动专辑”、“香港文化专辑”等。
　　　　复刊后的《今天》困难重重，比如孤悬海外、资金短缺、稿源不足，编辑分散，发行渠道不畅等。但《今天》坚持下来，在海外一办就是18年，一期都没拖过，而它在当今更加显示了坚持的意义:它是卡在权力与金钱合谋的全球化喉中的一根刺。
　　　　南方都市报:目前新《今天》情况怎样呢？
　　　　北岛:新《今天》和老《今天》的历史语境完全不同。如果说老《今天》是揭竿而起的话，新《今天》一度是孤掌难鸣。但它总算耐得住寂寞。寂寞18年，算得上是一种修行吧。但新老《今天》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我在《今天》25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上所说的:“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新《今天》已走出低谷，绝处逢生，关于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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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胆火车侠

北岛早已被人怕死掉了，他现在还能靠什么突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