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敖诗歌当中有不少海洋生物意象,它们都具备十分独特的个性特征。这些海洋生物意象无一不联系着诗人的内心真实与其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内涵颇为丰富。根据这些海洋生物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亲善型海洋生物和反抗型海洋生物两类。这些海洋生物都有其特殊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分别体现了诗人王敖的人格理想与审美意趣。本文试图从这些海洋生物入手,来分析王敖本人的创作个性及其诗歌的创作特色。 作者简介:汤赟赟(1985——),女,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当代诗人中,王敖诗歌以其轻松欢快的写作姿态、开放灵活的艺术形式、繁复多变的语言风格著称。他经常采用陌生化的诗歌语言,行诗不拘一格,使人耳目一新。王敖的诗友臧棣曾评价道:“他的诗歌写作,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不够平衡,但他具有自己最独特也是对诗歌而言最可贵的素质:即完全没有焦虑的写作。所以,他在诗歌中显示的放松,不是一种对语言的松懈态度,也不是对诗歌风格的有意的怠慢,而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意义上的放松。这种放松,充分调动了诗人的感受能力,并且也让诗人对语言内部的联系更敏感。”①
王敖出生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对大海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2000年远赴重洋留学,又曾饱览异域海洋风光,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海常常会激发他内心澎湃的诗情。在研读王敖诗歌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其非常注重在各类诗歌中运用海洋生物的描写来传情达意,而他所选取的那些海洋生物意象都十分精当合理、鲜明突出。这些海洋生物源自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积淀,而且在他的笔下被人格化,内蕴深长。概而言之,这些海洋生物意象可以分为亲善型与反抗型两类。通过《我曾经爱过的螃蟹》中的螃蟹等海洋生物意象,王敖展示了人与动物的“交互作用”;通过《绝句》中的水母等海洋生物意象,王敖展示了自然生命突破自身空间限制、对于外部世界束缚力的抗争。这些生物形象均表达了王敖对生命的思索与叩问以及朴素自然的哲学观。本文拟从具体诗篇出发,就王敖诗歌的海洋生物意象作一探讨。
人们常说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大自然不可或缺的生灵。王敖的诗歌中就有这么一类可以充当人类好伙伴的海洋生物。这些不失童趣的诗歌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美丽海洋画卷。让我们来看看王敖是怎样进行描写的:
海里的火焰比绸缎还要柔软
有些亮光,来自我在压力中旋转的心跳
有只螃蟹来与我攀谈,它告诉我一个事实
几千年来,全世界的螃蟹都在向陆地迁移,这个过程很慢
它们并不着急,它们随着潮汐跑上跑下,只是在前海
向前迈进了很少的几步,它说它爱我,希望我们能够
分享这几个气泡,一起上岸。在秘密的岩石码头上
微笑着,我和几千只螃蟹握手,我希望和它们一样
把骨头长在皮肤的外面,在脆弱的时刻,用太阳能补充盔甲中的钙
——《我曾经爱过的螃蟹》
诗人以戏谑的笔调与大胆夸张的艺术想象,将螃蟹高度人格化,从而到达物我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螃蟹不可思议地分享了人的思维与情感,既能与人高谈阔论,又能抒发爱恋之情,是富有灵性的海洋生物。它们都善解人意,仿佛能与人休戚与共,以致能够抚慰诗人寂寞脆弱的心灵,让诗人竟开始渴望能与之拥有同样的身体构造,从大自然中汲取日月精华。王敖在这首诗中通过情感炽烈的言语将人与动物的“交互作用”展现得淋漓尽致,二者互相引为知己。王敖诗歌中的螃蟹形象,其实是诗人自身的行动隐喻与艺术化身,是一种人生寓言,构成了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它是自由生命的寄托,无所羁绊。它随潮起潮落进退从容,生生不息。诗人将其置于浩瀚苍茫的时空背景之下,同时也象征着人生的波谲云诡,蕴藏深刻的哲理精神,包涵诗人对人生易逝的感慨以及对生命的叩问。螃蟹将诗人对生命内核的探求以及对自我生存的体认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袒露于读者面前,展示了独具魅力的感情世界。诗人通过写螃蟹,流露出自己的生命意绪,凸现神秘的意趣。
“海里的火焰”是神来之笔。水与火向来无法相容,却能如此和谐一致地统一于作者瑰丽的想象之中,并呈现丝绸般柔软的质感,这不能不让人称奇。无论从视觉还是从触觉上来看,这都是由两种力量的对比产生的强烈感官冲击,让人产生无尽遐想,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除螃蟹以外,王敖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海螺”也基本可视为亲善型海洋生物的代表。如“有一天你看见礁石中/藏着一只海螺,形状像理想的新家/里面弯曲着,星群古老的触须”(《隐居》),“他们起飞,飞到比月亮还高的地方/给我抛下一条绳子/钓起我暂时寄生的那个海螺壳,我们都没有说话,因为生命太渺茫”(《木偶戏》),“当晚我/找到一面镜子/借助烛光/看到里面海螺形的夜空中/漂浮着石头和树枝”(《睡魔》)。作为软体动物的海螺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它是最能代表海洋居住理念的生物,看到它的外形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是个温暖而美丽的理想小窝。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海螺的天生丽质,它却从不浮夸、张扬。海螺的这种“个性”是深为王敖所激赏的。这样的海螺唤起了王敖的诗兴与灵感,一个仪态万方、灵动逸趣的海洋世界活跃在诗人笔端。在诗人笔下,“海螺”的每次出场几乎都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静谧的隐匿空间,一个安全的遮蔽场所,而作为漂泊者或隐居者的“我”总是在某段时间内蛰伏于其间。我们仔细阅读诗歌可以发现海螺并非云游四海的“我”愿意久留之所,但从诗人对于海螺的那种亲近感推测,初到异邦之时的王敖本人很可能有过这样一段深居简出的日子。海螺是诗人心灵的驿站。它就如诗人多情的挚友默默陪伴于孤独的诗人左右。这是诗人理想中暂时的隐居之乐。
海螺身上清晰如缕的螺旋与宇宙行星的运行轨道十分相似,所以王敖诗歌中它除了能接纳人类,又仿佛能够容纳整片星空。如果将王敖诗歌中出现的这几处“海螺”联结起来看,那么它无疑是联系海、陆、空的一根纽带。平缓的叙述节奏,纯美的诗歌语言,略显感伤的文学基调。诗人沉溺于自己所制造的词语魔方之中,他所推崇的或许就是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的栖居”。
与亲善型海洋生物截然不同,王敖作品中的另一类海洋生物不同程度地具有叛逆、反抗、怪诞不经的特征。比之亲善型海洋生物,它们显然具有很强的“侵略意识”,以及与现实现世的紧张关系。反抗型海洋生物与亲善型海洋生物一起构成了冰火两极,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王敖诗歌的另一种书写维度。
昨夜失灵的,小神般的水母就像
会走的僧帽,来自并对抗虚空大师
告诉他:噩梦孤高如灯,仙境
无法忍受,我是你内心脆响的水晶器械
这首空灵凝练的《绝句》是对古诗的戏仿,兼有古典与现代的双重旨趣。水母与僧帽,二者似乎相去甚远,诗人却别具匠心地抓住它们略有形似的特点,将水母比作是“会走的僧帽”,似乎是与青灯枯坐、不苟言笑的虚空大师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一下子将庄严肃穆又充满禅意的宗教氛围打破了。这则比喻是大胆的、形象的。在诗人笔下,水母潇洒自如、放荡不羁,僧帽则本是静寂神秘、循规蹈矩,这是个有点奇怪的组合。这两个一动一静的形象叠加在一起就像是摄影镜头的巧妙运用,产生了极富喜剧性的艺术效果。强烈的对照令人顿生许多奇思妙想,恍入幻境。
水母这一形象好似一道奔腾的火光,蕴藏的是生命的无限能量,而在它眼中的种种事物特性与常人眼中的恰恰相反。灯本应是温馨、光明、希望的代名词,历来就是很多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如“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白居易《正月十五月夜》),“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欧阳修《生查子·元夕》),“银花火树灿瑶天,五彩明珠粒粒悬”(李吉渊《灯场远眺》)。现代诗歌中赞美灯的诗篇更是如恒河沙数。可这样广受礼赞的灯竟被“不识时务”的水母与“孤高”、“噩梦”联系在一起。同样,仙境本该是人人神往的,却也让水母不堪忍受。最后水母还非得要发出一声挑衅般的“脆响”来划破死寂长夜。诗人打通了各个器官,这一声叫嚣让视觉转变为听觉,通感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充分展现了诗人卓越的语言调度能力与过人的审美天赋。“水晶”巧妙地抓住了水母晶莹剔透的外观特点,它宛若漂浮在大海上的水晶,璀璨、神奇而高贵。“器械”这个词却总会让人联想至闪着亮光硬梆梆的冰冷物什。这冰冷器械既已发出脆响,也便随时面临破碎瓦解的命运,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早已包藏于这个机体之中。由此可见水母所发出的信号是多么得强势与霸道,富有侵略性和进攻性。在这一节诗歌中我们听到了水母一段精彩的戏剧独白。尽管期待中它与虚空大师的对话并未产生,我们无从了解那位虚空大师会作何回应,但已经可以想见这是怎样一种滑稽可笑的情形,似乎能够进而预见这番举动必将扰乱对方的心神,引发其内心的一阵骚动。
王敖在表现水母时带有鲜明的象征主义特征,它既融合了中国古典诗歌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特色,又借鉴了西方象征主义天马行空的想象,那真是一个妙趣横生的形象。此处“虚空大师”、“灯”、“僧帽”等等所指涉的对象并非宗教本身,而是生活中那些压抑人性、捆绑手脚的秩序,那些人们日复一日蹈袭的陈规,那些人们顶礼膜拜的权威。一个看似秩序井然无忧无虑的世界极有可能是一个高度紧张高度刻板的世界,这样的现实世界里充斥着类似于“虚空大师”那样有形或者无形的压迫力将人们控制在业已规定的机制之下,绝大多数人会渐渐习惯于这个毫无幻想毫无乐趣毫无个性的死板世界,认同普遍的价值观。但头脑清醒特立独行的人也始终存在,于是反抗者应运而生。
海洋生物意象的背后实则是人的形象,二者密不可分,诗人往往会通过它们来揭示其隐秘个性与情感。不难发现,水母正是王敖自身生命状态的写照,因而情感力量极强。它蕴含了诗人的个体生命体验。王敖诗歌中的水母形象有着对现世之中一切条条框框束缚的反抗,颇具挑战者的风范,浸透了诗人纵情傲物的个性色彩,寄托了返璞归真的玄远境界。这里,水母完成了由自然客体向人格意志的转变,有着司空图《诗品》中所说的“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的艺术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水母绝非消极、无力的反叛者,而是奏出了它的最强音。在王敖看来,一个没有反抗者的世界必定是丧失了生机与活力的世界。强调人性自由空间的王敖就如同这只水母那样悠游自在于天地之间,不求雕饰,愉悦欢畅地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生活。
如果说水母还只是一个带有一点调侃性质的叛逆者,那么王敖作品中的另一些海洋生物则完全呈现出与现实高度紧张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它们有的自戕,有的则具有血腥暴力倾向。例如:“在糖果店我们拥有珠宝/在电视塔上我们获得飞升/海面上,鲸鱼上吊之后被月亮烤熟”(《睡魔》),“鲸鱼们正在自杀,海明威的写作正在退步”(《藏枪记》)。有关鲸鱼的自杀行为至今仍是科学界的未解之谜,有人说是磁场引力所致,有人说是鲸罹患恶疾,有人说是为牺牲自己保全族群,还有人大胆揣测人类穷凶极恶的捕鲸业才是罪魁祸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悲剧行为。“照出城里贝壳杀人,山间的刺猬遇刺”(《木刻诗》)。千姿百态的贝壳是退潮之后大海遗留在沙滩上的馈赠,具备很高的欣赏价值与收藏价值。它总能给人以许多美好的记忆,承载岁月的风霜与美丽的梦想。可在诗人笔下,贝壳竟化身为杀气腾腾的一名刺客,能令坚硬的刺猬遇刺。“刺猬遇刺”的情景仿佛就是一个文字游戏。“爱情多么像钥匙链/挂了我一身,我是一种陆生鲨鱼/见到什么都想咬两口”(《电哑剧》)。鲨鱼本就是能引发人类恐惧的具有攻击性和危险性的凶猛生物,诗人以“陆生鲨鱼”来喻指在爱情的两性关系中处于攻势和主导地位的一方。这里涉及到对诗人自身的戏谑,颇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意味在其中。
单看诗歌题目就给人一种比较诡秘的感觉,它们容易使人联想到征服与被征服的力量对比关系。人与生物之间无法建立生态平衡,生物与生物间亦不能和谐相处。作品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一种冷静、理性、充满逻辑和条理的叙述,是有“预谋”的阐释。读者必须直面这些丑恶与暴力,不断被这种陌生化的语言组合震醒。王敖在这些诗篇狂放的想象和建构中尽情展示着他与现实的一层紧张关系、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看似轻松涂鸦的书写背后隐藏着一种自我分裂的力量,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忧伤意境。动物性的隐喻、个性化的诠释表现出诗人非常独特的,并且是纯属个人化的心理体验。诚如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所说:“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陌生’,使形式难懂,增进认知的难度和长度,因为感知的过程本身是以审美为目的的,因此必须延长。”②这些诗歌很少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象征,而是私人化的成分居多,接近于自我宣泄,具有即兴性和自由性的特点。而他的即兴性又是相当独特的。诗人冷霜指出:“在当代诗中,写作的即兴性并不鲜见,虽然它很少被作为一种写作的品质去看待,但作为一种程度不一的成份,显然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写作中。而王敖诗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即兴性,其不同之处大概就在于,它是他的写作得以实现的必需的要素,或者换句话说,在王敖这里,它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那样,小于写作,归属于写作,在极端的意义上它就等于写作本身。这并不意味着毫无章法可言,在我的阅读感受里,除了原初的意念、动机之外,它要求写作者不仅保持对既有动机和语言,而且特别是对语言活动的进程、写作行为当下状态的高度专注——同时仍使自身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一般所说的即兴写作也许性质并不完全相同。”③
这些具体的海洋生物意象经由诗人心理的涂改、覆盖,最后映照出王敖的内心现实。
王敖是一名极为率真的当代诗人。他一直不断地在追寻、探索、挖掘新诗的意义。作为探索者的王敖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动物的生活姿态相衔接,使王敖的思想更为深邃并有了更为深刻醒目的呈现。
王敖的诗歌作品是繁复多样的,其中所使用的意象也多得令人目不暇接。虽然不能说这些海洋生物意象居于核心地位,但他在诗歌中往往借由这些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情感,寄托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审美意识,体现出象征主义的艺术特色。正是在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管窥诗人的艺术境界。鉴于此,本文将这些海洋生物意象分门别类地加以探讨,希望能起到一些启示作用。 ①
臧棣《无焦虑写作——谈王敖:他的姿态,他的语感,他的意义》,《诗潮》2002年01期 ②
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冷霜《爵士乐的自由即兴与王敖的诗》,《诗探索》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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