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好

绿妮

小说（9500字）

那个女人终于来到我的梦里——别问我她的名字，我不想说那三个字。
通常有两种人我们不愿意说他们的名字，一种是最爱的人，总是以“喂”或“哎”相称；一种是最恨的人，我们会以“这个”或“那个”指代，理由是“这个人的名字会脏了我的嘴”，等等。
她无疑属于后者。
她是来跟我讲和的。她说：“我们做了五年的朋友，做了二十年的敌人，现在，我们和好吧。那件事，是过去的事了，就让它过去吧。”我心平气和，微笑着说：“没那么容易。你说过去就能过去了吗？”她不再说话，看了看我，一步步往后退去，原本灰白的脸色渐渐泛红，布满血光。天渐渐黑下来，她变成一片椭圆型的槐树叶，飘飘忽忽，无声地坠下山崖，不见了。
从梦中醒来，我忽然想到，她可能要死了，或许已经死了，因为，她是和她两年前死去的母亲一起出现在我的梦里的。
二十年了，虽然我时刻想着那个女人，清晰地记着她正值青春的丰满红润和咄咄逼人的喜怒哀乐，但我们一直没有再见过面，我连做梦都不会梦见她。
我的梦里只有“汤”，他给我上课，他捏我的鼻子，他拉着我的手散步，他坐在书桌前给我写信。他的牙齿很白，他吹箫、拉二胡、弹吉他、唱歌，样样都会。当晚风吹拂，校园里高大的白杨树沙沙作响，他住着的平房里就传出某一种乐器的声音，悦耳动听的乐音袅袅娜娜，升入旷远的夜空，又渐渐地散落下来。有一些，就掉进我们少女的情怀。
她既然来入梦，就是给我发来信息了。
连续几天，我的梦紊乱而压抑。一个婴儿在树顶上哇哇大哭。一个女人大汗淋漓地躺在一堆稻草上，血从她的身体下流出来，一直流到春水充沛的秧田里，满池的水都是红的。一个女人在田埂上爬行，浑身泥浆，她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她的周围，全是蠕动的蚂蝗、蚯蚓、蜥蜴和蛇。一个孩子被一把不锈钢大钳夹着，在空中挥舞着四肢。别，别，我声嘶力竭地靠近，却发现那是一只老鼠。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口吐白沫倒在一棵槐树下。一辆无人驾驶的牛车，咿呀作响，翻山越岭，不知要到哪里去，车上躺着我不认识的两个人，一个是男孩，一个是男人，他们的脸上蒙着白布。后来，车上躺的是一个形若槁骸的女人。老牛开口了，对我说，这是到清水镇的班车。
她是在向我诉苦，想博取我的同情吗？她以为我不知道她的情况，在向我喋喋不休呢。其实，她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生儿子的时候大出血，又得了产褥热；接着总是带环怀孕，动不动去刮宫，弄得面黄肌瘦；后来患上了肝炎，常年和药罐打交道；唯一的儿子误食了老鼠药，她迁怒于丈夫，在一次狂风暴雨般的争吵后，她丈夫也喝了农药自尽；后来，她得了肝癌，又从自己生活的村里搬回清水镇父母家住；母亲两年前因病离世。现在，她是在老父亲的照顾下苟延残喘，等待死神的降临。
在梦里，她并没有就那件事向我认错，连声对不起都没有。她说：“那件事，是过去的事了，就让它过去吧。”
她母亲也在一边一声不吭。
秋天即将过去。是时候了，我决定去一趟清水镇，不管我将看到的是一个朋友还是一个敌人，是一个弥留的病人还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在储藏室里找一件合适的礼品，是一些亲友们节日期间送来的，有香菇、木耳、食用油、茶叶等，还有一只满是裂纹的龙泉瓷花瓶。花瓶不实用，还是丽禾牌山茶油吧。不，不是给她，是给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我也曾叫过他“爹”，是随她叫的。
二十年了，因为她的一句谎话，我被剥夺了受人信任受人尊重的权利，被剥夺了爱和被爱的权利，被剥夺了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做人的权利。因为她的一句谎话，我在铁窗里过了整整五年。
那时，我还是妙龄少女，正在清水镇读高中。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女生，扎两只羊角辫，一脸懵懂，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人人都叫我“小可爱”。
现在，我是个饱经沧桑的中年女人了，但原来的同学见面，都还叫我“小可爱”。这个称呼让我沉浸在纯净美好的少年时光里，内心却充满了悲凉和凄惨。
我原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后来和她好得形影不离，就住到她的家里去。后来有同学问我，你当初怎么会跟她那么好？我说，我也不知道。好像她叫我干什么，到哪里去，我就听她的了。她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比我高出一头，大了四岁，能做许多我懂都不懂的事情，比如：卡住不让某个有可能威胁到她书记地位的同学入团，让几个居民户口的同学把多余的粮票偷偷交给她到她母亲那儿换零花钱，等等。我最早买的一双尼龙袜的钱，就是通过她，用粮票从她母亲那儿换来的。
当时她家还住了几个学生，每月付五元的房租。我不用付房租，仿佛就是她家的一份子，她的父母也把我当女儿看待。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洗碗扫地抹桌子。农忙时节，她家地里的农活很繁重，她经常在课后跟她爹一起上山下田，割稻、插秧、掏地瓜、掰玉米，有时候，我也跟他们一起去。
她爹是个健谈的人，总是一边干活，一边跟我们论古说今。饭桌上，饭后在门口闲坐，他也会和我们说很多事：油是怎么从地底下喷出来的，水稻是怎么杂交的，果树为什么要嫁接，玉米杆上多余的棒为什么要掰掉，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家给我最深的记忆，并不是她或她的母亲，反倒是她爹。他经常对我说的话是：“我七岁死了娘，十一岁死了爹，和你一样，是个典型的苦瓜。”
他不说，我原来懵懵懂懂浑浑噩噩，不觉得自己多么苦。他这么一说，我才觉得自己原来是苦的，真的是个典型的苦瓜。或许比他还苦。
在镇上，乃至在县上，“爹”都是个人物。他年轻时在青海柴达木冷湖钻井处当工人，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大会战，被评为一级红旗手，还与铁人王进喜并肩站在台上受奖呢，墙壁上那张他戴着大红花和其他人的合影，我至今记得，他是站在后排左二的位置，王进喜就站在他的前面，是前排左二的位置。但他却没有留在大庆，而是回村务农了，他说，是她们母女俩硬把他拖回来的。回村后，他成了种地行家，是个有证书的农民技师，还在村里担任农科组长和村党支部委员。
1975年1月的一天，他突然被县上派来的一辆小车接走，说是去开会，却什么东西都不许带，连随身的钥匙也让他摘了下来。我和她母女俩看着车子绝尘而去，都提心吊胆，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带到北京参加因林彪事件而推迟召开的四届人大。在会上，他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带病所作的报告，和周恩来、王洪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握过手，还和当时我们极其崇拜的“草原英雄小姐妹”说过话呢！“爹”给我们看了他的代表证，因为那个号码有点特殊，所以很好记：1313。
我们下地的时候，她母亲在家里为我们烧饭。我一般是在学校吃饭的，但如果帮她们家干活，就理所当然地留在她家吃饭。我一回家就凑到锅前灶下去帮忙，她母亲教了我好些烧饭烧菜的本事。所以以后用到某种厨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母亲。
不知为什么，我叫她的父亲“爹”，却不叫她的母亲“妈”，而是在妈字前面加上她的名字，表明是她的妈。
家里来客人了，问这女孩子是谁，她父母总说，这是“小可爱”，也是我们女儿呀！他们夸我聪明、勤快、懂事，像夸自己的亲生女儿。到后来，她们家的亲戚我也认识很多了。
我没有父母。我是在民政局门口“出生”、由民政局出钱养大的。在县城南部的大山里，在一个叫十八间的村子里，我前后有过三个家、三对养父母，他们都是领民政局工资负责照顾我的。他们对我不坏，也不好，因为山里人家穷，还有弟弟妹妹好几个，能吃饱穿暖就算不错了。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我闲聊，把我捧在手心。即使是在农闲时节空荡荡的晒场上闲坐，除了说鬼故事，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道理，他们也没有什么长篇大论。读高中后，民政局负责管我的董叔叔让我自己去领生活费，自己安排开支，那些家跟我就没什么关联了。我只是逢长假回去一趟，把节省下来的很少的钱交给他们，轮流住上几天，换取一点家庭的温暖。相比之下，她和她的父母给我的温情似乎更多，也让我更加的刻骨铭心。
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沿盘山公路跑步，跑好长好长的路，跑到等在某个转弯处的体育老师那里签了名字，再跑回学校早自修。那时公路上几乎没有车，好像那弯弯曲曲修在陡崖上的公路就是让我们跑步用的。我向来睡不够，每天早上，我都是被她从被窝里拖出来，半闭着眼睛跑出大门，跑进山野。跑着跑着，就迷迷糊糊地向路外侧的悬崖边飘去。
她猛地一把将我拽回到路中央。
她经常带我到体育老师房间串门，看他吹拉弹唱。老师名字叫子尚，是学校里最年轻最好玩的男老师，也是高我们两届的学兄。他在黑板上写自己的名字，写得太潦草了，两个字又并在一起，有同学把它念为“汤”，于是“汤”就成了他的外号。老师似乎是喜欢我的，常捏着我的鼻子要我叫他哥哥，我总不肯叫，总是撒着娇，叫他“汤”。这个外号，同学们是只敢在背地里叫的。
两年的高中学习结束了，民政局为我在县福利厂安排了工作，她在家务农，我们就像亲戚那样继续走动。
事情发生在毕业后的第三年。有一个周末，我到她家去。我们去母校清水中学找“汤”老师。晚上，我们三个人在以前经常跑步的寂静的盘山公路上散步。那个晚上没有月亮，满天的星星离我们很高很远，山野里黑沉沉的。她和他是否相互有嫁娶的意思，我不知道。现在想来，我那时情窦未开，不太懂得男女之间的事情。我只是和他们嬉笑，依旧故意冒犯体育老师，叫他“汤”。
记得当时我是内急了，就走进公路里侧的一个低洼处。
他们一边叫我快点，一边继续向前走去，嬉笑、打闹、尖叫，似乎还为什么事吵了起来。
忽然，他们安静下来，山野里一片死寂。
我听到她惊恐地叫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又叫了我一声。
我从低洼处站起身，她向我跑来，抓起我的手，说，我们回去吧。
他呢？我问。
别管他。她说。
她浑身颤抖，手心冰冷。我回头张望，只见黑茫茫一片，山岚丛树影影绰绰，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的身影，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为什么一声不吭。她也一声不吭。我想，他们是吵架了吧，生气了吧。恍恍惚惚，我开始悟到男女之间的一些私密，心开始变得有些烦乱。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上床，头挨着头。我睡得很沉。那时候，我真是能睡啊，生活简单，衣食无忧，有很多的时间用来睡觉，却总是睡不够似的。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她并没有和我一起睡，而是睡在她母亲的床上。
第二天，我回厂上班。
过了两天，公安局来人把我带走了。原来，“汤”死了，是那天晚上失足掉下悬崖死的。我，她，和她的父亲母亲，还有一个看见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在公路上的村里人，我们在一间审讯室里对质。我吓呆了，脑子里就像那天晚上一样黑茫茫一片。我拼命在回忆，但唯一的场景，只是藏在路里侧低洼处的一丛灌木边大解时，眼前所见的黑暗山野。影影绰绰。隐隐约约还有他们的嬉闹和尖叫。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在公安人员的一再逼问下，她说话了，她说自己在大解，听到我们在打闹，后来，我跑过去对她说，不管他，我们回去。她以为我和他生气了，还叫了他一声，没听到回答，就跟我一起回家了。
我惊恐地望着变得无比陌生的她，发自本能地尖叫了一声：“你说谎！”
在整个过程中，只有她父亲在开始时说了一句公道话，他呵斥自己的女儿：“莫乱说了，她这样老实的一个孩子，我不知道？”
她不看我，也不听她父亲的，铁了心要把自己的过失转嫁给我，让我承担本该要她承担的一切。她继续说谎。她说，我一直在跟“汤”谈恋爱，这次就是专为去找他的。所以，一直是我和他在一起说笑嬉闹，她避得开一些，只是远远地跟着我们。
为了证明她的话，她母亲在一旁作证，说家里已经给她说了一门亲，过不了多久就要嫁过去了。
对于这一点，她父亲也作证了。他说了她未婚夫的名字和他所在村庄的名字。
最后，“汤”的一封信证明了他们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据说前一天，“汤”给我写了一封情书，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寄出。公安局的人在他的抽屉里翻到的。他们问，小可爱是不是就是你？我说是的。这就对了，他们说，信开头的称呼就是这么写的。他们没有给我看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我一辈子都不可能看到这封唯一的情书了。
公安局的人说我惊恐万状的神情是犯罪的表现，又不能为自己证明什么。他们认定我过失杀人，过后又不采取任何施救措施，情节严重，把我带进了监狱。
我恐惧、惊愕、昏迷、浑浑噩噩，整天躲在睡眠里。
半个月后，我忽然从沉睡中醒来，从此，那甜美的睡眠就离我远去了。我开始失眠，开始哭喊、申诉、辩诬，反复叫嚷：“不是我，不是我。”但没有用。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唯一的出路，就是低头认罪，服从管教，好好改造。
“五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只要好好改造，出来后，还可以回厂里上班。”民政局的董叔叔和福利厂的周厂长都这么对我说。他们说：“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听话，听管教的话吧。”
“这是命，孩子。”我山里的三对养父母都来看过我，他们说，“即使真的不是你，也说不清楚了。就当你前生欠的债，这生要还的吧。”
几个同班同学相约来探监，其中有人对我说了一句悄悄话：“你相信吧，说谎话的，害人的，都会遭到报应。”
她父亲也来看过我，还给我买了什么东西。管教通知我去会见的时候，我拒绝了。我不想见他，也不收他的东西。这是我的错，我肯定伤了他的心。但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她的仇恨，而她是他的女儿。
我和她，和她的父母，就这样成了敌人。
我用五年的时间，用一千八百个日夜，把所有的一切都想明白了。必须有一个人为“汤”的死负责，现在，她负不起这个责任，只能由我这个“苦瓜”来承担一切。或许上苍把我从一出生就浸泡在苦水里，就是为了让我承担她承担不了的责任的。总有一天，真相将大白天下，我将从这个责任里解脱出来，但只要她活着，我就没有希望。我必须等。只有等到她的生命在即将完结时变得坚强起来、能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等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时候，她或许会良心发现，说出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事情真相。
五年后我按时出狱，外面的世界完全变了。董叔叔在一场车祸中去世，周厂长因贪污受贿下狱。新任的福利厂厂长说，福利厂在岗的工人都面临下岗，再不可能为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安排工作了。
我姓国，民政局收养的孤儿都姓国，是国家的人。但民政局的供养只到十八岁。成人后，我们得自己养活自己。但我刚从监狱里出来，身无分文，举目无亲。
那天，我从监狱的大门出来，站在刺眼的阳光下，不知该往哪里去。早几天，管教已经把新厂长的意思传达给我了。当时，我还自信满满地说：没事，不安排就不安排吧，天无绝人之路。可是，真到这当口，我却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一股冲动让我猛地回身，我想对身后的管教说：“让我留下吧，我愿意继续坐牢，让我把这牢底坐穿吧！”
突然，身后响起了一个熟悉的乡音：“国爱！”
我来不及合上张开的嘴，惊讶地回头，发现叫我的是我十八间的一个养父，一向拘谨、木讷的他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外的墙角，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的背心袋。他从袋子里取出一套款式时尚的新衣服，让我换掉囚衣，跟他回家。原来，管教把我出狱的时间通知到了十八间，我的养父母们就推举他做代表，来接我回家。
我们坐火车，再坐汽车，再坐三轮卡，再走路，一步步向坐落在山坳里的十八间走去。我忘记了自己是个没家的人。对，我有家，前面那个绿树掩映中的村庄就是我的家，我在那棵大樟树下的祠堂上的小学，我扶着村道两边的泥墙蹒跚学步，我跟着草丛里的青蛙和蛐蛐牙牙学语，我还认为，我就出生在这里，出生在某一间冒着炊烟的农舍里。至于我的亲生父母姓甚名谁，他们是死是活，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回家后，大家为我张罗婚事。嫁人是女人唯一的出路，但结果几乎是一样的——我看着还中意的人，都对我曾经犯下的“杀人罪”耿耿于怀；不计较我的“过失”的人，不是年龄过大就是恶习难容，我不愿意嫁。
最后，我只能和我山里的姐妹们一起走出大山进城打工。十几年来，我到广东的发廊做过洗头妹，到义乌的服装厂做过服装，到浦江的锁厂做过锁。最难的时候，我捡过垃圾，睡过桥洞，到医院陪过垂危病人……
再后来，我养父母家的一个哥哥承包了离十八间村二里地的一个水库养鱼，还搭了几间简易的平房，作为休闲山庄对外营业，让我替他日夜住在水库边上，看守鱼苗、接待前来钓鱼的零星闲客，我的生活才稍稍安定一些。
一批鱼儿出水运走了，又一批鱼苗放下去了。一个客人走了，又一个客人来了。
时光就这样流逝而过。
当岁月逝去，我心中的怨恨并没有消解。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她必须说出真相，还我一个清白。但我一直没有去找她。我在等。我心无旁骛地从远方眺望她和她们一家，等着她“将死”。 出狱后至今，每年“汤”死的那个日子，我都会从各地给她寄一张明信片。开始时寄到她的夫家，后来又寄到她的清水镇娘家。我如影随形，依旧是她的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不著只言片语，只报给她我的地址和姓名。我的意思她不会不明白。但她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从来没有。
某一天傍晚，我在水边给鱼儿撒食。鱼儿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夕阳的余晖把它们全都染成了金鱼，一湖碧水也成了金汤。我抬起头，天边的云彩锦缎般向我拥来，将我抱进怀里。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温暖，感到有一股柔情自天而降，仿佛飘渺的仙乐，从天空飘散下来，灌入我的头顶。我似乎置身于清水中学的校园内，傍晚时分，当“汤”演奏的乐声响起，天空中也曾有过如此绚丽的晚霞。我突然想到了“汤”曾经给我写过一封情书，突然想：“如果我这一生爱过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人爱过我，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汤’了。”现在，他来了，他的魂灵就氤氲在这片山野、这片水域……
从此，“汤”开始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的仇恨也更加深了一层：是她杀了“汤”，杀了我的爱人。我活着的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强：这不是一个复仇的年代，我无法以牙还牙，将她也推下山崖，或者拿着一把砍刀把她劈了。我也无法将她定以诬告罪送进监狱。但我可以等，可以看……
三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一个大我三十岁的男人来到十八间水库，说是要住下来钓几天鱼。他住在水库专为招待钓鱼人的简易客房里，租用水库为他们提供的渔具鱼饵，吃我为他们烧的一日三餐。与其他钓鱼人不同，他是钓翁之意不在鱼。他花在钓鱼上的精力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离我或近或远的地方，看我洗衣做饭、喂鱼卖鱼，和我谈天说地。第七天，他对我说，他是特为来找我的。他说自己原本是清水镇人，从台湾回来定居，在县城买了一套住房，存款不多，但每月有一笔养老金到账，可以供两个人衣食无忧。他希望我嫁给他，如果不愿意，做女儿也行，只要能替他洗衣做饭，为他读书读报，陪他聊天散步，照顾他终老。他死后，房子和存款都是我的。这个老头白白净净，看上去并不邋遢讨厌，我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做他的女儿。我是个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孤儿，命运却让我有了众多的父母，现在，再多一个爹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我只能做您的女儿，因为我有爱人，虽然他已经死了。他每天晚上都和我在一起，在梦里。如果我一动嫁人的念头，他就会浑身血淋淋地站在我面前。
老头说，我知道。
我又说， 他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了，我走的话，他会找不到我的。所以，我不能跟你去，要不你到这儿来吧，我会照顾你。而且，这片山野，这片水域，也是可以养生怡神的。
老头说，我知道。
老头果然到水库来了，开始是小住，后来变成长住，再后来，他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在水库边上买了两间民房，推到重修，建了个小院子，还把山上的许多红杜鹃、六月雪、野菊花和兰香草移植到院子里。
我苦尽甘来，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老头是个风趣、豁达而又慈祥的人，他给了我一个温暖、舒适的家，让我请自己要好的同学和养父母家的人来做客，和他们一样叫我“小可爱”。 还允许我在家里招待曾经的狱友。他从不多问我的事。他跟我讲他自己一生的故事，让我把他的讲述记录下来，整理成回忆录。他少小离家，作为一个士兵到了台湾，在那边有过一个家，但亲人们都已离他而去。他说他爱我，像爱自己的女儿。他告诉我，是一位老友，一位少时的玩伴，给了他我的地址，说我是个“小可怜”、“落难的仙女”、“蒙尘的珍珠”，让他来找我。他说自己这位老友是个了不起的人，曾经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和周恩来、王洪文握过手呢！是个有身份的人了，但从来不为自己谋私利，没有享受到国家政府的一分补贴，一直住在清水镇务农为生。一个女儿，也没托人为她安排个工作。但是，就因为和王洪文握过手，1977年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他被县上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党员党内除名，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并就地关押（住读）了57天，说他是四人帮的黑干将！改革开放后，他曾要求组织上给予纠错平反，但至今没有下文！唉，他也苦啊，老伴先走了，现在还有个生癌的女儿，反要他照顾。
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说的老友是谁了——他住读关押的时候，我刚刚进厂工作。我曾去清水镇看过他，但他们不让我见他。我曾和她——他的女儿一起十指相扣坐在门口的石板上，或漫步在乡间小路上，为“爹”担惊受怕。
我的眼眶有些湿润，我知道自己一直敬重并想念那个把我当女儿看待的“爹”，但我对她的恨，不会因为她父亲的缘故而有任何消减。我没有接老头的话茬明了自己和他那位老友的关系。老头仿佛对我的一切感同身受，后来他几次去清水镇走亲访友，都没有要求我陪他去，回来后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两句。其实，几位高中同学，他们一直偏爱着呵护着我这位当年的“小可爱”，经常会向我通报她那边的情况。
老头的出现仿佛只是为了给我的五年铁窗生涯一点点补偿，他的生命很快走到尽头了。料理完他的后事，我或者坐在空空如也的属于我的院子里，或者面对着静寂空旷的山野，或者在水库边喂鱼卖鱼、种菜锄地、招待客人，但所有的一切，只为了那个既定的目标：等待她的“将死”！
在秋日暖阳的照耀下，我拎着一壶丽禾牌山茶油，从十八间来到清水镇，沿着我曾走过无数次的小路，向我熟悉的那幢楼房走去。房子夹在村中央，道路狭窄，车子开不进去，现在，四周都是一些颓败的老屋了。记得那时房子刚刚搭建好，墙面没有粉刷，是赤裸裸的石块。地面也没做，圆滚滚的石子在脚下咯咯响，不小心还会扭了脚。地上的桌子和椅子脚都得用木板垫起来才能放得平整。现在，涂过涂料的外墙都已褪色，认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的了。大门口，我们经常坐在上面晒太阳或乘凉的两块石板还在，只是被一些杂乱的刺玫和疯长的菊花侵袭，石板上掉着一些红玫瑰、黄菊花的花瓣和萎缩枯黄的叶子，似乎久无人坐了。旁边的两棵香花槐，落了一地青白的花米。我从未见过它们开花。它们原本和我一样高，现在也已经抵达二楼的窗沿。
离大门越来越近，我的脚步开始凝滞起来，因为我渐渐闻到了死亡的气息，那是香烟和冥纸燃烧的味道，正透过房子的大门和窗户的隙缝向外蔓延。在这种气息的霸占下，我闻不到玫瑰、菊花和槐花的香味。一个簇新的小花圈挂在门楣上，上面写着的果然是她的名字。
我随手将手中的油壶放在树下。它显得非常的多余，也非常的沉。我再次回到“汤”死时那个漆黑的夜晚，再次回到听她说出谎话的审讯室。黑暗，恍惚。这一刻，我是多么的失望！不，是绝望！她死了，带着那个谎言！我曾千百回诅咒她不得好死，但现在，我是多么希望她活着啊！她怎么可以死呢，她应该活着，亲口承认自己在说谎，慎重地跟我、跟“汤”说声对不起！
门是虚掩着的，这时无声地开了。死亡的气息更加凶猛地向我袭来。有她的味道，有她母亲的味道，还有我从未谋面的她的丈夫和儿子的味道。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将自己隐藏在槐树后。
一个老人走了出来，他黧黑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当他返身关门的时候，一个信封从他的腋下掉了下来。可他毫无察觉，转身往街上走去。这是她的父亲，是老头说的老友，是我曾喊过五年“爹”的人。他已经老了，白发苍苍，弯腰驼背，反应迟钝，步履缓慢。可那时，他是个中年男人，身披耀眼的光环，挑着两筐能把扁担压弯的稻谷在田埂上健步如飞。他没有注意到站在树背后的我。我跨前一步，捡起他掉下的信封，只见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地址和名字，笔迹消瘦苍劲，书写歪斜艰涩，却是我熟悉的点横竖撇捺。
我盈积了二十年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我追上那个佝偻前行的背影，哽咽着叫了一声：“爹！”

asui1003

语言朴实、生动；叙述克制，不枝不蔓；语调和分寸都好；细节也真实考究。这样的文本很老到了，而我也喜欢。只是，这篇小说所体现的作者的创作意识，却很陈旧。基本上可以这样归纳，这篇作品的主题是关于背叛、仇恨和救赎，很具体的一种价值情感——是经过意识形态的参与，总结和提炼过的——所有的叙述都围绕此展开。目的性明确，意义清晰浮于文本之上——就像那些老一代导演每每钟情的剧本类型一样——这只是个虚构的“知音”故事而已，小说家的艺术创作力体现在哪里呢？不过，这倒或许是一篇适合在国内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并无对期刊不敬，只是期刊就得考虑读者考虑市场，自然也就要考虑大众的伦理和审美偏向）。

绿妮

谢谢03前辈费时间细心审读。又夸奖又批判呢……受益。却还是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