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地

顾布里克

ⅰ


在上海还未全面禁摩的时候，我的日子过的无比舒畅，觉得胯下有台“小绵羊”就拥有了整个上海；但其实不是，这就像你给一姑娘送花，人家出于各种原因收下，结果你就认为自己拥有了这姑娘，然后以此为她出生入死，这只能说明姑娘拥有了你，而不是你拥有了姑娘。
和小绵羊一起坐在轮渡上横游黄浦江，到了浦西后沿着复兴路或者淮海路一直骑，骑到纵横交错的小路上，绕来绕去。托上海房价高昂的福，很多小路上的店开不了多久就会关门，所以隔一个月去晃荡一次，都能发现好多新开张的店铺，这样就很吸引人，你想，同样的道理，要是哪个窑子里每过一个月都能换一批新的姑娘，那客源一定很好。
在全面禁摩之前，还只是禁摩，这说明在上海这个大的势力范围内，存在着若干小的势力范围，其中有的区是不禁摩的，但有的区又是禁摩的，单就行政规章的不统一，我们很好的学习了美国；而摩托车驾驶者所要弄明白的就是，不同行政区之间的界限具体在哪。所以那段时间可以看见成堆的交警囤积在老西门、打浦桥、静安寺一带，伺机捕捉不小心越界的摩托车。
我对上海的路况了如指掌，那些经常走的线路，我可以大致记得交通灯转换的时间，所以从A地到B地最短的耗时不一定是走直线，虽然绕到支路上里程数会增大，但只要将红绿灯的转换时间把握准确，那么理论上可以实现畅通无阻。

这个理论是一个被众人称为“生哥”的男人告诉我的，从六年前我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起，我就在生哥的影响下燃起了对摩托车的憧憬。生哥一共告诉过我两件事，一是他如何在老家的一次地下摩托车比赛中击败群雄，抱得美人归；二是他的高考是多么可惜，本来他是清华北大的命，结果却沦落到和我一样的大学。
我问他：“那被你抱回来的美人呢？”
生哥说：“跟第二名跑了。”
我带着疑惑的心情追问，生哥答：“你假想自己是女的，一个男人特别有内涵，另一个男人特别帅，你选哪个？”
我不带犹豫的说：“选有内涵的。”
生哥点点头：“正确答案应该是选有钱的那个。”
生哥很认真的研究过城市里交通灯的变化规律，并记录在案，说这为他以后参加城市摩托车比赛有帮助，反正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谁先到谁赢，又不管你中途走了哪些弯路。从结果论的意义上来说，这和人生一个本质。
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看不到生哥，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生哥的经济状况显得特别良好，但凡见着就一定会拖我去校外一家名为“白桦林”的饭店吃饭，撤巨资点该饭店最昂贵的菜式——干锅肥肠。
某天晚上生哥喝到醉生梦死，主动交待了其发财致富的全过程：生哥在一些主要路口蹲点，采集交通灯的变化规律，在蹲点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路人，这些路人会递给他5块钱，让生哥载他们去最近的地铁口。一开始生哥很不屑这种小恩小惠，因为参加城市摩托车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是生哥的理想，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理想远不止5块钱这么廉价。这种坚持持续了一个礼拜，后来因为想乘坐生哥摩托车的路人越来越多，经过生哥的计算，他发现这样一天拉客拉下来挣个两百块还是妥妥的，然后一年就有至少6万块，这样一笔钱，他需要获得城市摩托车比赛的第一名……十次。最后，生哥补充道：对于太古怪的东西，我向来很难接受，所以这坛“醉生梦死”我一直没有喝，醉生梦死，不过是他和我开的一个玩笑，吧啦吧啦……

像我这样一个喜欢浦西的人，就在像享受受虐情绪一般享受从浦东直逼浦西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变态，巨大的时空落差可以弥补我心中对于这个城市的幻想，尽管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幻想什么，或许是幻想能够在金茂酒店的高层里常包一间大床房吧。
是不是每一个外来移民看到陆家嘴那些像巨大的阳具般直插云霄的建筑物都会去幻想有一天能够为自己所拥有。我把这个问题讲给老康听，老康的意思是，如果真有这么一间常包大床房，那的确很方便泡妞。我停下小绵羊，抬头仰望金茂的顶端，那么高，万一有人倒杯水下来砸在我脑袋上，巨大的重力加速度是否可以劈开我的头盖骨？“生殖崇拜！”我带着万恶的心情吐槽。
每次去浦西都会途经金茂，无论是走延安路隧道还是人民路隧道，这让我很不舒服，对一个自己短时间内无法拥有的东西，第一感觉是渴望，紧接着就是厌恶，括弧，对女人除外。老康见我每次视野里出现金茂，脸上就一副纵欲不堪的表情，便提议绕点路从复兴路隧道走，我们也尝试过，但站在张杨路浦东南路上的时候，依旧可以看见金茂。因此结论是，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金茂，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喜欢浦西的原因。
老康说我太小资了，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小资的人，从内到外都不是，小资这东西得从娃娃抓起，我没这天分，后天又未加培养，哪来小资情结。老康的理由是，这年头，骑台小绵羊横渡黄浦江的人没几个。我想想也是，但我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小资，我说，我那是装的。而装，永远是痛苦的，痛苦之处在于不是。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小资人士，成天系着红领巾，带没有镜片的黑框眼镜，小脚裤下踩着一双80年代的回力鞋，逢人便说：我最近在研究欧美音乐，我已经不听周杰伦了，我要么听甲克虫，要么听披头士，偶尔也听约翰﹒列侬，恩，我觉得列侬的声音要比披头士和甲克虫里的主唱更具备穿透力，更彰显一个时代的力量，那种力量仿佛可以……
按理讲，上过大学的人一般都会或多或少的培养出小资感，因为无所事事嘛，特别是男的，你不小资怎么泡妞啊，你当真以为人家姑娘喜欢看你抱着篮球闻你从腋下挥发而出的男人味？最简单的做法是，你好不容易把人家姑娘带出去了，结果钻进一川菜馆，那铁定玩完，你得去西餐厅，那种带着浓郁巴伐利亚气息的馆子，用刀叉切割牛排，切完之后也不能急着吃，得举起高脚杯，小酌红酒，然后轻声说，我想带你去帕萨迪娜，那里……
老康打断我的臆想，说帕萨迪娜，这牛吹大了不好收。我说只要不是知识女性，一般不知道帕萨迪娜是什么。老康说万一碰到知识女性怎么办？我说，学校东门出去，往左拐，走大约200米，有一巷子，走进去，不到50米，有一日租房，就叫“帕萨迪娜”。老康哦哦哦的叫，说我知道了，是不是在一家叫“梦的点滴”的小旅馆的对面？我竖起拇指称赞道，行家。

在大陆家嘴地区的一片老小区里，我和老康合租了一套房，门牌号是202，这座楼一共只有五层，无电梯。当时可选房源很多，有所谓的金三银四，之所以偏偏看中202，是因为大学时期我们的宿舍号也是202。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怀旧会让人失去理智判断的能力，或者说，怀旧本身就已经不理智了。后来我和老康均察觉到当时的不理智，但转念一想，如果连回忆都被理智给强制拘禁了，那还需要继续生活下去吗。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失眠了，因为不得不继续活下去，我们是那么的怕死。
我对于死亡的思考远远多过活着，在很年幼的时候，我异常恐惧夜空，根据当时储备的一些简单天文知识透露，如果将人直接丢进宇宙，那么人会由于内外压强的冲击而爆炸，可见我无意中把死亡与宇宙联系到了一起，我哪扛得住人类历史进程中如此终极的命题，所以这直接导致我生活质量的下降，而我又无法衡量死亡质量，这真是件可悲的事。
该小区的年龄有将近二十年，这传达出两个信息，一是老小区的称号实质名归，二是二十年过去了，这楼居然没塌，并且看不出马上要塌的迹象，可见那个时候的工程质量还是靠谱的。正是这份靠谱的感觉，让我和老康甘之如饴的搬了进来。
我们用很快的时间掌握这个小区的周边设施，比如哪里有台球室，哪里有盗版碟，哪里可以洗头，等等，掌握了小区设施之后，我们就开始沉浸于都市生活的享乐当中，我们的作息时间是：早上睡到自然醒，一般10点起床，洗漱完毕后打开电脑，看各类新闻，在看的过程中讨论一番，11点准时出门吃午饭，顺时针方向将各小饭馆吃一遍，12点半回到住处，用半个钟头的时间轮流洗澡，下午1点坐在沙发上神清气爽的看电影，看到3点回到床上休息一下，5点左右再出门，少吃点晚饭，然后去台球室打台球一小时，再去卖盗版碟的小店淘碟，买一些供第二天下午看的电影，最后回家，回家后各自上网找人聊天。
此时我和老康都没有工作，我在用大学时期存着的稿费过活，老康则在等待他妈帮他搞定一份银行的差事。就是在这期间，我养成了骑着小绵羊有事没事乘轮渡去浦西溜达的好习惯，而老康的任务是减肥。
所以每当无法严格按照作息表进行活动的时候，我都会把老康载到健身馆，然后独自驱车去浦西，等我逛完一圈回来后再顺便把老康接上。但只要我们俩同时坐在小绵羊上，我都觉得这羊随时会死。

在针对时光流转这件事情上，老康显得比我更加不能自拔，他很难接受大学生涯即将走到尽头这样一个事实，我告诉他，我从一年前就开始做心理准备了。老康认为我现在说这样的话是很不负责任的，他坚持表明自己喜欢大学宿舍的生活氛围，恨不得一辈子都在宿舍里度过。我说，一个不需要交水电费的地方，我也很喜欢。
老康开始积极怀念过去的这四年时光，他认为如果不尽快回忆，终有一天，我们会把那段美丽的光景遗忘干净，因为我们甚至都不记得昨天干了什么。我对此表示赞同，于是老康开始写回忆录。

我到达上海的那一年，这个城市正处于大力建设的阶段，大学周围黄沙曼延，装满废弃物品的重型卡车不分左右道地缓缓挪动，我平生第一次在不下雨的时候看见司机动用挂雨器清理挡风玻璃上的泥土，我想以后的生活应该足够的斑斓，可以看下沙、堆土人、打土仗……这让我宁可觉得是在海上也不像是在上海。正在建设的城市就像是正在进行整容手术的人，过程不能欣赏，只能期待一个结果，最好也不要回忆当初的模样。
报道的时候我混淆了两个人，一是把班主任当成了班里的同学，心想这女的真成熟；二是把班里的一个男同学当成了某教授，心想这个老教育家开学第一天就扎根在基层，真是诲人不倦。中国文字博大精神，寓意叵测，这个“老教育家”中的“老”既可以形容教育也可以形容人，但不论是形容哪个都是一种侮辱。
报道完之后我在校园里来回晃荡了三遍，第一遍是拿床上用品，第二遍是拿洗漱用品，第三遍是拿学习用品。这样的一种顺序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这个学校办事效率无比低下，二是学习这件事在这里的受关注顺位并不高。学校不重视学习，好比政府不管政治，会给人一种没有必要存在的味道。
总体来说这两种情形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的是，若在别的学校想要领悟到这个事实起码需要花上四年的时间，等到了毕业才恍然大悟，发现原来是大学上了我而不是我上了大学；但在我这个学校，开学第一天就了解到这样的特征，也算是诚实的体现。
这让我对这个学校产生了无限假想出来的好感，因为我喜欢诚实的人和诚实的事物。我这样说既不表示现在的人有多么多么虚伪，也不标榜自己有多么多么真挚，或许越是虚伪的人才越喜欢诚实的东西，这就跟越是脏的动物越是喜欢甜食一个道理。
我所在的专业的宿舍是原本职工宿舍的旧址，距离教学楼的距离足足有两公里，这一看就是大学扩招的后果，学校括招后学生没宿舍跟医院扩建后病人没病床一样不堪入目。学生们立即发表抗议，令人倍感欣慰的是，声音虽大，但始终找不着带头人，可见此公精通于地下潜伏工作。
这是一座两层高的建筑，正前方是食堂，正后方刚被规划出来，杂草丛生，说是要弄一个舞厅，以丰富教职员工的课余生活。难怪职工宿舍要建在这，可见选址选的十分有远见。
要是这一切都建在校外，那我是很担心的，因为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目睹过一起交通惨案，事发地就是歌舞厅门口，而这家歌舞厅就伫立于我初中学校的对面，整晚都是靡靡之音，料想从里面出来的人也是一样的神志不清。那时正好一个同学横跨马路，结果被侧面而来的一辆普桑撞倒在地，肇事司机从车上下来，一脸红润，眼睛都睁不开，自然也就没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学生，可能是这个学生躺的太安静了，不够引人注目，司机就理所当然的以为是汽车底盘松了，结果又重新上车发动，从该同学的身上碾了过去。
这一幕一直被我铭记，比任何一场组织观看的交通安全大会还要有警示作用。

回忆录的字数越来越多，但银行卡里的钱数却越来越少，此消彼涨，两者形成总量的守恒，老康对此很焦虑。我说：“这没什么，你就当自己给自己付稿费好了，你想，你给出版社投稿，人家还不一定要，你投给自己，多好。”老康顿悟，逆向思维，立刻写了一封自荐信，连同几万字稿件一并寄给某出版单位，满心欢喜。
写作如同怀孕，投稿就仿佛产子，产子完毕，理所当然要进入产后忧郁阶段，老康每天至少去楼下的信箱查看两次，这种行为的客观贡献是，室内垃圾清理特别及时。我安慰他：“其实不用这么在意结果，参与创作本身就是好的，出版社不录用也不一定就是作品质量不过关，原因很复杂，比如……反正原因很复杂就对了。”
老康听罢思索了一番，说：“No news is good news。”我哑口，我不忍心告诉他，虽然谚语的可信度远大于我国的教科书，但对于投稿这件事，No news is bad news。
老康一直等一直等，等了两个多月，我说：“如果你还有发表的念头，那可以转投别家了。”
老康像要立贞洁牌坊一样：“不，不能一稿多投，要从一而终。”
我由衷钦佩，多瓷实的一孩子，我说：“但两个月内没有答复，则视为没过审，那就可以转投别家了，等于相亲失败，可以重新找一个。”
老康紧张的问：“这算潜规则吗。”
我说：“这是明规则。”
投稿失败对老康的身心是有创伤的，他多少自诩略有文采，之前也写了不少，但没想过要发表，他觉得纯的文化是不需要沾染丝毫商业的，他梦寐以手稿的方式留给后人，尽管此时完全没有征兆说明他能有后人。是我鼓动他把稿子投出去，我说你一心把手稿留给后人，但你归西之后后人怎么对待你的手稿你能做主吗，万一人家把手稿当手纸用了怎么办。
老康冥想了几天，决定出山，抱着在文学界闹一次海的信念把稿子发了出去，结果被海吞噬，就像是处男捐精，几分羞涩几分憧憬，无奈最终被告知是死精，太毁灭人了。

相比之下，大学另一个哥们孙健的文学道路走的出奇的顺。
从2005年夏天到2007年夏天，七百多天的时间里我没有和孙健交谈过，哪怕是一句问候，尽管我们同班，尽管他住在我的隔壁。
多年以后的某天，孙健跟我说，如果2009年的除夕他没有和Queen分手，那么或许我们依旧不会说话。我说会的，他说不会像这样说话。“这样”是指我和他坐在生哥最喜欢的白桦林餐厅里，面对面地喝最便宜的啤酒说最直白的话，而他，依旧称呼那个女孩叫Queen。
孙健一直喝一直喝，最后把我没有喝完的那半箱也挪到自己脚边。
我感觉情形不太对劲，就跟他说：“不能再喝了。”
孙健说：“没事。”说完后又扒着我耳朵小声嘀咕了一句，“在这家店里喝醉了就不收钱，传统。”
我说：“现在人家宁愿不收钱也希望你快走。”
孙健死命的摇头，像护国旗一样护着酒瓶：“这哪行啊，还没醉呢。”
我抬头看了一眼站店的服务员，服务员一脸麻痹，我又看了看孙健，他啤酒瓶的瓶盖还没揭开就往嘴里乱倒，还一个劲的喊，怎么又没了。
这个片段现在说起来孙健竭力否认，说不可能，他就不可能为一个女人去买醉。而我这个时候在想，还有一件事幸亏没讲出来，那就是孙健哭了，本来说好喝酒就喝酒，不打算哭的，但就是因为三个字一说出口孙健就什么都忍不住了，那三个字是——为什么。当人试图去为一个根本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就注定了痛苦与悲剧。
在分手前的那个寒假，孙健还一路骑着车把Queen送到了火车站，来回五十多公里，送完之后回到宿舍我们还打趣地问他有没有吻别啊，实在想不到还真他妈吻别了。
孙健的行为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喝酒、睡觉、和我骑车沿着黄浦江一趟又一趟。去黄浦江是我主动要求的，我怕我要是不去，这厮保不准就跳下去了。好在他会反思自己，顺便也把我给反思了。我和他背对背在宿舍里上网，他用MSN发信息给我，说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在标榜自己，总是说我们有多么多么爱，事实上呢，真正做过什么，付出过什么。一般当他说类似的话的时候，我都要做一个基本的修正，那就是把他口中的“我们”改成“我”。
除了白的，我们喝遍了学校周围出售的所有酒，孙健除了吐出了经验以外，也喝出了经验，他说：“你说这百威吧，喝的时候就该吃宫爆鸡丁，那个喜力就不行，得配合着椒盐排条，嘉士伯可以单喝，青岛嘛，就只能用花生米凑合着了。”而事实上是，不管喝什么酒，我们都要吃一种真空包装的麻辣金针菇，这个食品一度让我们见到菌菇就想吐，可见我们喝了多少酒。
毕业的时候孙健跟我说，你小子做人不厚道，当年我们一起喝酒，都是我一个人在喝，你都是诈喝。我问他何出此言，他说他在喝了两个月的啤酒后，肚子就起来了，以前的裤子腰身已经不够了，而我依然可以套用。然后我告诉他，当时我穿运动裤较多，用松紧带不存在腰身大小的问题。孙健猛的拍自己大腿，说妈的，我怎么想不到。
我和孙健就一直喝酒，渐渐喝酒成为了一种习惯，终于有一天我们觉得光喝酒不行，这是对酒的浪费，我们应该学习古代的文人，喝完酒后就应该舞文弄墨。孙健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在某日大醉后舞弄了一下文墨，即兴作诗一首：
你看得见我吗，
我看得见你，
而你，
看不见我！
你追随我吗，
我追随着你，
而你，
离开了我！
这首诗的价值在于成功发表后赢得了不少稿费，不少闲得蛋疼的致力于当代诗歌鉴赏的评委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和评价，认为这部创作是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分水领，不论从结构还是表现力度上来看，都具有后现代写实表现主义的特征。这些长篇评价的好处是，给了我们含标点一个字一百块钱，这笔费用足够我们喝酒喝一学期。孙健后悔的是早知道就多点几个标点。至于邀请我们去一个山沟里开一个关于诗歌与自然保护合作关系的会议，我们婉言谢绝。
孙健凭借诗歌创作获得高度评价的先进事迹很快在校共青团、学生会、广播站以及我们张贴的大字报的大力宣传下，成为学生们议论的一个热点。为此，便利店还特意赞助了我们三箱啤酒，意思是以后要是想进行诗歌创作，只能喝他们提供的酒，回报是要在诗歌里加入他们的啤酒元素。
于是孙健在喝完赞助商的啤酒后觉得该给别人有所回报，就又大发了一下雅兴，作诗一首：
喝酒，
是为了作诗，
但作诗，
不是为了喝酒，
或许
是为罢，
我
不知道，
你
也不知道，
那就不要
去想，
喝吧，
作诗吧！
我看完之后认为这不行，这么多逗号，纯粹就是冲着骗稿费去的嘛。孙健不同意我的看法，坚持要用这样的格式，说这既不是诗也不是歌，而是诗歌。
在我没弄明白孙健的这句话想表达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把稿子寄出去了。不日之后收到回信，对方再次对孙健的诗歌创作表达出高度的赞扬，并且又打了一批稿费在孙健的银行卡里。
我们决定以后不再写了，因为这些稿费足够我们一直喝酒喝到毕业。
之前孙健失恋有阴影，我们才喝酒写诗挣稿费，企图用喝酒写诗挣稿费的快感填充失恋的沟壑，现在公德圆满快感消失，孙健则走入到失恋的下一环节中，就是反复的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笼统的归纳，说这就是爱。
我们痛心疾首，我们执著着的爱情带给我们如此深重的负担，而我们依旧不依不饶，最后只能对着镜子发问，问一个傻到不能再傻的问题。如果说非要具备一种焉知非福的觉悟的话，那我们宁可恭维孙健，承认他已经开始超越常人了，已经不是人了——爱情把我们弄的不是人了。
我和孙健精心打造了一个日程表，具体安排是这样的：早上八点半醒来，磨蹭一会，九点开始起床，九点半做好出门前的必要准备，然后去吃早饭，十点到达教室上课，上到十二点左右结束，然后吃午饭，一点之前上床午休，睡到三点起床，起床后去操场踢球，踢到五点多回宿舍洗澡，洗完澡去中区散步，发展到这时候我和孙健产生了分歧，他主张先去桌球室打桌球，而我认为六点的这个时段是校园里一天当中美女最集中的时段，我们不能把这么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桌球室里那帮大老爷们身上，孙健的意思是他现在只求耳根清净，说在这个时段去打桌球就是为了避开美女，不然你满眼都是漂亮姑娘，很难抑制冲动的。
我觉得孙健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们的视线不可能像鹰眼那样时刻对焦在美女身上，总归会产生偏差，往往在看美女的同时也会波及到美女身旁站着的丑男，而那些男人们则紧紧的搂着美女，做各种私密的小动作，朝像我和孙健这样没有美女傍身的男人露出万般挑衅的目光。
我们拿这样的男人没有丝毫办法，除非你去把他的女朋友给抢过来，当他的面做各种亲密的动作，这当然不是没可能的，因为这个美女本身也不见得就是一手货，而美女不像是名画，可以几经转手，盖上若干人等的印章，作为拍卖时加价的筹码，反倒会因为印章盖的太多破坏了画本身的价值，从此一文不值。
我决定和孙健去桌球室将青春奉献给一帮大老爷们。
在这帮大老爷们当中我们短暂认识了一个叫大明的人，此人球技了得，被当地一部分低年级和低智商的学生尊称为“桌神”，据说曾经连续四轮单杆清台，但仍然不幸的以四比十三落败，对外都说虽败由荣。

老康好奇为什么孙健可以成功发表而他不能，我说海子死后诗歌界满大街找继承人，所以写诗歌比较吃香，容易得到重视，而且你想，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写作文，但从来都是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所以市面上诗歌缺失很严重，根据经济学常识可知，供小于求的时候，价格会上涨。
老康很严肃的思考，完了问我：“死了孩子跟写诗有什么关系？”
我说：“海子是卧轨死的。”
老康面露痛苦，像吃了一嘴苍蝇屎似的，说：“这倒霉孩子。”
海子的确只是个孩子，我一直这么觉得。
孩子是个很好的阶段，既可以为自己的愚蠢和无知买单，还可以尽情的享受年长者的疼爱，同是也成为高等生物对下界生物的衡量标准，比如我们说一只猩猩经过饲养员若干年的精心培养，已经拥有了相当于3岁儿童一样的智商。这，其实是个侮辱。当人类的思考的时候，上帝不一定会笑，但当人类自以为是的时候，上帝可能果真笑到合不拢嘴。
而此刻，我和老康最愁苦的事情是，我们的生活费逐渐消耗怠尽，已经无法零存整取了，不知道上帝看到这样的事是笑还是……我的意思是应该找份工作，老康则坚持再跟家里拿一阵，等他妈帮他搞定银行的工作再说。
我说：“我们已经不是学生了，继续向家里要钱是不是太无耻了一点。”
老康问：“你留过级没？”
我说：“没。”
他坦然说道：“那不就得了，你就当自己留级过一年，多吃家里一年饭罢了。”
我冷笑：“那你怎么不多留几年，权当读研了。”此话一出，我和老康面面相阙，我们同时想起一个被称为大黄的男子。
此公以大学毕业该有的年纪进入大学，并且一脸荒芜，整个人像是被日军扫荡过的东北松花江沿岸的农村，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还以为是送学生的家长，并且觉得是贫困生的家长。
大黄的高中读了六年，复读过三次，所以参加了四次高考，这些数字构成了他生命的基本参数；令我不解的是，他比别人多上了一倍时间的高中，居然只考到我所在的大学，教育部真的赚了。
在某次夜谈中我们获悉，大黄的悲剧纯粹是自找，所谓贪心不足就是指他这样的。这厮第一次高考的分数足够上中等的本一大学，但他自命不凡，彻夜从中国渊久的历史中找励志名言，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一条条横幅挂满墙壁，认为只要自己勤加努力，就一定可以踏入清华北大，于是带着梦想复读一年，之后信心百倍的参加人生的第二次高考，结果分数出来后发现只达标了本二，这哪成啊，另外据说身边一些不像他那样有远大抱负的人嘲笑他黄鼠狼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他终究咽不下这口气，决定再复读一年，第三次高考的结果更毁灭人，连本二都上不了，而此时和他同龄人大二都结束了。大黄痛定思痛，决定再来一次，好在老天开眼，让他勉强达标本二，终于能够混迹到我所在的大学。知道这样一个艰辛的过程后，我们纷纷睡在床上回忆自己的过去，感慨生在福中不知福，应该以积极的心态面向社会，面向人生，同时尽可能的宽慰大黄，跟他说，你别觉得自己读了六年高中，你就权当自己上了七年大学，本硕连读了。
老康私底下对大黄的感觉很好，因为大黄具备很多历史方面的知识，这和老康这种高考历史单科能有145分的人很对口，凡是讨论到当下道德沦丧之类的话题时，他们都能引经据典的细数过去历朝历代，诸如唐太宗时期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来证明华夏社会倒退，这样的人，似乎是大学任意一个宿舍所必备的，可能宿舍里没有饮水机、没有打火机、没有鸡，但必须有像大黄这样善于以史为鉴的人。

老康继续接受他妈的救济，在部分救济款中，也有我的油费。
由于资金的匮乏，我们决定逐步改变生活中的消费结构，重点是调整饮食项目的消费。我的想法是，既然手头不宽裕，那就少吃点日本料理，尽量做到不吃。我对老康说：“日本料理有什么好吃的，生不啦叽，还贵的要命，改口跟我吃川菜吧。”
老康果断回应：“可以，那你以后也别加95号汽油了，我觉得93号就够对付你跨下那只羊了，要不干脆烧柴油吧。”
我说：“你终于开口了，你丫心疼油钱。”
老康说：“你不一样心疼伙食费吗。”
我说：“你打算跟我算钱了是不是，那咱们得从大一军训去网吧上网的时候开始算，你问我借了20块作押金，上网费是6块，但你最终只还了我10块，少一半，你认不？”
老康说：“认，但是上网过程中我用押金买了两瓶冰红茶，咱俩一人一瓶，而且当晚的麻辣烫是我请的你，这你认不？”
我咽了咽口水说：“我也认，但我记得吃完麻辣烫后我们还去租了几盘电影碟，这钱是我出的。”
老康说：“废话，这钱本来就该你出，你自己没看吗，瞧瞧你都租了些什么碟，《无极》，这年头还看国产电影，你配得上大学生的学历和智商吗，况且宿舍里的影碟机是我带去的，器材的损耗费怎么算。”
我说：“你丫玩绝的，这都记得，你还是哥们吗。”
老康说：“你还有脸说，你不也记得贼精，我告诉你，上网的20块押金里我也有两块钱，你给我的是18块，比记性，哥们我历史考了145分呢。”
我停顿了一下，拉了张椅子给老康坐，说：“等等，好好理理，我们由什么话题讨论到这一步了？”
老康迅速调转思绪：“你不让我吃日本料理了。”
我说：“哦，对对对，那你那还有多少钱？”
老康掏出钱包数了数，说：“一千五。”
我说：“不是还有信用卡吗？”
老康万分腼腆：“卡里是负的，还透支了三百多呢，上星期我跟一姑娘去东京和食了，结果没收住。”
我说：“东京和食，三百多也不够两个人吃的呀。”
老康愈加的不好意思：“我就喝了杯果汁，都是那姑娘吃的。”
我顿时同情心上涌——这是有个多么擅长饮食的姑娘啊。我说：“你喜欢吃日本料理，这本质上和我喜欢吃川菜没什么不一样，但我也没有每顿去金多利吃呀，我不就路边小四川吃吃吗，所以你能不能也别非得去那种人均二百五的地方，就味千拉面得了，那也是日本料理嘛。”
老康咬牙，恳切的问道：“那我能多加份猪软骨吗？”
我说：“行。”
当晚我深度失眠，按计划我们完全不用活的如此苦逼，当初老康建议把房子租远点，不一定非要在市中心，只要出门有地铁就行，这样可以省下不少资金，是我夸大了自己的赚钱能力，觉得只要我小说的稿费全部支付清楚，那租金伙食费油费什么的都是浮云。老康很信任我，吸取了我的谗言；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小说稿费中三分之一的预付金我都没拿到，想到此处顿时痛心疾首，好在隔壁老康雄浑的鼾声告诉我，他还很淡定。
我在夜色中沉醉，望着窗外点点繁星，想起上次老康和他妈通完电话后神清气爽，告诉我他工作事快有着落了，是上海的一家外资银行，而且有编制。我诧异难道外资银行后也兴编制一说？老康不在意，说只要给他安排个事干就行，每个月拿点银两过活。我即刻驳斥了他这种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妈妈流”作风，但就现今这世道，如果你还需要自个儿拼命努力，那么说明你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真有本事那得投胎投的好，该干的爷爷辈就给干完了，我们就是躺在树底下乘凉，不仅乘自然的凉，还得有人帮着扇扇子，典型的小布尔乔亚。这样一来我们都看上去很没前途，而我们所谓的努力也好奋斗也罢，本质不过是为了让我们的儿子、孙子或更遥远的后代能够尽情享受我们栽下的树。

陈树泳

每个小年轻心里都有一本帐！

水鬼

一本正经地调侃

生铁

凡是描述过程的时候，就很好看。凡是作者有意要表达某种感触、批判或世界观时，就不好看了。
还有几个错别字，手机上网，就不帮你挑了。
整体还蛮好。

胡安焉

绞尽脑汁地贫嘴，却一点都不有趣。智力、情怀和自省悉数缺席，那些被用于调侃事物的“洞见”过于肤浅和俗成，还唠叨，让人腻烦。造成了“作者-文本-读者”间这样的一种尴尬关系：作者对生活不耐烦，读者对文本不耐烦。写青春文学也可以不这样自曝其短吧，不如抛掉那些小聪明，而拾回自己真挚的感情。以及，无论这篇作者写完了没，我倒是建议，可以暂时搁下中长篇，先研究一下短篇。

读的时候发现几处错别字：一处“斥资”录成“撤资”；一处“功德”录成“公德”。另几处读完就忘了。

陈卫

这些材料虽然普通，但还是可以写出意思。只是语言不自觉地滑入一种虽然最近不常见但毕竟是很流行过的文风，那些幽默和趣味以及流行语并不高明，应该避免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