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自述

陶北

我的电影内容跟形式是反的，有外国的评论家对我电影的评语是：从来不拍事情发生的当下，而只拍事情的前因和后果。其实暗流是怎么形成的谁也不知道，可能与一个人的经历有关。我的电影你看完后一直过来，结局不是悲伤，而是一种人世的苍凉。
苍凉这个词是我是看张爱玲的小说才得知的。苍凉其实是你对人世的一种看法。我曾问过自己，我怎么会？我是这么热的一个人，后来我想还是我小时候家里的环境造成的。我的母亲脖子上有一道疤，我小时候不敢问，后来我姐姐告诉我，母亲曾经自杀过，这道疤就是用刀割的。后来我想很正常，我父亲算是老家很有名望的人，到家里求父亲谋职的亲戚朋友很多，我母亲就一直照顾这些人，时间久了心理一定会有些疲惫。就像张爱玲会写出这样苍凉的小说，她小时候父亲娶了一个后母，她有被父亲关起来之后又逃出来的经历。其实从小对家庭的记忆，无形中会让一个人对看人世形成一种角度。
我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正好在看沈从文的自传，他在书中有一个角度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在报上刊登了一篇短文，这样写着：沈从文笔下的死是在阳光下的死，看起来是没有一点悲伤的，但那其实就是一种苍凉。

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如何面对过去，你就会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而所谓的未来其实就是现在。当导演最怕的就是虚荣，但是虚荣之心却是人世间最难把握的。有时明明做不了的事也要尽力去顶住，但是为了挽回这个虚荣，就会做愚蠢的事，你就会想重新回头用什么来保有。现在很多导演都逃不了这种事，他们就是想Keep，你舍不得放怎么会空，不空又怎么去装？古语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千金散尽是一种气魄，你在一个地方散尽千金，人家再有大的事情一定会回来找你，因为只有你才有这种气魄和胸襟。
我有时看台湾与我同时期的一些副导演，他们总认为导演犯着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只是背后议论，从不当面提出，自认为这些都可以留着以后自己当导演时用。到后来等他们自己当上导演的时候，那东西早就过了，而且不见得当时就正确，因为你只是一个想象，从来没有实际地执行。我在与新导演讨论的时候我从来不忌讳把我所有的念头、片断全部提供给他们，因为等你脑子空了，自然就可以再装。
你给得越多回报给你的就越多，有人在情感上说怕受伤，其实他承受不住是他，你给不给得出是另一回事。就好像中国的男女是男有刚强女性烈，两人如果能匹配是要对等的，你给了他接不住就没必要再跟他纠缠了。古人说“抱此不驻”，就是不要Keep，越往前就会越清楚。这话我已经很久没讲了。

张艺谋在本质上比陈凯歌好，但是给我感觉他没有甘于做一个农民。所以他会一次次地看形势调整自己的位置，其实看他调到什么位置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之前说的虚荣包括权欲，因为大陆提供了权利这样一个磁场，所以他可以从这里跨越。我们已经太久太久没见过了。以前在香港我们还有壮壮在一起真的非常交心。
张艺谋在电影学院学的是摄影，是年龄最大的，所以他会有一种能力，就是看明白人的脸色。他对所有的人和事情都会看得清清楚楚。他可以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没那么容易。但是换成我就做不到，因为我不是那块料，而且对我来讲也没有意义。如果我就像他这样做，可能也可以做到，因为我也够聪明，对人际种种也会应付得来，但是我不喜欢，没办法。
其实他很怕跟我碰，我不骗你，我是直言。我在东京看到他我感觉他就像一个政治局的常委。其实我曾经劝他，只有政治人物才会在乎毁誉，但是你要纯归心，这个就很难。因为政治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是牺牲少数成全多数。那你就不能成全个体，你不能私用，这样你才会做得很好。这是气度的问题，你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彻底。你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方向的时候，最后你就不会在乎所谓的“是非功过于春秋，取经造反同一人。”
张艺谋选择走这条路其实是创造力的瓶颈，他在拍完商业大片之后现在又回来拍较为擅长的题材，一方面是想突破，一方面他也是在回装，寻求平衡。可是已经能看到他的那种消耗了。当你有目的地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视野和情感已经不在这上头了，已经耗掉了。笔啊，写久了就秃了，所以你下笔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要严格地过自己，这样笔就永远都不会秃。就像书法，写久了你要回来重新临帖，笔描红都难，想回来却已经回不来了。
我好久没和他碰了，可能是他也觉得和我没什么好聊的了，即使聊也不会和我聊电影。他每次看我的电影，我感觉他都会有很多想法，但是这种东西是没法聊的。他也绝对不敢和我聊他的电影，但这并不是强势之间的竞争，他也会很快平衡回来。这就是政治人物的厉害，也是政治人物的一个分寸。只是我苦于没有机会碰他，其实像这种场合他是不会来的，凯歌也不会来的，壮壮没来我怀疑是与他的身体问题状况有关。但是他这种个性是不会说的，他不接受别人的眼光。他不像我，我无所谓，就算有什么状况都会很坦然。

人是什么呢，人只不过是来回，何不潇洒一些，没什么的。伤不了我，我只怕伤了别人。以前很多小事都会上我心，我会去处理，因为我怕伤到别人。有时一个突然闯进你生活的人，往往会受到你的呵斥，这会对别人产生很大的伤害。不过人生当然也有遗憾，每个人都会想假使当初我那么做，可能就不会怎样怎样。
我对物质的欲望小到又小，我最多就是买鞋，买我现在穿的这种白鞋，因为已经很难买到了。我这件衣服已经买了五年了，当初是打折就买了，很久也舍不得扔。现在老了不得不注意身体，你看我这次来北京就配备齐全。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台湾歌手蔡振南是我的朋友，他因为吸毒需要四百万还债，而我当时只有一百万，然后就去找杨登魁借三百万。杨登魁是一个看起来很不显眼的人，但是他很特别，他的眼神照顾得到每一个人。我说明来意后，他问我这三百万用来干什么，我一听就说算了，不要借了。他就拉住我叫我讲，我就说是为了蔡振南的事情。他后来才问我说支票行吗，我说太慢了。兄弟之间我跟你要三百万你还问我是用来干吗，前提是我知道他的能力是做得到的。后来我就把钱还给他了，而且绝不再欠他的钱。虽然他年纪比我长，是大哥，在台湾也是很有分量的人，但在那个时候他在我面前就矮了一截。
我后来跟日本拍摄《好男好女》、《南国，再见南国》时，监制我都挂着杨登魁的名字。其实他那时不好，又被抓了进去。但我赚的钱还是和他对分一半。后来我们见面我就告诉他这件事，他愣了一下，我就知道这笔钱被他手底下一个跟了他很久的老裴给独吞了。但是他并没有开除老裴，他对我说，因为当我关在里面的时候他不领薪水帮我继续做事。其实从很细微的事情的处理上就可以看出他有这个气度，所以我也很佩服他。

陈卫

有境界。
他的电影还没看很多，好像还没完全到说话的这个境界。
“他没有甘于做一个农民”，好准。

卫康

我有时看台湾与我同时期的一些副导演，他们总认为导演犯着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只是背后议论，从不当面提出，自认为这些都可以留着以后自己当导演时用。到后来等他们自己当上导演的时候，那东西早就过了，而且不见得当时就正确，因为你只是一个想象，从来没有实际地执行。我在与新导演讨论的时候我从来不忌讳把我所有的念头、片断全部提供给他们，因为等你脑子空了，自然就可以再装。

任何艺术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