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绎法

vodkaorlsd

　 我发现自己正处在变坏的过程中，真的，我这么感觉起码有五分多钟了。我所说的变坏，指的是增熵。这样就能——起码从科学里——找到依据。科学两个字使得我没法把自己作为特例从人群中拎出来，因为科学无视独特。我只好坐在角落里，在阴影中苦着一张脸，捧着一杯烫手的咖啡。她穿着蓝底白点的连衣裙坐在我旁边，看上去不像是个已经失身的人，但她却在死命摇晃怀里的婴儿。所以说，她刚刚失身没多久咯？可能是在两年前。不可能再晚了，她还进化不到那个程度，刚失去贞操就又从身上掉下一块肉。她做不到，作为一个凡人她还不能在短时间内承受双重的失去。她把它塞进婴儿车里，然后冲着车子说你可以滚了。我保证她是冲着婴儿车说的而非冲着孩子说的，可能是她看到孩子的父亲走过来了。孩子的父亲，看起来也不像是个会剥夺别人贞操的人，但显然这事儿是他干的。他端着餐盘，迟疑地走着，好像在确认自己的命运已经没了翻盘的机会。他所有的忍辱负重，为的就是眼前这两个人——其中一个还在咒骂另一个，而且多年之后，只要不出意外，另一个就会骂回来。他忧愁地看着他供养的人。这时，母亲整理了一下情绪，对婴儿说：说谢谢妈妈。快说谢谢妈妈，她说。婴儿尿了。它的报复方式令我震惊。我奇怪这是怎样一种与生俱来的伟大本能，我想知道我是不是也曾有过。我预感眼前的婴儿将会长成一个政治家，或者演员。谁说得准呢？这得看它自己的造化了，看它的本能引它走上哪条路。关键还是要健康，保持前列腺的正常运作和应激机制。这么说它是个男孩？我倒不关心性别，再说我压根没看见什么确凿的证据。因为，它不是在尿的时候尿的，而是在学习说“谢谢妈妈”这四个字其实只有两个字的时候尿的。它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泄露隐私，非常好。我不小心瞥见的与其说是一个家庭的原始模样不如说是一个强人的婴儿时代，非常好。

　 婴儿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它的眼睛很大，几乎占据了那张尚未定型的小脸的一半面积。但它的双亲，真奇怪，都是单眼皮小眼睛。不知它遗传的是谁的隐性基因，还是说它的父母另有其人？值得反省的道德沦丧。总之，丈夫刚把食物放到桌上，妻子就当着他的面崩溃了。人们纷纷扭头注视着她，人们脸上划过的欣慰就像是他们各自的困苦终于有了依托似的，依托于这个穿蓝底白点连衣裙的女人的身上。妻子把婴儿从座椅里拖出来，它的肉体在她的手里大有改造的余地。丈夫平静地看着妻子这么做，低头呷了一口可乐，仿佛他喝的不是别的而是茶。

　 这里的夜景很好，比五年前我离开这儿的时候好多了。五年前这里是片坟地，我的父母被我强行埋在同一块墓碑底下。这句话好像有歧义，我刚说出口就意识到了。随你怎么误解吧。反正，如果我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死了以后还得一天到晚看到对方。按照我父亲的要求，我得把他的骨灰密闭于一个不锈钢球体之内，并保证球体重量略微大于水对球体的浮力。他说，这样一来他的骨灰就能被不锈钢球体装载着，走水路平稳地驶向大海了。他这辈子没见过海，或者说他是有意把看海的机会留给死后的日子。而按照我母亲的要求，我得种棵树，并以她的骨灰作为这棵树的最初的肥料。忘了说，我养死过兔子，猫，金鱼，还有仙人掌，我唯一没能弄死的就是自己。万一这棵树又被我养死了，那么是不是说我的母亲在我手上死了第二次呢？我在道德上承受不了这个。很难办，很难办。万一装着我父亲骨灰的不锈钢球没能抵达大海，而是被困于某个乱石暗礁，我的父亲会在盛怒之下诅咒我吗？我在胆量上也承受不了这个。很难办，很难办。

　 你选择了离开，你就选择了被遗忘、被处置、被决断。从双关的角度都是如此。那么现在，当我回来的时候，坟地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光线柔和温度适宜的快餐店。有声有色的活人充斥着这个生机勃勃的空间，在里面吃喝拉撒；死人们则被压在坚实的地基之下，在黑暗中翻不了身。刻有名字的墓碑都没了，再也分不清谁是谁。希望死人与死人之间能建立起一套有别于活人的识别方式，比方说，不靠名字，靠气味，或者重量、颜色。这么想着我好受了点儿，我相信我的父母会找到对方的，他俩会一边冷嘲热讽一边流着泪开怀大笑。流泪很重要，否则就显得太轻浮。现在还不到正午十二点，夜景还要等很久。我倒是不着急，我已经习惯了无赖般的白天。再说，我不必赶着去哪儿，我已经回到我父母旁边了。就算我真要赶着去哪儿，我也得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不是正处于变坏的过程中，再去，再去那个哪儿。设想海边有棵孤零零的树，但海水的每次潮汐都侵扰不到这棵树，很难说它们这样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我想到，树所占据的范围并非只有我看到的那么大。我想到，树还有向地下伸展的繁密的根须。我想到，海水中过剩的盐分很快就会把树弄死的。就这样我重又堕入悲伤。

　 我没见过他们拥抱。他们肯定躲着我干了这个，还干了别的什么吗？我不细想，看看我这个人就能大概猜出个一二三。后来他们不承认，尤其我的父亲，他通过孜孜不倦的修正让我领会到我是个错误。错误的内容以错误的形态存在。也就是说，从里错到外了，还是大白话好懂。错误应当如何存活呢？这是个问题。要么，变成正确，要么，去死。十年前我真是这么想的，那时我刚学了点哲学，哲学就是两分法。左和右，上和下，黑和白，好和坏，生和死。它们居然全在我的智商范围之内，真让我瞧不起。在两分法的指导下我多多少少改变了一些生活方式，比方说，我只买圆形的生日蛋糕，而且我再也不在生日蛋糕上搞什么奶油雕花了，我只买光秃秃的生日蛋糕胚子。我把它切成大小均等的两块，再在两块的基础之上重复这一两分的动作。四块，六块，八块。唯有如此我才能感到被哲学保佑而不至于冒犯了任何的神灵或规范而遭到……我不想说了，忽然之间我焦灼得很，我连绵的思维之线被焦灼烧断了。

　 好。要么，变成正确。要么，去死。但我现在不怎么想正确的事了，也不怎么去正确地想事。而死，光是死这个字就让我犯恶心。我有个朋友，管他叫什么，一个男的，他拿水果刀划自己的手腕，就因为我跟他说我不再爱他了。这还是客气的说法呢，事实上我压根没爱过他，但我对他说：我不再爱你了，不再。我有一张多么善良而巧言的嘴啊！他呢他却辜负了我的好意，掏出水果刀，假模假式地往手腕上抹了六七刀。然后，他在我镇定自若的指示下，去水龙头底下把血冲干净了，开门下楼买防水创可贴。然后生活继续。

　 然后生活继续。妻子不再教婴儿说些感恩的话，她教它认识各种垃圾食品。她说：薯条条薯条条。薯条条，她说。如果我是她的丈夫，我现在就跟她离婚，立刻，马上。我最受不了的，一是老师，二就是结巴。但那个货真价实的丈夫却埋着头，容忍妻子白痴般的呓语。我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人们平静地看着这一切，然而在平静之下埋伏着的是一片蠢蠢欲动的幸灾乐祸。婴儿把头扭到一边，它嘴里的东西流出来了，进去的时候什么样，出来还是什么样。它半张着嘴观察它旁边的婴儿。又来了一个！这下我倒要看看会发生什么。两家人谨慎地点头问好之后，不出我的预料，这位丈夫在打量那位妻子，这位妻子在瞟那位丈夫。但木已成舟，婴儿们已经把他们一对一对地钉在十字架上了，手腕之上压着手腕。两对夫妇都陷入了沉默，都沉寂地瞅着他们面前的垃圾食品，好像薯条条并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观察的、犯结巴的、寄托悔恨和痴心妄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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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在其有生之年从没停止过诉说，难怪他不断地惹祸，惹祸，惹祸。有一次，他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而羸弱的医生。为了发表对医学的若干见解，我父亲盛情邀请医生去家里小坐片刻，啜饮粗茶。我父亲恳切起来连坏人都会为之动容。就这样，年轻的医生跟在我父亲后面进了我家，但是进门容易出门难，我父亲在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还不许医生走，身强力壮的他把医生五花大绑，牢牢地捆在沙发上，好像要给医生来几刀似的。我父亲义正词严地说，只要医生承认自己是个骗子，他就放他走。医生则坚称自己毕业于重点医学院校，成绩优异，与人为善，还救过两只猫。他毅然放弃了直博的机会，为的就是投身于伟大的临床实践，拯救更多的人于病痛折磨之中。他坚称他不是骗子，我父亲才是骗子。我父亲被惹恼了，操起医生用的茶杯就往地上掼。幸好我家连茶杯都是不锈钢的。最后，在我母亲机智的协助下，医生才得以爬上我家阳台的铁栏杆，纵身一跃，摔进楼下的草丛里。他在那儿哼哼唧唧地躺了一分多钟，才爬起来溜了。我父亲哈哈大笑着，说这家伙恐怕连自己的摔伤都不会治，还救猫呢。

　 咖啡好像凉了点儿，可我刚喝下一口就感觉腋窝那儿湿了。还不够凉，还得等。就像夜景，也得等。空气中撞击着一阵细碎的私语，那是专属于我父亲嗓音的频率和波长，以及我父亲独有的语言演绎法：这个词与那个词的分离，或者结合。一口气说完一百个字或者用三个字消耗大约两分钟的时间。没人乐意听他说话，除了我母亲之外。他就这一个听众，唯一一个。我，我也不听他说话，他把那些东西翻来覆去地说太多遍了——无外乎是说整个天空的闪电都劈在了他一个人脑袋上。如果真是这样，他还能活到他描述这件事的时候吗？他也不想想！我没有怜悯，这世界教给我的首要课程就是冷漠。说得好听点儿，理性。说得确切点儿，冷漠。那么，我也可能正在变好而不是正在变坏咯？这倒不错。

　 更多的父母带着婴儿出现在快餐店里，在我周围，仿佛它们要爬满我的身体似的，仿佛我已经原封不动地死在座位上了似的。不，我肯定搞错了，他们不会冲着我来，他们只可能冲着免费来。像我自己就是冲着咖啡能免费续杯才来的。否则，像我这样一个懒得出卖色相却毫无其他才干的人，能从哪儿弄到在外面喝咖啡的钱呢？能从哪儿弄到让别人对我点头哈腰的钱呢？老实说，我是有钱，一点点钱。在银行里，在钱包里，在巧克力铁盒里，就算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一点点。除了一套巨大无朋的别墅，我父母没给我留下别的什么。但是，我没法拿别墅换成钱。如果我要拿别墅换钱，首先我就得另外找个地方住。如果我要另外找个地方住，首先我就得耗费大量的脑力和几个陌生人斗智斗勇讨价还价。那么问题就又转回来了——我更正一下——我既无美貌也无才干，从头一次失败开始我就没再成功过，好像对我而言，失败才是我的成功，要是我成功了反而就是失败。唉算了还是说钱吧，说钱大家都能懂。像我手里这杯咖啡，七块钱，我一般要再续六杯。如果是八块钱呢？对的，我会再续七杯。数学真是太天真了，只要你愿意相信，它就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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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医生摔进了我家楼下的草丛里，他一瘸一拐的背影让我起了好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强迫我讨厌他呀，我怎么偏偏喜欢上他了呢？这不像我的作风，但那之后我真的一连三四天都梦见医生的背影。那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颤抖的背影出现在山野之间，出现在云层的后面，出现在月牙的末端。多么神秘而独特啊，他像是专门为了揭示某种美感而降临于世的伟大的残废者。我得跟他一起活着，像一个聋子和一个瞎子，这个帮那个看，那个帮这个听，谁离了谁都不行，都是违背了两分法的意思。我又提到两分法的陈词滥调了。

　 医生的名字，现在我实在憋不住了，一定要说出来，他叫马赛。这个名字真好，我是说，如果我不能在现实中和马赛医生在一起生火做饭打针吃药的话，我就要去那个叫马赛的法国城市打发余生。所以说，这个名字至少给了我一个保底的选择，这个名字起得真周到。我问我父亲他是在哪条街上遇到马赛医生的，我父亲正蹲在地上杀鱼。每当他杀鱼、杀鸡、杀鹅、杀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异常宁静，宁静得让人不忍心打扰，天知道如果他的宁静被打扰了的话他会喋喋不休地说多久。但这次，我冒这个险。我父亲没有理我，顽强地固守着他宁静的屠杀。而我，我也很顽固，我的顽固比我父亲更甚，而且，我在他的顽固之上还发扬出了一种回旋的韧性。我问他到底是在哪条街上遇到马赛医生的。你发现没有我往问句里加入一个副词了：到底。究竟，也行。他要是还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将往句子里再加上三个字：他妈的。但我尽量不把事情搞到骂脏话的地步，希望我父亲能体会到我的良苦用心。

　 父亲挥臂把鱼头剁下来，推到一边。鱼头要用来煮汤，从小我父亲就给我做这玩意喝，他说鱼头里那坨灰色的果冻一样滑溜溜的东西能让人变聪明，我也就轻信了他，一直喝到今天。但如果，容我郑重地声明，如果这次我连到过我家的马赛医生都找不到，我将拒绝再喝鱼头汤，喝一口吐一口。看来父亲是铁了心地不开口，真少见。那么好吧，我出门去碰运气。再见了，坚不可摧的宁静，没准街上有人认识救过两只猫的马赛医生。我父亲跟过来问我去哪儿，这次轮到我保持沉默了。然而，当我注意到他还提着宰鱼刀时，我打了个寒战，我说我要出去吃炸薯条。我父亲说炸薯条是垃圾食品不能吃。呵，我还不知道这个！但我偏偏说我要出去吃炸薯条。我父亲挡在门前不让我去。我说我吃完就回来，他说马上就喝鱼头汤，我说在喝汤之前我必须先吃炸薯条垫底，他说空腹喝汤无害健康，但是，他说，你休想去找那个骗子。我父亲居然知道我的小秘密。我百感交集地说：爸爸，我好像爱上那小子了。我说了爸爸这个词，平时我很少说。我父亲说你懂个屁的爱，他笑了笑。我立刻觉得我的确不懂得爱，我只知道恨，我就像他手里的宰鱼刀，浑身都是洗不掉的血腥味。当我从娘胎堕入凡间时，我就是一副浑身淌血的模样，这不新鲜。我对我父亲说：既然我懂个屁的爱那就让我边吃薯条边放屁边思考爱这件事儿好了。你瞧，为了马赛医生，我都腾不出时间留给逗号和句号了，我必须争分夺秒地找到他，看看他的摔伤是不是给他留下后遗症了？他还记得我吗？在他医学的精确的双眼里，我的五官构造合理吗？我从来没有眼屎是不是不正常？我皮肤之下密密麻麻的血管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打了死结？嗯，我疯狂地爱上了你（跛行的背影），你对我呢？有好感吗？一点点就行，起码我不必劳神远渡重洋去法兰西了，据说那里的人和这里的人在好吃懒做方面没有差别。

　 我父亲的眉头越拧越紧，他死死地攥着刀，手背上的骨节全变成白色的碉堡凸出来，于是我立刻放弃了强攻的念头。我说：你的鱼还没杀完。我父亲扭头看了鱼一眼，丧失头脑的鱼居然还在喘息。我差点儿吐了。然后我想我为什么不干脆吐出来呢，那样不就可以去医院了吗。但当我思考着呕吐这件事的时候，我反倒吐不出来了。我和我父亲面对面站着，他有刀，而我手无寸铁。这一残酷的对比让我一时间极度虚弱，我连被风吹拂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转身上楼去客厅，但刚迈上第一级台阶我整个人就扑倒在楼梯上。我顺势趴着休息了会儿，然后手脚并用地爬啊爬，爬啊爬，终于爬到二楼那个曾经困住马赛医生的沙发旁边。我一头栽倒在沙发里，贪婪地用鼻子搜寻着上面的雄性气味，没想到沙发套子已经换洗过了，之前的黄绿竖条纹的沙发套被换成了黄绿格纹的沙发套。肯定是我母亲干的，不会有第二个人。我母亲每天都发了狂地做清洁，洗，搓，擦，晒。当她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她甚至可以拿一只牙刷清洁地板与地板之间的缝隙。她忙碌的身影一次又一次让我感到心如刀绞。我曾经建议她找个清洁工，她断然拒绝了，她认为清洁工本身是否清洁就值得怀疑。现在她推着淡绿色的吸尘器出现在我的视线中，命令我把脚抬起来。刚才我可是爬上二楼的！我还有抬脚的力气？但我不打算诉苦。这时我母亲开始拿吸尘器的杆子敲我的腿。如果我不抬脚，她就会不停地敲下去，我看出来了。关键是，进口的吸尘器打起人来特别疼。我终于缩起腿质问她是不是得了强迫症，她说她最大的强迫症就是把我活活生出来了。我没能理解这句，但我有个优点那就是从不琢磨我听不懂的话。

　 快餐店的服务员来到我旁边收拾餐盘，那家人什么时候走的我都没注意到。我太放纵自己了，放纵自己想这想那，好像我再也没有机会想了似的。我忘了自己还是个青年，虽然我很穷，但我还有大好前途可以拿来葬送。像中年人，老年人，只需要稍微使个劲儿就能要了他们的命。在那个宁静而遥远的下午，我瘫在沙发里，听着楼下传来刀锋砍在砧板上的笃笃声以坚定的节奏伴随着二楼的吸尘器发出的类似于苍蝇的嗡嗡声。笃，嗡嗡，笃笃，嗡嗡嗡。这对我父母的婚姻有所象征。我烦死了，我说你们安静点儿好吗！笃笃声和嗡嗡声淹没了我的呐喊。就这样我更深地陷在沙发里，陷在沉寂里，动也不动，眼珠子也不动，像条死鱼。我忽然发现自己正处于变坏的过程中，真的，一个诡计冒上心头，我倒要看看这少有的智慧是如何似圣光般闪现在我身上的。我看了看时间，一小时之后我下了楼，炉子上果然没有鱼头汤。我又回到二楼的沙发上歪着，又过了一小时，我再去查看，还是没有。我高兴极了，简直到了兴高采烈的地步。我问我父亲鱼头汤在哪儿呢？他不可能找到托词的。我轻快地哼着国歌等着他承认自己是个骗子。没想到我父亲反问道你不是要在喝鱼头汤之前吃薯条垫底吗？你没有吃薯条，我怎么能给你做鱼头汤喝呢？他说。我惊呆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明明是是你不不不让我出去吃薯条条的呀。我指着大门，我说当时你就站在那儿不让我走。我有意省略了他提着刀的细节，我怕他又想起刀来。我父亲点头表示了赞同。我说你不让我出去我怎么吃到薯条呢？他说你不吃薯条我怎么给你吃鱼头汤呢？我说但事情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我父亲又点头表示了赞同。赞同有个屁用！我白等了两个小时，既没吃到薯条也没喝到鱼头汤，马赛医生的线索更是一条都没弄到。猛然间我意识到没什么事比等待更愚蠢了，我必须采取主动。反正天也黑了，反正我父亲没再提着宰鱼刀了，反正月黑风高夜正适合放胆一搏，外加我母亲也完结了一天的劳作出门散步了。我冷静了一下，问我父亲是在哪条街上遇到马赛医生的。他说你怎么还在想那个骗子？我说你瞧你白白浪费了最后一个宝贵的机会。我快步冲到门口，伸手开锁。我父亲没跟上来。我愣了愣，站在门旁回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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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这样的：我拖着父亲站在黑夜的街上，他像个米袋子似的压着我的背。没有司机愿意停下车帮我们。等我好不容易把我父亲弄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不对我的呼唤有所反应了。我喊：爸爸？爸爸？他没理我。我张口结舌地对护士说他需要输血。但他的血型？我不清楚，不清楚，我也不清楚是谁把他弄成这样的。下午我出门吃薯条去了，等我回到家，推开门，就看见他倒在门口。还在喘息，但很虚弱。我出门之前？那时我父亲正在二楼的客厅会客，客人是个叫——马赛的。他是我父亲在街上遇到的年轻人，年轻而羸弱。我父亲和他说养猫的事儿。我父亲说：猫就是这样的，你不理它，它也不理你。那个叫马赛的年轻人嗯了一声，说：你要是理它，它还是不理你。反正在我出门之前，他和我父亲还和和气气地说着话呢。那肯定就是他干的了，真没想到他竟然会对我父亲下狠手。我是不是太镇定了，可能是我坚信身强力壮的父亲一定不会有生命危险吧。那么现在，我可以去把手上的血洗洗吗？我满手满身都是血，这玩意让我犯晕。那么我去了。出门，右转，穿过一条长廊，在尽头处左转，下楼，不要下到底，只下第一截和第二截阶梯，推开右手边的绿皮小门，那里面就有自来水龙头。谢谢，我记住了，我说。不用为我感到悲伤，我的悲伤已经够用了，我说。那么我去了，那么我去了，我喃喃自语着，慢慢退着走了出来。我找到了那个水龙头，然而水柱太细了，细得像根针。过了好一阵我才意识到我傻站在那儿等着水柱变粗。真够逗的。我关掉水龙头，沿原路返回我父亲刚才栖身的地方。在那儿我做了决定，我得回家洗澡。当我推开门时我母亲正跪在地上擦地，我那有洁癖的母亲正勤勤恳恳地拿消毒水擦掉地上的血迹。她右边的头发垂下来挡住了脸，但我仍能感觉到她的专注。我问她马赛医生走没走，她停下了手里的活计扭头凝视着我，她化了点淡妆，却使她的脸更凸显出一种被迫加班的怨恨之情。我耸了耸肩说我记错了，我去洗澡，我说。我忽然记起来马赛医生身上还有摔伤，这样一来事情不就全能凑齐了吗。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从头顶浇下的水流把我的笑声衬托得如此调皮。调皮是必须的，否则就显得太悲凉。我又闻到了血腥味，我是说现在，在快餐店消磨的此时，在消失的坟地上的此刻，在这个现在之中我又闻到了血腥味，它混合着咖啡又苦又酸的涩味，被我一口一口灌入胃中。我一直在等，在续杯与既不是高兴也不是愤怒而只是疑惑地打量四周之间我等着。到了下午四点二十七分警察终于来了，距离我和他们约定的时间还早了三分钟。他们本该四点半来。不过三分钟不算什么，三分钟时间还不够我和我父亲说清楚吃薯条和喝鱼汤的问题。三分钟也不妨碍什么，至少不妨碍夜景如期来临。这里的夜景很好，比五年前好得多，但夜景还要等很久，现在连黄昏都不是呢，街上还刮着喧哗而明亮的风，衬衫在男人们的背上鼓起来又瘪下去。但夜晚绝对不是这样的，就算是在坟地里，夜晚也宁静极了，又宁静又黯淡，像大自然最初的模样，像我无法与之分离的泥土。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冲警察挥手，我可不愿意他们在我发现他们之前就发现了我，懂吗，这关乎我最后的所剩无几的尊严。我大喊着：看这儿！我在这儿！在逃亡了五年之后我终于回到我父母旁边，我想他们，我在外面吃够了苦，我想躺在他们留给我的空空如也的别墅里睡大觉。我的确把他们强行塞进同一块墓碑底下了。你没有误解，我没能逃脱。至于宁静而黯淡的夜，总会如期来临。

Rorschach

这样的演绎，让人觉得更像是纯手艺的演示，包括对事/物的推演和理解方面，也包括语言叙述方面；虚和实两部分缺少交汇和谐的一致感和形式美；就像是一个写作熟手在这儿玩玩叙述游戏，我是不太喜欢或不懂欣赏。

镇州大萝卜

这是联想，不是演绎。

LeoYwahn

像读贝克特的三部曲的感觉。

小萝卜

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