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人合集《诗歌阵地》后记/房东

房东

关于《诗歌阵地》的综合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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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天我们犯下了冲动的错误，在春天努力改正，然后在夏天争取将功赎罪――这就是有关《诗歌阵地》的抽象过程。

㈡

这七个过来人，五男二女，都拥有做爱的经历和经验，其中有谁跟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异性做过？这样比较私秘的事情，彼此之间没有探讨过。我们在一起就是针对文字和诗歌，然后喝酒吃饭。赶上心情和天气都还好，我们会结伴去郊外，看看那里的树和稻田。
我极其厌恶带有酸味或咸味的装B分子，他们实际上要比我的一些流氓朋友糟糕许多，他们首先与文字和文化有关系，然后阴阳怪气，然后喝酒不卖单，然后还装B……这样的装B分子不可深处，不可参入到我操作的事情中来。好在这七个人都不具备装B分子的素质，虽然在《诗歌阵地》的进程中，我们有过纷争和各自的坚持，那只是对待诗歌的态度，所有的论调和固执，都不可能令对方真的伤心或怀恨。我们在一起时，更多的是轻松和愉快。我喜欢这种拥有共同的谈资、同时又简单透明的朋友关系。
在《诗歌阵地》策划初期，我曾“别有用心”地向其他几位复述了那幅名画《祷告的手》的背景故事――
1490年时，杜勒与奈斯丁是关系极为密切的画友。生活所迫，他们必须半工半读才能继续学画儿。后来两人协商并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一个人作工赚钱来维持生活，另一个人则潜心绘画。杜勒很幸运留在了画布前，而奈斯丁则心甘情愿去打工。数年后杜勒在画界锋芒显露，于是他想与奈斯丁换位，让好友回来画画儿。可是在奈斯丁的住所，杜勒发现，几年的繁重劳作，奈斯丁那原本灵敏纤长的手指已变得僵硬弯曲，无法自如地握住画笔了……杜勒心痛至极，而奈斯丁却平静地面对神像，双手合十跪地为杜勒的成就真诚祷告。杜勒泪下沾襟，当场拿起画笔记录下了奈斯丁那双非凡的手，这就是后来那幅举世闻名的《祷告的手》。
而今，全球多个艺廊均陈列着杜勒的作品，其中这幅《祷告的手》表述着这一高尚的故事，无声地告诉观者何为爱心、付出和感恩以及怎样获得安慰、鼓励和力量。《祷告的手》首先令我感动和铭记，然后令其他几位片刻地沉默……
我是强调良好的朋友关系和为人风度比诗歌本身更重要。是的，我们这样的七个人是因为诗歌而“纠缠”到了一起，各自的习性和方式有一些反差，所谓的“个性”显而易见，我们在彼此适应，真正的求大同存小异，共同维护这种愉悦的关系。我们这个以诗歌为纽带的民间的一小股力量抑或沙龙，能够在现时北方的这座历史和文化极其匮乏的城市自然生存，这本身就很值得珍惜了。于坚讲过现在的诗人是“稀有动物”，我更愿意将此话伸展一下，并与草原、丛林、狼和马修·连恩放到一起联想……狼这种动物是有良心的，它们的意志和协作精神令我深为动容。我们这七个人几乎都有了马修·连恩的CD《狼Ⅰ》、《狼Ⅱ》，而我们更多的是聚在阿旭22层的那间设计室共同聆听，那略带悲情的苏格兰曲风会令我们沉默，那种氛围与有关诗歌比较贴近。

㈢

在《诗歌阵地》之前，有一些欣喜已降临我们中间――
阿力的两首已被《诗刊》（2004﹒2下半月）刊发，另有一首被《2003中国诗歌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选中；
阿后个人第二部诗集《少女和鹰》被收入“中国诗歌档案”并出版（李轻松作序），180首诗歌集中展示了其近年的心路历程。其更高产的是小说写作，只要在网上输入“张后”，然后搜索，就会看到相关情节；
阿虹被《诗潮》冠以“辽沈三狐”，9首诗作及相关随笔在该刊2004﹒3－4月号重点推出。随后其《与水与火一同呼喊的鱼》诗集首发式在鞍隆重举行（鞍山市文联、辽宁文学院、〈诗潮〉杂志社共同主办），包括李松涛、王宁、李秀珊、万琦、李见心、宋晓杰等国内知名作家、诗人数十位获邀出席并发表祝辞。
……
如果这些视作我们共同的资本，体现的应该是相互的肯定或彼此欣赏。事实上，我与上述的阿力、阿后和阿虹已相识许多年，只是以前没有太多的往来。他们始终与诗歌为伍并坚持诗歌写作，而我则一度偏远了诗歌。突然有一天，诗歌的光芒再度耀眼，我发现他们就站立在诗歌的一旁，于是我们互相走动，一同做与诗歌有关的事情，进而彼此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谁要见谁会打电话说：我想你了。这种话语虽然有些肉麻，但我们之间说起来除了也会麻酥酥的，更相信对方是真的。
七个人当中，长发小子青皮是个自视清高的鬼才，他画西画儿、收藏地下电影包括解析摇滚和爵士乐（他更应该生活在北京），这些作为艺术元素，被他在诗歌写作中充分利用，那种异想和律动显而易见，那种个性或风格浸透了文字。
谭子险些变成我老姨，她其实是个会针灸的医生，我们相识的时间很短。有回我打电话给她，她上来就说：大外甥找我啥事……我清楚她是真的听错了，我也知道她这人很爽直。她说自己是在乡村长大的，有一些土气，同时具有纯朴的情愫。这在我看来好极了，如同她的诗作，原始的纯粹的表白，加上来自土地的力量。就《诗歌阵地》而言，谭子文字的踏实和意向的坚定与阿力部分“工厂诗歌”具有了呼应的巧合，同时也厚重了这本集子。然而，在这之前，我老姨几乎未公开发表过诗歌作品。
而眼镜兄弟阿旭写诗是典型的“近墨者黑”。他的职业是平面设计师，有独立的个人工作室。文字与图片与书籍与创意与设计与印刷总是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与阿旭总是密不可分。一来二去，阿旭也沾染了诗歌，且出手不凡。三月间，那些在《中国诗人》杂志特别论坛上署名“张旭”的诗作，基本没露什么破绽，并一再得到诗歌网虫们的肯定，内心细致的阿旭因此进一步树立了诗歌写作的壮志。
轮到我，中间10年未触及诗歌，有愧于心。02年冬天忽然就想写了，抛开了所有破事儿，强迫自己沉静下来，投入到文字当中，半年后出了本诗集《夜域》，更像是关于诗歌的一份自我检讨。然后尊重内心，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写作。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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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涉及一下诗歌的内部问题，我对去年一篇关于北岛的访谈《热爱自由与平静》印象深刻。虽然这篇访谈传播范围有限，虽然此前北岛已做了很大程度上的诗歌写作的自我否定，但访谈中所传递出的某些信号是具有国际性和特殊价值的。北岛说，不一定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生活细节也好，宏大题材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但诗得有激情和想象力，得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东西；关于国内诗歌现状，北岛还说，总的印象是中国的诗歌处于低潮，这和中国新诗的灾难性历史以及脆弱特质有关，也和突如其来的商业化压力有关。所谓低潮或高潮必须有参照系。我的参照系是20世纪上半叶，那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了很多大师。那时的战争、离别、痛苦，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自50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的诗歌问题……
我并未将有关北岛的这篇访谈推荐给其他几位重点阅读，但北岛的一些话语令我有了一番反思，以至在诗歌取向上有所调整。其实北岛尚未提到如今电脑网络的汹涌以及对写作者的影响。网络的便利是显见的，但是泛滥和虚张的毒副作用一并存在。眼下，网上的诗歌论坛就有数百个，但真正对得起神圣的诗歌的没有几个，反倒是吸引和传播了众多的伪诗人。由于论坛的便利或轻易，导致了大片的浮躁、虚假、恶俗、勾结、诋毁，聚众而诗不过是表面的繁荣而已。我们其中的哥几个（包括我）也曾一度热衷于某个诗歌论坛，白天不见晚上论坛上见，相互捧捧、开开玩笑，不过如此。时间久了，各自均觉乏味，也就不扯那个了。面对一些看似热闹的诗歌论坛，现在哥几个更愿意作个冷静的看客。对此，阿后说过，网上的评论你千万别太在意，如果你太较真儿了，你本身就是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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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智地认为，阿力、阿后、阿虹、青皮、谭子、阿旭，我们这些人当中有几个就是目前国内最好的诗人。这种最好并不是最出彩儿或最知名；这种最好是我流览了近一时期大量的主流诗刊、选本以及论坛并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面对诗歌作品，我很少会受相关评论的影响，谁都知道现在一些所谓的评论，里面会掺杂些什么。这种最好的自信是坚定的，同时也是对得起良心的，因为在我阅读或聆听他们的诗歌作品时，时常会被一些动机或词语或智性所打动，而这种感觉在面对诗刊、选本、论坛时绝少出现。虽然如此，我们这些人还是具备相当的自省意识，正如北岛评价国内诗歌现状所言，我们并未越脱这样的诗歌族群和现实环境。
我们进行诗歌写作的前提是什么？就我个人而言，就是为了有效地平息自己的相关情绪。譬如来自生存、体验、压力、观感、喜欢、伤悲，而写作诗歌、记录经过了思考调和的文字经历。这种说法也许能够代表其他几位为何写诗的自我拷问。
是的，年少时是将诗歌当作大事儿来做的，是属于崇高理想范畴的。现如今，保守地解释（也许更确切）：更多的是为了消解内心交战或积郁而写诗。“身有疾患，心能忍受；心灵忧伤，谁能承当？”（圣经所言），教徒们的内心忧伤，上帝会为他们承担或抚慰。而我们七个人都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神圣澄明的诗歌因此承担或化解了我们心灵的忧伤。诗歌因此成为了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出口。
我们经常在喝酒或对话时友善地相互告诫：要减免平庸，选择自己的方式！而观念的进化迟早会改变各自的生存方式。当然，诗歌并不是我们的唯一，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和机遇我们都不会放过。不过，我们好像对诗歌更看重一些，因为诗歌所带来的快感确实更强烈更持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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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定名《诗歌阵地》，并非好战或坚守什么。只是我们这七个人如同一个班的战士般团结友爱并充满斗志；如同战士维护集体荣誉般维护着诗歌的尊严；如同战士爱护手中钢枪般爱护着手中的钢笔。
之所以邀请巴音先生作序，是因为这个春天，巴音已迁居我们所在的城市，离我们的生活很近；是因为巴音同时是我们所敬重并熟稔的诗人。

房 东
200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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