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挽歌的歌者[转帖]作者：张曙光

横

米沃什：挽歌的歌者

作者：张曙光

米沃什（Czesiaw Miiosz 1911—）的全部诗作可以看成是一首挽歌，一首关于时间的挽歌。当面对时间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变化，破坏，屠杀和死亡，米沃什感到惶恐，困惑，悲伤，甚至无能为力。但他没有忘记、也不曾放弃他诗人的职责。他试图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切，同时也在他的诗中包含了对人性、历史和真理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即使初读米沃什，人们也会注意到，对往事的追忆和对时间的思索构成了他诗歌的特色。在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展现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即时间和拯救。这就使他的诗中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时间的主题在很多作家那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但很少有人像米沃什展示得那样充分，深入，那样复杂多变而充满矛盾。这多少与他的个人气质有关，更多取决于他的人生经历。在早期的抒情诗中，他似乎就注意到了时间和由此带来的变化：

黎明时我们驾着马车穿过冰封的原野。
一只红色的翅膀自黑暗中升起。

突然一只野兔从道路上跑过。
我们中的一个用手指点着它。

已经很久了。今天他们已不在人世，
那只野兔，那个做手式的人。

哦，我的爱人，它们在哪里，它们将去那里
那挥动的手，一连串动作，砂石的沙沙声。
我询问，不是由于悲伤，而是感到惶惑。⑴

这首题为《偶遇》的诗写于他出生的城市。诗中有着一个长长的时间跨越。那只“红色的翅膀”是在隐喻着黎明还是“我们”的马车？但翅膀无疑与飞驰和时间密切相关。田野、野兔和手的指点不过是最为普通的生活细节，哪怕被称为“偶遇”，却无形中被赋予了寓意。它们构成了过去的一切。在这里，时间由一连串的动作和事件构成。这些微不足道的动作和事件一旦被具有了时间的意义，它们的出现和消失就不再是孤立的了，而由此引发出一连串情绪和思索也就变得合乎情理。米沃什感到惶惑，是因为时间永恒，无始无终，而它带来的事物却不能长久地延续下去。源于这种时间带来变化的“惶惑”，其震撼力远远超出了悲伤，因为它展示了一种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另一首诗中，他写到了在亚述人、埃及人和罗马人的月亮下面季节和生活的变化。⑵一切都生生灭灭，转瞬即逝，似乎什么也抓不住。而人类社会的暴力又人为地加剧了这种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沧桑在诗人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冲撞，使他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咖啡馆桌子前面的那些人中――
它在窗玻璃闪着霜的冬日正午的庭院――
只有我一个人幸存。⑶

甚至他熟悉的城市也在战火中毁灭、消失了：

在多年沉默后。维罗纳已不复存在。
我用手指捏着它的砖屑。这是
故乡城市伟大爱的残余。⑷

失去家园的感觉对于米沃什来说是双重的：地理上和时间上的。他曾经目睹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变化，并为之深深触动。早年的信念破灭了，许多熟悉的人和城市消失了，德国法西斯的覆亡没有使和平真正到来，代之的却是新的集权和冷战。但幸好这种时间的变化并没有把他引入一种虚无主义，而是使他具有了见证人的身份。而到了晚年，他更是常常被往事缠绕，那些死者会出现在他的面前，有时还和他对话（出于想象还是幻觉？）：“回忆降临在黑暗的水面。／那些人，似乎在一片玻璃后面，凝视，沉默”。⑸时间的悲剧地持续上演，永不停息，并且像遥远的回声，时时在他的耳边震响，使他时刻保持着警醒。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年6月30日出生于立陶宛维尔诺附近的谢泰伊涅。当时立陶宛仍然属于波兰的版图（直到1940年归属于苏联）。当地语言混杂，但米沃什的家庭从十六世纪起就讲波兰语，因此，尽管此后一生漂泊不定，并精通好几种语言，米沃什仍然把波兰视为他的祖国，把波兰语当作自己的母语，并坚持用波兰语写作（“我是一个波兰诗人，不是立陶宛诗人”）。⑹

切斯瓦夫的父亲亚历山大·米沃什，是一位土木工程师，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带领全家走过俄国的许多地方。在一篇洋溢着诗意的散文中（《西伯利来大铁路》），切斯瓦夫追忆了他的父亲并重新体验他幼时旅行的的经验（“亚历山大·米沃什，一位年轻的土木工程师，里加工学院的毕业生，在萨彦岭的泰加森林里打猎”）。⑺中学时代米沃什在首都维尔诺度过，那时他对当时强行推行的天主教教育非常反感，曾自嘲地称自己为一个“叛徒”，⑻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天主教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而后来对他一生产生过影响的本家诗人奥斯卡．米沃什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应该看到，米沃什反感的是把天主教强行制度化，而并不是天主教本身。也许今天我们应该更多地把这视为年轻人的一次反叛，而不应由此否定天主教思想对他产生的影响（积极的和负面的）。在高中时，他翻译过维吉尔、奥维德和贺拉斯，这可能是他最早接受的古典主义诗歌的影响。中学毕业后，米沃什进入维尔诺大学，但攻读的是法律，而不是文学，并取得了硕士学位（据说他后来是伯克利大学任教的唯一的硕士，直到他们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

在《世界作家》一书中，米沃什生谈到了他最初的写作经历：

“在大学时我开始发表诗作和评论。1931年我和朋友们创办了一份名为《火炬》的文学刊物，和一个同名的文学团体“火炬社”，号称波兰文坛的“灾难主义诗派”。我们一群人当时是左倾分子，自成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预言全世界即将面临一场空前的浩劫。1934到1935年间，我拿到奖学金到巴黎读书，常常见到我那位‘法国’亲人奥斯卡，他对我文学观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⑼

当时现代主义诗风在欧洲盛行，年轻的米沃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1933年，米沃什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冰封的日子》。在他早期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某些影响。但他并没有像许多现代派诗人一样，沉溺于自我，而是对现实保持着关注，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了忧虑。至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左翼人士，也多少使我们想到了当时的奥顿。尽管奥顿的诗观一直被视为与米沃迥然相异，但在三十年代他也同样用诗歌预言了二十世纪的灾难，并以“红色”著称。米沃什提到的奥斯卡，在他的《青年人与神秘事物》一文中有着更为详尽的描述。奥斯卡．米沃什是一位诗人，天主教徒，也是神秘主义的倡导者。当切斯瓦夫在巴黎见到这位文学前辈时，他已经不再写诗，而致力于《圣经》的注释。他对米沃什的影响并不限于诗歌，“奥斯卡按照衰落与惩罚（用以结束一个轮环的惩罚）的范畴来理解人类的历史”，并把神秘主义思想灌输给米沃什，这使米沃什的思想改变了方向。四十多年后，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米沃什列举了两个对他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一个是西蒙娜．韦伊，一位热爱上帝但拒绝进入教会的思想者，另一个就是奥斯卡·米沃什，“一位巴黎的隐士和幻想家”：（10）

“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使我对新旧约的信仰有更深刻的认识，谆谆教导我在一切心灵事物中，包括属于艺术的一切事物，要有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的等级制度，他认为在这些事物中，如果把二等品等同于一等品，就是一种极大的罪过。虽然如此，我首先却把他当作一个先知来倾听，这位先知如他所说，是‘以为怜悯、孤独和愤怒所耗尽的古老的爱’来爱人民的，并由于那个原故，试图向一个冲向灾难的疯狂世界发出了警告。我听他说，那场灾难迫在眉睫，还听他说，他所预言的大火灾不过是终究会演出的大戏的一部分。

他看出十八世纪的科学所采用的错误方向、一个引起塌方效果的方向，是更为深刻的原因。正如同他前面的威廉．布莱克，他宣布了一个新世纪．．．．．．”（11）

布莱克是更加广为人知的先知式的诗人。他同样对米沃什产生过影响。在二战期间，米沃什自学了英语，读到了布莱克的几首诗，他感到，是布莱克“恢复了我早年的狂喜，也许恢复了我真正的禀性，情人的禀性”。（12）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米沃什留在了华沙，亲眼目睹了纳粹的种种暴行。这些噩梦般的日子日后经常出现在他的诗中，直接或戴着面具。但他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参加了抵抗运动。在这段日子，他秘密出版了一些作品，还编辑出版了一本反法西斯诗集《无敌之歌》。 战后米沃什被新成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任命为外交官，先后在波兰驻华盛顿和巴黎的大使馆工作。1951年，他申请政治避难并留在了法国。由于不能适应在巴黎的波兰民族主义流亡者们圈子，他最终于1960年去了美国，并在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在伯克利，他终于安定下来，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平静的日子。1980年，诗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离开故国三十年后，米沃什曾于1981年回到波兰，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并会见了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几年前米沃什从伯克利分校退休，居住和往来在伯克利和克拉克夫两地。

米沃什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流亡诗人。流亡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无形和有形的，或者按照米沃什本人的界定，分为内在和外在的。（13）文学史的众多事例向我们证明了并且仍在证明，就其本质而言，一位真正的思想者或作家永远处于一种精神上的或内在的流亡状态，因为他蔑视和反抗着权势和秩序，他无法使自己的思想和心灵被局限于某个规定的领域内，永远渴望着历险和超越――不是荷马笔下的尤利西斯，而更像是但丁笔下的尤利西斯。（14）在精神上没有也不应该具有国度。因此，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主义者，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心灵和创作上的自由――自由同时意味着历险和孤独。正如同样改写了尤利西斯故事的乔伊斯所说：“流亡是我的美学”。但说到实际的流亡，对于米沃什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而危险的选择。即使在纳粹的占领下，每天都有被捕的危险，每天都面对死亡，他也没有想到离开波兰，因为他还能够写作。现在要他放弃祖国和母语――后者对一位写作者尤其是诗人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他将被悬置在空中，像神话中的安泰一样，难以从大地汲取营养。但他所做的一切更像一个悖论，放弃写作的先决条件，只是为了保持一颗自由的心灵，以便更好地写作。在米沃什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事件：一是战争，这是历史强加给他的。两次大战几乎摧毁了欧洲的文明和一代人的理想，当然也同时带给人们深刻的反思。另一个事件就是此刻选择的流亡。在战后，很多知识分子靠近左翼阵营，这其中包括了一些我们熟悉的著名的艺术家。这自然是出自对和平的渴望和强烈的反战心理，但米沃什却正是在人们热情未消的时刻选择了流亡。这场流亡并非政治性的：他并不是一位政治人物，也不是贪恋西方的生活方式，而只是一种写作上的必然选择。作为一位以真实为生命的诗人，他必须摆脱思想上和写作上的禁锢，必须更为自由、客观地审视和记录历史和现实。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前一种流亡，他不得不选择了后一种流亡。

在流亡两年后出版的《禁锢的心灵》（15）表明了米沃什的立场，也对他的选择做出了说明。他一方面对当局推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软弱和麻木感到失望和痛惜。“我站在那些嗫嚅咕哝着想表达他们孤寂无助的人群中，”米沃什写道，“怎能在为特权阶级预留的区域中，脚下踩着地毯、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们不愿我用一只淌着热血的手执笔，却要我以一只绝佳的人造手代替――辩证法的。我知道有人性的光辉，却永远不敢去追寻；因为我相信人性的光辉与政治意识不同，它是在愚人、僧侣、不喜社会责任的男孩和富人的心中。我知道人有罪，却永远无法指出来：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必须相信罪是历史而非人类的产物。．．．．．但是人必须学习宽恕。我关心目前正在进行、而且将继续进行的罪行。以辉煌新人种的名义而犯的罪；由交响乐、合唱团歌声、扩音机和乐观诗歌朗诵所表达的罪行”。（16）在书的第一章，他提到了1932年威科维兹出版的一本小说，小说中有一种“墨提宾”药丸，这种药丸包含了一位虚构的蒙古哲学家墨提宾的人生观，一旦服下，就会对任何形而上学的思想观念毫无兴趣，认为精神追求和面向内心的写作是愚蠢的。当欧洲吃了这种药丸的人愈来愈多，他们的失败就指日可待了。（17）尽管米沃什不是社会政治学家，但他的这部社会政治学著作还是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抽象地看待这部书，那么，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的沉默正是书中所谴责的。然而，这种谴责在米沃什后来的诗作中并没有得以充分的展现，而正好相反，米沃什以另外一种方式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要通过他的写作，树立起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形象，即勇敢地面对历史和现实，体现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勇气和良知：

在恐惧和战栗中，我想我要实现我的生命
就必须让自己做一次公开的坦白，
暴露我和我的时代的虚伪……（18）

尽管米沃什熟悉几种语言，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又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并没有放弃用波兰语写作。这一方面是他意识到诗歌必须要用母语才能写好：

“我自认为主要是个诗人。由于诗一定要用童年的母语写作才能成为好诗，我便一直以波兰文写作”。（19）

另一方面，坚持用母语写作，是他与自己的过去保持联系的最好方式（也可能是唯一的），或者按另一位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的说法，曾经作为剑的母语，此刻在他的手中变成了盾牌。

“当我决定留在西方时，我必须做出一种选择：要么当一个‘西方’作家，要么坚持不渝地用波兰语写作，坚持我所继承的遗产”。（20）

“遗产”既是指他的不肯放弃的母语，也同时是指他个人的经历、欧洲的历史和文化。在流亡的岁月中，米沃什对欧洲（不仅仅是波兰）的历史和文化做了进一步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早在战后写作《欧洲的孩子》前后就开始了，但现在则变成一种使命。他也在考虑诗歌的功用和诗人的角色。如何看待二十世纪，如何看待在理想和种族旗帜下的暴行和屠杀？诗人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切？诗歌和时代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诗中表达他的时代？在1956年完成并于翌年出版的长诗《诗论》中，米沃什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他对1900年至1945年波兰的历史文化和诗歌创作进行了回顾，这可以看作是他在流亡西方后的对自己思想的一次清理。这部长诗受到米沃什研究者的重视，因为这不仅是流亡后他在西方写下的第一部诗歌作品，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诗歌观。诗中他对两次大战前后几所城市的描写充满了深情，如1900年的克拉克夫：

出租车夫在圣马利亚城堡旁打瞌睡。
克拉克夫小得像只彩蛋
刚刚从东方的染罐中取出。
戴黑帽子的诗人们在街上闲逛。
现在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
可他们的手一度是真实的。
还有他们在桌上闪亮的袖扣。
侍者取来架子上的报纸和咖啡，
然后像他们一样没有名字地消失。
缪斯，拉结，披着拖曳的披肩，
将润湿嘴唇，当别着她们的织物，
用一只和她们女儿的灰烬放在一起，
或在陈列窗中的别针，下面是没有声音的贝壳
和一枝玻璃百合花。新艺术的天使
在他们父母黑暗的厕所中
沉思着性和灵魂间的环节，
为他们的偏头疼和忧郁去维也纳
（弗洛伊德大夫，我听说，也是来自加里西来），
安·希拉格正长出长长的头发。
轻骑兵短上衣在胸前被装饰着。
关于皇帝的消息传到了山村：
有人在山谷看见他的马车。（21）

横

对同时代的波兰诗人也做出了评价。在指出他们缺点的同时，米沃什肯定了他们“把十九世纪浪漫派的波兰民族主义文学拉进现代世界的努力”：

这里从未有过这样一团昴星！
虽然他们的话中有些缺陷，
一种和谐的缺陷，就像在他们的大师那里。
变化的合唱队并不十分类似
普通事物的混乱的合唱队。（22）

也有对二战时纳粹罪行的揭露：

在城镇，一颗子弹造成一个严酷的痕迹
在自产烟袋附近的人行道上。
整个夜晚，在城市的郊区，
一个犹太老人，抛在粘土坑里，奄奄一息。
他的呻吟在太阳升起时才停歇。
维斯瓦河是灰的，它冲刷着柳树
并形成浅滩沙扇形的沙砾．．．

那儿风带来了火葬场的气味
和一阵村庄祈祷的钟声……（23）

由于距离，过去的一切反而变得更加明晰了。这种被海伦．文德勒称为“全景镜头”式的描述显示了米沃什诗歌的进一步成熟。（24）诗中保持并发扬了米沃什固有的特色：对往事的追忆，和由此带来的困惑和忧伤。但现在这种往事不再是孤立的，而与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诗中沉思的调子和自省成分也得到了加强。而这些，正是挽歌的必要因素。当然这首挽歌并不是写给某个人，也不是写给二战时的死难者，而是为了二十世纪衰落的文明，为了时间和历史，确切说，是出于一种救赎的目的。

在一首写于1945年的诗中，米沃什就曾提到了“拯救”：

不能拯救国家和人民的
诗歌是什么？
一种对官方谎言的默许，
一支醉汉的歌，他的喉咙将在瞬间被割断，
二年级女生的读物。
我需要好诗却不了解它，
我最近发现了它有益的目的，
在这里，只是在这里，我找到了拯救。（25）

米沃什抨击了当时波兰诗坛上无关痛痒、含意不清和浅显幼稚的诗作。他相信诗歌的力量，认为好诗应该具有一种拯救的作用。但这种“拯救”在这时还更多停留在一种现实的层面上。我们似乎应该把这种“拯救”同他后来提出的“拯救”慎谨地区分开来。而在《诗论》中，米沃什对拯救有了更深的思考，在反复追问如何才能实现拯救的同时，表示出他的疑虑：

靠什么词到达未来，
靠什么词保卫人类的幸福――
有着刚刚出炉的面包的味道――
如果诗人们的语言不能找到
有对下代有用的旗帜？
我们至今未被传授。我们一无所知
如何联结自由和必需。

在“自由”和“必需”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非易事。米沃什深知自由对一个人的重要，但他并不忽视自己对历史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在他看来，最可怕的莫过于遗忘。消逝了的过去并不是真正消逝，如果它们还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但消逝的过去一旦被遗忘，那就意味着它真的消逝了，我们也就断绝了与过去一切的联系。在二战期间，米沃什就曾想到了罗马的鲜花广场，想到了曾在那里被烧死的布鲁诺，一个当年被视为异端又在几个世纪后视为真理的捍卫者和圣徒的人：

在火焰熄灭之前，
小酒馆重新挤满了人，
一筐筐橄榄和柠檬
重现在卖主的肩上。
．．．．．．
当罗马和华沙的人们
经过殉难者的火葬堆时，
讲价，大笑，求爱。
还会有人读到
人性的消失，
读到遗忘产生在
火堆熄灭以前。（26）

米沃什的痛苦是双重的。他的痛苦并不在于布鲁诺的被处死，而在于当时旁观者的无动于衷和此时在这场战争中人们的冷漠和麻木。战争和不幸造成了时间的断裂，人们迫切需要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以使开始新的生活。这就使时间的通道被切断，过去和现在无法联结，也无法通向未来。米沃什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努力恢复过去和现在的联系。时间具有双重性。我们生存在时间中，只有当死亡的到来，我们的时间才会终止，因此，时间和我们的生命密切相联；另一方面，时间的流逝无情而残酷，它带走一切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生命。而战争和战力带来的暴力、破坏，又在加速着时间的这种进程。和原始的人类一样，在米沃什看来，语言具有一种咒语的力量，它通过复述可以使逝去的一切重现，并得到永存。这就使我们充分理解了为什么时间成为米沃什的一贯主题，理解了为什么在他的诗中有着那么多的对往事和死者的追怀。挽歌的意义不仅在于悲恸已逝的，更在于使逝去的一切通过词语得到再生，以战胜遗忘，使时间得到拯救（“我们该怎样守护它？靠叫出事物的名字”。《一个请求》）。（27）

在《阅读》（28）一诗中，米沃什对历史进行了反思。尽管他再一次肯定了文字的力量（“比刻在石头上的铭文更耐久”）并能从中发现“真理高贵的言说”，但通过和古老希腊文字的比较，米沃什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个新的纪元（指耶稣降生）／并不比昨天遥远”。一切都没有多大的不同：恐惧，渴望，橄榄油，葡萄酒，面包，甚至习俗。历史不断重复，今天的一切无非是昨天的重演，“二十个世纪就像二十个日子”。

“人类的真正敌人是概括。／人类的真正敌人是所谓的历史”。在《诗的六首演讲辞》（29）中米沃什这样宣称。他在诗中提到了一位被人遗忘的图书管理员雅德维加小姐，二战时她被困在炸塌了的房屋的掩体中，但没有人能够救她，她敲击墙壁的声音一直持续了好多天，直到无声息地死去。生命是具体的，不能被简化为干干巴巴的数字，或历史学家简约而冰冷的叙述。这里米沃什并不是要否定历史这一学科，而要说明只能通过艺术才能更好地还原真实的历史。

面对二十世纪数不清的灾难，陷入深深的痛苦中米沃什也同时陷入深深的疑惑，甚至对上帝表示出怀疑和责难：

上帝真的要我们失去灵魂
只有那样他才能得到完美的礼物？
《大师》（30）

上帝不会为善良人增加羊群和骆驼
也不会因为谋杀和伪证带走什么。
他长久隐匿着，．．．
《忠告》（31）

在不幸中赞美上帝是痛苦的，
想着他不会行动，尽管他能。
《在圣像前》（32）

甚至天使，也“被夺走了一切：白衣服，／翅膀，甚至存在得。（《关于天使》（33））”。而：

下面，一切都在瓦解：城堡的大厅，
大教堂后面的小径、妓院、店铺。
没有一个灵魂。那么信使会从哪来？（34）

米沃什对待上帝的态度多少使我们想到了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后者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但在他几乎全部的作品中都反复展现了人类的痛苦和绝望，并由此探询人和上帝的关系。在对待上帝的问题上，米沃什有伯格曼看上去非常相似。也许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存有对上帝的某种信仰，他们的怀疑可以看作是出自艺术家的良知，而前提正是具有或曾经具有这方面的信仰。如果从根本上否认上帝的存在，那么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也就没有必要在他们的作品反复追问（和上帝的关系问题一直成为困惑着人类的难题）。事实上，天主教思想和欧洲的人文传统（包括唯物论）对米沃什的思想都有深入的影响。在台湾学者郑树森1980年对米沃什的访问时，米沃什就谈到他正试图把《旧约》译成带中古圣经味道的波兰文，米沃什的朋友王红公也谈到米沃什“近年来信奉天主教，很虔诚”（35）。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中，米沃什引用了一位波兰诗人的话：“上帝同意我做无神论者”（36）。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自嘲意味的悖论，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上帝存在。

当然，能否成为优秀诗人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信仰，而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真实地抒写他的时代，即使这与他的个人信仰发生矛盾。在米沃什的诗中，上帝或许只是事物存在的一个依据，他宁愿赞美理性，因为这是人类自救的一个更为适用的武器：

人类的理性美丽而不可战胜。
没有栅栏，没有铁丝网，没有化成纸浆的书，
和流放的判决能压倒它。
它用语言创立了全人类的观念，
引导我们的手，我们用大写字母写下
真理和正义，谎言和压迫用小写字母。
它把应该放在上面的事物放在上面，
是绝望的敌人和希望的朋友。
它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或奴隶和主人，
把世界的产业交给我们去管理。
它从痛苦辞语的粗俗噪音中
解救出朴素而明晰的语句。
它说太阳下面都是新的事物，
张开过去冻结的拳头。
美丽而又年轻的是菲罗－索菲亚
和诗歌，她的服务于善的助手。
昨天自然才迟迟祝贺她们的诞生，
这消息被独角兽和一个回声带到群山。
她们的友谊美好，她们的时间没有终结。
她们的敌人把自己交给了毁灭。（37）

真理和正义被用大写字母写下，因为它们代表着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正如他所说：“诗歌最重要的特质是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的评价。我们这个世纪的诗，包括我自己的作品，有着过多的否定和虚无。想到这点，我就觉得很悲哀，每当我们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着恐怖和苦难时，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使成为黑暗的一团，刻结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然而，在我个人的生活历程中，我常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险的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我的作品多少表达出我对人类美德的感恩之情，因此，我自认我写的诗还有点价值”。（“在接受《旧金山纪事报》记者摩纳．亨宝森访问时的回答”）。我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作为一位目睹了二十世纪人类灾难的诗人，在米沃什后期的诗歌中，很少出现对法西斯主义和专制暴行的痛斥和鞭挞，他只是平静地展示和分析。这种客观和冷静反而使他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更为明晰的理性的力量。他谈到他喜欢人们把他的诗称为“哲理诗”，因为“它表明了对于世界即十分真实的世界的某种态度”。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揭露罪行，而是探讨二十世纪的历史和人性中善与恶，这就是他的诗中有着那么多的追问，并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自责甚至忏悔的原因：

……当多年之后我回来，
我用外衣蒙住脸，虽然能够记得
我没有偿还债务的那些人都已不在……（38）

正是在这种自省中，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平静语调后面的痛苦和困惑，也正是通过自责，痛苦的情绪才能找到通向外界的出口。

米沃什的反思源于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然而，他还不能算是十足的悲观主义者，至少他的部分诗歌并非那么沉重。他也写过一些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他全部作品中的华彩乐段，也可以看作他要极力使自己从痛苦中挣脱出来的努力：

在月亮升起时女人们穿着花衣服闲逛，
我震惊于她们的眼睛、睫毛，以及世界的整个安排。
在我看来，从这样强烈的相互吸引中
最终会引发终极的真理。
《在月亮》（39）

多么快乐的一天。
雾早就散了，我在花园中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的上面。
尘世中没有什么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去妒忌。
无论遭受了怎样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是同的人并不使我窘迫。
我的身体里没有疼痛。
直起腰，我看见蓝色的海和白帆。
《礼物》

噢，多好的黎明在窗子里！鸣炮致敬。
摩西的竹筏漂下绿色的尼罗河。
凝然站立在空气中，我们飞过鲜花：
可爱的康乃馨和郁金香摆在长桌上。
也会听到狩猎号角的吹奏。
无穷无尽的地球财富：
百里香的芬芳，枞树的色彩，白霜，鹤舞。
每种事物同时存在。或永恒。
没被看见，没被听到，但它仍存在过。
没被琴弦和舌头表达，但它仍将存在。
草莓冰激淋，我们在天空中融化。
《惊异》（40）

当女人们穿着花衣服在月亮底下漫步，诗人在被她们强烈的吸引中，领悟到了一种终极的真理，即爱情；而从在花园里干活这样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中，诗人也感到了生命的充实；《惊异》则进一步肯定了人世的财富，即自然的美，它们并不依存于艺术和人类的语言。唯物论思想在这里似乎得到了体现。虽然历经劫难，但米沃什仍然相信爱（“世界应有一点点友爱”。（41）），喜爱短暂的事物，因为：

有太多的死亡，这正是为什么钟情于
那些辫子，在风中鲜艳的裙子，
和不比我们更耐久的船……（42）

诗人主张并鼓励人们去感知并享受尘世的快乐，即使这快乐是短暂的。我们不妨把这看作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这当然很好，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正是经历过一连串的不幸，正是对时间的本质有着深切的感知，诗人才转向了普通人的生活：“随着渐渐消失的时代／人们学到了重视智慧和纯朴的善”（《契里科咖啡馆》），或者毋宁说，他是在遮掩或说服自己忘掉内心的痛苦。因为过去的一切不断地袭扰他，包括那些死者：“那些名字被抹去或踩在地上的人／不断探访我们（《契里科咖啡馆》）”。尽管他可能真的认为生活即是幸福（“赞美生活，即幸福”），但人活着所要学会的不光是死亡，也是活着本身（这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抗争后的妥协）：

我曾想：这一切只是准备
学会，最终如何去死。
……
但在我街上的一个截瘫者
被他们推着他的轮椅
从树荫到阳光下，从阳光下到树荫，
看着猫，叶子，汽车的铬钢，
喃喃自语，“美好的时光，美好的时光。”

这是真的。我们有美好的时光
只要时光仍然是时光。
《一个错误》

米沃什的风格朴素而强烈。他并不过分追求形式和外在的诗意，但他的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也许是理性和道义的力量在诗歌中得以体现的缘故。他常常使用散文化的句子，没有更多的修饰，显得自然流畅，有时甚至显得直率。从表面上看，他多少有些像惠特曼，但却与惠特曼有着很大的不同。惠特曼的思想更多来自爱默生，充满美洲大陆的乐观的情绪，相比之下甚至显得有些自大，但米沃什却更加明晰，沉郁，甚至忧伤。就精神气质讲，米沃什属于古典主义，代表着欧洲文化的传统。只要你仔细凝听，就会听到时间脚步的回声。

米沃什称得上是多产，自193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冰封的日子》后，他共出版了十余部诗集，还有几部论文集和两部小说。1991年，他以八十高龄出版了诗集《外省》，里面收集了他1987――1991年创作的诗歌，1995年又出版了诗集《面对河流》。里面的作品虽然明显松弛下来，但诗人仍然热情不减。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深沉思考更多让位于对早年生活的追忆：

一支长笛的悲诉，一面小鼓。
一小队婚礼的队伍伴着一对夫妇
走过村庄街道上的土屋。
穿着多白的缎子的新娘礼服。
要用多少攒下的钱缝它，攒了一辈子。
长笛向着干躁的鹿一样的颜色的山诉说。
母鸡在干肥堆上刨着。

我没有看到它，我召唤它听着音乐。
乐器们为自己演奏，在自己的永恒中。
嘴唇发热，灵巧的手指弹着，那么短的一刻。
很快这庆典沉入大地。
但声音持续着，自发，得意，
为着曾经逗留，每一次返回，
脸颊的接触，房屋的内部，
以及编年史没有提到的
人类生活的细节。
《在音乐中》

这是河畔的草地，葱郁，在干草收割前，
一个六月阳光里的美好日子。
我搜寻着它，找到了它，认出了它。
青草和花朵生长在我童年就熟悉的地方。
眼皮半闭着，我承受着光。
气味贮藏着我，所有的认识停止。
突然我感到我在消失并快乐地哭泣。
《草地》（43）

在前一首诗中，故乡早年婚礼仪式的场面得到了再现；后一首则是作者在多年之后在家乡寻找童年草地的经历。这并不能单单看作是一种怀旧，他写下这段“编年史没有提到的人类生活的细节”，也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历史性会这样展现它自身，以建筑的细节，风景的地貌，甚至像使我回想起异教祖先的在我出生地附近的那些橡树。然而，只有意识到我们所热爱的一切正面临着被践踏的危险，我们才意识到了时代．．．．．．”（44）

诗人也在总结他的创作：

呵，至高的主，你决意让我成为诗人，现在是我
呈上报告的时候了。

我心里充满着感激，开始明白了
那职业的不幸。

实践着它，我们了解了太多人类
奇异的品性……（45）

诗人把他一生的写作称为“一次探险，不是为了搜寻完美形式的金羊毛，／而是寻求像必需品一样的爱。”他了解人类“奇异”的品性，了解他们的弱点，错误，甚至罪行，但他没有放弃对人类的爱，似乎也没有放弃希望：

在每次日出时我放弃了对夜晚的疑虑，迎接着
一个最珍贵的幻想的新的白昼。

米沃什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勇气和道德力量。他可能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相信真理和正义的作家。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似乎也应该注意到他内心深处的巨大的难以排解的矛盾。在米沃什的诗中，他以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描绘了二十世纪，他挽歌式的写作使我们从中目睹了战争和专制制度带来的混乱以及人类的伤口，使我们意识到了时间的残酷性， 也唤起了我们深深的思索――乃至疑虑：

但对于我们最贵的终结在哪里？
同样毁灭和拯救我们的时间在哪里？（46）

我知道我会用被征服的语言说话，
比起古老的风俗，家规，圣诞节的金箔，
还有每年一次的欢乐颂歌，它并不持久。（47）


（张曙光 诗人 北京）

肖水

刚买了西川翻译的《米沃什词典》。
提

大风

背景可以休矣~

王敖

在书的第一章，他提到了1932年威科维兹出版的一本小说，小说中有一种“墨提宾”药丸，这种药丸包含了一位虚构的蒙古哲学家墨提宾的人生观，一旦服下，就会对任何形而上学的思想观念毫无兴趣，认为精神追求和面向内心的写作是愚蠢的。当欧洲吃了这种药丸的人愈来愈多，他们的失败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