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影评人的决斗：安德鲁·萨里斯、宝琳·凯尔和苏珊·桑塔格之争(3)

边河

本文编译自
It’s Only a Movie!: Films and Critics in American Culture
Raymond J. Haberski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1
宝琳·凯尔是个不依不饶的毒舌影评人，只要别人轻易接受的观点，她多半会质疑。她如雷贯耳的名气源于强硬、难以取悦的作风，加上文笔非凡。她树敌众多，曾因痛骂《音乐之声》被女性杂志McCall’s开除。凯尔和萨里斯之间的对立，远非批评方法有异那么简单。凯尔生养于旧金山，而萨里斯来自纽约。凯尔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旧金山的一家公立电台开始了影评生涯。1950年代末她为《电影季刊》、Sight and Sound写作，还开过艺术电影院。萨里斯为Village Voice和先锋刊物Film Culture写稿。他参加Amos Vogel的Cinema 16组织的实验电影放映，关注纽约的地下电影运动。换句话说，萨里斯背后有纽约电影社团组织的影响，而凯尔的环境缺少这种氛围。
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都与观众的联系紧密，过去的影评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但在如何将观众带进电影院，两人自有一套。凯尔抒发她对伟大电影的热爱，藉由文笔和激情来灌输她的观点。萨里斯当然也热爱电影，但他所处的纽约社团环境对好莱坞敌意深重，他可能觉得，要用外国的理论来掩护他对好莱坞的迷恋之情。

萨里斯的写作与60年代初批评界的一股潜流暗合，那就是将传统的批评方法残留的痕迹抛到九霄云外。凯尔则代表着另一股潜流，它的上游发源于现代主义思想。她的文章与文化保守主义者针锋相对，那帮人轻视电影，认为影评人不过是枪手而已。但她还是拥护过去的评论传统的，她在旧传统之上建功立业。虽然纽约的现代主义者也对萨里斯有一定影响，但他的影评与老派的规则无关。萨里斯是这样的：“这部片子我这么看，不过你可以有不同看法，我把我的理解告诉你，你可以衡量衡量，然后根据自己的体验来理解它。”萨里斯不想在观众面前充权威，他只是想和他们分享对电影艺术的热情。但凯尔有所不同，她把自己看作是观众和影片之间的中介，她要告诉观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Phillip Lopate将凯尔的影评作品首先视作美国文学创作中的一大成就，可与Edmund Wilson和H.L. Mencken相提并论。实际上，凯尔不仅是在评论电影，她也是个文化批评人，其如雷贯耳的声名也让她拥有塑造文化标准的权威。她同时攻击两种人，自视过高或者太严肃对待大众文化的人都逃不掉。1956年，她写了篇题为《电影，绝望的艺术》的文章，通过此文她树立了自己的影评商标，她贬低好莱坞50年代盛行的温和自由主义，贬低Stanley Kramer的作品外强中干，空洞无物。反过来她又痛骂先锋电影，说“拒绝好莱坞，你是装逼，拒绝先锋电影，你是傻逼”，但有时候你不得不二者兼备。
另外，凯尔拒绝深奥和纯理论。她为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写书评，狠狠地将作者揶揄一番，她写道：“克拉考尔是那种没法简单地把‘今天真愉快’这句话说出口的人，因为如果不先给‘天’下一个定义，那么这个术语就无法和‘晚上’区分开来……他建立了一个认识论系统来支持他觉得这一‘天’很愉快的权利，可读了这样的书，我们这一‘天’就被他白白糟蹋了。”连带被凯尔损了一通的权威还有著名电影史学家Paul Rotha和Richard Griffith，因为他们为克拉考尔的书写了推荐语。
1964年4月，凯尔用一篇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长文巩固了她在西海岸影评界的地位，同时，她还获得一笔资助，用来出版了她的文集I Lost It at the Movies，里面的主打文章是Are the Movies Going to Pieces。照Macdonald的大众文化批评论看来，此文有特殊的地位，可能是现代主义时代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而苏珊·桑塔格的《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第一篇论文。
凯尔的文章开篇先讲述了她和青年朋友的一次聚会，一个男生的话让她发现现在的年轻观众已经厌倦了电影的逻辑和严谨的故事，他们需要感官刺激，解释性的情节只是影片的填充。用Theodore Dreiser的话说，美国制造出一代人盲目接受傻瓜艺术。

凯尔也批评Jonas Mekas鼓吹的“新美国电影”。她认为，要不是苏珊·桑塔格这样的评论人给予他们知识分子的尊重，Mekas的胡话原不至于谬种流传。凯尔指出，桑塔格为《火热动物》（Flaming Creatures）写的评论是个典型的例子，“一视同仁、没有主见”，“不分青红皂白也有意义的话，桑塔格小姐可真是个真正的潮人哪。当然我们也可以回答说，既然什么都行得通，那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不起作用。”
凯尔的姿态，在年轻人眼里看来自然是落伍了，他们将凯尔归为老迈的“Agee-酒精的一代”，是不会懂得年轻的“LSD一代”很容易就明白的事，那就是：接受一切事物。凯尔说：“为什么电影必须表达一点什么意思？你会期待巴赫的作品说点什么吗？……要是我们拒绝评论的标准，接受每个人说自己是艺术家，把他所谓的反商业作品奉为艺术，桑塔格正在做的事如果让她继续下去，评论的末日就到了。”
当回顾起与宝琳·凯尔的争论，安德鲁·萨里斯认为，虽然自己和苏珊·桑塔格都成为了当时的文化先锋，但凯尔替文化权威喊出了怕被不分青红皂白的野蛮人入侵的担心，反而脱颖而出。萨里斯将凯尔和另外更老一代的评论家连锅端，指出她的“共谋身份”，说她“不想把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提升到人文艺术的层次。她的I Lost It at the Movies依然在诽谤电影学者和电影学术。”
萨里斯是对的。凯尔的确担心某一天电影不再是“唯一一种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享受并发表意见的艺术了，它变成了和音乐、美术一样的东西，成为学术研究和鉴赏的对象。”
稍后，苏珊·桑塔格在美国知识圈中异军突起，她努力让艺术批评民主化。60年代中期她有两篇开创性的文章，《反对阐释》和《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分别指出，西方文化迷恋对艺术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进行阐释，这迫使评论家去寻找意义。阐释令评论的自发性出现枯竭，她主张评论家要注意感官体验而不是文本阐释；艺术的目的通常是产生乐趣，新感受力对艺术的内容要求更少，对形式和风格的乐趣则更开放……
桑塔格认为老一派的文化权威扼阻了对大众艺术的欣赏。她提出的新感受力能够在美国批评传统之外重新定义艺术，让这个国家的文化更加开放鲜活。抛弃了品味上的偏见，美国文化终于变成了Macdonald所指出的、也是凯尔所担心的——Masscult以Midcult标准泛滥的局面。
回头看萨里斯和凯尔的争论，暴露出新时代的不少问题。他们两位都明白电影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桥梁，也都促进了电影批评也是知识分子正当追求这一理念。但是，在新时代如何界定批评家的角色，两人仍有重大分歧。一方面，凯尔的影评成为连接观众和银幕之间的重要纽带，她的权威地位在作品和观众两方面都有影响。她向观众解释电影，又把观众对电影的反应反馈给电影工作者。萨里斯与她不同，他让影评更加民主化，重新定义了批评和艺术的权威。在萨里斯的电影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影评人，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是艺术家。当然他并不相信世界上的每个人在评论电影和制作电影的能力上一样娴熟。他的想法基于一种非常革命的假设，影评人和艺术家不必用特定的方式来对待。也就是说，年轻的Phillip Lopate可以和《纽约时报》的Bosley Crowther一样权威，霍华德·霍克斯可以得到与其他导演一样的尊重。萨里斯的方法关键在于用新的语汇揭示过去从未被认为存在过的艺术。
深奥难懂对很多人来说是萨里斯的影评的主要魅力。另外，当萨里斯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影评流派之际，与之般配的新一代电影也适时出现——深奥的影评与暧昧的影片相得益彰。尽管这一现象令许多老影评人倍感困惑与挫折，但无疑它引领着一个波澜壮阔的青年观影时代的到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