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臧棣)

王敖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

臧棣

知识分子”从它的自我命名之日起，就面临着丑化和庸俗化的双重危险。庸俗化的危险主要来自其内部，或者说，来自它的参与者的自我神话的潜在倾向。但是，在这里，既然被论战所吸引，我更想谈论的是它目前所身陷的被丑化的处境。

　　80年代以来，在诗歌领域，丑化作为一种文学行动，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它的表演。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被读成一种文学现象。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包含了值得激赏的文学觉悟，但它最主要的美学动力，却是从丑化朦胧诗转化而来的；而朦胧诗人在80年代后期的沉默，特别是当它作为一种文学态度，涉及到后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的崛起时，也含有一种丑化因素，只是更为隐秘。

　　现在，以“知识分子写作”为对象的新一轮的丑化行动出现了，虽然它听上去像一架东拼西凑的诗歌战车，在发动它的伪劣的独断论引擎。就此而言，谢有顺的《内在的诗歌真相》（《南方周末》，1999.4.2）起到的是气喘吁吁的活塞作用，而沈奇的《秋后算帐》（载《1998中国新诗年鉴》）则像是油垢斑斑的汽缸。所设定的目标也显露出机械的笨拙：企图通过制造某种文学丑闻，来诋毁当代诗歌种的“知识分子写作”。

　　谢有顺在他的文章中，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众”“公众”相对立起来，并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应对一个所谓“公众之所以背叛诗歌”的文学事实负主要责任。这是相当恶劣的文学小动作。在20世纪新诗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论战，都会涉及“民众”“公众”。“民众”“公众”可以被指认为一种读者理论吗？如果不是，那么在批评的意义上，使用这样的称谓便显得十分荒谬。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则相当复杂。很少能有一种诗歌批评，在将“民众”“公众”作为一种潜在的读者理论去鉴别诗歌的价值时，会像20世纪中国新诗批评这样犯下大量幼稚而武断的错误。在30年代，人们指责卞之琳、戴望舒这样的诗人脱离“民众”“公众”；在40年代，人们则指责穆旦、袁可嘉这样的诗人脱离“民众”“公众”。差不多每一次，在将诗歌与“民众”“公众”对立起来时，新诗批评都在其中设置了一个个体与集体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结构，并相应地预设了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历史价值取向。但是，“民众”“公众”，作为一种读者反应理论，它真能衡量出诗歌的艺术价值吗？如果追问“民众”“公众”的客观性的来源和身份构成，以及它是经由怎样的批评指认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它的实质不过是一种轻佻的论战武器。即使诗歌批评能有效地将它指陈为一种读者反应理论（截至目前，这样的批评仍踪迹渺然），那么，“民众”／“公众”也不适合用来判别诗歌。因为作为一种批评尺度或术语，它太含糊，太不稳定，也过于随意。所以，谢有顺所谓的“还诗于民众”，或者像沈奇所宣称的诗歌应具有的“化大众”的功能，不过是蒙昧主义的诗歌幻觉。从艺术道德上讲，作为一种现代诗歌，新诗的道德就在于它比其他任何文类更有能力创造出它的读者。严格地说，新诗的读者从来就不是一个被指定的、既存的文化实体或社会群体；这就像毕加索的绘画创造出了观看绘画的新的主体一样。

　　硬将“知识分子写作”说成是“渴望与西方接轨”，是谢有顺散布的另一个浅薄的流言，其目的是为一种文学的反感推波助澜，以便用一种粗糙的本土化立场来裁决新诗与西方诗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目前流行的本土化立场，由于它指涉着与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对文化差异的强调，因而颇能触动各种文化势力的认同感。在这个问题上，谢有顺显然企图借助这种认同感，投机取巧般地获得一种论据上的分量；而实际上，是在重弹“诗歌的民族性”的老调，并且天真地以为在新诗的写作中存在着一种绝对的独创性，可以不受新诗和西方诗歌关系的制约。此外，还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理论倾向，既将新诗和西方诗歌之间的复杂关系偷换成中西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以便促成一种非理性的本土化立场，瓦解新诗在它的传统中通过艰苦努力建构起来的现代性视野。而据我所知，“知识分子写作”虽然充分地利用了新诗和西方诗歌的关系，把这种关系看成是一个有益的诗歌资源，但并不迷信；事实上，归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最早表示了对80年代“走向世界”的文学目标的警惕。

　　另一种则带有独断论的专横，就是蓄意将“知识分子写作”和诗歌的日常性对立起来。沈奇把“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说成是“脱离中国人生存现场的‘暗室工作者’”，谢有顺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凌空蹈虚”，“缺少对当下日常生活的敏感”。而我们知道，在朦胧诗和后朦胧诗的分歧演变成一种诗歌分野之后，对日常经验的重视和对日常事物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后朦胧诗人共通的艺术经历。80年代后期，韩东和张曙光在挖掘诗歌的日常性上显示了卓尔不群的造诣。而如果按谢有顺的分类法，前者属于“民间立场写作”，后者属于“知识分子写作”，这两者之间应该毫无共同之处。被强行归入“知识分子写作”的其他诗人，如萧开愚、孙文波、西渡，包括我个人在内，也都对诗歌的日常性深感兴趣。可以说，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先锋诗人，已普遍将诗歌的日常性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资源，一个有待于大力开拓的经验领域。而这种共通性，显示是热衷于诗歌政治的谢有顺和沈奇所不愿看到的，或者说是没有能力看到的。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这种共通性，只是在标识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时才显得有效；它本身并不指涉一种真理话语，不能将它绝对化。它只是为当代诗歌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实践动力。就此而言，我不能同意谢沈二君把诗歌的日常性引申成一种关于诗歌的价值判断，并以此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来取缔当代中国诗
歌的多样性，似乎诗歌的日常性是当下中国诗歌唯一的人间正道。谢沈二君表现出的另一个可疑之处，是把诗歌的日常性和诗歌的本质混同起来。而从批评的角度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阐释性的，而不是命题性的。这样的混同显然是一种文学上的无知。

　　在某种意义上，我赞同加强对诗歌日常性的探索，但是不赞同像谢沈二君那样把诗歌的日常性看成是诗歌神话。以往的中国新诗写作确实存在着严重忽视日常经验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学意识方面。但即便如此，对诗歌的日常性的挖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甚至不能解决诗人个人所面临的创作问题。诗歌的日常性，严格地说，是一个风格问题。它吸引诗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催生风格意识的不断变化。就写作的实践形态而言，诗歌的日常性可以有多种方式来表现：它可以是描绘性的，也可以是讲述式的；它可以是一个故事或一个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场景。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作为一种共通的群体特征或创作倾向来指认；但如果用它来辨认诗人个人的风格，它很可能只是一个指涉艺术趣味的问题。比如，在张枣这样的沉溺于想象力的诗人身上，我也能读出大量涉及日常经验和具体事物的痕迹；又比如，在欧阳江河这样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身上（如他的《那么，威尼斯呢？》），我也能辨别出多彩多姿的对日常经验的捕捉，并且在艺术效果上引人入胜。就我本人的创作经历而言，我更喜欢让诗歌的想象力在日常经验和冥想沉思之间充满张力的空间内驰骋。无视大地固然是不对的；但是仅仅“返回大地”也是不够的。诗歌，就它对细节的兴趣而言，可以是地理学；但是更为普遍地，就它和人类的能力的关系而言，诗歌是形象的人类学，是语言的宇宙学：它包涵大地，也接纳天空，甚至更远的地方。

　　将“知识分子写作”和知识／知识话语等同起来，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丑化行为。谢有顺指责“知识分子写作”“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玄学，无法卒读”；沈奇则更宣称“知识分子写作”是“图解知识”，“而图解知识和图解政治也没什么两样”，这已近乎文学诽谤了。“知识分子写作”并不等同于知识知识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我本人也致力于倡导诗歌的非知识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诗歌的非历史化；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语言实践，将诗歌从现代知识的罗网中解放出来。从表面上看，这和谢有顺的表述——“把诗歌从知识话语的霸权中解放出来”——很相近。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只是一种文化立场上的相近，而深层的分歧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认为，在范式的意义上，诗歌仍然是一种知识，它涉及的是人的想象和感觉的语言化。此外，我同意迦达默尔的看法，在现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是通过知识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诗歌，特别是考虑到它作为一种写作活动，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将诗歌从现代知识的话语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基本含义，是指努力将诗歌重新发展成一种独立于科学、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的知识形态。换句话说，诗歌的非知识化，主要是使诗歌摆脱对现代知识的依附状态，其目的是捍卫想象力对存在的描绘与解释。这项工作并不导致诗歌的反知识，而是要将诗歌建构成一种关乎我们生存状况的特殊的知识。也不妨说，现代诗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既是通过持续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实验，将想象力塑造成了一种执着于自由关怀的知识。


1999

　

　

王敖

写的多漂亮的文章啊

二十月

当某种现象被归结为某种词语被定位的时候，也往往是它接受死亡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这种“知识分子”的所谓命名是基于什么特征？
当然我无意否认现象学上的写作区分，但是到了评论家的文章里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一种一相情愿的、尴尬的自我叙述。是他们把“知识分子”和“民众”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