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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上我是佩服钱钟书的,无疑问,虽然在文学品位上我不认可《围城》为最好的那一类,这也暂可不提。钱钟书的家学,自身的学问底子,语言能力,思辨能力都无愧于大学者这三个字,但是蚁辈如我,仍要说,我很不喜欢钱钟书那种表演性质浓厚的学术能力展示。比如涉猎广博,精通多国语言,过目成诵乃至可准确背出原文或指出原文在第几页,这在老一辈学者那里其实并非罕事。但是能将这种表演适时地发挥地淋漓尽致,博得满堂喝彩的在我所见仅有钱钟书一人。
前文所说的这种记忆能力来自于老一辈学者的旧学底子,即是中国儒生长于记诵的特别训练方法。这种方法利弊几许尚无定论可撇开不谈,但是在学术日益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密、研究趋向整体操作的现代学术环境下,这种严重依赖天赋和时间投入的“逍遥派”研究方法是否还有价值?是否值得大面积推广?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钱钟书的博学和天才是美国的学者也比不上的,哈佛大学的莱文教授在钱钟书面前也要自识谦卑,称钱为“神话人物”。但在外国学者佩服钱钟书的同时,却是中国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国外的局面,我想这不仅是巧合。
中国学术存在着的许多丑陋和浅薄的问题被钱钟书的光辉所掩盖了,在他那里,旧学的传统和新学的思维被打通为一个天才的形象,过目成诵,才华万丈,即便万马齐暗只需一马独跃大家也看得高兴。人民奉钱钟书如神圣,仿佛连同他的语惊四座、婉拒各国学府邀请一齐受荣耀,找回了民族自豪感。这种局面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操控,是我不敢去想像的。我也并不觉得过分宣传钱钟书的天才和潇洒对后辈有什么助益,我宁愿多读读杨绛回忆钱钟书是怎么老老实实做笔记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钱钟书自身的行为助长了这种风气,他自己的行为,比什么都要有说服力。
我觉得钱钟书这种事骛博以炫人的行为是有旧文人习气的,甚至大胆说一声,是狎气。拿来赏鉴把玩是极妙的,但是对于踏实做学问恐怕不能产生太好的影响,虽然钱钟书的踏实做学问是没有几个人比得上的。同样作为博学多识,精通多国语言而气质迥异的周作人,我则不能想象他会做出这样辉煌的展示,看来周作人虽然政治评价上保守,思维上也许是更现代的。
我还想到了一点天才光辉没有,甚至被讥为种果树的胡适之,是怎么样把天才光辉全部去除,自身展示一个平凡人是如何做起学问来的。或许他收服不了一帮才高清俊,飘逸潇洒的信徒,但我很欣赏他影响之下生长的一批踏踏实实的学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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