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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shep在2005-11-5 14:09:45的发言:
首先谢谢漩涡的唐卡(如果那是的话,大概是忿怒秘密主吧?反正藏密的忿怒相菩萨有点雷同).
然而自述有可能并不是自己的声音,因为一个人的声音有很多种,作为儿子的,亲友的,陌生者的等等,当我们的身份在不停的传唤中一个个跑来跑去的时候,或许很可能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声音.为此,人在自己复杂角色中的穿梭,是值得赞叹的.
关于陈卫所说的"这个语境",我想很可能是受到了尼采式散文的影响.按照一种批评:尼采的散文体思辩,是没有多少严密逻辑和章法的,有人附和该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在绝对精神以外"的疯癫,而<我的奋斗>在内在发展中继承了这种方式,简言之:就是围绕着一个话题,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
说车轮子话.当然,<我的奋斗>似乎从来就没有被纳入一种文本的叙事视野,尽管心理学家在不停的研究这本现代德语"圣经"如何产生了那么大的力量.但在我看来它其实更接近<苏鲁支语录>的
叙述态度,若说<我的奋斗>停留在肤浅的政治表述中而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在心理上则老老实实的站在了普通人的"雄壮爱国心"的立场,就是说它是一种代言,故此一般人并不是在政治上接受了它,而是在一般的诉求中理解了它."他是我们自己人"的认同对于"元首"的真正崛起是关键性的,所以一直到希特勒死后,战争也没有结束.这与被普遍洗脑了的"昭和臣民"来说,不是同一个层面的.
但,作为写作者的我,还是不太能靠近"以大地的名义"这样谶语式的情绪.不过应该说,实际上仅仅对于<车>来说,某种内化的思辩还不是很充分的.当这种分裂的思辩处于现实社会与倾向于虚构
的文本之间中,其最有可能的结果,恐怕就是在相互蔑视和排斥中走向悲剧.写作大概是一种每一次都带有危机感的事情了.一方面,要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和可能,另一方面又要小心在两个世界中作者的位置变化——因为,很显然写作是主体自身必须独立面对的重大危局.所以我很难想象
愉快的写作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似乎在被社会推到边缘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的)虚构中,我也被赶了出去.
故事的完整性,一直被作为小说的一个基本概念而被作者和读者供奉着.故事是需要虚构的(否则就成了新闻)这似乎不言而喻而且得到尊重,而完整性又是读者最一般的期待.这么说并非是表示我要作为反传统的先锋完全忘记它们,因为即使是实验,也必然会一个(完整的)结果——就是说,将过程看作结果.说到这里,不能不再次涉及到文学史.由于种种原因,"故事的完整性"至今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怪兽,它统治着作者与读者超过600年了(以15世纪意大利市民小说算起,如果观察中国的情况,这个历史还要长).从理论上讲,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想还是另起炉灶的好).无论如何
,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成为了习惯,或者用告一段落来取代形式上结尾,从中途开始进入.换言之:实际上这是作者的根本问题所在——时间与空间.完整故事的寓言暗示了时空二维的封闭性.也就是说给除了一个确定的坐标,人物可以在这个坐标轴上发生运动.但时间是确定的,空间也是有形有限的.而这里最大的弊病则是因为时空的封闭而造成的"人物和人物活动的环境"被有意识的抽离了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在静止中运动".这个所谓"静止"是人为地虚构的结果之一.作者不得不在虚构中让虚构本身呈现出静止的状态,从而使人物活动.现代小说的各种尝试就是在试图脱离
"静止的运动",但摆脱时空双重封闭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当作者获得了时间上的开放,那么空间上就被关闭,反之亦然.所以解除时空双重封闭的"双重"很难,非常难的.<尤利西斯>确切的说并没有完全打开双重封闭而是在割裂中"以一极封闭一极开放"的暧昧换取了对时间分段和空间约形的胜利.
如果上述关于小说形式的分析奠定了我对这种表达的认识的话,那么关于内容呢?显然,我不能赞同单纯的雅各布森之苏俄"形式主义"的主张,认为从批评上看,文本只是单纯的与作者无关的自足
体.这自然是出于对作者权利的维护(实际上,关于文学批评我反倒比较倾向于莫瑞.克里格的一部分言论).因为抱着这种观念的写作,只能导致形式的放肆和粗鲁,所以从写作角度出发:形式主义祸害且加深了作者对文字符号徒劳的再加工,内容让位给意象,意象让位给"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机能论.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始终都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痼疾(虽然我对诗感到敬畏而不敢轻易的放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毛病在诗中更为突出).
更加重视内容与其说是回到了小说的本体,倒不如说是回到了作者的本体.人,是不可获缺,即使童话故事也是人格动物们在历险.因此我常喜欢拿小说和绘画比较,后者虽然题材纷繁,但都是在间接的基础上表达了人的存在,而小说同样也以更间接的书写文字来绘画,这正如绘画与摄影的不同一样,小说自然与新闻报道不同.其不同点其实仅仅是前者的视角更加间接,并因此构成了带有虚构意义的意义.所以,小说和绘画才能更关心主体而不能仅仅把它当成"另一个客体"来对待.然而绘画的僵化结果更多的表现为思想的所指,而小说则展示出自己所指的思想.故此,小说在自己"所指的思想"中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关注.
那么小说的复杂也就是因为它不会直截了当的用政治术语来说出内心的秘密.简单实则已不可能,或者必须要用更复杂的神话语境来刻画一切.在这些很悲观的寓言背后,作者被自己搞得极为疲惫,困惑不免就要出来作祟了.此外,各种固执,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也让作者日益远离自己本体的位置,游离在客体与本体之间变得自然而然.勒庞式的"乌合之众"为此唏嘘不已和感到迷惑,因而作者被此种假象搅和的更加神魂颠倒了.
我个人并不太喜欢俄罗斯作家,其理性外衣下的唠叨和罗嗦,残酷现实对作者无情的压制,以及早中期作家的贵族背景,都成为了对中国人不可抗拒的诱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们(包括长辈和年龄更小的人)都受到了这种影响.因为列宁口中的"神圣的俄罗斯"简直就是中国社会在俄国的某种翻版,这种文化解读现象不适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所以尽管俄国与中国的距离实际上很大,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被缩小了.这就不怪乎为什么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对苏俄那么着迷了.但我承认以下的事实:虽然在欧洲(西欧)眼里,俄国相当落后,但当文学的种子在"神圣的俄罗斯"土壤中萌芽开始,这个国度总会产生一些深刻震撼人类灵魂的作家和作品,这在西方和东方都是没有的,除了要归咎于东正教的原始基督教义和平等精神外,以东方的苦难混合着西方的理性蒙昧,它的确造就了对人的深度体察.即使它是那么的悲哀,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作家都能准确的调动读者所有的眼泪和愤恨.不少作品都使我感动.
但我属于巴扎罗夫式的人物,似乎在生活环境中养成了对既定的否认,不愿成为某种思想的信徒,我想要在各种矛盾中生存——这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了.所以,沉思成了一种习惯.但这不意味着只有沉思,而且真正的思索是不会给人以卖弄的,大概是因为很真诚.
置身于黑暗中的生活,让我对神秘莫测产生了兴趣,沉迷下去相当危险,天真是否能克服它呢
“为此,人在自己复杂角色中的穿梭,是值得赞叹的.”
是的,我也积极赞成,并轻微质疑它的反面。
“按照一种批评:尼采的散文体思辩,是没有多少严密逻辑和章法的,”
当然毫无疑问我不仅整个哲学而且即便尼采都几乎不能算读过,但我大体上认为:即便苛责他的逻辑,也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章法,哪怕是他自己的章法。
“不过应该说,实际上仅仅对于<车>来说,某种内化的思辩还不是很充分的.”
没错。但我上帖中提到的“思辩”是就你的整体而言的,也是为前面一直拖沓下来的又说时不时感到必需的总结做个弥补。
当这种分裂的思辩处于现实社会与倾向于虚构的文本之间中,其最有可能的结果,恐怕就是在相互蔑视和排斥中走向悲剧.写作大概是一种每一次都带有危机感的事情了.一方面,要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和可能,另一方面又要小心在两个世界中作者的位置变化——因为,很显然写作是主体自身必须独立面对的重大危局.所以我很难想象愉快的写作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呢?
说得好。
“故事的完整性”那段,这里很多人应该有过多次类似的表达,我想对“完整性”的蔑视和对“静止的运动”的摆脱,在这里会得到较多的认同。
但我属于巴扎罗夫式的人物,似乎在生活环境中养成了对既定的否认,不愿成为某种思想的信徒,我想要在各种矛盾中生存——这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了.所以,沉思成了一种习惯.但这不意味着只有沉思,而且真正的思索是不会给人以卖弄的,大概是因为很真诚.
是这样的,你对自己看得很清楚。
置身于黑暗中的生活,让我对神秘莫测产生了兴趣,沉迷下去相当危险,天真是否能克服它呢
我觉得这是一句很奇怪的话,至少在本质上存在悖论: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沉迷时,这样的沉迷究竟还有多沉迷?在某种意义上,我一直有点迷信地对“清醒”和“意识”过敏,认为某些事物——并且它们大多是一些支撑自身最重要的隐秘因素——一旦被我们所意识,那它就像蒸汽或酒精一样被挥发了,呵呵。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刻意迷糊,而对自我习焉不察,我只是说,当我们意识到自我的一个病症或优点时,它们都将有所损耗了。至于克服它的是否是天真,天真,一旦当我们意识自己的天真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经验……
由此我想起上次还忘了说或者只在另一个角度带到一句的:“你更多地不啻动用甚至利用了思辩所需的激情导致的偏激语感及其碰撞的火花而不是结论性的观念本身”,我为什么要用“利用”这个词,是有我的思考的。因为如果你如果果真在乎的是结论性的观念本身(而它们恰恰充当着你最重要的自我洗礼的仪式),那你的写作最大的危险始终隐现在你某一天自我观念轨道的卡壳,而这样的卡壳太容易诞生了,因为天理难以穷尽,如某些天文学家所说,我们所有对这个世界、宇宙哪怕是再强悍的判断和阐释,都只可能建立在“假设”的前提之下;由此,以某些已有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卡壳非同小可,不历经一些重大变故它是难以归顺和复原的。当然,这些后话几乎毫无必要。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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