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大家正在看吗？

王晨

以下是引用王氏在2004-4-24 18:36:28的发言：
但叔本华的答案似乎并不是这个。

如果什么问题都要寻求一个确定答案的话，那么哲学就不要存在了。哲学的终极价值并不是解决问题，，，它并非一门技术化的知识。。。它的目的也不是让所有的哲学家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每个哲学家眼中都有一个独特的世界，关注他们发问的着眼点，思考问题的方式比寻求一个确定的答案更加重要。。。[em12]

王晨

是不是用的邓晓芒的译本？这个学期我们用的是王玖兴的。

王晨

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汉译  
黎业明



    人们对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是十分关心的。对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翻译尤为关心。2000年的《读书》杂志就发表了好几篇谈论《纯粹理性批判》汉译的短文。从这几篇短文以及其他一些讨论康德的文章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有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对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现冒昧将我们所了解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汉译情况略为介绍。据我们所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现有四种汉译本：（1）胡仁源先生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2）蓝公武先生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1960年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牟宗三先生译本，题为《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分为上、下两册，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4）韦卓民先生译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0年校订版。

    对于这些译本的质量，人们时有评论，现摘要介绍如下：

    在现有四种汉译中，以胡仁源先生的译本为最早。韦卓民先生说：“胡氏中译本，读来确甚晦涩，其原因大概是胡先生从德文原本译出，而对于康德的哲学术语似乎没有深加留意，且对于康德的整个体系又好像未深入研究，况且译文较旧，不合现代汉语习惯。”（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顺便说一句，王若水先生认为胡译本并非从德文原本译出，而是根据F.Max Müller1896年的英译本转译。见王若水撰：《再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中译本》，《读书》，2000年第6期。）王太庆先生也谈到，抗日战争后期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时，他读胡译本的感受。他说：“在翠湖中间的那所省立图书馆里，我一连几天借阅胡仁源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可是尽管已经有教科书上的知识做基础，我还是一点没有看懂。不懂的情况和读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旧译本差不多，一看就不懂，而且越看越不懂。后来看了Kemp Smith的英译本和Barni的法译本，才发现康德的写法尽管有些晦涩，却并不是那样绝对不能懂的。我怀疑汉译本的译者没有弄懂康德的意思，只是机械地照搬词句，所以不能表现论证过程。这说明不懂哲学和哲学史是无法传达哲学思想的，要想多了解一点康德靠读旧翻译还是不行。”（王太庆撰：《读懂康德》，《读书》，1999年第10期）依韦先生与王先生的说法，胡先生并不懂康德哲学。不懂康德哲学，却去翻译康德著作中最难懂的《纯粹理性批判》，其译本质量如何，可想而知。

    蓝公武先生的译本，据《译者后记》所说，是1933年开始翻译的，1935年秋天全部译完，但迟至1957年才出版发行。这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汉译本。韦卓民先生说：“蓝公武先生的中译本，据该译本的《译后记》所说，也是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译出的，但是我们与原英译本详细对照，许多地方像是不忠于英译原文，甚至误解英译的词句。原英译本的脚注不少是精辟之处，而蓝译不予译出，也似乎是不应该的。”（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然而，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蓝译本是流传最广、也是我们阅读与研究康德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译本。

    牟宗三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著作等身。他早年即对康德有兴趣，希望把康德的思想融会到儒学当中来，晚年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以一人之力，把康德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与“三大批判”全部译为汉语。牟宗三先生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据他自己说，“是根据肯·士密斯之译而译成，但同时亦比对其他两译（即J.M.D.Meiklejohn与F.Max Müller的两种英译本）。……有时吾亦查质康德原文，此则邝锦伦与胡以娴两同学帮忙甚大。吾于译文几乎每句每字皆予以考量，务使其皆通过吾之意识而能达至表意而且能站得住而后可。若稍有模糊或我自己亦未能明者，吾必比对其他两译并最后查质原文而使之明。若有错误，必亦是清楚的错误。“（牟宗三撰：《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译者之言》，见所译《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上册）牟译不仅保留了Kemp Smith英译本里面的注解，而且还增加了大量的注解与案语。诚如其弟子蔡仁厚先生所说，此译本“上下两册，皆有‘译者之言’，以说明翻译之旨趣。书中并随文作注解、加案语，其嘉惠读者，实非浅鲜。”（蔡仁厚撰：《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第90页。）

    韦卓民先生的译本，是1962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而译的。据他自己所说，他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以英人康蒲·斯密（Norman Kemp Smith）1929年出版的英译本为蓝本，而对照Benno Erdmann Leibzig 1878年的德文版和Ernst Cassirer柏林1922年的德文版，并参考穆勒尔（F.Max Müller）伦敦1881年的英译本，以及胡仁源、蓝公武两先生的中译本，旨在于这次翻译中不失康德原书的本意。”韦先生懂德文，却根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转译，理由之一是他认为自己对于英语更有把握。他说：“我对于英语比较有把握。读德文本时，虽能理解，但稍不留意，便错误难免，而读英文本时则言从意顺，没有隔阂。依我的翻译经验，在我译外文时，如作者写作水平远远超过我写这种外文的水平，则我的翻译是有些靠不住的。康蒲·斯密所写的英文，我自感也勉强能写出，故不难翻译。”（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由此看来，韦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肃、十分认真的。可惜，译出初稿后，尚未修订定稿，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而韦先生也在1976年就过世了。译稿是由曹方久先生等人整理、校订并于1991年出版的。值得一提的是，韦译本于2000年出了校订版，校订版由邓晓芒先生“根据德国费利克斯·迈纳（Felix Meiner）出版社出版的《哲学丛书》第37a卷（汉堡1956年版，1976年重印），对译文作了一些修改订正。”（《韦译〈纯粹理性批判〉校订版跋》，见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2000年校订版，第735页）在新的、据德文版翻译、质量更好的译本出现以前，韦译本很有可能会成为《纯粹理性批判》的另一个通行译本。

    若王若水先生的说法属实，则《纯粹理性批判》的现有四种译本都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这样，中文读者与康德之间便隔了好几层（康德－英译者－中译者－读者）。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解与解释的过程。经过的中间环节越多，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正如李明辉先生所说：“无论如何，在学术著作底翻译工作中，透过第三种文字转译，究竟是不得已之事，不可视为常轨。”（李明辉撰：《康德〈道德底形上学基础〉译后记》，见所译《道德底形上学基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20页）

    信与达、尤其是信常被人们视为翻译的基本准则。但是，译本与原本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距离，绝对的信是不存在的。其实，我国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这位所译佛学经论达三百余卷、对自己的翻译十分自信、临终之前当众发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烂”的佛学译经大师，便不相信会有绝对的信，便不相信译文与原文之间没有差距。他甚至认为翻译恰如嚼饭喂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当然，最理想的是直接使用原文来阅读与研究康德。然而，目前国内能够并有机会直接使用原文来阅读与研究康德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们相信，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很多。因此，康德著作的翻译还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们不应过分地苛求译者，但我们还是期望能有更多的、质量更高的、直接从德文原本翻译出来的康德著作的汉译本问世。

王晨

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国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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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4-3-17 10:05:4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邓晓芒 阅读629次
   
2月12日：康德逝世200周年

     康德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天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马鞍匠家庭，家人都是虔诚的新教徒；1740年进入哥尼斯堡大学攻读哲学，1745年毕业；从1746年起康德去一个乡间贵族家庭担任家庭教师四年；1755年康德重返哥尼斯堡大学，完成大学学业，取得编外讲师资格，任讲师15年；1770年康德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1786年升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1797年辞去大学教职；1804年2月12日病逝。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当选为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科恩科学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学院院士。康德终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康德的生活十分有规律，以至于当地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点半散步经过时来对表。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康德很少受到疾病的折磨。不过康德是一个非常好交际的人，十分健谈，经常邀请客人与他共进晚餐。

     康德的一生可以以1770年为标志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后期则主要研究哲学。前期的主要成果有1755年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其中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在后期从1781年开始的9年里，康德出版了一系列涉及领域广阔、有独创性的伟大著作，给当时的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它们包括《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三大批判”的出版标志着康德哲学体系的完成。

     政治上，康德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支持法国大革命以及共和政体，在1795年他还出版过《论永久和平》一书。康德晚年已经以一名出色的哲学家闻名于世，他去世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康德哲学的中国命运

     自从梁启超1903年在《新民丛刊》上连载《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思想》，首次向中国人全面介绍康德哲学以来，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一百年来，康德哲学不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波涛中，在30—4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中，以及在最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中，都从来没有被长期冷落过，而是周期性地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尤其在今天，当我们真正面向世界与国外的学术思潮进行交流和切磋时，我们发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潮之下，康德哲学是一个思想的储水闸门，各种思想都从那里喷涌而出。但中国思想界的浮躁也严重妨碍了我们对康德哲学的深入钻研。一百年来我们对康德哲学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是浅尝辄止，未能入其门户。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发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惊世之言以来，人们以为国人对康德哲学的翻译与研究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不料随即大家都一窝蜂地拥向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如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却把康德和古典哲学撇在一边，直到经过20年的辗转遍历了西方各种时髦之后，人们才回过头来关注这些新思想在古典哲学中的根源，康德的地位又突然一下子显赫起来。在今天，许多作者在文章中不管懂不懂都喜欢引两句康德，就像几年前喜欢引两句海德格尔一样。然而，反观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基础工作其实是远远赶不上需要的，这首先是指康德原著的翻译。其次，正因为缺乏成系统的、信得过的好译本，也就不能不影响到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一百年中我国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康德著作译本，且大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这些译本译者不同，术语各异，翻译的风格、水平、目的都参差不齐，有些译者并非康德哲学专家，甚至有的只是借康德发挥自己的思想，谈不上对康德哲学真正深入的钻研。至于研究文章和著作，则有不少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更不用说与西方哲学界对话了。对康德思想的众声喧哗与康德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长期惨不忍睹的状况所形成的鲜明的对比，不能不说是国内西学界的一大耻辱。在外人的眼光看来，中国人不知是不能，还是不为或不屑为。

     三大批判新译的历程和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初次对照德文本完成了我的关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硕士论文时，就有一个痛切的感受，觉得我所使用的康德著作中译本亟待改进。10年后，我协助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整理他早年的讲义《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该书1993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我又与杨先生合作撰写《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人民出版社2000年再版），同样深感我们手中长期唯一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即蓝公武的文言文译本很不适用，而1992年刚刚出来的韦卓民白话文译本虽然有所改善，但要据以进行研究仍然不能完全相信（这两个版本都译自英文本）。所以我们在作研究和表达我们的观点时只好还是把所有的引文都从德文原版重新译出来，当时就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即有一天我们也许应该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其他重要著作以更为严谨的态度按德文本重译一遍，搞出一个能让专业研究人员可以信赖的译本，为国内的康德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平台。我们是在一边研究、一边翻译中产生了要译出康德的主要代表作的愿望的。其实可以说，我和杨老师译康德的书从一起研究康德哲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如果从那时算起，则我们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的时间整整绵延了10年之久。

     1997年，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女士约我们翻译一本康德著作的选本，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机会，于是我们欣然答应，并立即动手干起来。当时我刚刚买了一部486的电脑，正在学习五笔字型的打字。人们都说用电脑打字对于长期习惯于爬格子的人来说很难适应，据我体会确实如此，最初写出来的“电脑文章”干巴巴的，一点文气也没有，我都几乎羞于承认是我自己写的。但做翻译是练习打字的最好的方法，只须把书本上的德文字换成中文字就行。我全身心投入到通过翻译来“换笔”的尝试之中，半年之后初见成效。当我们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翻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时，我早已觉得用电脑写字比用笔更舒服。在翻译过程中，我将译出的初稿打印出来分批交给杨老师，杨老师用铅笔在我的初稿上作了极为细致的校订（所花时间大大超过我翻译的时间，以至于我常常要停下来等他），然后再返回来由我在电脑上进行修改。但由于省去了重复抄写的工夫，这一繁琐的工作进行得可以说相当地快，40多万字的书，两年后（1999年）就交了稿。《精粹》出版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好的反响，但也吊起人们的胃口，许多人都说你们干脆把三个批判全部都译出来算了（何兆武先生甚至还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表达了这一期望），而这也正是我们的意思。所以在《精粹》交稿和三大批判的全译之间并没有停顿，在2002年底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内学者最感急需的《判断力批判》之后，终于在去年夏天把另外两个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完成，并由人民出版社在去年底、今年初全部出齐。

     康德的主要著作三大批判新版首次全部由德文原版译出，并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出版，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今年恰逢康德逝世200周年暨诞辰280周年，国际学术界纷纷都在隆重纪念这位世界级的伟大哲学家，我国哲学界也计划在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分别召开纪念性的学术会议。汉译康德三大批判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候出新版，无疑是这一国际性活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首先，康德是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德国古典哲学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各个主要哲学流派的重要来源。施太格缪勒在其《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指出：“把现今的哲学和以往的哲学联系起来的许多历史线索当中，对康德哲学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今天只有少数哲学观点不是以它们探讨康德观点的方式为特征的……即使是对康德哲学持论战态度的学说，也采用了康德的某些对问题的提法，并且是建立在康德思想之上的。”三大批判的新译标志着国人对现代西方思潮循本溯源的新进展，其中自然也包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本清源提供了更适用的文本依据。其次，康德哲学是西方文化理性精神的突出代表，中西文化相遇一百多年来，不论是在本土的学者（如李泽厚）还是海外的学者（如牟宗三），都把对康德哲学的解读当成了一个中西文化和哲学相互汇通的聚焦点。康德三大批判在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历史哲学等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进行中西比较的广泛话题，实际上也是我国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扩展自己的国际视野和进行中西比较的一个重要参照。第三，康德哲学是当代西方许多最新哲学纷纷重新研究的对象，在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美学和形而上学等等领域中都再次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在“重读康德”的世界性潮流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光是英语世界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新译本就有四个，据说比旧译本有很大的改进。今天，国内学者们已经普遍意识到，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基础，就很难对现代西方哲学有深入的理解，也很难与西方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

     教会哲学说汉语

     除此之外，康德三大批判新版的出版对国内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众所周知，康德的著作艰深晦涩，连德国人都难以卒读，译为中文更是一项令人生畏的复杂工程。这也是长期以来康德著作的翻译敢于问津的人不多、也难以有重要突破的一个原因。本次三大批判的翻译全部依据德文原版，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以研究和翻译相结合的严谨态度进行，并采取两人合作、反复校译的方式完成，每部批判前面都有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简介，后面都有详细的德汉词汇索引。它标志着我国翻译界对一个重大难关的攻克，不仅在翻译上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而且有利于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深化。黑格尔曾说过一段大有深意的箴言：“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我们在翻译康德著作时同样深切地感到，这一工作实际上也是在努力“教会哲学说汉语”。这样说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汉语在今天已经有条件来“习知”世界顶尖级的哲学思想即德国古典哲学，这与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的充分发展和成熟是分不开的。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王小波说我们这几代人是靠阅读优秀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来形成我们的文学修养和汉语语感的，其实在哲学修养方面何尝不是如此。贺麟、关文运、陈修斋、王太庆、杨一之、熊伟等一大批卓越的西方哲学翻译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者们一起，打造了现代中国人的哲学语言。在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中，我们有意识地运用这种已经通行并渗透了中国人的日常语感的翻译语言并力求使之纯粹化，发现即使在翻译康德那些最冗长、最晦涩的句子时也最终能够做到逻辑严谨、意义明晰，而这是用文言文翻译所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我们感到现代汉语在当今各种国际化的语言中仍具有它从古代汉语中带来的某些重要特点，这些特点甚至有可能成为它的优点。中国汉字本身不像西方拼音文字那么有一定规范，从词法上来说，一个汉字大都是一词、一声、一形、一意，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如同“意义原子”一样颠来倒去、任意组合，变化无穷，但一旦组合却又具有“会意性”、“粘合性”，即每个字同时又以自身本来的含义加入到组合之中，融汇为一个新的、但又与原来的单个词义有联系的词。所以现代汉语根据需要创造新词、并且把新词创造得就像是一个固有的旧词这种本事，应当比任何一门其他语言都强。从句法上来说，汉语既不能被纳入分析性的语法规则（如英语），也不能被纳入综合性的语法规则（如德语），而是“混沌”的（模糊的）、具有组合的无限可能性的。这对于精确地翻译哲学文本来说，本来是汉语的缺点，但在被改造为现代汉语后，这一天生的缺点竟然变成了优点，即它既可以表达分析性的语法形式，也有办法表达综合性的语法形式。例如，我们在与英译康德著作进行比较时发现，有许多德语所特有的句法形式（如从句的“框形结构”）是英文无法表达的，但现代汉语却能够轻松地表达出来，不失原意和原味。这就是现代汉语语言的“杂交优势”。所以，“教给哲学说汉语”这一理想将不仅意味着汉语的进展，同时更将意味着哲学的进展。我们在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朴素、明白，越朴素才能越明白，才能彰显出现代汉语本身固有的内在骨架和能耐，也才能直接而信实地表达繁复的哲学文体。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国哲学只有在这种文体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使世界惊异的成就来。

周生

我在康德的书中读到关于普遍必然知识的内容有如下追问:
康德认为,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无须追问的事实.但之后就绕开这一话题谈论普遍必然如何可能的.而我的问题恰在于,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否真的存在?文本中,康德只是在主体范围之内证明自然科学、数学以及逻辑学的普遍必然性,他并没有证明普遍必然性可以不依赖于主体而客观存在。现在，自然科学已经被证明不是普遍必然的， 数学也被证明不是普遍必然的，剩下的就惟有逻辑了。逻辑的确是普遍必然的，但它的普遍必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普遍必然，而纯粹是主观的普遍必然。而且，逻辑的普遍必然是人约定的。
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否真的存在？

leon

王玖兴那个译本没有公开出版啊。

leon

转自网大论坛

   
  “康德‘三大批判’全新中文译本首发暨纪念康德逝世２００周年会”纪要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在北京华宝斋举行了康德“三大批判”全新中文译本首发暨康德哲学学术茶座。参加茶座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许嘉璐，在北京的著名西方哲学专家张世英、汝信等，“三大批判”中文译校者杨祖陶教授与邓晓芒教授，以及来自武汉地区四所高校的西方哲学专家。我校校长助理陈广胜教授、哲学学院党委书记段德智教授、院长郭齐勇教授和副院长朱志方教授也出席了茶座。
   座谈会开始时，李铁映同志提出了问题：康德哲学究竟说了什么，他为什么那么说？
   邓晓芒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康德哲学的概况。今年是康德去世２００周年，他的哲学自１９０３年梁启超介绍以来传入中国也有１００年了。人们一直在谈论康德，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要上溯到康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一直都是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研究的人很多，成果也非常丰富。
   康德哲学从探讨知识如何可能开始，是什么样的条件使得知识得以可能，这些条件又有什么界限，它们的涵盖面是什么？《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主要就是这些问题。康德指出，人们感知事物时，总是以空间和时间的方式进行的，空间和时间是人们进行感性直观的条件。康德有句名言，“人为自然界立法”，人所具有的先天范畴作为人把握现象界的必然方式，也是人的认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这就为自然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奠定了基础，回应了休谟的怀疑论。康德在这里颠倒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主观、客观，知识的客观性是由人的主观性建立起来的。康德区分了本体和现象，人们能够认识的只是经过了人的主体认知结构整理的现象界，而本体是不可知的，它是信仰、信念的领域。认识不可能解释它，但是也不能解构它。所以康德为人的信仰保留了地盘。信仰不能被还原为知识，这对今天人们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思极有教益。
   康德的认识论从强调人的主体性出发，人为自然界立法。不过他又对之进行了限制，这种认知的法则只对现象界有效。可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已经提出了“二律背反”的问题，其中第三个二律背反就是探讨世界是必然的还是自由的。在这里康德的结论是我们既不能证明有自由，也不能证明没有自由，它是一个理念。他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则从自由概念的实在性出发，构筑了一个义务论的伦理体系。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做一件事应该是出于他的自愿、自由意志，否则他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所以我们在实践的意义上可以承认每个人都有自由。康德所提出的道德律是高度抽象的、形式化的，排除了一切认知的、情感的考虑和通常的欲望。他认为道德律唯一的标志就是看它在逻辑上能不能站得住脚，不能自相矛盾。人的行为的普遍规律使我们能够做一个道德的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现实的人总是有七情六欲，无法做到。不过在每个人心中总还是有道德律的，所以一个人做了坏事，他会感到惭愧，这是道德律在他心中起了作用。理性给人设立了道德律，可是人又做不到，人不就是没有希望了吗？康德提出了一些悬设，例如人今生做不到，但是如果灵魂不朽的话，我可以在无穷的未来不断向道德律接近。我对道德律的追求也无需抛弃我对幸福的希望。一个道德的人会获得相应的幸福。当然在现实社会里，并不总是善有善报，实际情况往往相反。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上帝来保证我的幸福。本来在认识中，上帝已经被排除出去，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上帝作为一个悬设又被请了回来。
   虽然上帝、灵魂不朽之类的观念只是设置的，可是它们对于人的心灵也有教化的作用。比如艺术，一个有着精深艺术修养的人比一个粗鄙的人要好多了。如果未来人们都通过文化体操、艺术体操提高自己的精神修养，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观察自然界，会发现自然界有着某种目的。有机体就是一个目的。我们看一棵树、一只鸟，我们会发现有些东西是根本不能用机械论解构的，不能还原为物理、化学过程。除了有机体，整个自然界好像也是有一个目的的。人是万物的灵长，好像大自然对人类有着无比的恩惠，把这么好的地球给人类，包括生态链、水、空气。大自然为什么要产生出人呢？我们如果认为人类仅仅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人和动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人只是一种高级动物。很有可能一场灾难人类就灭亡了，他有什么意义呢？可是，人类在观察大自然时总有一种不同的眼光，就是他认为大自然是有意义的。康德认为这个意义就在于整个自然界向人发展，而人类社会向道德发展。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虽然在有些方面有停滞，总的来说道德是不断发展的。当然这些东西在今天还可以商量，还可以深入探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康德的第三批判在今天对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杨祖陶教授接着说：我们从事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与翻译，知道其学术上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只是默默地工作。没有想到，我们的工作会得到学校和国家的重视。我们翻译的“三大批判”能够问世，特别要感谢人民出版社。我们经年累月地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与教学。１９９４年以后我与邓晓芒教授合写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１９９７年出版。又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合作选编、翻译了《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精粹》于２００１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反应较好。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伟珍同志让我们继续扩大译事，在《精粹》翻译完了以后，经过七年艰苦的劳作，终于完成了“三大批判”的全译。
   康德“三大批判”，最重要的是批判的精神，它是反独断论的，反教条化的。这一精神源于古希腊哲学，源于近代欧洲的工业革命、自然科学、启蒙运动，而由康德上升到哲学性的层面。牛顿、卢梭都给康德以巨大影响。康德思想的重大转折，就是从理性主义的“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独断论。休谟的经验哲学启发了康德，使康德觉悟到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但康德又批判、超越了休谟，反对怀疑主义。
   杨祖陶教授指出，康德哲学在今天的巨大意义，乃在于他对“积极自由”的论述，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关于“人是目的”的体验，对“真善美统一”的追求与“德福一致”的探讨，以及“为自由而自由”、“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自由的积极意义是指意志的自律，这不是为了达到其他的目的。只有自律（自由）的意志才是唯一真正的道德意志，使自己的意志成为自由的，也就是使自己的意志成为道德的。这就是为自由而自由的原则。意志自由是道德的基础，自然科学是征服自然以增进人的福利即幸福的前提，幸福与道德的和谐统一则是人类理性最为关切的最高理想和最后目的（“至善”）。他的批判哲学体系探索并回答了“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大问题之后，又追问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这四个问题构成了一个“世界公民意义上的哲学领域”。这些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和解决现代化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学习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均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西方哲学专家张世英先生风趣地说，这次三大批判中文全译本的首发式，应该称之为后发式。因为《判断力批判》中译本２００２年就已出版，在此之前，杨祖陶教授和邓晓芒教授已经于２００１年出版了《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现在一般所谓首发式，人们根本没有看到这本书怎么样，它又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读者的议论。“三大批判”有的部分已经出版几年了，经过读者的检验，也经过专家的议论，它的价值已经得到了承认。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首发座谈尤其有珍贵的意义。张世英先生着重谈了第二批判的内容。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义务论。我们不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是纯粹出于道德律的命令去行善。不计较个人的利害才叫做善。这种摆脱了各种利害的人就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个思想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希腊人考虑有限、无限、世界的本质这些问题，完全不是出于利害，而是纯粹的对知识的追求。柏拉图也将人分为三等，一种是爱钱的，第二等是爱名誉的，它比前者高，而第三等是最高的，它是爱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著名西方哲学专家汝信研究员充分肯定了康德“三大批判”新的中文译本的价值。他说，我祝贺“三大批判”全部由德文译出，这是了不起的大事。以前有过一些康德著作的中译，不过完整的不多，从德文翻译的不多，而且学者们翻译的术语不统一。这一次由杨祖陶、邓晓芒教授从德文翻译出三大批判的全部内容，对于国内康德哲学研究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汝信先生指出，康德思考到“人是目的”，人是人本身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他讲《什么是启蒙》，很有意义。康德的批判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康德哲学富有生命力，在今天还有极高的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康德哲学的翻译者李秋零教授及来自武汉的黄见德、曹方久、彭富春、段德智、郭齐勇、陈广胜教授也分别就康德哲学与本书出版的意义讲了话。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女士从出版界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呼吁出版界不要全部追求经济利益，也要有自由精神，多出学术精品，为社会文化作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同志接着张伟珍女士的话题指出，现在在高校中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气氛。各种职称、评奖以及发表论文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使学者们非常浮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学者们完全不计较名利也不现实。所以如果有哪个单位的领导悟出这个道理，可以对学者区别对待，搞基础研究的，就像杨祖陶和邓晓芒两位教授，可以几年没有论文，最后拿出厚重的成果。而出版社则根据出书的质量进行奖励。同时还可以设立一个基金，对这些学者的生活、研究进行补贴。我们现在亟须把学术的泡沫吹掉。许嘉璐副委员长特别称赞了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倾全所之力花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故训汇纂》，现在康德“三大批判”中译本的出版，标志着武汉大学的文科可能即将腾飞，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充分肯定了杨祖陶和邓晓芒两位教授的功绩，指出，今天的社会需要这种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学术精神，对关乎我们的社会、时代的诸多重大思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可是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是浮躁。政治方面的浮躁是要翻船的，而文化思想上的浮躁也很害人。许多书通篇读来让读者不知道它想说什么。中华民族的思想要清醒、要深刻，才能进行理性的批判。一个不清醒、不理性的时代不知道要出多少乱子。中华民族的振兴，今后几十年都处在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以及世界各种文明的思考的阶段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之中。而研究就要思想解放，也就是要进行理性的思考。李铁映同志呼吁在思想界要提倡一种深刻的理性思维。哲学界陷入浮躁，以功利评判思想，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实践的发展、科学的发展都要借助于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理性思维的深度，是中华民族成熟的一个标志。哲学家的任务是重大的。康德的“三大批判”的出版，是哲学界、思想界的一个重大的事情。它会促使大家思考什么是理性，如何进行理性的思考。哲学有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它可以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束缚，提高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康德是两百年前的德国文化巨人，他使用的是那时德语的话语体系。而中国的翻译家在翻译他的作品时是在创造、使用新的汉语的话语体系。它要变成我们时代的哲学和精神就必须经过翻译。中国传统的注疏就是一种翻译和再翻译。中国的学者们“吃进去”的是中外思想的原料，吐出来的是和中国当代思想相结合的乳汁。李铁映同志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探讨的是人的知识如何可能成为真理，具有正确性。而他批判了那种怀疑主义的不可知论，也对理性认识进行了限制，从而对某些人认为的认识、真理的绝对化进行了批判。康德哲学是对启蒙时代及科学初步发展的总结，为以后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什么是科学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实践。不过有很多东西不是立刻就能用实践检验的，例如理论数学、理论物理学。而道德、社会文化、历史等领域也没有绝对的真理。
   康德的批判哲学是西方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重新思考。今天中国也处在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时刻。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把它当作教条，当作绝对的东西，就是束缚。在今天中国前进的过程中，谁能够阻止中国人前进的步伐？没有外人，只有中国人自己。我们现在是自己束缚自己。思想的束缚是今天我们各项事业中最大的羁绊。哲学家在当今时代的任务非常重大，要解放人们的思想。那么谁又来解放哲学，解放哲学家们呢？这依然要靠哲学家自己。就是说哲学家们要解放自己的思想，不再搞教条。哲学是一团圣火，什么东西都要烧掉，都要熔化掉，不剩任何东西，没有教条。不论是人、社会还是哲学家，只要去触摸哲学，也就是让哲学触摸你的灵魂。李铁映同志殷切地期望武汉大学能够把哲学这把“圣火”点燃。
   ２月２６日上午，武汉大学与人民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隆重举行“康德‘三大批判’新版座谈暨康德逝世２００周年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院士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出版集团负责人和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黄书元先生分别致词，对武汉大学的领导、专家深表谢意。他们欢迎武汉大学和各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把精品拿到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其它出版社出版。邓晓芒教授代表译校者讲了话。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汉学家寇文刚先生指出：康德“三大批判”新的中译本的出现，是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一件大事。德国外长费舍尔先生在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２日接受德国广播电台的采访时，就强调了康德哲学的重要性及对他本人的影响。康德哲学的关键概念“批判”，从他本人一直到现在都是现代思想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它表现了人在思考的自由精神。同时人的自由也给我们带来了在道德上做出各种选择的必要。康德以来的批判时代，每一代人都避免不了道德选择的考验。让我们弘扬康德哲学的精神，包括面对这种考验。
   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梁志学研究员对杨祖陶、邓晓芒译著的出版表示感谢与祝贺。他特别讲到翻译哲学名著的艰难、辛苦，没有做过这一工作的同志很难体会到这一点。“三大批判”从德文全部译出，在现代汉语世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康德奠定了一个基石。他指出：杨祖陶与我的老师贺麟先生，一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他要求我们把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杨祖陶、邓晓芒两代人真正继承、光大了贺麟先生的事业。他指出，对于西方哲学的从业人员来说，没有翻译基础的研究是空洞的，没有研究指引的翻译是僵死的。
   张世英教授特别指出，这是师生合作的典范，他们两位都是书生，不计名利，超功利，甘坐冷板凳，敢为天下先。张世英先生说：武汉大学的领导有学术气魄，这一成果预示了武大文科有突破性的进展。我预祝武大文科为学术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钟宇人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也发了言。他们指出，康德哲学对于我们今天讲的“以人为本”，“主权在民”和“世界和平与发展”都有现实意义。康德哲学离现实很远，又很近。现在我国西哲史界对古典哲学不够重视，都去做现代的，而武大哲学学院在这方面做得不错，重视古代，重视原著经典。他们对杨、邓师生二人合力完成这一译事，对于他们二位以及武汉大学严谨治学的学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资深的西方哲学专家、《人民日报》理论部前负责人汪子嵩先生身体欠安，在女儿的陪同下，抱病出席了会议，对杨、邓二先生表示热烈祝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黄楠森先生给杨先生打来电话，高度评价了“三大批判”汉译本的出版。出席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的专家还有：何兆武、王树人、沈真、薛华、李景源、李德顺、李鹏程、霍桂桓、王晓朝、靳希平、张祥龙、张志伟、韩震、丁冬红、郭大维等。我校校长助理、社科部部长陈广胜教授与哲学学院的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校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对主办此次会议非常关心，指示要借助这一活动展示我校的学术精品、学术精神、学术风格与气度。

leon

以下是引用周生在2004-4-23 21:39:58的发言：
我在康德的书中读到关于普遍必然知识的内容有如下追问:
康德认为,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无须追问的事实.但之后就绕开这一话题谈论普遍必然如何可能的.而我的问题恰在于,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否真的存在?文本中,康德只是在主体范围之内证明自然科学、数学以及逻辑学的普遍必然性,他并没有证明普遍必然性可以不依赖于主体而客观存在。现在，自然科学已经被证明不是普遍必然的， 数学也被证明不是普遍必然的，剩下的就惟有逻辑了。逻辑的确是普遍必然的，但它的普遍必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普遍必然，而纯粹是主观的普遍必然。而且，逻辑的普遍必然是人约定的。
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否真的存在？

康德认为普遍必然的知识是客观的，这话不假。但是说是客观存在的就出了问题。因为对康德来说，客观性就意味着普遍必然性，没有包含主客二分的思想。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具有普遍必然性这一点康德给出了充分的论证。康德的论证在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中是有效的，从内部很难提出反驳，后世的反驳大多都是从其体系之外进行的。你的质疑也是如此。如果用康德的思路来反驳你也很容易，普遍必然性在于先天范畴，先天范畴先在于人，是人约定了先天范畴呢还是先天范畴规定了人进行约定的界限呢？再谈谈主观和客观，在康德那里没有后世大炒特炒的主客二分（当然康德之前也存在），在康德那里一切都发生在之间——物自身和人的认识能力（感性知性理性）之间。

leon

又搜到一条信息：
李秋零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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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4-4-21 16:22:01 来源：哲学研究网 阅读25次
   


    为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继李秋零教授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出版之后，《纯粹理性批判》单行本也于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先将在4月24日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康德哲学及其现代意义”学术研讨会上与读者见面。译者力求能够在康德著作的翻译和理解方面有所创新，对一些术语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ISBN 7-300-05275-4/B·329；页数634；定价：￥38.00。

王晨

以下是引用周生在2004-4-23 21:39:58的发言：
逻辑的确是普遍必然的，但它的普遍必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普遍必然，而纯粹是主观的普遍必然。而且，逻辑的普遍必然是人约定的。

这个说法太外行了。康德会被气死的。[em15][em15][em15][em09][em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