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自然的栖息，充实了
倏忽飘逝的时间之像，
犹如花儿点缀着林木
人们环饰以圆满处高天的闪光。
——荷尔德林（Hölderlin），《眺望》
一首诗的意义只能是一首诗，不过是另一首诗——一首并非其本身的诗。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
布罗茨基站在时间的某一点上，拒绝了那个出于道德上卑鄙、人性上不能承受的中心，也拒绝了“废墟与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诗学”，在布罗茨基看来，后者代表了对于艺术自身的否定以及对个人创造性的毁灭，它不能提供一种时间性上的持久策略来维护自身的发展，诚如彼得•比格尔（Peter Bürger）所说的那样，“每当历史上的先锋派运动对艺术发展中的飞跃的意义不被看成对艺术体制的攻击之时，形式问题（有机与非有机的作品）就必然会占据人们注意力的中心。”50如果非要找出后者与诗人创作之间有何内在联系的话，那就是两者所共同具有的偶然性特征。布罗茨基曾写道：“......他之所以写诗是因为语言的诱发，或者说简直是命令他接着写下一行。一个诗人一旦写了开首，他通常不知道这首诗将怎样结束，因此他往往为这首诗的发展感到意外，因为它往往超出他的预料，并且深于他最初的构思。这就是语言的未来侵入现在的时刻。”51在这里，诗人将语言的未来所预示的未知状态形象化为对现在时刻的入侵，这无非是在表明，诗人的信用与权威只停留在一首诗的开始阶段——而作品的中间发展阶段一直到结尾，则是任由偶然发展的时间膨胀体。波德莱尔对此的观点是：“人们如果说它没首没尾的话，那将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这里所有的篇章都同时是首，也是尾，而且每篇都互为首尾。”52这也就是说，语言的未来使得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开始或者结尾，这种优势是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但却以牺牲整体为代价。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所谓“节约的时间越多，也就越花得起”也是在表明这一层含义：就作品而言，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行文中意义空白的缩小看作是节约时间的有效手段之一，另一方面，这种手段又由于行与行之间互为首尾所结成的多种可能而受到约束。简言之，节约时间只为把它们浪费掉。在布罗茨基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正好是这种情况——诗人是挥霍时间的高手——与其说他有能力使时间的未来不断地涌向现在，毋宁说是时间的张力只能形成于诗人对结尾的想象和实际的结果之间。
对诗人来说，那些相对成功的作品应该包含了对创作过程之中流逝时间——行与行之间构思所花费的时间、出于某种原因诗人不愿将作品示人而隐没的时间——的某种暗示，时间的未来在诗人写下一句诗然后又删掉后逃逸了，诗人只能再次邀请那个未来。关于行与行之间的意义空白所造就的时间性，布罗茨基在论述曼德尔施塔姆的《文明之子》中这样说道：“所以，我们不必讨论曼德尔施塔姆诗歌中的时间主题，最好去讨论既作为实体又作为主题的时间本身的存在，因为诗歌里有其立足之处，那就是诗行中的停顿。”53显然，诗人从曼德尔施塔姆那里受益匪浅——他认为曼德尔施塔姆在第一部和第二部诗集中主要表现了“时间流逝的缓慢、粘滞的感觉”，进而诗人又由这种停顿总结出“时间纵令没有因此中止，它至少被浓缩了”的结论。这种停顿造成的词语意义的跳跃，我们在上面的章节里做过论述，在此不再过多强调。我只想指出，布罗茨基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记忆载体里找到了自己的映像，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后者的观点——“所谓诗歌的音乐其实是以一种特别方式再现的时间，这种方式将诗歌的内涵载入一个从语言上说是不可避免的、难以忘怀的核心。”54事实上，在诗歌中采用停顿的方式也正是诗人对生活与命运的一种体认——“我如果按时间顺序或任何暗示直线发展的方式叙述我的生平，那便是扯淡。”55在布罗茨基那里，回忆本身不是对时间线性的呈现，而是对在那些记忆中的过于相同事物的纠正，从而使得诗人在写作的那一刻获得与记忆对等的、感同身受的体验。因此，所谓的连贯性的回忆叙述只能是一个谎言，它是对那种在相同事物之中而模糊了具体时间的否定。诗人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上述那种无意义叙述的反驳，是正义与良知的庇护所——布罗茨基明白，散文是对诗歌中无力或者由于自律要求而无法更多表达罪恶的有益补充，换句话说，在诗人看来，诗歌在回忆的前提下不能更有效地表达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尽管我并不否认回忆本身正是反省的开端。诗歌无法展开更多的苦难——即便是可以做到，诗人也不会随意接受这样的要求——散文恰恰弥补了这一对布罗茨基而言很具道德意义的缺憾。但只所以布罗茨基一再强调诗歌是飞行术，是坦诚、高贵的最高形式，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诗人意识到了诗歌“不能让任何事发生（奥登语）”，同时它也无法阻止任何事情的进程——正是诗的此意义上的无用，使得布罗茨基正视了这种无用，并且将道德意识更多地遣送到了散文之中。
在《小于一》中，诗人写到了两个记忆中的细节——与其说这是不经意写到的倒不如说是诗人对时间感受的一次验证——“在我的经验里生活从来不是一连串界限分明的过渡阶段，准确地说，它有如滚雪球，雪球越滚越大，某一地点（或某一时间）也就愈加酷似另一地点（或时间）。”接下来，诗人描述了1945年与母亲在列宁格勒的一个火车站看到的一个场景，布罗茨基关注的是那些在混乱无序场所中的人群：
火车站恰似一片太初混沌的景象。人们像聚集的苍蝇，密密匝匝地包围住运载牲口的货车。他们向车顶上爬，推着，搡着，拉着，扯着......。不知怎么的，我的目光落在一位老人的身上。这位秃顶、安着一只木假腿的老头子一次又一次试图挤进车厢，但又一次又一次被已经登上车厢踏板的人推下来。列车启动了，这老人拖着腿单足跳着向前追。终于，他攫住一个车厢的门把手，这时我看见车厢口的一位妇人提起水壶，将沸水从这个老人的秃脑壳上浇下来。——老人摔了下来，成千上万条腿的布朗运动吞噬了他，我再也没有看见他。
紧接着，诗人将这个事件与二十年后的一件事结合起来——一批遭到当局逮捕的“伪警”，这些犹太人无疑例外的是由于和德国占领军勾结而获罪的，下面是诗人对其中一位在行刑前与狱警对话的记录：
据说一位看守头儿在路上问他：“古伦维茨（或者金茨伯格），喂，你最后有什么要求？”“最后的要求？”那人说道，“我也不知道，......我想撒尿......。”
在对以上两事件，布罗茨基用一种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口吻来加以描述，这使我想到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对观影者的论述：“在过去这几十年中，‘公益’照片在唤醒人们良知的同时，也造就了良知的泯灭。”56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布罗茨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目睹了太多的罪恶与他人的苦难，按照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了解几百个，也许不止几百个类似的故事”，57这使得诗人对于此类事情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不再感到震惊——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目睹的种种他人苦难由于太多而具有了一种可怕的“公益”性质。但是，布罗茨基在这里只是假装对此无动于衷——事实上，这些未被写入或者说不能很好地被写进诗中的残酷已经作为诗人经验的一部分而无法割舍，换句话说，在作为记忆载体的时间里，散文构成了诗人对现实中的他人苦难的良心呼应，释放了对普通人、“无产者”的关注与同情。作为作者，布罗茨基提及上面的事件，一方面是对那个自我关于回忆的时间理论的阐释而显得说出它们纯属偶然，另一方面，就散文之于诗人的道德感而言，又具有必然的性质。
正是从上述角度，布罗茨基反对那种特权化的文学，并且认为只有少数人享有该特权的社会一定是“不健康并且是危险的”。58我们在这里也许会发现，诗人一方面抵制文学的特权化倾向，另一方面却又对文学的语言有一种极端的表述——“现今存在着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作家，尤其是诗人，在作品中应该使用市井语言，大众的语言。尽管这在外表上颇具民主的意味，亦能给作家带来明显的便利，这其实是个荒唐的主张，......大众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59——这两方面似乎互为矛盾。但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区分的话，便会发现，这其实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诗人的观点做以下的区分，即“应该让大众拥有何种意义上的文学权利”和“文学的读者在什么意义上才是少数的？”换句话说，文学，尤其是诗歌，在诗人看来是注定与大众无缘的产物——它根本无须迎合读者；但诗人抵制文学的特权却是旨在说明，意识形态所发明出的检查制度使得大众根本没有享有文学的权利——不论是小说还是诗歌。因此，就事实而言，布罗茨基具有的文学贵族化倾向并未使他转而对特权化持肯定的态度——然而，我们依旧需要强调，这里所说的贵族化倾向，也仅仅是就其作品的受众群的多寡而言的。不过，这仍然无法解释那个“写，就是某种特权”的观点，正如萨义德所言，“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这种说法是真确的。然而，也有必要强调那种状态带有的某种报偿，是的，甚至带有特权。”60对布罗茨基而言，即便不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流亡者，这种特权依旧存在。只要诗人还在写作，还活在语言之中，这种特权就不会消失。但是，这种悖论之所以并不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只是对特权的一种极端化的思考，这种思考一旦成为现实，人类的智慧也有将陷于停滞状态之中的可能——某种意义上，布罗茨基是以拥有这种特权为骄傲的。
一些词语，尤其是名词，具有能够唤醒诗人在时间中的某些特殊记忆和神秘体验的功能——虽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我们并不能否定那些词语在诗中的确具有一种体验无时间性状态的可能。在布罗茨基的诗中，我们并不难发现一些名词所蕴涵的特殊意义，这些词语帮助诗人找到了那种时间中对事物记忆瞬间重合的可能。按照范畴划分，这属于诗人的私人体验——他首先应该在诗中创造出这样的回声，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读者无法与之分享，相反，如果诗人把那种效果表达到最佳，我们也会体验到某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哀泣的缪斯》当中，布罗茨基再次强调了诗歌的这种功能：“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惟有诗歌可以应付现实，它将现实浓缩为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61诗人所要做的就是充分发挥词语的时间性和延长词语之间的意义空白，以及考虑如何以一种谦卑的方式来邀请那个时间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词语与所要处理的主题之间并没有必然而强硬的逻辑联系——词语，这个可能唤起记忆片断的重要因素，很有可能把一首诗的结尾引向另外一首诗，一首还未成为文字的诗。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偶发性并不随时都意味着那记忆特殊性的呈现，有时候甚至是一种破坏——偶发性把诗歌带到一个全然焕发着机遇的境界中。这种偶发性作为现代主义的产物，是伴随着我们对于那个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出现的——这种偶发性倾向于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暗示，即我们对自身命运的茫然，以及回避那个时间结尾期限的必然性。这正如奥尔特加（Jose Ortega Y Gasset）在《大众的反叛》中提示我们的，虽然“我们的世界或者说我可能的存在总是远远大于我们的命运或我们实际的存在”，但是这种“主体潜能的剧增”造成的结果之一却是“在自己的充盈富足中茫然不知所措。”62也正因为如此，诗人的想象力和其它写作上的技巧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诗人最佳的状态写作也只是对于这个无限潜能意识的有限描述。这也是为什么布罗茨基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完美的构思全属二流（《我坐在窗前》）。”在这里，诗人面对的是一个与以往全然不同的、蕴涵了所有可能的现实，它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于时间不连续性的理解。“她（阿赫玛托娃）选用的形象越是具体，在格律的陪伴下，它越发显得是个临时性的选择”，63这种临时/偶然性的模式是源于时间对个体不断催逼而产生的消遣，对诗人而言，落实在词语上的就是对这种消遣的理解——“广泛接触时间知识，或者换个更准确的说法，接触时间的再现记忆，会在人的头脑中产生一种不规则的加速度”，64值得强调的是，布罗茨基借写他者来完善自己对时间性的理论，其意义也正是在于对他人在时间中命运去留的一种关注，尤其是诗人处理此种关注的方式——多余的、随时准备浪费掉的理论正是保存语言坦诚的绝佳方式。
换句话说，布罗茨基把自己隐蔽在了别人之中，隐蔽在了他人的时间中。虽然对时间的无限而言，这并无过多的意义——肉体的普遍消亡是对有限的最终解释——但是诗人发现了这种隐蔽对于自身的意义，那就是那种偶然性之所以伟大完全有赖于诗人对有限的认识，因为他将会发现，甚至正是这种偶然性创造了诗人与他人之间的某种继承的关系——那种时间的连续性在这里找到了入口，它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因为理解布罗茨基，就意味着理解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2004年12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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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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