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近天花板的床

新张打电话油

“认识到的比没认识到的多很多”


自满了

马骥

羊啊，我觉得我说的不文化，
也不夸大，但人在说话的时候，往往都有个针对的背景，所以那些词是我引用的，并不直接代表我的判断。两种语言，不管我用什么样的词来指认，是假定我们对其都有了阅读的感性经验。而且，我说了哪种语言更好吗，没有，那么补充一下我的言外之意：不要简单地用一种（及其相关的话语）反对另一种。
小说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可能只有去感悟，没法说什么了，具体是什么不是什么都没多大意义。
另外，石留的小说，意象一直很繁复、紧张，福柯有句话很好：我不需要快乐，我需要极度的快乐，这种high到极点的语言很迷人。至于这篇小说我觉得已经非常好读了，因为里面强化了叙事，但或许因此容易让人从整体上要求细节的坚实。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再想一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5 21:12:44编辑过]

新张打电话油

喜欢阅读这种有挑战性、有阻力的文字。像一个人造的梦境。有时候又可以理解为作者经验的映射。“我的梦里布满了灰色的、粗糙的皮肤的皱褶，那肯定是和我的犀牛有关的。”我觉得这句使把这些文字当作与现实相关的梦境来阅读成为可能。梦境的意义往往是不确切的，有时他在引导理解，有时阻止理解。在手边却抓不住。石留注意了与读者保持这种同极磁铁般的距离。小说充满荒诞的同时，作者不断插入第一人称和自我经验、记忆，使我觉得这个“我”从小就是生活在这个不同的世界里的。或者那个世界才更合理、更正常！也许过段时间之后我会从里面得到一些寓意，但也许这些文字把各种幻想塞到我脑子里所产生的快感才是更重要的。

石留

恩哈，谢谢诸位，等我把想法好好清理一下再来做答。
现在能说的是：
文学反对屠格涅夫，
——等等等等，待以后详谈

黑暗海

看过马留的小说,以及回帖,我一直以来困惑着的问题也想一吐为快:这样的小说到底有什么好?我只想问马留,写这小说时,你有过快感吗?
   我想,你的确做到了,用不庸常的话表现了你的感受,可是除了让人敬佩你语言的准确,你的感受却让人庸常.小说给人的到底是什么呢?

门兴格拉德巴赫

hei，不严肃地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马加爵的私人笔记以削去那层可能导致误解的轻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7 12:17:05编辑过]

宇文光

以下是引用门兴格拉德巴赫在2004-5-7 12:15:03的发言：
hei，不严肃地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马加爵的私人笔记以削去那层可能导致误解的轻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7 12:17:05编辑过]

哈哈，有意思

石留

文学有两种基本性质，一为散文性，一为诗性。
中国的传统中的文学，或曰抒情，或曰叙事，或曰载道，舍此无他，即便诗歌也是如此，这是令人多少有些惊讶的。
感情的释放（屈原、李白）、故事的描述（杜甫）、伦理的宣扬（陆游），都是散文性的，将一首诗歌命名为“抒情诗”或“叙事诗”，多少有些可笑，因为诗在本质上无所言语。然而中国的古诗却几乎完全宥于“言志”或“载道”的分类，这又是可悲的，它们只能被如此分类，这尤其可悲。
说李白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我不能认同，在我的词典里他是个值得称道的韵律散文家，两千年来的诗人几乎概莫能外。但李商隐缔造了中国最令人称奇的诗歌文学，为什么李商隐在现代的声誉更胜于古代？因为他开启了一条孤独而狭窄的直通诗性的道路——“诗”是一个近现代概念，三百年前没有诗，只有韵脚。
禅宗在中国文化中可能是最近乎诗性的，虽然它是一门很不厚道的学问。但它在日本却比在中国更接近诗。谁说日本人以剽窃他国文化为乐事，那他一定对文化创造的精微之处毫无认识。日本人是一个有着炽热诗心的民族，从徘句到川端康成，都可以看到这种诗心的妙用。“公案”是一种肥皂泡，中国人只看到它的大，在其爆裂之后就一无所获，日本人却看到泡沫在日光映照之下的五彩花纹，甚至将它在爆裂瞬间喷出的色彩也固定下来，演化出种种繁复的仪式。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死倔脑筋只得了禅宗的皮毛，殊不知禅宗的皮毛正是诗心的精髓，禅宗的精髓却不过是一个空荡荡的泡。
那么诗到底是什么？说到底，它是一种仪式。仪式初看起来是空洞而无内涵的，在追求“人性”的人那里是莫名其妙而单调乏味的，但所有的宗教情怀想将狂热聚焦时，却只能依赖仪式，它在行进、咏唱和伸展肢体之时一再触发那致命的开关，每一次触发都激起海啸般的力量，通过填满个人时空的共振，情感在巅峰处发出太阳般的火光。音乐是此种仪式最好的代言人，它是声音的纯粹仪式，正如舞是肢体的仪式，有了乐舞之心的人也就有了诗心。
所以诗在根本上是宗教性的，我们在其中看到一头半人半神的怪物，百无禁忌地大笑着。为什么最好的诗歌让我们目睹神的驾临？因为神就是仪式的本质，一切宗教不借助仪式无以成为宗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更是仪式的产物。不单单是思维或言语造出了神——那是就神的虚伪性而言，而仪式造出的神则使神具有其现实性。
饶有趣味的是，提及神的诗歌多半是不具神性的。
散文予文学以质感，诗予文学以神性。
那么小说呢？
传统的小说类似于巷尾杂谈，倘若散文性或诗性不蕴于其中，它在文学上将毫无价值。现代小说正被这二性逐渐充满，“三言二拍”之流是以糟粕为核心来构筑的（君不记快嘴李翠莲！），幸运的是现在它们正被清除出去。
卡夫卡使得小说具备了成为一门高级艺术的可能性，他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将小说彻底地诗化。在此之前，主流的小说至多达到散文的境界，至多以它们的质感令人为之折服，而在卡夫卡之后，小说的主流开始跃进一层，人们了解到它可能成为一门综合艺术，一门综合了散文与诗的博大艺术，假如它能在两翼齐飞的状态下登峰造极的话，那么它将成为最卓越的文学，博尔赫斯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它的可能性。
从诗的仪式意义上而言，它是一种舶来品，亚洲人是有诗心的，他们可以被激发却不得不借助外力，因为仪式在基督教文化那里绽放了最大的光彩，教堂、唱诗班、圣餐仪式绝不像中国的寺庙文化一样与世隔绝，它们不是方外高人的专利。基督教典礼毫无疑问在世界诸种仪式中铺张最广、植根最深、力度最强，则基督文明为世界奉献最顶峰的诗心也就不足为奇了。自然，谈到对仪式的追求，我们还万不可遗漏刚才谈及的日本，关于它的茶道、剑道，以及诸如此类在行为上郑重而苛刻的礼节。在文学上他们同样善于在最模糊的层层空间里点起朦胧而诱人的灯。
对一个无神论的民族来说，缺乏诗心同样地不足为奇，我们也不难理解在中国，为什么左派的文学水准要远远高于右派，为什么和鲁迅一比，梁实秋就成为彻头彻尾的宵小之辈。因为左派观念中隐隐蕴涵着宗教狂热的因素，这种狂热通过文学中的仪式行为可达到最佳状态的理解和发扬，或者说，个人精神中的仪式气质决定了他将成为一个左派。
我尾随李商隐、卡夫卡的道路（但我视若畏途的是李的中国式浓情和卡的德奥式古板），念着自己的咒语，躬行自己的仪式，我点的灯什么都不曾照亮，我古怪的肢体姿势什么都不曾证明，它们是属于我，以及与我心相通者的宗教（虽然我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也不愿握任何一个教徒的手）。它不奢求宏大而只向往坚定和虔诚，它不追求质朴宛转而顽固地要求惊世骇俗的眩目华服，它无视任何现实的沉重而专注于心象哑剧的上演，千种伤痕、万般情愫、一切人生悲悯、世道洪流的重要性都比不上一个氦灯笼带来的模糊哭声。它只有一道狭窄的小门，一道残破的独木桥悬在雨夜中摇摇晃晃，上面传来引路者的悠扬笛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7 22:33:0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