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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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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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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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表于 2007-8-4 13:31:5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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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骂黑蓝几句,看到卞之琳的诗,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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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黑蓝确有某种值得警惕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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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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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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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2:1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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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口味跟我不太一样，我记得住的他的几首诗歌，排行第一的是，“乡下的小孩子怕寂寞，枕头边养了一只蝈蝈----”那首，早些时候，一个人在家，就总是会想起。还有那首“冷北风里的老鸦，那儿去哪儿去，哪儿是你们的老家----”我想，其实卞之琳是一个呆呆的小孩。那些梦幻般吟吁的诗句，跟之后海子的诗句有些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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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个时代的诗人，我更喜欢穆旦。

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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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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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小成

Luc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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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表于 2007-8-4 13:32:10 |只看该作者

卞之琳与徐志摩、闻一多、废名 (阅15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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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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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之琳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现代诗人，与他同时代的师友一辈，对他的诗的生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并不很多。除徐志摩、闻一多以及废名曾使卞之琳从思想上、艺术上获益匪浅外，笔者认为，没有别的人在卞之琳的诗中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记。 徐志摩闻一多 徐志摩是卞之琳的业师。卞之琳做徐志摩的学生，时间虽然很短，只1931年间上过他的英诗课不足一年，但却是徐氏将卞的课余习作第一次介绍给刊物发表而从此登上文坛。首先基于这份“私人的情谊”，卞之琳1941年编写《十年诗草》，就将它题献徐志摩，向逝世也正好10年的老师“交了卷”。 另一位新月派主将闻一多，卞之琳并没有成为他的及门弟子，但也一直执弟子礼甚恭。1933年卞氏于北大毕业前，就曾“面聆过”时在清华执教的闻一多“写诗方面的不少教言”。受教最多的则是在这年暑假，为了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去闻一多清华西院家中催序多次。 闻一多其时已转向中国古典文史考证，虽然卞之琳抗战爆发后于武昌，抗战结束后于昆明，曾往闻一多家中多次看望，却未详如何话题。闻一多曾称卞之琳为“技巧专家”，又对卞氏不写情诗、未走上象牙塔表示赞扬。 卞之琳接触两家诗，却远在20年代上大学之前。1925年还在初级中学时，他就邮购了《志摩的诗》初版线装本。也早在中学毕业以前就已“熟稔”《死水》及零篇诗作。卞之琳最初的诗，不免于新月诗人的情调，不久后，当他摆脱了那些表面的痕迹后，徐、闻给予他的持久的影响，却仍是构成其诗的几个基本的要素。张曼仪说：“徐、闻诸人给他的影响，说得上持久的有两点：第一就是能够戏剧性地描绘一个场面，第二就是能够灵活地运用口语。”事实上还可以加上第三点，即她后来说的“能够接受而且受用无穷的格律的制约”。 以京白为宗的口语化 卞之琳晚年论及徐志摩、闻一多的诗，特别称道二位所使用的“活的语言”，数篇之中，三致意焉。他说： 《志摩的诗》和《死水》，虽然风格不同，一则轻快，一则凝重，虽然同样“拿来”西诗格式，也羼入一些文言词藻，但用现代汉语，特别是用口语入诗，都能吐出“活”的，干脆利落的声调，很少以喜闻乐见之名，行陈词滥调之实。 在另一处，他又说徐、闻在成熟时期的语言运用，“站”得起来，并不“躺”在那。联系到他自己，他认为： 我自己写新诗，经过一段曲折道路，刻意在实践里也学习这一方面，还感到难以企及这两位师辈的这种艺术优点。 卞之琳受徐、闻的影响而能够“灵活地运用口语”，笔下也就有意无意地出现了北方话尤其是京白的特有成分。它们多见于30年代初期的诗作中，后期《慰劳信集》中也有一些，中期则较少。 比如说，“儿化”是北京方言中最突出的现象，卞诗中出现得相当多：“道儿”、“调儿”（《傍晚》），“头儿”、“酸腿儿” （《黄昏》）。 卞之琳“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在北京生活已逾70载而乡音犹浓。他钦佩徐志摩“敏锐的”、“语言感觉力”，说“他讲普通话以至京白是能得其神的，虽然也总带江、浙口音”。反观自己，则未之能及。他早年就说过： 想起话来，我就悲哀，我学话的本领实在太差了，算起来我在北平已经住了五六年，有如此好机缘，竟没有学会几句京话，直到现在仍然是一口南腔北调…… 其实，舌不如人未必笔不如人。从他1930年亦即到北平一年后写的诗，就已经可以见出他对京腔京调出色的语感。 当然，变化中自有不变者在。卞之琳受徐、闻影响，坚持用圆顺洗炼的口语写有规律的诗行，虽在30年代中期，也仍是比重上的差异。 他的诗中，充满了“同意和反对”、“肯定和补充”、“问和答”的关系，充满了疑问、祈使、感叹、反诘的语气，这就为口语的使用留下众多的余地。 显见或潜在的戏剧化 最能显示出从徐志摩、闻一多到卞之琳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他们的“戏剧性独白”体，如《一条金色的光痕》、《天安门》和《酸梅汤》诸诗。同时他也不写闻一多写过多首的单纯的叙事诗。然而，若论小说化戏剧化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卞之琳又远远超出两位师辈。 然而，卞之琳的诗，既能于有戏处无戏，亦可于无戏处有戏。 30年代初期的诗是情境的写实，那些最易于发生戏剧性冲突的地方，表面上却取消了冲突；中期转向观念的象征，那些最难于表现为戏剧性冲突的地方，却往往存在两种相对的事态和情境，经一二人物的言行牵合一处，而造成对比的形势，产生戏剧性的冲突效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正足以说明，最初受惠于徐、闻的戏剧性因素是如何全面地深入到卞之琳诗的构成之中。 “文革”过后卞之琳重新开始写作，最早的几篇文章中就包括了《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80生辰》和《徐志摩诗重读志感》。 由于徐志摩其人其诗1949年的命运，后一篇文章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可见徐、闻二师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之重、位置之高。难得的是，当时的形势与个人的情感都不曾导致他抑扬过实。20年后看来，仍觉其分析中肯而评价公允。 废名 以笔名“废名”而闻名于30年代的冯文炳（1901～1967），湖北黄梅人，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师事周作人，为知堂门下四弟子之一。善以冲淡简练的诗化文笔写乡土小说，有《竹林的故事》（1925）等作品行世。抗战前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同时代文坛与学界的师友一辈中，废名属卞之琳相识较晚、相交较久且相知较深的一位。1983年卞氏在为《冯文炳选集》所写的序中，曾自述与废名的交往： 我在1933年大学毕业期间，在沙滩老胡同他住处和他第一次见面，从此成为他的小朋友以后，深得他的深情厚谊。他虽然私下爱谈禅论道，却是人情味十足。他对我的写作以至感情生活十分关注。 废名30年代以其独特的文体备受文坛瞩目，卞之琳说他的“独特影响、看不见的好影响，看来既深且广，确会涉及不少人”。笔者认为，正是1933年至1937年间与废名的时相过从，对30年代中期与后期的卞之琳起了两方面的“好影响”：一、艺术上从情境的写实转入了观念的象征；二、思想上以佛家的空灵结合了儒家的着实。两者都显示废名之于卞之琳，其影响的重要性不在徐志摩、闻一多之下。 “跳”得很大，“空”得很长 废名的《桥》的表现手法，论者评为“‘跳’得很大，‘空’得很长”。例如下面这段文字： 小林慢慢的看些什么？所见者小。眼睛没有逃出圈子以外，而圈子内就只有那点淡淡的东西——琴子的眉毛。所以，不着颜料之眉，实在使尽了这一个树林。古今的山色且凑在一起哩！——真的，那一个不相干的黛字。那样的眉毛是否好看，他还不晓得，那些眼睛，因为是诗人写的，却一时挤进他的眼睛了，就在那里作壁上观，但不敢喝彩。 从眼前“琴子的眉毛”，联想到“这一个树林”，到“古今的山色”，直到诗人们所写的无数眼睛，确乎像废名所说的“温飞卿每每从美人身上一点一点东西写到身外之物很远很远的山水上面去了”，“上天下地，东跳西跳”。 评论者指出卞之琳的诗受到废名小说的影响，显然因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这样的共同之处：观念上的跳动与字句间的空白。废名评《十年诗草》，认为“卞之琳的诗又是观念跳得厉害”，这个说法完全符合30年代中期卞氏一些诗的艺术实际。尤其像《距离的组织》、《圆宝盒》等，其繁富的联想、浓缩的暗示、玄妙的运思，充分体现出卞之琳观念化写作方式的特色。 佛家的空灵与儒家的着实 1933年夏卞之琳与废名初次见面的时候，废名已基本中止了小说创作，只偶有几篇短文与小诗发表。他的兴趣，转向了悟理证道。卞之琳说废名“特别在抗战前，似曾以他独特的方式，把儒释道熔于一炉”。这对于晚他9岁的卞之琳，自然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佛家的思想观念，于30年代中期，深入到卞之琳情感与理智的核心。如果说1930年卞氏所写的《一个和尚》，还只是以戏拟的手法客观展示一种无意义的人生，“厌倦也永远在佛经中蜿蜒”也并非出自诗人生命的体认，那么从1935年到1937年间，卞之琳对佛学的援引，就远不是摭拾佛家字面以点缀诗思那么简单和浮泛了。笔者认为，这三年中，佛学对卞之琳的影响又各有侧重点。写于1935年的《距离的组织》和《圆宝盒》二诗，指出它们对世界之种种相对关系的把握，与佛教华严宗“六相圆融”、“十玄无碍”的玄学图式，以及“小时正大，芥子纳于须弥；大时还小，海水纳于毛孔”的玄秘思想有着惊人的联系，结合写于同年的《断章》、《航海》等诗，可以见出这一年卞之琳关注的焦点乃在世界相对关系的认识上，佛学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偏于智而似不及于情。到了1937年，佛家的“色空”观念则差不多主导了诗人的人生观。这年春天，正值卞氏爱情过程中悲喜交集的顶点：“我与友好中特殊这一位感情上达到一个小高潮也就特别爱玩禅悟的把戏，同时确也预感到年华似水，好梦都过眼毕空的结局，深感到自己也到了该‘结束铅华’的境地了。”而这一年也正是卞之琳与废名交往最紧密的一年，诗人的爱情生活一直在废名的关心之中。 卞之琳说这时候“特别爱玩禅悟”，其间曾受废名的点拨，可想而知。 两人对孔子的看法尽管一致，但对孔子人格思想的着眼点与会心处却有不同。如果说废名最为心折的是孔子的“亲切”、“通达”、“近人情”，则卞之琳更为钦佩孔子的“脚踏实地”、“总是进步”、“日日新”。表现在卞诗中，则无论是1937年所写的“时间磨透于忍耐”的艺术之陶洗与生命之历炼（《白螺壳》），还是1939年所写的“一只手至少有一个机会／推进一个刺人的小轮齿”的全体人民之坚韧努力（《一切劳苦者》），都折射出孔子精神的闪光。 卞之琳与废名最大的差别在于“进步”的持论上。废名否认“进步”（虽然他赞美孔子时矛盾而不自觉地用了“进步”作褒词），他认为进化论是“举世的妄想”，所以要著论“破”之： 中国的几派人都是中了进化论的毒，其实大家都不是研究生物学，何以断章取义便认为是天经地义呢？这个天经地义便是说一切是进化的，后来的是对的。……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故是历史，新是今日，历史与今日都是世界，都是人生，岂有一个对，一个不对吗？ 但新陈代谢的“进步”概念，却是卞之琳人生观、历史观的基础。 废名相信轮回，卞之琳相信的则是“螺旋式进步”，这个贯穿卞之琳大半生的理念，是来自纪德的显著影响，但他与纪德的想法一拍即合，正是有他个人所理解的“日日新”的孔子思想为铺垫。 在1933年中到1937年中，废名在何等程度上成为卞之琳灵感的来源，是卞之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经验上说，是废名启发了卞之琳由世相转入心象，开始玩索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可以说，30年代中期卞之琳写作其最有魅力的诗篇时，废名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若非与废名的亲密交往，若非与废名“旧时的妙悟、顿悟、擅发奇论甚至怪论的思想方法”擦出的火花，卞之琳这一时期的诗，想必会大异其趣而呈现别样的风貌。 《从王熙凤到波托西》江弱水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Hermes Trismeg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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