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直叫我说个故事给你听，不要太勉强或者太牵强

恐怖爱丽丝

游泳的青年与打渔少女


                                 
                                                               顾湘


　　幸存者变换着泳姿，有利的是他尚年轻，有耐力，且一直相信出现生机的可能，事实上他在身体的疲劳中渐渐明晰了获得信仰的可能性，绿刃般划过水面的阳光令他不感到寒冷，有一点点麻痹，恰到好处。看见那个岛时，他的节奏暂乱了一下，呛了几口水，同时意识到自己力气已经用差不多完了，剩下的刚够他游到那个岛上。那岛比看起来的要近，同估计正相反，这是因为岛上地面较平，岛上小山的顶也是平的，并没有山峰。
　　幸存者没有在岸边一躺不起，他急于探索这个他的岛，也许将是他的，它能为所有东西重新命名而不再有一切存在都已有了名字那样的遗憾，事物变得簇新、闪着玛托卡般的光，而“玛托卡”可以是露珠、星辰、飞碟、宗教、百合、自我牺牲、丝竹音乐，或其它滚圆的类似金属质地、而结构像水晶一样美妙的具象与抽象物的总和。也许岛被食人部落统治，也许聚集着所有由于炼金过程中的事故而失踪于原来的世界的术士。
　　没过多久，他见到一个女郎：她皮肤深蜜色，盘起一条腿坐在一个硕大的坑坑洼洼的土灰色半圆形建筑里，那像一个被切下四分之一的中空的月球，也像掏光了瓤的瓜皮，半朝着天。她像人鱼一样披散着乱蓬蓬的成绺的长头发，好在她有腿。她说：“嗨。”
　　幸存者很惊讶，她使用他的语言，虽然口音上有差异。他问他岛上还有别人吗，她说有，“他们在那儿，”她抬胳膊指了指山的另一边，似乎很远，“他们在同海盗作战。--你知道海盗永远要和我们打仗，我们祖祖辈辈都和他们打仗，他们从没能占到一点儿便宜，到头来总能扯平。有时候也有海盗来到岛上生活成为村民，也有村民变成海盗的。”
　　“没准他们打仗就因为全都互相向往。”幸存者大胆说，话出口就后悔了，他怕万一这陌生女郎被触怒一眨眼将他撕成碎片。
　　女郎没生气，说：“如果让他们都换个个儿，一样会打下去没完没了的，没准他们已经调换过几次了，现在的村民是过去的海盗，现在的海盗是过去的村民，而他们的祖上又是海盗。他们相互仇视吗？是的，也许不，因为自从他们开战以来，对方的存在成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幸存者听到她也用“没准”这个词，不知怎么很高兴，忘记了他想要的新鲜的前所未有也全然不同的语言。一时又不知如何恭维女郎。
　　女郎说：“我先头见到你来着，你在水里漂着，还有一只尖嘴的灰鸟停在你的肚子上，然后你恶作剧地翻身，可它还是及时飞了起来，它被你吓了一大跳。你倒为它庆幸，还因为太阳太过毒辣，你把脸埋进水里，微微一笑；过了会儿又感到怅然若失。”
　　“你游泳不是笔直的，而是略往右偏，因为一条胳膊总是划得比另一条用力，起初我认为你受了伤，你的右手臂上有一些暗红色，后来我看到那似乎是个纹身，那是什么呢？”
　　他伸出手臂让她看：那不是纹身，而是红圆珠笔画上去的一条所剩残缺斑驳的飞鱼，还写着字：“出局”，他说：“这是打牌时别人写上的，昨天，也许是前天--”他记不清楚了，因为太阳好像总这么亮似的。他奇怪：“你是怎么看见的呢？”
　　“我具有这种能力。”她说，但随即从身后拿出一架双筒望远镜，慷慨地借给他看了一下，结果他看见远远的水平面上堆着的藻类，肉眼看来好似海天之际一条狭长的燃烧着的莹莹翠绿色火焰，近看它们极肮脏，黏缠着污物。他把望远镜还给她，朝她表示友好地笑笑，现在他终于松懈下来了，他在她垂下的脚边附近坐下。
　　她用手捋了一下头发，结果那些头发纠结在一起，她的手指就拔不出来了，扯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她的手指上套着一枚很大的黄宝石铁戒指，铁生了锈。她将一缕带下来的头发编织进手里的网中，她刚才说话时断断续续地织着这张网，用看起来像树棕、尼龙、碎布条之类的一些东西，那是张很大的网，“我们需要更大的网，再说它总不那么牢固。”她说。他问她这能打到鱼吗。“鱼？不，我们不吃鱼。”她含混地说，鱼生来自由，它是要飞的。他暗想其实鱼不需要自由，也没有鱼真正飞起来过。“有时能打到这个，运气好的话，”她拾起身边一个东西递给他，“这是它的壳，小心手割破，撬开它得费点儿劲，可肉还不错。水流和沙砾把它们带来，就像把你带来一样。”幸存者想，他是自己游来的，而不是像一条疲疲沓沓的海带或马尾藻被冲来的。他忽然有点饿，很饿，胃的部位长出一个宇宙黑洞那么大的窟窿，而他自己在这窟窿里紧紧蜷缩成胃那么大小的一团，这饥饿感是如此巨大与恒久，以致他感到从今往后再不需要进食了。
　　“你从哪儿来？”她问。
　　“远着呢，那儿。”他指了一下。“你们和外界有来往么？”
　　“外界？”她大概不明白。
　　“岛民以外的人，除了你们，你们还能见到别的人吗？”
    “岛以外是大海啊。”她微笑起来，说实话那很美。“除了我们，还有海盗！”
　　他也笑了笑。
　　“我有一个兄弟，他也去打海盗了。你知道吗，其实他是他们的首领。”她小声说。
　　“是吗？”
　　“他确是个聪明和骁勇的人。”她说。“他统领村民和海盗斗争，只有他才是海盗头子的对手，哈哈，他真的叫他很头疼。你相信吗？”她说，“如果能的话，我也想去打仗。”
　　幸存者目不转睛地望着女郎，她的皮肤略泛微光，鼻尖沁出细小的汗珠子，“马托卡”，看，这就是，他暗暗叹了很深的一口气，想，他呼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气--又想：这样的空气。他从今往后将专注于她一个人，他必将关心她的任一细节，她的喜怒哀乐，尤其是那些简单归为“坏的”的感受：有关恐惧、饥馑、担忧、焦虑等等，也将作用于他。她怎么想的他却不知道。旋转的风把她的头发撩拨进嘴里，她微启樱唇把它们吐出来，看，她很可能和他从从没一点关系，自远古到未来。别处看来却没有风，没有一丝风，水上没有波纹，空气如此寂静。他连忙接上她的话：“为什么不能呢？”
　　“我没有马。”她解释说：“家里唯一的马被我兄弟骑走了。领袖的规定：必须骑马参战。”
　　幸存者注意到她提到了“家”这个字眼，它引起了他一些极小的颤栗，并小小走了一下神，思考这个字眼的涵义，并想：一个字眼并没有更新，却自己实现了陌生化，字在绝境里能获得再生。他很快又自嘲了一下。他漏掉了听她说：“要是能和海盗头子正面交锋就好了。”她补充说：“他聪明又骁勇。我很想见到他。”他点了一下头，说：“你可以等他得胜归来。”
　　她说：“谁？”
　　他说：“你兄弟。”
　　于是她纠正说：“不，我说的是海盗头子。”
　　他有点糊涂。
　　她又向他说了一遍：“我参战的条件是：要有马；我们只有一匹马，我兄弟已经骑走了；如果他不幸战死，我将骑马继续去和海盗作战；能杀他的只有海盗头子，我得替我兄弟报仇，所以我一见海盗王就得杀他；而且，那时我不杀他他也必杀我——”
　　“等等，”他说，有点冷。远处水面上的灰色云雾是风暴的迹象还是一个尘埃的漩涡？它好向朝这边过来。他望着她的脖子、手臂、腰、肚子和腿，“你想着的都是你死我活的吗？”幸存者暗自打算，如果她突然打算吃了他，不如他吃了她；不不，还是让她吃吧。她置身的半圆形里有些积水，边上有半圈薄薄的土，周围一些显然是她所栽培布置：茶渍地衣，灰绿色树花地衣，石黄地衣，还有一小丛滨簪花。他独自温情脉脉地一笑。亲爱的姑娘，我们是不是生个孩子，孩子，我是说我们，我将拥抱着你动人的倍受摧残的身躯等待那不可预计的日落。你看那团灰雾又近了一些。
　　“不不，”她点着头说，“我正是这个意思——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互相残杀。”
　　这会儿幸存者听出她对海盗头子不一般的情感，有一点妒忌。
　　奇怪的是，他妒忌，于是她也妒忌了起来。她蹦下坐着的地方，从地上用力砸下几块石头，把它们设法系上网的边缘，接着到更远处把网放下水。她踩着那些发烫的磕脚的碎方石子走回来，蹲下在他身边，看着地上画着的图案。然后重新爬上去，继续织网。她说：“他之所以要杀我，或自杀，是因为我将揭示那秘密。”
　　他又陆续想到了几个词。
　　她继续说：“一个不消灭另一个，我就永远见不了他们。但是一个又如何消灭同一个呢？”
　　她恍惚笑过。
　　这时有风了，风从空无一人的岛上呼啸而过。幸存者看着方才正在讲述的女郎，看着她左胳膊上的牛痘坑，她的五官，心里知道她属于他的种族，他们来自同一处，同属一种人，她和他一样——幸存者。幸存者——更确切说，劫后余生者，她坐在毁坏的卫星天线上，幸运地打捞起一些罐头，她吃着垃圾度日，满身疮痍，因而美若天仙，脚底还带着马赛克伤痕。不是所有楼都有幸留下了儿童的涂抹，粉笔的那些早就没了。

                                                                                       2002年4月30日

恐怖爱丽丝

四月的一天



　　我想象他们那天被追的情形是这样：
　　星期一下午六点多，列宁大街上，我和我的朋友被三个光头党追打。这天四月一日，没人和我开过玩笑。太阳已经老不肯下去了，晚上九点天还黑不了。太阳好好的，路边有三个青年，其中的一个从口袋里往外掏葵花籽，另外一个往他的手掌上拿，还有一个用厚皮鞋蹭地上白粉笔画着的一个姑娘的胸像，想把它弄掉。他们看到了我们，揣葵花籽的那个把手里的葵花籽扔了--两只鸽子试探着过来，腾出空来的那只手抄起靠在花坛边上的胳膊粗的钢管。我们一边走着，看到他们穿过街走来。街很宽。开阔的缘故，远的东西也看不出多远，什么都很清楚。忽然小皮—我的一个朋友大喊一声：“跑！”我们就拼命跑了起来，三个流氓也紧跟着追。我跑在最后。街这边没人，街那边有，行人们都站住了看着，背景是一大片蓝天白云，只有我们和身后三个流氓在这边狂奔，风猛吹，不过连方向都搞不清。小皮、刘元和我横穿过马路——倘若过来一辆车，我们就撞飞了，幸而车是后来才开到的。坦之还照直往前跑。我站在街这边大喊大叫，喊他过来，可他一直跑，就不过来。他怕把流氓给引过去。我很害怕，比刚才更害怕，我还在那儿喊：“坦之——！过来啊——！”我没想好是让小皮、刘元两个赶紧先回去，还是留着，万一坦之出事，我就冲过去帮忙，需要帮手。我喘着气，惊恐地望着奔跑的坦之，他用手护着后脑勺，因为流氓手里有钢管，流氓真把钢管抡出去了，没砸到脑袋，砸在他屁股上，他还是不停地跑。我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他，跑着，激动人心，轻得要飘起来，因为距离远，他有时候像没移动多少，漂浮着，像看星星。我打算坦之真被追上，我就去帮他，我在马路这边跟着跑，边跑边动脑子，紧张得脑子乱成一团，边张望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另两个小孩在我后面跟着跑。坦之跑着跑着不见了。我发现他到地铁里去了，街那边有一个地铁入口。街这边也有一个，我就扎了下去。
　　我想象我们在地铁站里错开了，我们可能离得越来越远。
　　当时街边停着一辆绿色的轿车，里面坐着俊美的少年伊万，一脸阴郁，因为他的母亲去了意大利，父亲去银行支取她给伊万的汇票。他看到那两个中国男孩又从地铁里出来，刚才他们是三个人，还有一个像碎纸一样的女孩，突然从他们的车前跑过去。

　　我想象那天晚上我拒绝了坦之：
　　结果小皮说他没回去，但我也不用担心，因为他没出这楼。他去十二楼了。
　　十二楼住着金发如瀑直挂到腰下的玛莎，玛莎白天在新闻系二年级上学，晚上看着楼底下的小卖部，十一点钟收工，上十二楼睡觉。她的脾气很坏，她美貌而贫穷，她总狠命擦玻璃柜台，擦得一尘不染，谁把手摁上去或搁个东西她会叫你拿开，接着再擦那一小块，一肚子怨气。有时她不招呼人，你站那儿，她全无所知，只要别碰玻璃柜台，假使你想不出“花生”这个词，她就漠然看看你，直到你把它说出来，或换一件简单的，比如“鸡蛋”，她不爱看人“这个、那个”地指点。她的长头发编成一条辫子，只在十二楼散开，流光溢彩，她解下蓝围裙，穿着市场买的最朴素的衣裳。
　　我知道坦之和玛莎，他们是怎么勾搭上的。——大家都知道玛莎的美貌与乖戾，因此坦之开始上她那儿买东西和搭讪。她冷笑着同他定下约会，他被放了三次鸽子——肤浅轻浮的中国毛孩子，他们揣了一口袋的钱想来买莫大的文凭，但莫斯科是俄罗斯人的莫斯科，没你的份。他单眼皮的眼睛还是很纯净，一如既往，他买东西，然后说上几句。
　　有天晚上玛莎站楼梯口喝酒，穿了条墨绿暗红洇花的裙子，辫子盘在头顶上，样子很冷艳。坦之下楼时看到她，我去买花生也看到她。坦之第二次路过那里——他怎么又路过那里，也许是心存故意的，也许不是，玛莎喝多了，她靠在门框上软弱无力地笑着，对坦之说：“嗨。”坦之也微笑着打了个招呼，然而她身边的朋友就让坦之喝酒，又是啤酒，又是伏特加，坦之喝了两杯就告辞了。到近十一点的时候坦之下楼买方便面，竟然看到玛莎还在那儿，她蹲在地上，头埋在膝盖里，但就她一个，没别人了。坦之过去看看她，他说：“你还好吗？”她说：“挺好。”可是她的声音听上去一点也不好。他说：“你就待在这儿吗？”玛莎点点头，她散下来的长头发就一块儿晃，坦之又问：“你待在这儿还是回房间？”玛莎说：“这儿。”坦之说：“那好吧，你能一个人待着么？”玛莎说：“当然。”坦之听她这么说，就说：“我买吃的去。”坦之买完吃的，看玛莎还在那儿，她的长头发都拖到地上去了，他问：“你喝醉了吗？”她说是的。坦之想把她从地上拖起来，他抱她没敢使劲，没能把她拖起来，反而坐在地上了，她的脑袋垂着，头发把脸都遮住了，他见她没有反对，就把她抱起来，扶着她回她的房间，在门口他问她拿钥匙，她说钥匙给了她的女朋友，坦之转了转门把，锁上了，里头水声哗哗。坦之就把玛莎往自个屋带，路上碰到个毛子，他用力推了坦之一把，坦之踉跄几步，他自个儿还扶着玛莎，他想的是他们俩谁也不能受欺负，不过那毛子没有继续纠缠下去。坦之把玛莎带回自己房间，把她扔在床上，她的头发那么多那么长，他把窗户打开，窗子下面是一个小的湖，烧水壶里的水已经开了，他坐在椅子上泡方便面，泡完了就对着床上趴着一动不动的玛莎吃了起来。吃完坐着，他说：“喂，你醒着么？”玛莎没有反应。坦之没有办法，只好随便拿本课本翻翻。这时候我敲门了，我拿着坦之的信过来，她看见床上的姑娘：“玛莎？”坦之说是，我就笑：“你厉害。”坦之说不是，我还那样微笑，坦之说什么呢，他说：“你睡了么？”我说没呢，先走了。
　　酩酊大醉的玛莎念起了诗：“我的生命和慢性精神病症，就始于这个‘a’。我们生活的城市，名字叫做莫尔瓦 ……1” 她又说：“我——请记住——玛格丽塔•阿卡奇耶芙娜•乞乞科夫娜。”坦之不耐烦地说：“记住了。”据他说他不爱看女人撒酒疯，特别是泪如泉涌，令他厌烦不已，而且他一阵阵觉得恶心起来。据他说他让她走，她跌跌撞撞出去，摔倒两次，他看着她离开，关上门，开始拆妈妈的信。

　　那天从窗口望出去，莫大主楼一如既往的美，金光璀璨的顶部从黑幽幽的绵延山峦般的普通平顶楼房后露出来。我想明天回家记得买三个洋葱。
　　我想象这一切都是想象，但最终未能成功。



1,莫尔瓦：流言，传言。

恐怖爱丽丝

四  月   




　　又到了夜里一点半，今天是4月17日。电视开在MTV频道，永远那么唱。外星人袭击地球后，剩下最后一台工作着的电视，放着的是MTV。
　　4月，事多，很紧张。
　　4月的第一天我的朋友在从克拉夫琴卡街上的DCK宿舍往列宁大街走时，被三个人追，她是女孩，同行的有三个男孩，他们往列宁大街上的电器店买冰箱，那三个人在对面街看见他们就穿过街朝他们走来，莫斯科的街是很宽阔的，人和东西都铺着似的，清清楚楚，六点多，天是亮的。那三个人手里提着小孩胳膊粗的钢管，十七八岁模样。四个中国人突然就跑，他们紧跟着也跑。是很吓人的，你知道，我这个朋友说，回来之后手一直都抖，主要是他们手里有家伙，他们已经抡过来了。
　　这个朋友也姓周，三月下旬我一直忙于从DAC搬去DCK，因为我原来的同屋老周每天都忙极了，她老在宿舍，啥事也不干，可忙得团团转，她扯着我做饭，我就一块儿做，然后邓成一块儿吃；她在床上蹦啊蹦啊，我就躺着，眼瞅着仿佛有弹性的天花板，空磨蹭着；我们还分头去别人的房间洗澡；晚上，邓成在我们这儿睡，他感到温暖。要命的是，我觉得老周喜欢邓成了。我常常犹豫，到底搬不搬呢？搬房子是很麻烦的。我在24号楼底下找亚历山大开条，拿着条去莫大主楼的学生处学生宿舍的总管那儿签字，头一回去下班，等了星期六星期天两天，星期一去被他极简短漠然地拒绝了，他说不，“不。”我听得最清楚的只此一句，从那儿出来很沮丧，我想我连换个房子说什么都听不懂，还怎么坐在俄国学生的课堂里听课呢。我绕过主楼总管，去找DCK的房管，她说你应当去主楼！明白么？主楼！她以为我的俄语差到那个份上。我不想搬时他们对我说DCB的房管就能做DCK房子的主，她比DCK的楼管大，很好说话。老周也搬，她搬去DCB，她要上网，和上海的几个男孩在网上缠绵和忧伤，她说她一进DCB房管的办公室，房管就问她是不是要房子，她递护照时，夹里头的一百卢布掉了出来，房管连忙推还给她，别人告诉她，前一阵这个房管收了太多的礼，被人告了，所以很怕。于是我去DCB找这个房管，她果真很和善，但还让去找主楼总管，我说我已经去过了，他说“不”，她感到很奇怪，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说不。她再给我写了个给主楼总管的条儿，我又去主楼，又是下班，又等一天，这回批了。DCK已经下班，又等一天。折腾到4月12日，我总算搬到了DCK。搬家的那天，我就在办公室和办公室之间、DAC和DCK之间不停跑，签了许许多多字，请人签了许许多多字，从这里，到那里，有一会儿我觉得我一辈子就要这么从这儿到那儿地跑来跑去了，而这里头尽是咬尾蛇的苯环式的关联、自身无法独立完成、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紧密团结而相悖，装满办公室的建筑是能够成倍扩大的物体，包含蜂群的中性的、振动的质量。我为什么要搬房呢？因为我每天去407洗澡，407住的是和我一块去过圣彼得堡的姑娘琦，我不能忍受的不是她令大家惊诧的愚蠢，而是我说她愚蠢时的过意不去，——她对我不错，平心而论，她干她的傻事，没有妨碍到我，有的事不要紧，可感到自个儿特虚伪——尤其到了要洗澡的时候，这就是个问题。过些日子我的同学从国内过来了，要是跟我住，我更不能叫他们为洗澡这么件小事制造更大的难堪，难堪即精神上的困顿，这就是个不小的问题。说白了，有时我忍不住饶舌，总要说人短长，虽不热衷于此，话仍免不了要说的。
　　关于琦，貌不惊人，以她简单的头脑和本能直截行事，构成了相当多的叫人吃惊的事件。这是个当抓住的人物类型，眼下却没有任何说的兴致，往后也不会多说，但不会忘记有一类姑娘她们是这样的。要说同她有关的、于我有妨碍的事，就是我搬家前两天她的新男朋友和人喝酒打起架，把灯打灭了。她的新男朋友和她是非常般配的一对，一定是看多了郑伊健之流演的糟糕港片，学得很鸟，可笑言行不一而足。那天他和人喝酒，对方是我们以前都认识的男孩陈，我和老周在屋里，先是听到隔壁一声耳光，被打的头皮还是很硬，一点不会看山水，接着我们就听到了陈在屋里把他暴打一顿，灯霎时灭了，因电路是串联，我和老周坐在黑暗里，听见我们的东西震得往下掉，琦义勇地上去护她男朋友，也被打了，痛哭流涕。陈打了一层楼的男孩，当然他们把他给制服了。之后来了很多人看热闹，吵吵嚷嚷，咋咋呼呼，窜里窜外，乱到极点，好似宇宙垃圾站。
　　我只好就着天光收拾箱子，幸好天到九点才黑，九点之后就玩游戏，插座里有电。整个套间只有我一个人，离开窗则伸手不见五指。我凭记忆摸索水，这时会突然想到：墙壁消失了，凭其辨认的标识统统消失，空间变得有无限大的可能，一直摸过去，什么也摸不到，摸不到水的开关或记忆的开关，或直到摸到另一件绝不该出现的意外，然而在无限的可能里，又不存在意外的概念，于是我发现黑暗比我想象的更强。即使摸到一只细长腿的蜘蛛“巴乌克”——带长键的分子结构模型般立着，而有奇异的轻盈与柔韧，便成为一个新建立的空间中新的标识，它是移动的，这不会令我感到丝毫愉快。除非我打开每一扇门，这样我的所有物品都会暴露在走廊上行走者的一瞥中：整理到一半的箱子，玩到一半的游戏，擦了一半的地，一根肩带脱线的内衣，半双袜子和另半双袜子，尚未提出的答案和没能写下的提问，半墙水汽，半只毒苹果，半温半火的态度和半明半暗的前程。同时，空间原本的形态就回来了，奇怪的是并不需要原来充满房间的那么多的光，房间没有变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大小。如果是那样，我会一下子发觉我站在楼外边，往下坠，物品们也一并下坠，由于有空气，夏天的裙子、羽毛、婉妙的歌在我之上，将会覆盖住我，冬天的靴子、字典、钟在我之下，将被我压在下面，或说垫住我，或磕着我；东西之中，书和手帕是可探讨的，整本书归入后一群，如若纸张散落，包括书中夹带笔记、信手涂鸦、花瓣、情书，这些则归入前一群，手帕也一样，以有否被眼泪濡湿区分开来。如果运气好，我也可能不坠楼，而是置身走廊另一侧的陌生房间，不利的是那些房间自从我来就没有开过，却不能排除我在那儿见到一个长发过腰的类人的情况的发生，或重陷黑暗--于是一切又重来了。黑暗里所有东西间的距离都像星星间的，除非亲密无间地挨着，一刻不松开，松开的一刻即产生一道天堑。
　　搬家当天新的老周买回了二手的电视和录像机，由此我们能够看新闻、MTV和《东方不败》。紧接着邓成和小吴也搬出了DAC，不知为什么方便和明媚的DAC被集体性的莫名其妙无特指地、随波逐流、不完全由自主地放弃了，又也许是巧合，我们几乎在同时做出十分偶然的决定，没有偏倚的百分之五十的四次方。
　　12号晚上我和老周去看彼得堡的马丽亚剧团在青年剧院演的歌剧，我因此穿了秋香色织锦缎暗红罗沙边的铜扣子的衣服，里头是暗红罗沙入字领玄缁衣，在地铁出口通道遇见几个少年围住两个韩国男孩，我们一愣，老周拽我掉头就走，一个孩子扔来什么划过我的脸，我们开始跑，跑到剧院广场对面的出口，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就一直跑，穿过广场，穿过票贩子。我们还是迟到了，演出已经开始了，剧院里暗而精美，我们没有声息地跑上铺红地毯的弯曲的楼梯，跑到楼上厚重的绒帘后幽暗的池座，兰灰色舞台像一潭谷里的水一样，男低音已经涨满了。我心里懊恼，因为我们迟到了，错过了开场，也错过了开场前被人看的机会，我用手背抹了一下脸。我们齐齐坐在暗处，谁也看不见谁的表情。散场后我看到手背上有一小片褐色，从磨光的铜柱子上，我看到我的脸划破了一条小口子，我真的很懊恼。
　　接下来的日子，老听到一些关于有人被打的传闻。4月是重生、蓬勃、激荡和危险的月份。15日我们从新闻里看到了Skin-head，他们举起的行纳粹礼的胳膊像海浪一样，他们中还有姑娘，还有完全的孩子，脸红扑扑的，长着雀斑，我想连他也恨我，他什么都不懂，素昧平生就这么恨着，并且先说：要有恨，便有了恨。他们说要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俄罗斯。他们都带着极度亢奋的陷入迷醉的凶猛骇人的神情，塔吉亚娜说，他们仿佛喝了坏的伏特加--不是酒，是毒药，什么都不管。他们在屏幕上，我们在屏幕上的俄罗斯里，我在彼得堡白天的涅瓦大街上见过他们推倒一个过路亚洲男人，猛踹几脚头后继续往前走，仅一分钟。拿破仑来时俄罗斯人烧毁了自己的莫斯科，他们曾以无比的毅力与英勇抗击德军，现在他们的绝决与狂热却裹着纹有纳粹标记的皮肤。我们看到日本使馆贴出的对日本国人的警告，由于夹带许多中文，我们的使馆又不曾有任何通知，我们就借着看日本人的。
　　光头党向各国使馆发出恐吓信，要外国人23日前离境，在此之后开始以杀戮的方式清理俄罗斯。
　　事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我们住的城南是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各式各样真假难辨的传言四起，我们不再坐地铁，认识的人被人追，每天都听到有人伤亡。他们像鬣狗一样。4月20日希特勒生日，星期五预科中心默认停课。4月，我们遇到很多人的生日，4月8日是我们塔吉亚娜的，她在她那节课上野餐似的给我们喝卡咖啡、吃巧克力蛋糕、学唱“百万朵红玫瑰”的歌。4月15日是司徒雷宾的，1905年革命后他推行了土地改革，让人们到西伯利亚去。4月17日，历史老师奥丽加•彼德洛芙娜生日，她打扮得比往常漂亮，捧着插了四五枝康乃馨的花瓶，教室里的仅到的几个人很难集中注意力，我们商量着明天上不上学，后天呢？星期五，星期五是肯定不上了，星期六星期天在家哪儿也不去，星期一呢？星期一是4月22日，列宁生日，4月2日我就拾到了印有列宁和瓦格拉头像的传单，写着集会，电车的玻璃窗子上刻着字：列宁——贼，……这是我在中国时想接近并疑惑的迷人性格与状态的延余吗？我虽然认为糟糕，但毕竟感到了一点儿俄罗斯：癫狂、分裂、极端、敏感、暴戾的，有圣愚和萨满残留记号的复杂的俄罗斯，引进的什么都立即带上俄罗斯的印记：孩童般的偏执与热忱，一知半解，一厢情愿，一意孤行，一往无前，即使如恰达耶夫所说：“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它毕竟是活生生的美丽的庞然大物。——如果星期一不上学，23日最后期限呢？23日地理测验，还要不要那个分数呢？
　　有时我一天都不吃东西，我的胃一直紧张着，分不出是饱着还是饿了。我还是在大学站吃沙乌勒马，还吃夹热陷的烤土豆，喝啤酒，我们提着酒瓶子行走，像只警惕的羚羊。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风和日丽，草一时绿过一时，还有那DCK后头的一塘春水，倒映着夹岸萌芽长叶的绿树黄花，我想散步，亲爱的，我想和你一起散散步，或一个人走着，头发洗得很干净，还散着甘菊香，想着你也好，可我不能。我们总处于危险中。也许更主要的是我们总感觉处于危险中。我们左顾右盼，是惊弓的鸟。而天上的乌鸦，如果我望着它，跟随它飞行的轨迹，仰着脖子，转着脑袋，便感到一阵不可名状的凄迷与晕眩：鸟如何能灵巧自如地控制自己的运动呢？我没有见过一只鸟撞到树上去，由于它错误地估算了角度，它没够上窗台--鸟总落在它们想落之处，还是，我所见的，只是因为我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想的，它们是不是也身不由己，也期待着一次失足--如同善泅者忽然想被溺死--然却是无望的念头？鸟可能比我们理解的要绝望，我们不能当我们人类就是世界上顶顶绝望的生物。我倒是希望我能飞，要不就跟打游戏似的存个档，然后出去逛逛。
　　我们照常上课，一些过程与平日一无二致：穿过春天湿润宜人的空气走到车站，上34路电车，到大学站换乘26路有轨电车，到预科中心，坐在和煦的窗口座位，马照跑，舞照跳，书照样看着，用十到五十卢布买通警卫，一切仿佛如常，于是我就问：是真的吗？那些一条接一条的消息是真的吗？死亡和威胁出自真实还是谵妄？我们缺乏了解身外情况的直接有效的途径，实际上总是那样，我们难以明晰认知和评估外部世界。即使有新闻，即使有我没有的移动电话，随时拿出，传播的是否只是谵妄呢？将对其怀有不可抑制兴趣的死亡安插在某个人物--他人或自己——身上，殴打他，强奸他，把他推下地铁开来的站台，就像替芭比穿衣，临窗目击空旷大街上不曾风驰电掣而过的摩托车队，难道只为了难能可贵的可爱的四月细雨？（我们相同程度地缺乏了解内在情况的直接有效的途径。）我们所见，尽是虚空的、荒诞的、不可信的，我们为虚空、荒诞、不可信之事恐慌，实则更为其虚空、荒诞与不可信的性质恐慌。无论在哪里，什么时期，这种同外界存有抵触的事实都给人以打击（有时是致命性的）。其间的阻隔，是内与外合力建造的，我们从没能逃出黑死病蔓延的中世纪，封锁与隔离，惶惶不安，永远有那样一种注入孤独因素的名焉不详的怪病。而我们认为乃是诺亚方舟的，实为囹圄，我们在自我囚禁中得到保护。
　　电台让人们少上街，街上人变少。我们囤了吃的，晚上关灯以后设想光头党将目标定于何处，他们会不会冲上楼来，这里住着美丽娴静的从头到脚裹纱巾的妻子，很多很多毛茸茸深褐色眼睛的漂亮小孩，笑起来非常甜，门口堆着他们的小鞋子，隔壁传来弹拨的弦乐声，金属珠子似的。我的听觉系统在MTV关闭后打开，它的透明触须伸出去，像在水中游蛙泳的手臂那样划动，感应被放大的、回响着的所有动静。我竟能听见一百米的街对面行人的脚步声。深夜，我听见五十米外的警卫打开小小的警卫室的门，我趴到窗台上，看他点火抽烟。
　　一只单细胞生物、它如何发生了质壁分离，内与外的交流和限度也是这样。
　　最后一天上学，放学时候我们一块走，小吴穿一件蓝衣服，往前跑去追电车，我觉得他煞是可爱，就笑嘻嘻喊了他一声，他停下回头，也笑嘻嘻的，刚一转过身来前头路口一辆轿车撞上了卡车，大家就都说啊呀啊呀，我们还都笑嘻嘻的开着玩笑，已经不怎么感到害怕了。
　　时不时到窗口看看，外头有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两个人站在远远的湖那边，从衣服和胸口的白牌子看是警卫，警卫总是像警卫那样站着，我想他们轻轻笑着在聊天，吹着湖上过来的风，我很想有个望远镜看看清楚，我在家有两个很好的望远镜，可它们从没真的派上用场。我穿着睡衣在床上踩来踩去，因为窗子靠床，窗台很高，像海员的房间。
　　疲了，就烦闷，我在床上踩来踩去，和老周说话：我们去买个望远镜吧？那买个手机？去买冰淇淋吧？去上课吧？老周说：碰上了怎么办呀？老周见识过几次真的，所以相信电视上的新闻。我相信电视上的李小龙，他一个打一群，他真帅。我说服老周：遇到流氓是日常性的，所以去上学吧，买点好吃的。我说：我跑得比你慢，真的。老周一脸严肃说：那我可得管你。我说老周你真好呀，那我们上学去吧。直到老周说：我们去看看你修的唱机吧。我说好啊好啊。唱机送去专门的维修部已经很久了，在西北角。我们在街上，行人多看了我们几眼，我走路格外乖，怎么个乖法呢，古人说：“烟视媚行，宜安矜”，便是那样。
　　不两天又上学了。
　　在有人和我说这样那样的传闻，我都一概反感起来：你这样说着，用意是什么呢？并且不愿意理睬了。
　　这里的绿树真漂亮极了，青翠欲滴，有一天看着要下雨，空气里堕着饱含水的分子，隔着这样的空气看那些树，像水彩画一样。
　　过着过着就过完了四月，只是忽然想起很多事来。很想家，很想家人。想过去的同学们。想起我大约十六岁的时候，有人和我说：你的自行车这样很容易被偷的呀，大概是我的锁不太好，其实锁好了也会被偷的，当时我说：别人偷了车，他犯的罪就会是对他的惩罚啊，相比之下，我的损失是多么小呀。当时听的人一点不明白，只说：你怎么这么想呢，偷车的人可不会觉得什么的呀。我说：不管他觉不觉得，事情都是那样的。我也说不太明白，现在忽然觉得是很有道理的，除了明明知道锁不好，却不修，并且已经想到了会有人将他偷走，这就是留陷阱而不填平好让人顺顺溜溜舒舒坦坦地走正道，一样是坏的，甚至比偷车更坏；如果是一个车主，什么也没想到，车被偷走了，那他的损失就只是一辆车，如果他能不愤懑，并怜悯犯下罪的偷车者，为自己没有将车放得更保险而过意不去，那他简直就是有得而非失了。我还想我至今为止的人生用了多少时间玩电子游戏。想起险象环生凶多吉少的二零零零年，那会儿我头一回把自己所有东西清理了一下，以备难以预计的死去。想起南方的榕树。想海边的生活，海岛，那些都是非常非常美的。

恐怖爱丽丝

。

两眉

很不错，你写这么多，不累吧？

两眉

咋不贴了，偶眼巴巴地等啊…………

恐怖爱丽丝

镜子，湖面：一个小城和另一个小城


                                                                         顾湘

　　我又一次在夜晚到达一个小城，沉沉暮霭中的情形像塔科夫斯基的电影《乡愁（Nostalgia)》：“我们到了，先在这儿停一停，伸展手脚。”这句下排黑底上的白色中文黑体字幕上得过早，跟着影片标题后没多久就出现了，还有很多往上移动的字幕，那行字一直停了很长时间，约莫有三分钟，等待那个人把它说出来，从四个身披黑袍的女人和一条狗在雾气弥漫中走下山坡，其中一个是女孩子，山坡的下面是一个湖，远处像是有一匹白马，但它始终不曾动过，所以不确定究竟是不是马，后来只剩下三个人了，我很仔细地找第四个人哪儿去了、何时消失的，她大约是和女孩叠到了一起，因为雾很大似的，看不清楚--到雾和尘埃的道路上一辆车停在乡村的赐人子嗣的圣母教堂，然后主人公才走出来，用俄语和意大利语说完了这句话，于是它才终于下去了。三儿对我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给我带来了《乡愁》的影碟。他三天之后才到莫斯科，5月2日我已见到此情此景。关于这个城的所见所闻和我往后的失眠联系在一起，或许失眠只是焦虑、苦闷和高纬度日照时间长得刺激人神经混合起来的原因，我的神经在南方生长，纤细、柔软、湿润、敏感，到了晚上便由于缺水和紧张拧缩成一根干涩的琴弦，拉着脑子吱嘎作响。过去我的睡眠也不好，我从小易惊醒，一睁眼见人就笑，即便是从噩梦里醒来。
　　到弗拉基米尔时是晚上九点，天还亮着，简陋的车站对面是汽车站，站外有一个新刷过漆的蒸汽机车头，人都从噩梦里醒来一般，或干脆就是没醒，带着古里古怪灰暗阴沉的表情，消瘦枯干的女人裹着灰扑扑的玫瑰色花纹和图案的披巾，牵着她躁动乖戾的孩子走过去。车站面对一座小山建着，右边的山上可以看到城墙的轮廓，更远些还有教堂的金顶。右手边可以看到一条往上去的路，于是我就往上走，试着能否在天黑前走到教堂那里。没有卖地图的，对它全无了解，也无路可迷。
　　我很快到了城墙那儿，没有多作停留，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教堂，绕了一圈，再到正面时，夜色渐浓，裹黑头巾的妇女手捧火烛陆陆续续地从圣母安息大教堂出来，像河水里的灯，漂游到街上，街道里，然后就不见了。后来我在每一条街里走来走去，一个也没有碰着。街边有一幢红砖建的破旧但恢弘尤其有一个华丽的顶的房子，上头堆满渗入黑色的晚霞。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再到街上，也不知道是什么街，看过的一眼街名早就忘记了，虽然只要有一张地图就能轻易认出它来，它几乎是这里唯一的街，不算那些幽暗的小道，也不算城的另一边新建的矮住宅楼群之间的路。这条街上，我认出的光是些酒吧，我留意它们的打烊时间，想找一间能开到早上的盘桓一宿，好多酒吧，然而我从这头走到那头，再走回来，竟没能找到合意的--大多数只开到十二点和两点，有一家门口站着一群保安和侍者，仿水晶吊灯的光也太亮了。我在这条街上逛了好一会儿，还经过了“金门”--“那里除了一个门就什么都没有了。”到过这里的一个人是这么和我说的，就是有好几次军队穿过这个门到战场去，它和图片上的长得非常相似，简直一模一样。
　　街上人很多，多极了，异常多，男女老幼都在街上，不过不知怎么竟显得寂静。这真是个怪异的城，有点吓人。稍偏离那条主要的街，就到了黑暗的悄寂冷清的地方，没有灯，没有人，没有声音，我的脑袋和这里的好像有点出入，所以什么事也判断不了似的。后来还是回到大街上，小酒吧、食品店和街边长凳边聚集着人，其中有一个屋子，叫作：“艺术之屋”，我知道喇叭朝外放着音乐，奇怪的是我竟然听不见，可他们看起来都听见了。
　　到后来走累了，上了一辆公共汽车，靠窗坐下，车票两点五个卢布，再也不想下车，无奈路线总是有终点。坐着车看到了城的那一边--成片成片难以铲除的怪难看的苏式灰色矮居民楼。路上经过一个工厂模样的建筑，正面装饰着灯泡排列成的数字，是某一年，到“2002”，那是一个整数的周年，可我给忘了。那还是一个颇能引以为傲的数字，因为我还吃了一惊，我想大概是三百年，那么就是“1702”，总之那些数字很大很寂寞地在黑黢黢的街边闪着。我知道这样不是办法，不能这样下去，可我不知道往哪里去。
　　白天我已经坐了一天的公共汽车，因为清早去买票，只买到了下午六点的。于是就在莫斯科城里溜达，还去了节日的公园。公园里搭了两台文艺表演，我坐在稀稀拉拉的席位上听台上几个老头儿弹吉它时，一个打扮成小丑的男孩一直在绿油油的树下甩一根连着绳子的黑白相间的短棍子，太阳太亮，他始终皱着眉头，脸颊玫瑰花瓣一般娇嫩可爱。这时人都从一边走来，朝另一边走去，很多的演员，有踩着独轮车的，踩三轮车的，有扮演成巫婆、雪姑娘、狼和熊的，有魔法女郎，戴玻璃纸假发跳舞的大姑娘和小姑娘们，还有其他小丑，还有吃爆米花和雪糕、闲聊着天的观众，他们都打他那儿过去，有时候认识他的人和他说几句话，或者打他的帽子--那真是顶漂亮的小丑帽子，分了八个帽尖儿，每个上头挂着一个小球，每个小球上都住着个皱眉头的小丑似的晃来晃去，可他只站那儿，不住地甩他的棍子。
　　实际上，我已经到了暂时对旅行感到疲乏的时候。“你漂泊已久；环绕你的任何地方乃是同一美景/你所见的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表现（--纳博科夫《旅行者（Странствия》）”--可能我的诗译得很坏吧。有几次我打算哪儿也不再去，退到自己认可的世界里躲起来，把门在身后带上，并把钥匙扔到一个湖里去。
　　男女老幼还在街上徘徊游荡，都十一二点了。
　　后来我终于不再坐车，回街上走起来，这条街又宽又空荡荡。我害怕每个人。很远处，林荫中出现的人影都让我犹豫是否要绕道走。坐火车时，看到外面的人带着孩子站在山坡和青草上一齐对着火车挥手，心里很高兴的。可是呢，心里有了阴影，就会害怕。火车出莫斯科时，一堵墙上提醒似地写着黑漆漆的大字：“Skin-head Zone”。如果我以前就这么害怕，我就不会看到谢尔盖了；如果我再这么害怕下去，就会再也认识不了人，我觉得他们都可能会打我，揣在口袋里的手里攥着刀子什么的。方才我觉得这城里的人都一片片如纸，现在连他们的呼吸声都震耳欲聋。我越琢磨越觉得奇怪，我不找旅店，到底想什么呢？这样子走下去，难道要走到天亮不成？但是这会儿已经等不到公交车了，过往汽车都很少，离那条所谓繁华的街很远很远，我能看到它，因为它在高处，我周围是先头见过的很大一片低的平地。那条街的灯光银河一样悬挂在前方。--如果安全的话，看来我可以走到那里，天亮前总到得了。我想。他们告诉我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的确是那种半旧不新、乏味、令人厌倦的工业小城，没有什么优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在我国一些经济状况不好的省也有的是，就是有点儿怪，不过可能只是我来的时间太不寻常，不知道，伤脑筋。
　　我一直走啊走啊，然后站在路边拦车，我想到金门那儿，可司机没听懂，开走了。
　　这时一旁停着的一辆车的司机说：“要去哪里？”
　　我事到临头就想不起来他很可能就是个流氓、恶棍，他会打晕我，抢走我的钱，把我载到荒郊野外随便一扔。真要命。
　　我走过去对他说：“我想去--金门。”--事实是“金门”一词没说出口，我就改了主意，老天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手里拿着一本提及弗拉基米尔的小册子，这本书对旅游毫无帮助，我把它翻到某一页--那上头有一张一个白色教堂和它在一个湖或一条河上的倒影的图片，给那个家伙看：“那儿，我要去那儿。”
　　于是他就着昏暗的路灯凑近看我那本书。“我知道了。一百二十卢布好吗？”
　　“好的，”我说，“你知道那儿对吗？”
　　“对的，知道，走吧。”
　　接着我就上了他的车。
　　在车上他对我说：“你可不能就这么在街上溜达，这里情形坏极了，有很多‘砰砰’，你会遇到‘砰砰’。”
　　我说：“‘砰砰’是流氓吗？”
　　他说：“对，是他们。你要是遇到他们可就坏事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至此为止所见一切皆乏善可陈，我想他看不见。我想，大概我出生的城株州也是这样？那以后我从没到过那儿。“株州，你知道么？我的国家的一个城市。”他说他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不知道株州在哪儿，知道它的人比起来，容易被忽略吧？可株洲还在那儿，火车总要经过它。如果我去看妈妈，如果我坐火车，我就会看见：“株州”，株州是一块大牌子，就在我出生前半个小时，妈妈也看过它，顺着相反的方向。“我生在那里。”我说。他说：“好姑娘。”我又点点头表示同意。
　　车开得离城市越来越远，穿过黑森林，依我看是那样，因为两旁有很多很高的树木，一点光都不透，路上也没有灯。我们一直往城外开，在一处停了下来，那是树林边一个吊着一个灯泡的摊子，绳子上挂着一大包一大包看上去像膨化食品的淡黄色东西，这儿有一个嬉皮笑脸的青年。司机下车去问他路。这个时间在这里卖膨化食品？真不可思议。司机回到车上，说：“尽是坏青年，我向他问路，他要钱才肯告诉我，--不过没关系，我知道怎么走。你可小心，这里有的是‘砰砰’，这座城很糟糕。”
　　我点点头。
　　他又接着开车，直开到一座修道院旁，它有多大、什么样，老实说我什么也看不出，天太黑了，这是什么时刻啊。我说好了，就到这儿了，不用等我回去。他很诧异：“啊啊啊？”他说：“不一定是这儿，我们去看看是不是这儿。”他直截了当地帮我敲修道院的门，还喊：“嗨，有人吗？”一个裹头巾的年轻女子来到铁门这儿，隔着栏杆，问是什么事。司机指我：“她想知道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湖，这里有一个湖吗？她在她的书上看到的。”
　　那女子把门打开，司机把我的书递给她看：“喏，这个湖。”
　　那女子仔细看了，摇摇头说：“没有，不在这儿。”
　　当时我觉得倘若这本书所记非实，那我们上哪儿都不可能找到这个湖的。可我们拼命找，好像它真的有似的。他觉得，既然我的书写着有，那就必定有。一说出来，便存在；我说：要有湖，那就非得有个湖不可，那是千真万确的湖，有水，有雾气，有倒影，应有尽有。
　　那女子把门关上，我们继续坐车走。司机走小路，穿过极狭窄或坎坷或堵着栅栏和石头的路，我们在一盏灯都没有的小矮木房子和树林之间转来转去，不断遇到死路，反出去找另一条可通行的。我一直都对他很放心。他很兴奋，现在我也兴奋了，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大半夜的，在索性一无所知的地方转来转去，找一个道听途说的地方，不是我脑子有问题，就是司机特别逗，因为他一点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再合情合理不过。
　　他往一个火车桥洞里头开车，两边的草比车高好多，我发觉下面都是水，我们才开到里头车就突然熄火了，那一刻我脑子里转出无数和巨蟒之类的玩意儿有关的念头：完蛋了，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桥洞底下站在水里推车。谢天谢地车子很争气，又发动了起来，司机很乐观，说不要紧。我想好吧，既然你不怕，我也没什么可怕的。就随便他开。
　　过了桥洞，是一片巨大的草地，幽黯无边，像只有鬼怪和亡灵在这儿踯躅的所在。我听天由命，什么也不管。司机说：“我爱李小龙。”我说：“我也爱。你喜欢积奇成吗？”他说：“积奇成！他也是好样的。”
　　外面的星空倒是美得出格。又像随时会刮起一阵旋风把星星都卷到巴伦支海里去似的。
　　好几次有惊无险。
　　我觉得不好意思，对司机说：“如果找不到，没关系，我会给你回去的钱的。”他执意往前开。这可开到哪儿去啊？若你看过《别任草地》，就会觉得某个地方全身白亮闪闪的人鱼--可不是海里的人鱼，而是林妖--坐那儿笑，笑得要死；她的头发是绿色的，跟大麻一样，哭起来拿头发擦眼睛。她说：“人呀，不光是我难过，你也要难过一辈子。”听见的人从此就一直不快活了。水鬼也在哭，迷路的鬼也在哭，冻死的鬼也在哭--他仍觉得冷，鸬鹚也在哭，草地也在哭。小小声的，倒不悲戚。
　　忽然车停住了。司机说：“到了。”
　　我开门下车。一大团冰冷潮湿的空气兜头把人整个裹住。车灯刷刷亮着，看见一个很高很高的十字架，顶天立地地站在河拐弯处探出去的犄角上；那是条河，而不是湖，因为它从旁边绕到后面去。我看不见它。但是我看见对面远处教堂的一个灯映在水面上，波光泠泠，纤细的一小片。我往前走，车灯打着我的影子，瘦长的，一直拖到十字架底下，那里堆着一些石块。这一会儿举步维艰，只有一个念头：钉死我了。当头一锥子似的。我看不到那个教堂，只看见它的一个灯映在水面上，薄薄的，摇摇晃晃，看得我丢了魂。仅一个灯和它的倒影，是我所见最受震撼的教堂与河流，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除车灯这一片眩目的雪亮，四下漆黑，隐约能见到河边芦苇形状，每向前走一步心都突突地跳。司机好心，把车往前开了两步，想照亮些让我看到教堂，可只有令水雾阻隔了视线，透亮的小珠子在空中漂浮，什么也看不清了，他不知道我已经看到教堂了。要知道星辰将我们的抽丝剥茧。要表达这个神秘，非人力所及。我没有流露一点儿情感，我被牢牢摄住，却轻描淡写地说：“回去吧。”我很快返回汽车，请他把我带到火车站。
　　我坐在车子里，和司机闲聊，他把电台音乐也打开了，一男一女两个主持人像是一人面前有一个碟子，吞吃着干扰声，微笑着，约会的样子。
　　他说：“我来自阿塞拜疆，知道阿塞拜疆吗？”
　　我说：“那里水果很多。”
　　他说：“是啊，很多水果。中国的水果也很多。”
　　他说：“我来这里很多年了，十二年了。”
　　我心里盘算着在这儿待上个十二年会是什么个样。
　　他说：“这里不好。地方不好，人也不好。”
　　我说：“我一早去苏兹达黎。”
　　他说：“那里好，苏兹达黎好，比这里可好多了。”
　　我想，究竟为什么你在这里待十二年，不到三十五公里外的苏兹达黎去生活呢？
　　后来我在火车站玩了一个多小时世嘉的游戏机，是很多年以前一个格斗节目。我喝了点啤酒。坐了很久，好几个小时。天亮时找水洗了个脸，然后走到汽车站去等开往苏兹达黎的第一辆车。

　　先是见到了那些夜晚见过的灰色矮楼群，而后窗外的景致变成了起伏的绿色草原，一望无际，之上晴空万里，云淡风轻。
　　我有些困倦，也不无惆怅。一路上不时有人上车来，于是遍猜想他们站在那棵树闪烁的影子下面等了多久。人们面貌淳朴可爱，我在休息，缩紧的心又渐渐舒展开。我休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俄罗斯大地上得到了力量的帮助，现在我有点想回家。
　　我胡思乱想着，却没法打个小盹儿，再说辽阔的春日草原也着实迷人，叫人不舍得阖眼。有时我想我给人的精力过人的印象不过因为不得已的神经衰弱，就像某种深沉的情怀无非是其本人遭受到了比别人更严重的损伤和破坏，我们痛苦，但并不比不能感受到这痛苦之人高上一俦，所受苦难也未必更深更大，只由于更脆弱与敏感，抵抗不了这种侵袭，我们不比别人之强健，又如何希望不具此弱势、痛处的基础的人民都能感受到其中所谓的优美呢？……做个农民，……可能是不可行的。想要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的诗人失败了，养鸡、画画、诰房子的诗人也失败了。一个病人，经过疗养境况会有所好转，但病症还没有根除。
　　我总是被雄心壮志和颓唐失望搞得精疲力竭。
　　我想我得自己再挣点钱了，莫斯科的东西真贵，还有一大笔学费。我这么浪荡在外面，也还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没有太注意过了多长时间，车到了苏兹达黎的车站。从车站出来，便是一大块地，绵延到天边，除此以外就没有再多别的东西，车站好比捡选了大地中心而建一般。
　　仍然只能沿猜测的方向走，路只有一条，不是往左便是往右。好在选对了方向，因为走了一会儿就看到遥远的坡上小小的房屋和教堂，而且这时候对面走来一个红裙子女郎，她穿着时髦的裙子，挎着精致的红白相间的皮包，在这像在涅瓦大街上那样走着，我问她城中心是在前面吗？她盈盈一笑，手往前一指：“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就是了。”我谢谢她，继续朝前走。这是一条很直的路，宁静无人，两旁是蓬勃生长的茂盛的树和小矮木屋，远处是田野和缓坡。
　　我到了城中心后立即由一条偏僻的小路拐下山坡，那是因为被那下面的一条闪闪发光的小河与河边淡金色的树林所吸引，穿过小小的村舍，公鸡打鸣，母鸡踱步，猫呼呼大睡，鹅在芦苇后面扑水调情；再穿过木桥，走在坦荡无垠的淡黄色田地和野花遍地的绿色山坡，远处是麦地、银白的茅草，和一齐长得倾斜的几棵树，它们好像是为一场隐秘的激情所驱使，平静地保存了这个姿势，几缕淡粉红色的云挂在上头随微风飘逸；白色小教堂伫立在山坡上，红头巾的农妇耕地和牧羊；好奇的男孩在越过我走到前头，回眸一笑；漂亮的小姑娘在大树下荡秋千，我过去时，她就跑到更前头一棵更大的树下，那儿有另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们眼睛忽闪忽闪，羞涩纯净，在如盖绿茵下耳鬓厮磨、窃窃私语、快活地笑着。总之是一派电影或者书或年历上描绘的田园仙境之美景，我从未到到过相似的地方，却觉得处处眼熟，好像常见的风景画拼板，我的赏心乐事就在这拼板里被碰碎了，变成五百片、一千片、三千片，我已深受污染，连真实的自然都好好享受不了。
　　我闲逛了一个大圈，累了就在麦秸和青草上坐坐，看看河边钓鱼的男子和垂到水面的树。然后才到了旅游景点的重重叠叠鳞片状洋葱头屋顶的木头房子，还差点就错过了。供参观的木屋、水井、风车、畜圈，游客，--不看觉得可惜，看了觉得光看画片和介绍也可以的地方。看完这里，突然一下子就觉得累得不行了。
　　走回城中心的交易广场，说是交易广场，不过是一排商店前的一块空地，这六七个商店卖食品、服装、书籍、文具、日用百货，似乎全城的商店就都在这儿了，说是一个城，不如说是一个村镇，这排商店都在刷成白色的房子里，位于最高处，衬着蓝天白云和透亮的日光，倒很有旅游广告上的希腊味。我在男修道院的花园长凳上坐了一会儿，喝了水，逐个溜达了商店，看了小贩卖的菜和圣像，然后就一直坐在商店外的高台阶上。过了中午，游客陆续多了起来，于是兜风的马车也出来了，我只管坐那儿一动不动，被太阳晒得发晕，离买的回莫斯科的票发车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令我高兴的是经过不少好看的小孩，他们不听大人的话，或偷偷顽皮，好玩得很。我担心突然有个人到我跟前，问：“你在想什么？”我一定支支吾吾，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其实我只是想了怎么把一篇叫《茱萸》的小说写下去，女主人公已经到了男主人公的家里，可他不想搭理她。这篇见鬼的小说写得像一篇译作。干脆把它当成一篇译作好了，使作者的名字叫“安娜•K•库克拉”，或姓“库考洱卡”（总之是一个娃娃），再从旁添上译者注，人们还能发现明显的一厢情愿的对“A•K•库克拉”意图的曲解与种种谬误。可惜这想法一点也不新鲜有趣。我又想：拍个电影，说的是世上没有的语言，全靠字幕，反正我们看电影也总是靠字幕，大家都看字幕，这样倒公平；后来又想到这个想法更没意思，老早以前一部倒霉的中国电影里头也用过了。后来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只想睡觉。在这里睡觉，未免太不合适，到没有人的山坡上去睡觉倒是个好主意，一觉醒来，晚霞渐敛，寒星初上，孤鸦疾飞--不过太远，走不动了。
　　一个好心的大伯载我去长途汽车站，在那儿我又磨了两个小时--拿一包葵花籽逗那儿的鸽子，我原本没打算逗它们来着，然而它们渐渐聚集在我附近，试探性地靠近，于是我便引诱起它们来。它们的性格在此过程中一目了然：专横霸道却愚笨的，狡猾的，怯懦的，玩世不恭的。我在干一件坏事:自赋职权作它们的上帝，事实上任何偶像的神都是卑微低下的，我藏了一片鸽子抢夺葵花籽时掉下的羽毛--就掉在我脚边--引以为谶。

恐怖爱丽丝

空档接龙
      



　　忘记从哪一天开始，我几乎每天都玩一个叫空档接龙的游戏，我觉得很丢人，因为我以前从不玩它，我宁可看磁盘整理也不玩，我以前很看不起这类游戏和玩这类游戏的人，到现在也是。
　　今天是6月13日晚上11点11分，我的钟说11分，也就是其实大概11点出头的样子。过几分钟，三儿可能会打电话来，可能不会打，因为通话费打折的时候又到了，但打不打都无所谓。每天的这个时候，天开始黑，实际上应该是每天都晚一点点，但是一天一天觉察不到。等感觉到的时候，就很吓人，好像很多年前生了一个畸形的孩子，扔掉了，现在突然站到面前来一样那么吓人。
　　在我说上一段的第一句话的时候，我空档接龙当前连胜9局，和记录里面连续输过最多的次数已经相同了，而且我还有可能赢下去。看纪录说，本局胜9负1，百分之九十，总分百分之四十六，胜109负129。--如果真像我说的，我几乎每天都玩的话，看来还没有玩很多很多天，还好。不过我五岁开始玩电子游戏，知道有一个词叫做“打穿”，看到一个游戏的爆机画面以后，我们就转移了重点继续玩，有一点点变态，分数记不了了，重新从零往上记。所以109很可能是一个无穷大的数字的一个零头，我已经耗在这里很多很多年了。但是，这个假设很容易被推翻，如果数字那么大，那分数就差不多是100了。
　　又出现“100分”了。在有的时候，有的东西会连番在你跟前出现，像撞鬼一样，真的，我最近就有点邪门。昨天傍晚有一只狗看出来了，冲上来对着我狂吠，它后面的老太太拽也拽不住它，被它拖着在草地上打滑，你说是不是很吓人。前天我玩空档接龙突然也被吓住了，我看见一屏幕的黑牌红牌排在那里，突然觉得恐怖无比，只感到有一个很强的信号要从牌里面扑出来。我脑子没有问题，虽然近视，可是不会出现幻觉。但是我现在怕会有幻觉，怕得要死。满危险，就像因为怕自己神经病变成了神经病一样，我知道，应该说精神病，可是我最近比较烦人好为人师地总想纠正我，他们这些人以为别人和他们自己一样笨，而且很迟钝。他们有一个优点，他们不怕鬼。入睡神速，睡得很死，饭量很大，生活有规律。我很讨厌这样的人，我最讨厌这群人，他们是垃圾，占满全部的空地，往往还所谓从事些什么愚蠢透顶百害而无一利的事业；并且还难以动摇，照我看因为这帮人世界就快玩完了，他们给自己起着个名号叫“人类”，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今天上午我们11班在13号教室考俄语口试。我得了一个5分，这个5分和成绩单上的5分打成一片。我全年的成绩竟然都是5分，小学毕业以来，很久都没出现这种盛况了。今年是2002年（我打字时候有点犹豫）。考得好，我就回不去。我说这个全没一点儿骄傲自满和故作姿态的意思，真的，信不信随便你，我自己知道。我很弱，我怀有侥幸，等着迫不得已的时刻，可这时刻迟迟不来。我太注意自己的境况，我对什么东西都太注意，这明摆着要糟糕。如果你注意着你的胃，就会感到胃不太舒服，如果注意头，头就会不对劲，如果老注意是怎么活着、怎么回事，就越来越不是事儿，你使劲儿听，竖起耳朵，直到幻听，“疯狂不见了，恐惧出现了”，而且你那么认真听努力听拼了命的听，你会说那是幻听还是别人都听不到的真实之声呢？

　　不好意思，上次我写这篇文章写着写着想起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于是走开了，一连隔了好几天我都没有再写下去，我想是因为一直有另外的事情要做的缘故吧。上次我请人来吃饭，在炉子上烧了一锅汤，自己待在旁边看，等它冒泡泡，等着等着想起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就走开了，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给那个人打电话问一下他到底来不来吃饭什么时候来认不认识路要不要我下楼去接；--后来呢？后来没有了。--什么没有了？当然是汤没有了。没有喝到那碗汤，幸运儿我却没有渴死饿死，而且过着过着就过到今天，--今天是6月21日，2002年。
　　我今天又空档接龙。本来在看电脑里的书，那些书都是盗版的，当然我把它们荡下来要去网吧，这里的网吧不像中国人那么多，价钱像中国菜那么贵，我还是付钱的，不过写那本书的人拿不到，这样很不好，他的书我以前都正正式式买过一遍，可惜当时他已经过世了。又一大憾事，因为我很爱看他的书，还有很多像我一样聪明的人爱看他的书，当然是因为他很聪明，长大成人以来我跟恍然大悟似地发现：凡好人都要死，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古人最好，所以早已死光。这话看上去等于白说，坏人也死，也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非但前赴后继，还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那是因为坏人远比好人多。--接着原来的说，我本在看书，看着看着觉得累，于是空档接龙。可见空档接龙比看书要省力，我由此得出结论：空档接龙是我疲劳的时候干的事。那时候累得看不了书洗不动澡睡不着觉，迫不得已方才干这个的，堕落也是情非得以，不是越堕落越快乐，少谴责我一点吧。
　　我想起我以前玩网络游戏喜欢用牧师系，游戏背景是东方式的话，就换成道士尼姑。我现在做梦还听见以前我用的那个人说两句话，一句是“Oh，Father，please save our people from the pain”，一句是“I\'ll punish you”，我那时在那个里头很牛，很牛很牛，牛到你的想象会爆掉的地步，想象力爆掉是什么样的，我也不敢给你形容，大约近似于人头皮扒一个洞灌水银入内然后人就从自己的头顶钻出来的那种酷刑，但换种说法，又如醍醐灌顶，而后灵魂出窍，两者原是一回事，但由于对象有差异，操作起来比较危险。我现在老说着一件事说着说着想起另外所有全部的事情好比核爆那样，且一刻不停年中无休，爆米花爆到一定就不会再多了，贪心就会焦，但是说话不同，宇宙不同。我以前玩游戏，现在玩不了了，总想，想得心潮澎湃气血翻涌，不过要能再玩，也不会再玩原来那个的了，这种感觉，很像死后有知的感觉。死后有知是什么感觉呢，看来是不怎么样，充满遗憾美。所以我们有点怕鬼。
　　玩虚拟人生的人生，想想也就等新品上市，等比前作多出来的一点点小玩意，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就算所谓推陈出新也无非就是换汤不换药的那一点点小玩意呢？
　　我今天又考试，文学，5分。教我们的老师很开心，一手撩着金色卷发，一手摸摸自己胸前的琥珀饰物。他们都说有个老师穿豹皮衣的很狠，说的就是我们老师，听起来像莎朗丝通那样，其实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她年龄不小了，工于打扮是实，却还不至于穿皮衣窄短裙，不过是带豹斑纹的面料，不失端庄；虽然苛刻，但苛刻得很有道理，课上得好，对我们的语法很挑剔。我有一本字典很妙，字母“П”打头一页是普希金，“Г”是果戈理，“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Т”是托尔斯泰，不是什么别的正是打了小抄，它在考试中并没有上场，因为我还是憎恶作弊，爱惜自己和字典，不过实际上对我而言的确是那样，在一本抽象的俄语字典里“П”是普希金，“Г”是果戈理，“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Т”是托尔斯泰和太平洋。
　　正写着，天又亮了，这要在我们国家，听起来就像闻鸡起舞那么勤奋，其实不然，因为日照时间很长，天才黑没多久，要是在摩尔曼斯克，天就根本不黑，2002年白天最长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明天的这一天也将是这样，后年亦然，多么骇人听闻。
　　我的通行证上写的最后期限是7月1日，过了这个时间，通行证就会作废，我就只能一直待在这个楼里不出去，一出去就再也进不来。要宿舍就要入系，入系就要护照，护照拿去延签证了，签证不能不延，不延就会很麻烦，他们的办公时间很短，班可以少上，茶不能不喝。到时候我就会住大街，住大街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天气那么热，并不怕被雨淋，可是书和电脑怕，它们也算是我的财产，一个人有了哪怕就这么一丁点的财产，立即就担忧下雨，立即就不适合住在大街上了。所以我现在暂时有得住、睡醒时犹如在沙滩上一样沐浴在太阳里，心里却担忧着七月之后的雨水。这些天，俄南部洪水泛滥，世界杯韩国队入四强。
　　从电视上又看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发现人即使是非常小的时候对美的印象也是深而准的。
　　我爸爸很爱玩空档接龙，过去我将之视为听任自己品位的下降，以前他爱玩光荣公司出的游戏，他解释说是没有大块大块的时间了，然而空档接龙挤满了他所有边角料的空档，在等收发电子邮件的时候、装载软件的时候、等电话和等微波炉“叮”的一声的时候，凡是闲下的一分钟，他就空档接龙了，我从旁看着，觉得很要命。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先把空档接龙删掉了，看到回收站图标变成了红发天草的头像，清空之后，就变回了金发的夏洛特，显得很洁净吧。我就爱看回收站的图标变来变去，因为在这儿可玩的东西太少了。我接下来要写科幻小说了，水瓶座的人写科幻天然得力。

　　我的窗口看出去，对面带褐色花纹的楼很像船，楼上的天线像桅杆一样孤零零立在天与云里，我在另一条船上，暂时泊着，有时有风，有时没有，在等适宜的风刮起来。街上车开过，声音像飞机从头上掠过，潮声哗哗的。住楼上的男生很大声地唱了一下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今天下雨了，这里下雨少，下雨的时候像在家里，睡觉很开心，如果夜里加上狗吠，那就不像上海了，而像嵊泗、或是别的什么小海岛上的小旅店里。
　　美丽的还是中文的诗歌：
　　“八月逝去 山峦清晰
　　河水平滑起伏
　　此刻才见天空
　　天空高过往日”

恐怖爱丽丝

七月


　　考完收工，但并不能每天睡大觉，周一至周五白天按时去一个个办公室排队盖章子，六、日不工作，我也休息，逛一圈市场，走回来时满地麻雀落叶似的滚过，抬头一看四下还是绿意盎然郁郁葱葱；此外的时间就是在船舱似的寝室鼓捣电脑，一个劲地看书，自己也尽量写点，过得也算有规有律。人都走光了，剩下足足两个月的时间将独自如此这般度过，以“韬光养晦”来做自己工作：要按耐得住，心平气和--多年前我就开始这么做，以极大的耐力和无聊与痛苦较劲。不过王小波写过句话，大约说的是劝年轻人要耐得住寂寞好像劝寡妇守空房一样，除了家徒四壁，还有头脑里空空如也，这让人怎么个熬法。说的也是。假如我只是空熬着，那就是虚掷光阴，我是个姑娘，在拿一个月一个月打水漂时，更是要慎重，而且我始终没有找到任何足够的依据证明值得是不值得，我们虽不要功利，总也不能用空洞抽象的假说搪塞自己。
　　柳德米拉又来找我玩。我们喝了啤酒，大半夜下湖游泳，她说的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我自己说的也一样，但我还是能让谈话畅通无阻地继续下去，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要不就是她也喝醉了，但我想想不可能，我们才喝了一丁点儿，以前我还可以喝三个这么一丁点儿，还耳聪目明、伶牙俐齿，看来我不行了。两点多钟我们遛过宿舍门口，好心的警卫叔叔说：“散步哪？”我们说：“是啊。”他手一挥：“进来，进来吧。”没有通行证的小混混柳德米拉就进了我的屋子，一块吃了冷披萨，各洗了个冷水头--检修水管，热水停半月，她第二天考大学，我说你还是去考吧，早晨我醒了叫她，她只管睡，不肯起来，说考试不重要。后来我就坐在床沿上发愣。想起有一天--大概就是前一天--美国国庆后一天，我在网上，向一个三年前就搭过腔的叫R的人说：“你老了。”当时是认真且缠绵悱恻地说的。这话谁对我说了我也一愣一惆怅。接着他就说：“是啊。你这话说得我心都碎了。”老了就变得脆弱，心变软，但是也担心不但变软，还变韧，变皮实，你以为你还在乎，其实压根什么都不在乎，变成一块老橡皮。
　　韬了一阵，韬不太下去。而后卯足了劲要搬家。天热得可以，盼下雨盼得望眼欲穿，下起雨来，多少有点像上海。搬家那天一早六点多窗外一个霹雳把我打醒，我就跟条吃了湿桑叶的蚕似的僵死在床上，想：这下可好，下雨了。凉风一阵阵地吹进来。六岁时候我妈给我说过她有一次搬家时下瓢泼大雨（搬到桂剧团或搬出），所有东西都湿透了，心也凉透。相比之下我还好得多，至少只是东西湿透，这儿如此干燥，不用多久也就干了。但毕竟很苦恼，因为今天那个下巴和脖子长得像鸬鹚一样的女人就要把我往外赶了。不管怎么说，房子要到手了，准备用来行贿的香水并没有送出去，原因是不好意思，总感觉非奸即盗，又怕对方刚正不阿。
　　新居位于莫大主楼B区八楼848，也就是在主楼的右翼，这么说从正门或后门走进来找我认方向会方便一些，光听的话一点用都没有。不如说这是我惦记了近一年的住处，斯大林式的建筑，外观极其恢宏壮丽，莫斯科共有七座这模样的楼，这座是最大的。宿舍一般两人一套间，狭小又陈旧，可是你知道，特别有气息，是什么气息呢？可能是苏联电影的气息，后来我想通了，苏联电影里，也有很多蟑螂在爬，老鼠上窜下跳，只不过我们没留神看，或在看不见的角落，它们也是气息，是气息的建设者之一，不能光要别的，不要它们。房间有一扇大窗户，约比我高一点，因为爬上去挂了一块大红色带米色蕨类和暗橙色小圆叶子植物图案的窗帘，窗帘是向管理员要的，够漂亮的了，我很满意。坐在烂垫子的小床上看窗外，正门顶的水平线切割了大窗子下边五分之一，上头是天空，看上去很空旷，宛如港口，连灯塔都有（是什么铜和石头制的像灯塔的东西）。如果站在窗口看，就看到最中间的楼，尖尖的华贵的顶直冲云霄，看起来很费力，要把身子探出去，再拼命仰头，或干脆侧过身来，这样就全然不像港口了，对面的楼又直又光滑，像陡峭的石头山壁，刀削斧劈般拔上去，想到自己住的也是如此，楼上排着一扇扇窗，自己就在一扇里，好像很多很多石窟，自己是石窟里的一个小菩萨，除了在窗口站站，还回到屋里转转，喝点水。黑衣乌鸦呱呱叫着飞过，很神气。邻居是个刚果黑妞，曲线玲珑，人也不错。
　　辛辛苦苦要来房子，为的是装专线包月上网。不料申请安装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是我在俄罗斯所见第一桩高效率的事。管理员是个胖胖的戴眼镜男孩，和我认识的弄电脑的人长得一个样，都是胖胖的，戴眼镜，沉默寡言，偶尔一笑，颇腼腆。我才上了一个晚上，电脑就坏啦！小弟扬的电脑也坏了，斌斌姐姐的电脑也坏了，认识的人的电脑统统坏光，之后就开始了我们修电脑的折腾。我的电脑不光里头坏了，壳子也碎了，仿佛自然迸裂，因为我并不记得怎么有的第一条缝，大概有草籽掉在里头，然后也不管你是大石头还是笔记本电脑，就那么长了起来，液晶屏随时可能报废。而且这当口，我们都穷得要死，每个动作都在花最后最后一点钱，等着人从国内过来补给，我放的债也追不回来。日子过得这么穷，愈发好玩，小弟扬、吉吉和我，在一块儿就嘻嘻哈哈，因为不时会觉得越过越荒谬，有趣都从荒谬来。另外还有个三儿，三儿不修电脑，他终日发春，被俄罗斯美女路人们迷得神魂颠倒，快不行了，一直要我跟他去摩尔曼斯克，因为他几乎不会讲俄语。我跟他说我也想去摩尔曼斯克想了一阵了，不过是不是等有钱了再去，他说什么时候有钱？从没有有钱的时候。我想想也是，何况面对变幻无常、多姿多彩而健忘的人和人世，唯自己也变幻无常、多姿多彩而健忘才能与之匹敌，而内心还是要坚信点什么，仍要保持对世界起码的忠贞。我就说，去吧。可谁知道电脑坏了，三儿实在想去，我说你去，回来要是挺不住了但愿我这儿还有你口饭吃，要不然都去当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天热，我都不怎么吃饭。
　　一天一早我们又出巡访问一个修电脑的，中午从他那儿出来，觉得周围景物都变了样，根本不像在莫斯科，小路高低起伏，小楼黄色，既像西班牙，又像墨西哥，当然我们既没去过西班牙也没去过墨西哥，不过凭谬误百出的印象随口一说。拦了辆老爷爷开的小破车，告诉他去某个地铁站旁边的电脑市场。上车后我以为老爷爷是在跟我说话，后来发现是自言自语。他不停自言自语，小弟扬说这是发疯的前兆。
　　R刚和我说过他有过一个精神病室友。一开始我只当是渡边君说敢死队的轶闻。有天晚上，R在房间里听音乐，隔壁室友来敲门，R以为他嫌吵，开门要说对不起，那人让他把音量开大，他也要听。R就把音量开大了。那人又敲：还要大，还要大！R说不能再响了，会吵到邻居。那人就回了自己房间。不一会儿R听见他在那儿阴森森地笑，笑得人毛骨悚然。过会儿又来敲R的门，挺正常地说了几句关照的话，又回到自己房间，又那样笑起来，来来往往几次。R说那时他就要发疯了，后来是R开车送他去病院的。我听的时候，觉得这个情节很温柔，不知怎么说，只觉得一个人感到自己不行了，就要崩溃了，还在努力，从那边过来这边和人说话。可是谁知道怎么帮帮他呢？我说他心里比你还要害怕呢，一定怕极了，一个人呆在那里，谁也帮不了，最后还是没办法。
　　再说这个开车的老爷爷，老爷爷在窄巷子里兜来绕去，始终开不到路上，两旁土黄小矮楼，路人都是黑发浓眉，看来这儿真不是莫斯科。路边停着一辆红车，车边站着几个人，样子像电影里的哥伦比亚人，老爷爷把车开过去问路。问到之后我们开始幻想。那伙人在进行交易，老头子不知死活懵懵懂懂过去了，他们也看清了车内三个亚洲人的脸，从此我们陷入了无止境的噩梦般的追杀。全球的黑帮都卷了进来，我们奇迹般地没有死，并学会了爆破、易容、飞刀……后来发现想要不被他们干掉，只有不再逃亡，而是找到他们，把他们全都干掉。最后才知道，操纵这一切的大老大，竟是我们自己。做完这个梦，老爷爷的车已经在高驾路上飞驰，有多驰呢？就是我们看车外的景象都已经因空气发生了扭曲而扭曲，我们的脸也像水在薄膜下一样鼓动起来。老爷爷还在喃喃自语。我们看见了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可那不是奥斯坦基诺电视台，而是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塔，他们又造了一个摆在这儿，因为这儿不是莫斯科，他们造了个克里姆林宫，挖了条河，但如果你从纽约来（另一条路上），你会看到自由女神像杵着，你还以为没错！浑然不知他们的大阴谋！--他们这么厉害，他们是谁呢？想来想去只有我这么聪明。
　　须知我现在脑子这么好使，全赖看多了windows媒体播放器的可视效果，非常厉害。打从整理磁盘碎片看不了小蓝格格后，这是观赏价值最高的玩意儿了。
　　好人真好，给七月也写了诗，七月不远，离着也就七步之遥，“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我才不要，我才不要把故乡抛在一边呢，我要给我的妈妈写信，要给我的爸爸写信，给我的姐姐妹妹写信，给老乡，给亲爱的，给所有人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