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访谈】 对江冬的7个提问——关于江冬小说《凶手》的访谈 提问:asui1003
回答:江冬
Q1:我是2010年来黑蓝的,错过了你在论坛的活跃期,也一直没机会和你直接交流。后来在别人的推荐下读了你的《“给妈妈打电话”》,这篇是我在你的《对岸》前读过的惟一的你的作品。所以我的提问肯定不具备对你的概括性视野和针对性。从你最近几篇作品看来,感觉你有了转变,包括题材和意识两方面,似乎有新的想法和尝试,能谈谈你对自己现在的写作状态或阶段的看法吗?
答:首先非常感谢你的提问,我读过你所有的问题后再来答的,现在能这么认真和负责任地谈小说的人真的很少,这次你又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提问,很感动。你提到的《“给妈妈打电话”》是我大四时候的作品,隔现在已经四年了。那时侯刚写小说,对小说的意识是模糊的,很单纯地去表达一种情感。现在对小说的理解深了一些,但还是没有完全明确要写什么样的作品,暂时并不想专一地在某个方向上发展。我最近的几个小说,从《对岸》到《凶手》,每一个都有一种风格,题材差别也大。现在还是在一个学习阶段,希望尝试一些陌生的题材和写法,锻炼自己的能力。
Q2:出于好奇,想知道你对待自己的短篇写作有没一种“组曲意识”?比如像《都柏林人》,每篇既是独立的,但合在一起又共同构筑出一幅更深远的意境。
答:这个倒是没有。我觉得只有大作家才有这样的意识和抱负吧。这样的作家看得远,而且写短篇跟玩一样,我没这样的能力,好不容易憋出一个,想不了那么远。
Q3:在文后跟帖里树泳提到你正有意识地在写作中进行一些有益的实践,这意思是否说你正处在一个重新审视自我,并在写作中尝试新鲜的事物并重建创作语感的阶段?可以稍为谈一下你在写作意识方面的新领悟吗?
答:前面已经说到,确实是在尝试。关于写作意识方面的领悟,真有点不可言传的味道。一个写作者在生活与阅读中一点点地体悟,很细微,难以表达。总的来说,我觉得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养气”的过程。气,就是我们常说的气场吧。一个作者的气场,你看不见,说不清,只能够感受。读好书,生活体验,不断地练笔,这些都是养气之道。有了浩大纯正之气,写出好作品就不难了。所以写作不在一词一句,一朝一夕。
Q4:针对现实题材小说,我觉得叙述语言和叙述内容(事件情节)只有和小说的内核在气质上统一起来时,这一和谐才是美的本质。我所说的小说内核,是指你对意识对象——比如作为作品素材的事件和其中人物的性格、欲望、处境等等——的某种“感悟”。这一“感悟”会在作品中映射出你个人的美学,鲜明而独特的,类似于你的意识客体、你对存在和世界的思考和体验在你脑中形成的一幅抽象或印象化的图景。说回这篇《凶手》,我始终认为“寻衅误杀”的结尾出卖了你的这篇小说,使它的容量从一个相对开放的“世界”坠下成一桩相对封闭的“经历”。对此你有何不同针对性的见解呢?
答:在这点上你想得比我深。我写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展现这么一个事件,力求准确和真实(在自己经验范围之内的)——就像练习书法时摹写薄纸下的字。有了这次的经验,下次再写某个真实事件,肯定就会在材料的取舍上考虑得更多一些,让小说更有自己的气质——就是你所说的“内核”。
Q5:读你文后的回帖,你似乎是首先被这桩新闻事件的“荒诞”和“精彩”所吸引,再产生动笔去表现的念头的。但恰恰是这一点使我不满,因为从作品看来,你对这桩事件材料缺少独特和深刻的“发现”。甚至你眼光的落点显得有点俗套了。你对此有何不同针对性的见解?
答:对这个,我要说的和上一个差不多。阅历与写作上的双重幼稚导致了这个小说的肤浅。但它还是令我欣慰的一个作品,我希望通过这个作品达到的一些目的还是达到了。
Q6:提一处细节,在这篇《凶手》里你借用了一则“中国人民很行”的笑料,我对此比较敏感,因为这是一则在网上传滥了的笑料,无论这里是否出于你的匠心安排,但对于在公众语境中泛滥了的东西,作者不是该努力避开吗?这种素材的质地往往很杂,无论怎样深思熟虑,都预测不到它会带给读者怎样的印象,而这一印象可能是和整篇小说的语境不协调的。虽然这不是个重要问题,但我既遇到过也思考过,在此也想请教一下你的观点。
答:这个笑料是出自老毛之口。他没有过他所说的经历,是对高旦阳说谎吹嘘,想借此抬高自己。他从与高的谈话中得知了高是个理想的吹牛对象。用传滥了的笑料,一是让读者一眼看出那是谎言,二是表现老毛的脸皮厚,高旦阳的无知、单纯、轻信等。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
Q7:在《“给妈妈打电话”》里我读到一种虚无混沌、涉世未深的茫然和困惑,环境和人物状态在你的语感中被呈现得层次丰富且细腻,整篇的气质很协调,水准甚至似凌驾在这篇《凶手》之上。在《凶手》里,你对于还原一个世界已显得力不从心,说你在小说里套用了一个世俗观念里的“社会”似更贴切;但在《“给妈妈打电话”》里,你的叙述对象之后往往藏着丰富的可被读者意会的内容,这些你是通过描写的落点和角度轻重的选择,以及情绪的控制等手段去把握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之见。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是由于你对《凶手》里的“社会”不如对《“给妈妈打电话”》里的“环境”有那么多切身的经验和感受而导致的。所以我想问问,当你在写作中的观察对象更多地从内心转向到更广阔的外界时,你会不会有一种从头开始的感觉?
答:是的,对《凶手》里的“社会”不如对《“给妈妈打电话”》里的“环境”有那么多切身的经验和感受。当“写作中的观察对象更多地从内心转向到更广阔的外界时”这句我并不认同。我的写作一直在关注和表现自己的内心,《凶手》中的高旦阳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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