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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三联苗炜评论新书《自由的老虎》。
我看到沈诞琦的第一篇稿子是《大鱼》,采访作家迈克尔·刘易斯。我看了头一部分,返过来看作者署名,的确是沈诞琦采访,而不是沈诞琦翻译。迈克尔·刘易斯多次为《名利场》杂志写稿,而这篇写刘易斯的稿子,也多少带有“名利场”气息,就是美国杂志里那种特稿的气息,作者一边写一边要告诉读者——我这儿非虚构呢!稿子是好稿子,采访也不能说是不好,但处处可见“手法”,很娴熟的手法。我看到的第二篇稿子是《克里斯蒂娜的头发》,有一个惊艳的开头,讲普林斯顿的一个女生,毕业之后走遍美国,跟着一帮工人去竖手机的信号塔,攒了钱之后,这个叫克里斯蒂娜的女生成立了一个小丑剧团,去伊拉克演出,认识了她的男朋友。这篇文章的“现场感”很强,尽管沈诞琦没有爬过信号塔也没去过伊拉克,但她“再现”的能力太强了。这种“代入感”到文章后半部分不再掩饰,沈诞琦直接谈论她对戏剧和小丑的认识。
我这才知道,她要采访一系列普林斯顿校友,写一组人物特写。这些校友有的健在,有的早就死了。诞琦说她最满意的,是这本书里的《面对面的办公室》,写冯·诺依曼,图灵,我猜,她之所以钟意这篇,完全是迷恋这两个逝者的智识味道。她在普林斯顿念本科,时常有些伟大人物的幽灵围绕着她,比如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上学的人,不可能避开他,与其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如说这是个智力生活的象征,沈诞琦写爱因斯坦,同一篇文章中也记述自己的生活,她抑制不住文学青年的想象——1905年的春天,那个被物理界称为“奇迹年”的年份,二十六岁的专利员爱因斯坦在瑞士伯尔尼的邮局,寄掉了自己的相对论论文。那时候他一定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承受的空虚。
一个严肃的编辑可能会删掉她在“人物特写”中“溢出”的部分,一些浪漫的想象,一些大而无当的议论,还有些手法,过分强调戏剧感。但这些“溢出”的部分,恰恰是她最闪耀光彩的部分。我在《新知》杂志发表《克里斯蒂娜的头发》时,删去了一大段,那是为了让这篇文章符合杂志的叙述规范,不要“溢出”,但作为一个老文学青年,我很喜欢她“溢出”的那些东西。她在美国念书,熟悉那套叙述手段,这本书中的“特写”,能表明她手段的纯熟。可作为一个有眼光有见识的新一代女文青,她肯定不满足于完成一篇中规中矩的稿子,她总要显示,“我能写得更好”。
记者写稿子,写及格了就可以,写得好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写得好,是作家要考虑的事情。要说沈诞琦这书有什么毛病,就是把作家要写好的那股子热情灌注到了人物稿子里。我这句话未必准确,但我相信我的判断,不管她怎样做采访,怎样搜集资料,她对于自己的叙述的迷恋远甚于对现实或者真相的迷恋。她在这本书最后忍不住放进去自己的一篇小说,可以证明这一点。我相信,这本书是沈诞琦漫长写作生涯的开篇,她还会写很多,不论是特写还是小说,她的叙述值得她自己(慢慢会有很多人)为之迷恋。顺便说一句,“女文青”这个词现在多少有些贬义,实际上,许多人对文学有过于浪漫的理解和太浅薄的热爱,我用这个词完全是褒奖的意思,沈姑娘是新一代女文青,眼界宽,有手段,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写作者智识生活上的起点竟然这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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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岸按】联想到本楼最初一念,好像也是这层意思。在虚构与非虚构文本之间,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栅栏,无关才情与真诚,不涉客观和理性。相对于原著,译作应该是另一种较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文本;译者不应该有任何意义上的“代入”或“溢出”,除非加以说明,比如《失明症漫记》译本增加一种标点。这甚至连翻译常识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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