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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盛世平庸”究竟为什么
“盛世”越来越不像是个好词,尽管它戴着亮丽的桂冠,但后缀往往又会呈现出浓烈的灰暗来。比如,对最近广东文学的“盛世平庸”现象,作协被指应该承担责任。
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但是否适合以“盛世”来进行界定,还是值得思索的。事实上,风险社会要比“盛世”更能获得现实认同。毕竟,在为荷包里鼓涨而欢唱之外,民主、法治、文化等等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元素。何况,如今金融危机也足以令一些歌者停歇了。而这一切,也都与文学创作紧密关联。
当然,广东还是要比国内其他省份更为富足一些。或许,这也是广东文学被说成“盛世平庸”的原因之一。据我所知,这些年在对文学的投入,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与引进上,广东作协的力度在全国是最大的,比如,以作家签约制来“筑巢引凤”。现在,抱怨广东文学“盛世平庸”,指摘作协组织乏力,给人感觉是在为“只抱窝不下蛋”恼火。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老话题——到底谁养活了作家。答案非常简单,无非是政府与市场。当然,很多人习惯再加以细分——作协里的体制内作家,完全靠市场写作的纳税人。其实,这没多大意义。2007年1月的《扬子江评论》曾刊发过一篇《〈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强调“中国并没有所谓的体制外的文学存在,有的只是被体制所压迫或边缘化的文学,但它们依然在体制内而且依赖体制而生存。”作者甚至把中国当代文学“命名”为国家文学,而《人民文学》就是其表征。
从这篇很有影响的“主流评论”不难想象,作协也就是一个为作家提供饭碗的地方而已,作品好坏,与它没关系,只取决于个人才华与努力。广东作协引进的魏微就说:“写作是自己写东西,我的风格是往里头走,所以在哪儿写都一样。”同样被广东作协引进的打工作家王十月也说:“加入没什么坏处,对写作者来说没什么变化,反正我专心写好自己的作品就是了”。这样的话证明,不能把作家“盛世平庸”怪罪于作协。
不过,也不能将矛头直接指向作家群体本身。总不能说,十几亿中国人,就找不出有创作才华的人吧。不由又想起今年8月离世的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了。这个人的离世,不仅让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我们将记住这位强大、无畏、具有巨大内心尊严的人”,也让无数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这位“俄罗斯良心”的精神力量。然而,他那漫长、多舛的生活道路,显然不是别人可以复制的。于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借鉴价值,可能就是在那些主流评论家所倡导的“国家文学”制度设计中,如何不需要中国作家以付出类似的代价就可以释放出他们的才华与智慧,来展示他们本质的“不平庸”。
这,本身又是一条漫长、复杂而艰难的道路。
(作者为重庆时报评论主编) 【来源: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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