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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喜欢《小鞋子》,也喜欢《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但可能我有偏见,总觉得这些电影更像放大了的小品,一直觉得《小鞋子》拍成一个15分钟的短片,会更凝练。《小》、《何》这类电影确如你所说,不是苦难却让我们看到苦难。但如果按萝卜的理论,贾樟柯的矫饰成立,那马吉德和阿巴斯就是另一种矫饰。一种文艺的撒娇,这是知识分子特有的,认为从手段上不直给,而是侧面反映就更加高明似的。编剧圈里总有些老家伙会一脸教诲的对你说:“要用喜剧方式表现悲剧,用悲剧烘托喜剧。好话不要好好说。”——细想想这恰是一种矫情、伪饰(这样纠缠下去,任何观念都会有矫饰的成分)。
用点老套的话,《小》、《何》是在弘扬,苦难里开出善的花;贾的“故乡三部曲”是在批判、揭露,苦难中的麻木与挣扎。我不觉得他们“差了好几个档次”。其实你选的方向很好,伊朗电影是中国电影最好的参照体。他们踏踏实实的走出了一条路,而我们一直在怪力乱神。如果一开始你用《一次别离》来比较《三峡好人》,我会完全赞同,贾樟柯的逊色。
说回文化,想象的共同体被证明也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现实永远比理论复杂(所以贾樟柯才总想在自己的现实主义影片里灌筑超现实镜头。)但我们总有一种东西(辛亥革命以来,这东西甚至不是共同的),在不停影响我们、催化我们。我权且叫它“文化环境”,我们这种文化环境与所谓的普世价值(我都不敢随便用词了,只好加“所谓的”。因为细究起来我也不敢确定普世价值是不是存在。)之间有很深的差异。归根结底是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性的矛盾,例子之一就是儒家伦理与民主自由之间的矛盾。我知道儒家的糟粕是什么,但我不敢断言民主自由一定能让我们过得更好。绕这么大的弯子,其实是想说明,确实存在一种“中国式”的生存方式。它在这些夹缝中迷惘、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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