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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评朱伟批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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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3:18 |显示全部楼层 |倒序浏览

><a href="http://www.blogcn.com/User4/zhaosong/blog/30355044.html" target="_blank" >也评朱伟批木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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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松 朱伟的文章，很霸道。这也正是一种很中国的现象，就是说，一个主编，可以很霸道。这种霸道，在他自己的感觉里，可能还是霸气呢。可那是两码事儿。如果朱不是什么什么的主编，他还能这么霸道地说话么？他的霸道，体现哪儿呢？体现在他写文章就如同开编委会，他只想说上句。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在信息传播如此迅疾的年代，一个老人所代表的文化只在文化的过去。”这是个奇怪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似乎只有年轻人才能代表文化的现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信息传播如此迅疾的年代”，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信息不代表文化，文化的发达程度，也不是信息传播速度所能代表的，换句话说，就算再过两年咱们中国的网络发达程度与信息传播速度全球第一了，你能说咱们就是最有文化的了？另外，文化是个延续余波的东西，这余波的强度，跟它来自老人还是年轻人并无直接的关系，否则的话，过去几千年的那些文章诗赋也就没必要去看了。另外，评木心的文章，就从文章本身去说好了，不要扯到文化的高度，因为一到了那个高度上，就会很空，那么结果就是大家会发现你可能不大懂文章。 我们接着说朱的霸道。“但《退步集》之所以销得好，其实是因一批愤青读者在买你向制度拍案而起的斗士态度，而非你的文化蕴涵。国内读书消费市场，愤青还是很大一个读者群。木心的文字与见解，对这些读者恰恰没有意义。”首先，“愤青”这词，已经过时了，而且就算在它没过时的时候，也不是很有概括力，它代表不了它企图概括的那些人的态度与标准，更代表不了那些人的思想特质，因为人是在变化的，不成熟的，可以变得成熟，忽略了这一点，无异于刻舟求剑。退一万步讲，究竟有多少读者会为了“斗士的态度”而买陈丹青的书呢？如果换成朱也出本“斗士态度”的书，是不是也会有这些人去买呢？恐怕就不会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的还是文章本身，而不是什么态度。稍微有些阅读经验的人就会知道，朱的文章是典型的编辑型文章，而陈丹青的文章则是文人型的文章，从文字上讲，陈的质量也高过朱的。另外，朱的霸道还体现在推断上，他说退步集销得好是因为有愤青支持，而愤青买的是你的态度，不是你的文化蕴涵，所以，木心的文字与见解对愤青没有意义。朱假设了一个始终存在的群体，然后再以这个假设群体否定了木心文章的现实意义。 “现在25年后，该见过的都见过，该吃过的都吃过，再大的权威也不成其为权威了，大家最普遍的反映是，不过如此，谁都一样。”朱的语气大有看透了的意思，但他少了一句话在后面，好文章还是好文章，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谁都一样，敢并不是谁都不过如此。你见过的，吃过的，并不就是你轻易就能达到和超越的。后生固然可畏，但嘴也不能太大。我们再看下面这段： “就我读木心的体会，他是海派又是市井的，优雅是他那张照片上的展示——礼帽、围巾与手杖。一个经历过那等坎坷的人，哪来闲适呢？优雅总是贵族在无聊中的奢侈。他写得好的文字还是一个被压迫底层人在边缘对上海市井的描绘，那些文字有密度与那种深入的感叹。但这些文字在现在快节奏生活中人读来，又没有节奏的快感。他的海派部分是对古今中外文化的点评态度，这是文化中人读着最不舒服的地方——省略了微观的宏观其实还是革命习气，之所以能评点洒脱无非是无知者无畏。真进入微观绝不能有这样像毛泽东一样的指点江山，笑秦皇汉武略施文采。而他这种评点文化的态度，对不在文化中人也同样不构成价值。” 朱特别喜欢概括。但这种概括本身常常就是一种霸道和武断。就说海派和市井吧，这是两个很含糊的概念，没有人能说得清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才叫海派，什么样的东西不是市井。因为这种概括本身是无意义的，它不会给文学批评带来任何有意义的揭示。任何一件作品都不会因为它是或者不是海派的市井的就是好或者不好。那种概括，只不过是文学史分类上的方便，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顶多有些地理上的价值。另外，一个经历坎坷的人，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闲暇，但不等于他不懂得什么是闲适。优雅也不总是贵族才有，贵族也不老是无聊。现代生活中人也并不是都想从节奏中体会什么快感，很多人心里期盼的可能恰恰就是缓慢一些的状态。所谓的“文化中人读着最不舒服的地方”，其实顶多也只不过是朱读着最不舒服的地方而已，顺手还要给自己戴个不错的帽子――“文化中人”。而且在谈及“省略了微观的宏观其实还是革命习气”的时候，朱应该知道，他至少要举几个实例的，否则就是放空炮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能评点洒脱无非是无知者无畏”，这话反过来说朱自己也一样有效的。顺着这个逻辑下去，最后也只能是“对不在文化中人也同样不构成价值”了。其实不如直接说，木心的这些文章，无论对文化中人还是不在文化中人都没有价值。这就是一棒子打死的玩法了。 其实朱也知道，这样抡棒子，容易给人不厚道的感觉，但他并不想就此收手。木心又不会找他算帐，再说，他是谁？他怕谁？媒体是一种权力，他是权力中的权力。陈丹青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老愤青而已，我可以采你，也可以随手毙了采你的字儿。你能怎么样呢？其实朱是很刻薄的。他把木心搞到没价值的地步之后，接着表现出貌似温和的更刻薄的一面：“在我看，木心作为一种文化标本，有他自己的价值。一个八十多岁人，从走进社会到1949年十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接触一个尾巴而已。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二十多年，革心洗面，尽管不情愿，烙印还是根深无法剔除。这是木心先生最主体的文化根基，他所写〈上海赋〉其实也是五六十年代蝇营狗苟之上海市井（陈丹青注：《上海赋》全部写解放前之老上海，不是“五六十年代蝇营狗苟之上海市井”）。然后到美国，以美国态度来看他实际只接触一个尾巴的文化五千年与二十年的文化贫乏。”什么是文化标本？就是死了的东西。就算是死了的东西吧，好在也划到了文化里，那木心的价值在哪里呢？用朱的话说，就是“接触到了一个尾巴而已”，然后又得到了“美国态度”。尾巴就不多说了，鲁迅、周作人、胡适他们是不是也在尾巴上呢？这个“美国态度”着实让人惊诧。去了美国，就是“美国态度”？去了德国就是德国态度？美国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态度？谁会这么思维呢？与这种古怪思维相比较，把人家文章里的年代背景弄错，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硬伤而已。 至于最后的那两段论述，则可以看出，朱完全把文化商品化了。另外他还忽略了一个常识，吃的苦多，不一定就是苦大仇深，有些很顺的人，也可能会有苦大仇深的思想，这都是说不准的事，不能老是歪着嘴说话、斜着眼睛看人。 200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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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DIV align=center>朱伟：《木心的尴尬》</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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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上班，都看到在三联书店门口的大招牌——2006年是木心年。我想这招贴设计者多少是不高明：如果2006真成为木心年，意味着是什么景象？我想，在信息传播如迅疾的年代，一个老人所代表的文化只在文化的过去。　　
　　木心迟到了大约25年。我相信陈丹青被他文字与见解击溃的时候一定是八十年代。陈丹青可能会以自己著作的销路来为他精神导师今天的遭遇鸣不平。但《退步集》之所以销得好，其实是因一批愤青读者在买你向制度拍案而起的斗士态度，而非你的文化蕴涵。国内读书消费市场，愤青还是很大一个读者群。木心的文字与见解，对这些读者恰恰没有意义。　　
　　25年前，是我们蒙蔽之眼刚刚睁开，觉得这世界原来这么丰富的一个时代。因为混沌为开，所以自沈从文、张爱玲、废名、周作人到外国几乎所有文学家、哲学家，我们曾一个个为新发现而激动过。现在25年后，该见过的都见过，该吃过的都吃过，再大的权威也不成其为权威了，大家最普遍的反映是，不过如此，谁都一样。　
　　就我读木心的体会，他是海派又是市井的，优雅是他那张照片上的展示——礼帽、围巾与手杖。一个经历过那等坎坷的人，哪来闲适呢？优雅总是贵族在无聊中的奢侈。他写得好的文字还是一个被压迫底层人在边缘对上海市井的描绘，那些文字有密度与那种深入的感叹。但这些文字在现在快节奏生活中人读来，又没有节奏的快感。他的海派部分是对古今中外文化的点评态度，这是文化中人读着最不舒服的地方——省略了微观的宏观其实还是革命习气，之所以能评点洒脱无非是无知者无畏。真进入微观绝不能有这样像毛泽东一样的指点江山，笑秦皇汉武略施文采。而他这种评点文化的态度，对不在文化中人也同样不构成价值。　　
　　在我看，木心作为一种文化标本，有他自己的价值。一个八十多岁人，从走进社会到1949年十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接触一个尾巴而已。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二十多年，革心洗面，尽管不情愿，烙印还是根深无法剔除。这是木心先生最主体的文化根基，他所写〈上海赋〉其实也是五六十年代蝇营狗苟之上海市井（陈丹青注：《上海赋》全部写解放前之老上海，不是“五六十年代蝇营狗苟之上海市井”）。然后到美国，以美国态度来看他实际只接触一个尾巴的文化五千年与二十年的文化贫乏。　　
　　我以为，木心在2006年才在内地正式出版亮相的尴尬在于，现在我们的文化消费已经进入调笑时代（尽管愤青仍有一定市场）。新一代消费者既然被美国文化、卡通文化培育出来，本能地只耐烦于消费快餐文化，对文化积累、过去了的市井氛围均以为太累而不耐烦。快餐文化就是轻易得来不需细细品尝，吃起来轻松得不需吐骨头不需回味的文化，从嘴里进去从肠子里就轻松出来的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最需要的就是调笑，因为欲望基础解决之后，乐子，沙发土豆，乐一乐日子就轻松过去是最需要的，每天挣钱养车养房子是如此之累。木心是不能迎合调笑与好玩的，当然不是可轻松化解物。　　
　　文化奢侈品重新成为必须，一定要等闲得无聊真正能成气候之时。而木心又不是文化奢侈品，文化奢侈品产生于松弛而非紧张.他的大半辈子吃了太多的苦，苦大仇深的人大约一辈子都超脱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