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发展并不以解决问题为特征,而是以改变问题及否定问题为特征,哲学的成长之路上铺满了被抛弃的伪问题的尸体。剩下的无法抛弃的问题,困扰着各个时代的哲人,并使不少人在生命的尽头回顾自己一生工作时的心情,多少变得灰暗。
现代哲学的兴趣继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移之后,又发生了从认识论向语言的转移。这次著名的“语言学转向”的确改变了整个哲学的论述焦点和讨论方式,不过,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仍顽强地以新的形式显露出来。先验与经验、分析与综合、必然与偶然的问题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这类新革命碰到老问题的现象梗概。
先验性、分析性与必然性问题的难点,主要在于这几对概念之间的关系说明中,任何一种回答都基于某种更普遍的哲学观念。即使不接受费耶阿尔本德式的相对主义,想要独立于对各自所关联的理论整体的分析,而“中立”地评价不同的先验性、分析性与必然性关系理论,都是一种非常虚弱无力的企图。
莱布尼兹在构想“推理算术”的时候,提出了两种推理原则:无矛盾原则与充足理由原则。他认为数学只需遵循无矛盾原则:包含矛盾的判断为假,相反,不包含矛盾的判断则为真。但对物理学,还需要加上充足理由原则:一个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则必须有一个其为何如此的充分理由。莱布尼兹认为,对于数学这类不需要寻找理由的纯推理性的真理,我们只要将复合的命题解析为由以构成的简单命题与观念即可证明其为真。
基于相同的认识,休谟认为,依赖于观念和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就是必然真的陈述,而否认这类陈述的真,就导致矛盾。加上对依赖于事实的陈述的对应分析,休谟提出了著名的“休谟叉”。
莱布尼兹和休谟的处理方式,是通过分析性来为必然性下定义。不过,莱布尼兹的理论中包含了比休谟更多的要素,作为对必然性本身的说明,他说“必然真就是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为真,而不可能为假”。就因为这句话,现代模态语义学就把他奉为可能世界理论的初祖。而且,可以看到,莱布尼兹对必然性的要求比同样使用可能世界模态处理的克里普克的跨世界指称同一性要强。克里普克虽然认为固定指示词同一性的命题才是在各个可能世界皆真的,不过前提是在“专名指称的对象必须存在的可能世界”。“启明星就是长庚星”并不是在所有的可能世界,而只是在所有存在启明星与长庚星的可能世界中必然真的。
虽然莱布尼兹启发了另一种定义必然与偶然的途径,但他的核心论证还是以分析性为关键指标的。在一切可能世界皆真就是因为陈述只依赖于成分的概念与定义,而不需要依赖关于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这样就连带到了另一组概念,先验与经验。在莱布尼兹看来,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是完全等价的。
康德却认为不依赖经验的真理不仅仅只有分析的真理,有些命题的前后件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关联,定义约定规则的作用也是模糊的,因而并不是分析命题,但仍然是不依赖于经验而必然的真,他命名为先验综合真理。在康德的体系中,先验真理与必然真理是同组的,先验的就是必然的,而经验的,则是偶然的,因为违背这种经验的命题是可能的,比如“太阳从西面升起”,虽然违反我们的经验常识,但不能保证未来的某一天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正如休谟所分析的,我们确认按照经验断定的规律陈述的可靠性,实际上包含了“未来与过去相同”的假设。这已经牵涉到了科学哲学对决定论的评价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哲学四大分支中,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关系是最亲密的。
在莱布尼兹那里用来定义必然性的分析性,实际上被康德降了级,分析真理只是先验—必然真理的一个子集。康德以先验性替代分析性作为几对概念的基始。
数学命题尤其是欧氏几何被康德作为先验—必然真理的典范,这些命题的确是不依赖于经验而必然真,只要按照其公理体系,必然能够保真地演绎其各种定理,而并不需要对点、线等概念作经验性的解释。非欧几何并没有证明欧氏几何需要依赖于经验,也没有证明欧氏几何的定理不是必然真。某种意义上说,非欧几何更表现了数学的非经验性与自洽性。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说,在一个平面内,通过线外的一点,有且仅有一条平行线,经过多年对这条公理独立性的怀疑以后,罗巴切夫斯基试着发展一种不包含第五公设的几何,他把这条公设变换为:在一个平面内,通过线外一点,可以作出无数条平行线。而黎曼则变换为:在一个平面内,通过线外一点,不存在任何平行线。结果他们各自发展出了另外的自洽的几何学。非欧几何并没有证明欧氏几何为假,而是指出了不同公理框架下其他形式系统的存在可能性,这直接导致了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理论:数学的公理体系中,基本概念并没有任何经验意义,只要依靠形式的生成规则和转换规则,可以形成相容的理论体系,这个公理体系就是一个合理的数学体系。
康德的错误在于,他把另一套理论体系也看作先验必然真理的典范,这就是牛顿力学体系。爱因斯坦证明了牛顿体系非必然真,而通过现代科学哲学的分析,牛顿力学也不是什么先验的体系。使用非欧几何的广义相对论证伪了使用欧氏几何的牛顿力学,是一个经验体系对另一个经验体系的证伪,丝毫没有牵涉到其数学形式的真值,欧氏几何依然是一个必然真的公理体系,爱因斯坦只是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物理空间是欧氏几何的平直空间。
卡尔纳普证明,广义相对论仍可使用欧氏几何,只不过需要修改光学理论,这也并非大逆不道,牛顿力学可以改变,光学也不具有免修正的豁免权。只是,“无论何时的物理学系统,只要由指明在什么条件下有什么数量的作用出现的规律断定在其中有某种普遍作用,则这个理论可以变换为这样的理论,它使这种作用的数量化归为零”。根据这条原则,物理体系陈述的转换可以导致理论的综合简明性。
先验—必然真理的问题在于,必然真理是否一定就是不依赖于经验的真理。克里普克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他认为存在后验的必然真理。如前述固定指示词的同一性命题,“启明星就是长庚星”,这个命题是我们通过观察得到的,但是,因为固定指示词“启明星”与“长庚星”在一切存在其指称对象的可能世界里都指称同一对象—这是由命名仪式决定的—而一个对象自身的等同性是必然的。所以,启明星等同于长庚星就是必然的等同。
克里普克的形式证明如下,对数理逻辑无兴趣者可以跳过不看,这并不影响对他命名同一性理论的概观理解:
根据同一性替换规则,如果x同一于y,那么,若x有属性F,则y也有:
1.∀x∀y((x=y)→(F(x)→F(y)))
另外,对象的自身等同性是必然命题:
2.∀x□(x=x)
将等同性作为属性替换1,则有
3.∀x∀y((x=y)→(□(x=x)→□(y=x)))
可以消去中间命题(x=x),因为根据公理2,这是一个重言式,则得出
4.∀x∀y((x=y)→□(y=x))
即,对于任何x和y,如果x同一于y,那么x必然同一于y。
根据克里普克的同一性原则可以看到,必然命题不等于先验命题,一个必然命题可以是经验的。按照必然与偶然的语义,模态词的确是无法消除的,必然真就是所有情况下都不可能假,偶然真就是某些情况下假是可能的。
如果立足于必然性的语义定义,不考虑康德或者克里普克按照各自理论作出的盈余意义,可以这样区分必然性与先验性的种属:必然性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先验性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说必然性是形而上学问题并不是说必然性问题等同与本质性问题,因为命题的模态不等于对象的模态,“在那里坐着的人在那里坐着”是必然的,而在那里坐的人并非本质上具有现时坐在那里的属性。
克里普克没有说到分析性,从他的论述看,某种程度上他是把分析与先验相等同的。对这种等同性,蒯因有不同意见。
蒯因没有象克里普克那样寻找非等同的范例,他攻击的是分析性的基石。前述把分析真定义为仅依赖于意义的真。蒯因认为,分析哲学中意义的定义却是依赖于分析性的,由此构成了逻辑循环。蒯因对照了辞典编纂者和语言学家的工作,他揭示出,辞典编纂者是按照语境的可替换性、对语言的构成规则的假设来确定同义词的,在他们的工作中,并不存在预设的意义定义与标准。蒯因举某种假想语言的翻译作为例子,他说,翻译者首先是对比一些结构简单的母语与假想在语境中的对应性,再假设假想语的构成规则,并根据构成规则假设提出可能的复合语句,再在语境中进行证实。但是,蒯因不无揶揄地说“随着被翻译的语句离纯粹的共同观察报告越来越远,任何可能的冲突部越来越难以发现”翻译者则“越来越依赖于设想自己穿着”假想语言的“提供情报者的木鞋,并且日益转向所有科学家的最后—个庇护所,即求助于他的那个不断发展的体系的内部简单化”。
蒯因倒也并没有“腐朽反动”(就我们通常教科书的语气来说)到否认“单身汉就是单身汉”这类分析真,他反对的是把“单身汉就是没有结婚的男人”这类命题归为分析真。蒯因解析道,我们把这类分析真定义为依赖于同义性的真,而按照外延逻辑,词的同义性就是词项互相替换的永真性,但是,怎么样的词项替换是永真的呢,只有同义的词互相替换是永真的。
卡尔纳普提出了一种解脱循环的办法,他把在语言系统里的某个语句的分析真,定义为这个语句仅仅根据语言系统的语义规则为真,而与非语言的事实无关。
不过,蒯因拒绝接受卡尔纳普的努力,他说,卡尔纳普只是用另一个需要定义的词“语义规则”来替换“分析性”,定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转移了。
格赖斯和斯特劳森认为蒯因的做法有些极端了,一方面,日常语言中,的确存在分析真与综合真的区分,“三岁的小孩是成年人”是矛盾的,不存在既是小孩又是成年人的对象,而“三岁的小孩懂分支类型论”虽然荒诞,但也不是不可能的。蒯因指出的循环,只表明,以他所说的方法并不能给分析性下独立的定义。
即使我们考虑蒯因的整体论原则,我们还是可以区分出依照理论内部的规则为真和根据边缘域的确证为真的不同命题。卡尔纳普的L-真(在某种人工语言系统中按明确的语义规则为真)虽然在沿用到日常语言中会碰到对应合理性的问题,不过,就象对物理现象的测量规律可以用何种数学模型描述一样,除了遵循的类比规则,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假设性。
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不但语义有差别,而且连外延都是互相独立的,只是存在交集。除了必然性是形而上学问题、先验性是认识论问题,从前述可以看出,分析性是语义问题。三者的关系,其实就是认识论、形而上学与语言的关系,就此而论,形而上学问题还是语言与认识论的问题,因此,必然性受制于语言的变换以及我们的经验基础,指称同一性,不一定是唯一的一种必然性,从克里普克的处理方式看,固化固定指示词的指称是他的前提,他所说的必然性是一种固定指示词指称对象具有跨世界不变性的必然性,由此得出,摹状词的指称则不是必然的。如果不象摩尔那样苟且于常识,我们也可以固化摹状词的指称作为前提,那么,也许专名的同一性不是必然的。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语义规则的约定问题,即使按照常识,专名与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也不是唯一确定的,没有任何语境依托,孤零零地给出名称“尼克松”,也许指的是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的前美国总统,也不能排除是指加里福尼亚某个水管工的可能性。克里普克只是证明,专名与摹状词也许象是物理学中的共轭量对,可能世界中确定了一个,另一个则不确定。
澄清先验性、分析性与必然性的本义,根据不同的理论建构,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关联选择,存在康德的先验综合真理和后验分析真理,也可以存在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真理和后验必然真理,甚至还可能存在分析偶然真理和综合必然真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2-27 22:06:40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