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汉娜·阿伦特 ： 热爱世界 [转帖]

兰格格

汉娜·阿伦特 ： 热爱世界

汉娜·阿伦特遇上海德格尔那年18岁，和波伏瓦遇上萨特的年纪相仿。然而比波伏瓦苦涩得不可比拟的是，海德格尔此时已经35岁，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妻子艾尔弗蕾德精明强干，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家庭。从1925年到1929年，这对师生以偷尝禁果的方式将彼此的恋情维持了四年，全靠着海德格尔的老练周到才没有被人发现。秘密的信号始终（也只能）由海德格尔发出，打开的窗户或亮着的灯，都是一次欣然的赴约。令如此一位富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年轻女子对自己言听计从，使得这位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年轻哲学家平添了几分人生得意。但诸如此类的事情最后总要划上一个句号，海德格尔终于决定让阿伦特离去。1925年她先是前往弗莱堡大学埃德蒙·胡塞尔的门下学习一个学期，然后在海德格尔的建议下于雅斯贝尔斯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承诺，离开时也没有任何怨言。不能想象他们之间爆发过任何激烈的争吵，像如今的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姑娘来说，这样的附加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没有海德格尔的允许她不得给他写信。

　　要多大的力量她才能在内心深处摆脱这位远不可及的恋人的牢固盘踞？要多么顽强的生命力才使得她不感到自己是蒙受损失的、仍然可以是完整的和结实的？要多么宽广的胸怀才使得她不会对世界和他人产生怨恨和从此将自己封闭起来？和所有年轻的女孩一样，阿伦特最初的办法是试图爱上别人，在经历了和雅斯贝尔斯的另一位弟子（本诺·冯·维塞）的短暂恋情之后，她嫁给了君特·斯特恩，这只是一对表面上门当户对的婚姻，她和这位在胡塞尔手上拿到博士学位的夫君之间没有"深刻的爱"。但正是从这时候起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帮了她的忙。1929年起，她开始写作那本《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的书，其中最后两章是1933年逃往巴黎期间写成的。该书直到1958年才出版，英文版于1974年即阿伦特逝世前一年才问世。这本书终于成为女性主义热衷的读物，被看作一个女作家通过写作来梳理自己、达到自我意识的一个典范；而此前的阿伦特在身为女性这个问题上，仿佛没有提供更多的建树。

　　拉赫尔·瓦伦哈根（1771--1833）是一位犹太珠宝商人的女儿，但她本人却没有钱，对犹太人来说，缺少财富将意味着永远被拒绝于社会的大门之外，在阿伦特的笔下，她也不具有出众的容貌，即那个年代女人可能拥有的两件武器她都不具备。所幸的是她正好赶上一个热烈的、启蒙的年代，在歌德等人倡导下的新的时代风气面前，人们推崇理性而非成见、推崇个人才华、自我意识、对待自然及人的生气勃勃的感受；而这些对于一位天性率真、领悟力极强、才华横溢的姑娘来说，一个新的可能性世界仿佛正在朝她打开；她不利的社会地位暂时被掩盖了。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歌德本人便对她谈吐的才智表示出激赏；很快，在她周围聚集起当时柏林的几乎所有文化名人，她成了一个著名沙龙的光彩熠熠的女主人；诗人让·保尔、蒂克、弗里德利希·史莱格尔、哲学家史莱尔马赫、语言学家洪堡兄弟都先后出入其间。某种残酷的真相的揭露，一直要到已经与她订婚的伯爵冯·福克斯坦重新改变主意。这位伯爵属于一个显赫的古老家族，对这种人来说，重要的是他家族的头衔，他的社会地位，他自己作为个人是不重要的。而拉赫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她是用在新型沙龙中养成的"平等个人"的眼光看待他的，自以为与他交往和彼此认同是个人之间的事情；她甚至还想进一步把他"还原为"他本人；但是所有这些引起了伯爵的不适：在通过交谈来展示和确认自身的沙龙中，伯爵实际上变得什么都不是；他的身份变得无效；相比之下，这位犹太女子反倒成了优越者。而这种关系同时也证明：离开沙龙这个人为的小圈子，拉赫尔则什么也不是；她沉浸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沉浸在"爱情、树木、音乐"之中，表面上这是她自愿选择的，其实这是"社会"给她留下的唯一通道；表面上在这个"精神的领域"中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何其脆弱，带着多么一厢情愿的色彩--无视自己事实上被社会阻挡在外的客观事实，并且用种种美丽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拉赫尔无疑是在过着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幻生活。

　　她在日记和书信中记下了自己悲苦的心情，而这些话听起来多像刚刚结束和海德格尔关系年轻的阿伦特本人的道白："我仅仅想知道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你不可能忘掉我所经历的一切。""我跟你说，我正处于呻吟的垂死状态……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些痛苦，只是想再见到你一次。"然而伯爵那边没有回应。他什么也没有做。他是胜利者，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牢牢掌握着自己既定的道路和命运，拉赫尔则像是被猛烈推倒了路基之外。"被从头到脚浇上大雨而没有一把雨伞"，1952年阿伦特对雅斯贝尔斯这样解释自己的传主。

　　但是拉赫尔有着罕见的忠直无欺的天性，她慢慢地从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中清醒和恢复过来，明白了自己被动的、无可选择的处境，体验到个人在整个社会面前的孤立无援。"她并不是卷入了和一个人的纷争，而是卷入了与整个世界的纷争。"阿伦特写道。被伯爵所拒绝，等于被扔进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当她意识到这一点，则意味着她睁开双眼，由此步入社会；她个人感情的痛苦从而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命运，尝试着从把个人的孤独和她所属的犹太民族的孤独联系在一起。此后一系列的经历更加帮助她意识到问题所在：作为犹太人的一员，只能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一、作为暴发户，作为这个种族的一个"例外"而被接受，去接受"同化"得到表面的承认；二、作为"贱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广泛地面对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的事实。而"同化"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培养起那种叫做"自我仇恨"的东西；拉赫尔最终站到了"贱民"一边。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不能逃避做一个犹太人。"

　　显然阿伦特并没有特别在意拉赫尔作为一个女性所遭遇经历的。拉赫尔的命运被看作是犹太人命运的一个缩影。描述拉赫尔作为一个犹太人自我意识成长的过程，是阿伦特意欲把自身放到更加广阔的社会政治现实中所做的思想准备。而现在的问题还在于：阿伦特是如何以拉赫尔作为一面镜子而摆脱海德格尔、得到自我拯救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拉赫尔的沙龙故事和阿伦特的爱情故事之间存在着十分明确的重合之点：拉赫尔的沙龙将客观事实拒绝在外，推崇主观的、诗意的、孤独的美，并认为这些东西独立于世界之上；而阿伦特和她老师的关系也是不宜示人的，具有一种"无世界性"的秘密的特征。阿伦特之所以在其中感到特别无力，不是因为这种爱无法得到最终的结果，而是当其本身存在时，便是那么地虚幻和无法确认--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爱的现实和非现实便混为一谈；由此出发，"爱"周围的现实和非现实也混为一谈，包括双方个性的现实、他人存在的现实、与他人共在、共同分享的现实、以及使得世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所有尺度和界限，统统变得模糊起来，仿佛生活在一团雾气之中。阿伦特曾把自己当时的心情写成一个小说《阴影》给海德格尔看，她感到在这种没有他人和世界作为"间隙"的爱情中，有一种被毁灭的感觉："着了魔的被焚"。而这恰恰对了海德格尔的胃口。至少部分地（在理论上和在他海拔1200米的小屋中），海德格尔追求的就是这种"孤独"，他把与"常人"的共在称之为"沉沦"，他的开放性仅仅限于朝向大自然，朝向"林中空地"、"诗意的栖居。"不仅是从气质上，而且从事情的全部进展上，阿伦特从内心越来越反感这种东西--起码她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越来越抓不住周围世界，也越来越抓不住自己。进一步说，海德格尔也并非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他和阿伦特的关系中，在抓住事情的全部主动权、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方面，他和拉赫尔的那位伯爵并无二致。当海德格尔让她离开时，她必须离开，不管她的感受如何。而在一开始创立这种关系时，阿伦特是接受海德格尔的这些理论的，他俩的关系也和萨特、波伏瓦之间一样，存在某种理论的基础；因此，除非从理论上进一步清算海德格尔，把告别他的理论当作告别他本人的一种方式，否则阿伦特则不能得救。而当拉赫尔最终站到"身为犹太人"的泥泞现实中来，表明阿伦特经过内心挣扎和反省，摆脱了海德格尔理论的云山雾罩，获得了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另外一种眼光和起点。

　　犹太人的问题如何成为一个与欧洲近代历史演变有关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像它表面上所呈现的那样是一个民族问题，要到战争之后才进一步清晰起来。1956年阿伦特为这本战前年轻时写的书所作的德文版的初版序言中写道："不能忘记个人的事情同时也是历史的，今天看来不仅是德国犹太人的历史，不仅是他们复杂特殊的问题，而是迄今为止的历史的一部分。"写下这些话时，她已经完成并出版了那本给她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政治理论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1951年），其中分析了现代生产方式如何造就了沙粒般的"孤独"的个人，现代政治的事实就建立在孤独的个人之上：他们一心追求物欲满足，对公共事务置若罔闻，从而丧失了对世界和他人正当的现实感和对事物正当的判断能力；孤独导致绝望和恐怖，导致人们互相之间的敌意从而摧毁他们的共同空间。阿伦特引用路德的话来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接受自身"孤独"的过程，便是接受对自身的不公正；同时也就相当于接受和承认更加广大范围内的不公正；实际上，"被隔离"的情况不止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不断被抛出、不断将一部分人甩入更悲惨的无援境地是每天发生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们因"孤独"而陷入一种深重和无力自拔的无力感之中；这就为全面控制的极权统治提供了基础。
这是一条典型的阿伦特的思路：个人的问题不再是个人的；而是同其他人、同包含所有人在内的公共领域中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甚至"孤独"也不应被理解仅仅是个人的选择因而有理由对此大加赞美；因为在她看来，每个人实际上是在同其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只有在人和人"之间"，在人类共同生活的舞台上，个人才能得到自身存在的充分展示和具有真理性。显然，这与海德格尔将"与他人的共在"看作"沉沦"的立场相去甚远。从个人揪心的经历和承担个人的历史境遇出发，阿伦特站到了"世界"而非"个人"一边，站到公共舞台升起来的光线之中而不是"退隐"在个人的秘密之内。作为一名女性，她参与了她那个时代真理的创造。

　　1964年在接受德国电视台记者高斯的访谈中，她称是一名叫做布鲁门费尔德的人打开了她的眼界，把她引进了对于犹太人的关注之中。在这次访谈中她还谈到了1933年帝国大厦纵火案之后，她对于那个叫做"知识分子阶层"所感到的深深失望，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周围建造了一个虚空的空间。"目睹此情此景，她暗自发誓"再也不卷进任何知识分子的事务"，并开始考虑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正好布鲁门费尔德请她编纂一本在日常生活习俗中的反犹言论集，她一口应承下来并积极投入工作，此事很快被发觉而阿伦特被抓起来。她对那位长着一张通达正派面孔的看守编了一个天花乱坠的故事，关押了八天之后被释放了。从此她上了黑名单她的名字不得出国，于是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第一站是法国的巴黎。在巴黎她仍然在为犹太人组织工作，帮助去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做培训。一度时期，法国人将这些流亡的犹太人送进了由他们开设的集中营，一同来到巴黎她的第二任丈夫海因利希·布吕歇尔和瓦尔特·本雅明关在一起，阿伦特关在另外一个地方。此时法国本身也昏头转向，混乱之中阿伦特和她的女伴们策划了一次大逃亡，大约200名妇女勇敢地离开了那里。完全是凭直觉，她感到丈夫布吕歇尔也将逃往一个叫做蒙托邦的地方，某一天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她高声喊起布吕歇尔的名字，他们希望在马赛搞到去美国的紧急签证。此时本雅明也到了马赛，并且把自己的《历史概念论纲》的手稿托付给了阿伦特。正如阿伦特在她那篇关于本雅明的文章中写的那样，本雅明是个天生的"倒霉蛋"（布吕歇尔平时就这么叫他），结果在离西班牙不远的一个叫做布港的边站自杀。阿伦特夫妇则幸运地逃脱了，当这两人到达纽约时，他们口袋里差不多只剩下50美元，此时为1941年。这对饱受流离之苦的夫妇开始适应在美国的生活。为了尽快掌握英语，阿伦特在一个美国家庭当起了"女佣"，同时在德语杂志《建设》上发表文章，她丈夫把她富于激情又强硬务实的风格称之为"如同利斧一样"。不久，她和布吕歇尔居住的那间陋室，成为一个不仅是流亡的犹太知识分子而且是许多美国文化人热烈讨论各种问题的场所，阿伦特于其中也像一个"沙龙"女主人。她显示了对于新国家和英语文学的高度兴趣，同时又吸引人们去讨论柏拉图、康德、尼采和卡夫卡。她那张犹太人的面孔和略带嘶哑的嗓音洋溢着深挚的真情。在一次晚会上有人问道："弗朗西斯·卡夫卡是谁？"这促使她在美国出版了卡夫卡日记。她的美国朋友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玛丽·麦卡锡，两人的友谊保持终生。阿伦特的另一好友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她后来赞扬遇刺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扩大公共空间，十分坚决地把诗人和其他游手好闲的人请到白宫"，其中就有洛威尔。而阿伦特把这样一些意趣不同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相当于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在阿伦特看来，在平时劳动和消费的活动中，人们仅仅是维持肉体的生存，"被完全扔给了他自己"从而造成人们互相之间的隔绝。但在公共空间及其交谈中，大家从自己的角度发表各自的看法，使得不同种类的事物、不同视角的观点得以呈现，这才是生命的一种真正的开放。勇于在众人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勇于冲破喉管的气流而"出声"，这样一次又一次"站出来"的做法才体现了人的尊严。而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随时准备回应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勇于面对和敢于"接招"，不把"私下"掌握的真理认定为唯一的真理。1949年她为保护犹太人的文化遗产在战后第一次回到欧洲，很快不仅恢复了和慈父般的恩师雅斯贝尔斯的友情（和雅斯贝尔斯的"持久交流"对她来说是无可替代的美妙享受），而且奇特地复燃了对海德格尔的感情，当然此后严格保持在友谊的范围之内。当海德格尔因为纳粹期间的附逆行为处于人生中最倒霉的时期，忠直无私的阿伦特给他送去了温暖和支持，为他在美国出版书而忙碌奔波，甚至替他难以原谅的行为徒劳地辩护。

　　一个人最初卷入世界的方式会陪伴他/她的终生。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公共的、属于世界的？如何在个人事务和公共生活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尺度？阿伦特一生都在这两者之间思索和尝试实践。1998年德文版的阿伦特传记作者阿洛伊斯·普林茨有一小节题为"猛禽还是夜莺"，非常中肯地把握住了阿伦特性格和精神生活中同时具有的两面性。在朋友中她显得和蔼可亲，富有亲和力，尽管为了观点也会"反唇相讥"；但在公共生活尤其是涉及到正义和不公的大是大非问题时，她便显得毫不留情面，义正词严；在公共场合下的举止有时甚至显得傲慢和拿腔作势，如同一只猛禽。1957年她为堪萨斯州的小石城种族冲突事件而写的评论，在美国社会中首次让人们领教了她的厉害，同时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当时《党派评论》的发行人威廉·菲利普斯叫道："她以为自己是谁？亚里士多德吗？"阿伦特的"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的称呼因此而得名。最令人恼火的是1960年她接受《纽约客》杂志的邀请，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报道对战犯艾克曼审判，由此所形成那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仅使她的同胞十分吃惊而且非常愤怒。在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阿伦特看了警方长达三千多页的卷宗，"不知道多少次地我大声笑出来。"因为她觉得自己面对的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滑稽小丑而已，这种印象在面对审判席上满口陈词滥调的被告本人时得到证实。她对审判的过程很失望，控方提出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材料，努力想说明艾克曼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而看上去人们非要给这家伙涂上鲜明生动的色彩才肯罢休。但这不是实际情况。经过仔细的观察分析，阿伦特提出的一个正相反对的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艾克曼并不是因为具有深刻的个性（生性残忍）才作出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她又一次引用苏格拉底说的"未经审问辨明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这样的解释对于犹太人的伤害在于"假如不是一个恶魔。怎么可以毁灭世界？"而阿伦特的观点恰恰在于"平庸的恶魔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在该书中阿伦特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触痛了犹太人自身的伤疤：犹太人组织在战争中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犹太人几千年的"无根基"、"无政治性"的存在。她举纳粹在丹麦、瑞典这样的国家为例，说明纳粹肆虐的程度和遇到抵抗的程度有关。面对犹太人必须佩戴"大卫星"的要求，丹麦国王宣布他本人将是第一个佩戴这种东西的人，结果没想到德军奇怪地接受了这种拒绝的态度。在面对犹太同胞的气愤甚至咒骂时，阿伦特丝毫没有退却，她感到伤心的是数年如父如兄般的朋友布鲁门费尔德，没等到她本人亲自向他解释便怀着对她的怨恨死去。

　　多年前曾下决心不参与任何知识分子事务的阿伦特，最终还是以她非同寻常的、崇高的思想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巨大声誉。除了写作、教书，她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奔波来去，参加各种活动。1958年雅斯贝尔斯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她应邀在老师的颁奖仪式上致词，这回也是在法兰克福保尔大教堂里发言的第一位女性。她在那里说到：富有人性的生活不可能在孤寂中得到，也不会通过把自身的事务交给他人而得到；它仅仅在一个人投身到"公共领域的冒险活动"中才能实现。从法兰克福回来后，她给雅斯贝尔斯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真正爱上了这个世界，"并想把这种感受写成一本书，书名即为"热爱世界"，这就是后来德文名《积极生活》、英文名《人的条件》的那本。她其他的重要著作还有《论革命》、《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精神生活》（由玛丽·麦卡锡编辑出版）等。1970年丈夫布吕歇尔去世对她造成了很大打击，这之后五十年代结下深厚友情的英国诗人奥登出现在她身边向她求婚；遭到拒绝之后奥登颓丧得从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变成一个歪歪倒倒的流浪汉。后来奥登的死讯还是令她十分震惊。在奥登的葬礼之后。她重又读了奥登的诗并为他写了一篇诔词。1975年12月阿伦特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未能完成计划中的康德哲学研究"论判断"，时年74岁。五个月后，海德格尔去世。

本文主要参考书籍：

　　1、Hannah Arendt：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ess ，Edited by Liliane Weissberg　Translatde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2、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Edited by Peter Baehr ,Penguin Books,2000.
　　3、《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阿洛伊斯·普林茨著，焦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月。
　　4、《海德格尔传》，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3月。
　　5、《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阿丽思贝塔·爱丁格著，戴晴译，董乐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

兰格格

○《积极生活》崔卫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22.80元。此书涉及了从诗歌、电影到政治、伦理的宽广领域，讲述了这一群富于魅力的人及精神结构和生活故事：海子、王小波、阿伦特、伍尔夫、波伏娃、克里玛、哈维尔等，在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名字背后，作者提示了这样两个互相依存的精神维度：一方面是建设我们身处其中的外部世界；另一方面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两者不可偏废。陈家琪为此书作序，并在序的末尾对作者有一句赞美的戏说：“尽管崔卫平女士一再借用阿伦特的话告诉我们说‘孤独是极权主义的前兆’，但人与人是不同的，我就远没有崔女士所表现的那种人格上的力量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但我还是愿意把她在《为阿伦特一辩》的最后所说的那句话，稍微更有分寸地改为：‘这个女人，还真让人艳羡！’”　　

这篇文章是在网上看见的。后来看见书评，估计是崔的新书里面的一章。唉，可以想见这书有多好。

小羊

陈家琪？不喜欢！

两眉

这种八卦多贴点。阿伦特和波芙娃的私生活很吸引人。

赵松

很厉害很了不起的女人。

兰格格

以下是引用两眉在2003-12-16 12:49:59的发言：
这种八卦多贴点。阿伦特和波芙娃的私生活很吸引人。

晕，这叫八卦啊？

回家一定要去买这本书。

王晨

八卦才能抓住人眼球嘛！喜欢阿伦特，但主要是因为她投入和男性哲学家一样的热情搞哲学。在哲学研究工作上，伯林严厉地抨击过她，说她的思想与哲学无关，缺少逻辑性，并说没有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可以承认她，她吸引的只是一些不愿思考的文人。他忽略了她的坚定，并把这种坚定看作是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我们对她更多的关注也是来自与她的女性的身份和从事行业的特殊性。至于那段特殊的感情经历，与她的学问有什么关系吗？至于说她在这段感情中体验的痛苦使她思考个人和世界关系的联系更是可笑，不喜欢崔卫平胡乱把资料联系到一起的劲儿，研究名人们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再加上什么“孤独是极权主义的前兆”这样的无稽之谈，真是可笑死了。不过这样就可以更加胡乱的联系了。

两眉

咱也转贴个。
      
      海德格尔的爱情与写作

单世联

  

  

   案：深谙爱情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说：“真正伟大的爱情就像文学杰作一样不同寻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德国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与她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的恋情开始为中国人所关注。从现有的资料看，这两位持不同观念的思想者之间保持终生的独特爱情，牵涉到哲学、政治、种族等诸多方面。人们纳闷：爱，何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竟使一个思想者包容并且原谅与爱截然相反的性格与行为？单世联先生从写作的意义上撰写这两位思想者的传奇故事，对爱情与写作的深刻关系作了探讨，同时也扩展人们对写作行为的理解。

  

    几十年来，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婚外恋、师生恋不仅是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更是人们难以理解的情感。成熟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对少女阿伦特的爱是极度自私的，并且有“始乱终弃”的行迹，但阿伦特始终爱着她的老师和第一位情人，即使她成为了著名的思想家并且有了心心相印宽容大度的丈夫之后，她仍然主动上门再续友情，并且不顾思想观念上的根本性差异而为他辩护。无论我们怎样想象爱情的力量和思想家的宽容，都会为阿伦特的“丢份”和“屈辱”黯然神伤且愤愤不平。他们的传奇故事是对人类理智的挑战，我们无法用谈论“男女绯闻”的常人思路和语言来叙述他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情感遭遇与他们的写作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因文生爱，因爱生文婚外恋、师生恋或者初恋持续终生等等都并不罕见，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在于他们水火不容的思想立场，在于大智大勇的阿伦特在感情上始终处于18岁的少女状态。
    1924年的深秋，在德国马堡大学海德格尔副教授的班上，出现了一位短头发、大眼睛的犹太少女阿伦特。他35岁，她18岁。他后来告诉她：从在教室里见到她的最初一刻，他就爱上了她。
    他怎能不爱她。花季的少女，因为经常穿一身精美雅致的绿色服装而被同学们称为“一片绿”。她仪容中的异国情调和眼睛里诱人的力量，使面对她的人担心被这股力量所淹没而再也浮不上来；自幼受到的良好教养使她周身都散发出一种混合着自知、自信和羞怯的“魔力”，让穷乡僻壤长大的土包子海德格尔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
    她无法拒绝他。他是大学世界里神秘的明星，是一位站在时代的巨轮指挥塔上的舰队司令，在指挥着随时面临冰山威胁的巨型船队；是一位思想的“秘密王国”的国王，正要领导一场思想的革命。男性和大师的魅力，使他有意识地与青年男女们保持距离时，更增加了神秘性和令人敬畏的力量。
   1925年2月初，海德格尔把阿伦特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阴沉的雨天，她进来了，脱下雨衣，取下深深遮住面孔的帽子，流露出的是与往常不同的羞怯和腼腆，连嗓音也不那么明亮清脆。海德格尔就哲学、宗教、家庭、社会、兴趣、爱好等问题，和她进行了提问式的交谈。她似乎是靠着呼吸才飘出几乎听不到的“是”与“不是”。老师发现了她灵魂和精神的极高素质，她也体验到老师那不可抗拒的巫师般的魔力。
    几天后，他以“亲爱的阿伦特小姐”抬头，写下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体书信，她对此回报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敏感。四天以后，在收到了以“亲爱的汉娜”抬头的第二封信后，她做出了心灵的回应。很快，位于大学附近一座阁楼上的阿伦特寝室里，这对师生开始让爱的欲火熊熊燃烧起来。
   声望冉冉上升的海德格尔看重已有的家庭和事业，看重同事和学生对他的恭维与颂扬，他也不想开罪于小城的保守习俗和泡沫人物的流言飞语。他始终掌握着他们关系的主动权，以不断变化的方法和手段控制着阿伦特，他送诗写信、山盟海誓、出谋划策、关切保护，与此同时混合着爱意细腻的感情与精神导师的优越。他为他们的交往制定了详细的规则：频繁的书信是用密码写成的；幽会的时间按分来计算；暗号更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开几下灯为无人，开几下灯为有人；敞开的窗表示有机会，打开的门表示有危险。有一年之久，阿伦特心甘情愿地、随叫随到地做他的红颜知己，完全听从他的安排，没有抱怨，没有要求。他是她的一切：情人、朋友、兄弟、父亲。她只有使出浑身的解数听从他、配合他、帮助他，为的是“使我对你的爱不至给你带来比现在更多的困难”。
    没有不散的情人，即使是非常人的非常之爱。三年后的1928年6月，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弗莱堡大学聘请他为正教授，他不愿因“作风问题”而贻误似锦的前程。海德格尔曾把《存在与时间》的写作归功于阿伦特的激情，而这本书带来的成功也终结了他与阿伦特的恋情。写作是第一位的，他不会把阿伦特的爱置于他的写作生涯和世俗成功之上。他以一封信打发了她。
   阿伦特只能在如潮的激动中咀嚼苦果。“不再爱你，我没有再活下去的权利”，“假如上帝恩准，让我们来世再相爱吧”。阿伦特的朋友向她推荐了19世纪德国最杰出的女性拉赫尔(1771—1833)的书信集。这位女性在经历了两次爱情挫折之后，并没有在毁灭感和孤独感中疯狂，也没有一忘了之，而是在失望和痛苦之后沿着自己的生活轨迹继续前行，因为任何经历都是有意义的，拉赫尔从此变得更加坚强勇敢，她不但重建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成为了当时柏林知识界的中心。阿伦特从拉赫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进而搜集了拉赫尔的全部作品，因爱生文，写出了《拉赫尔·瓦伦：一位德国犹太妇女的故事》传记著作，从中寄托了自我拯救的追求：认识痛苦，并鼓起勇气超越它。
    德国文化历来有失恋而后写作的传统，歌德、海涅的许多水晶般的诗句都是“痛苦断念”的结晶。阿伦特不是诗人，她不能把一腔幽情倾吐出来，她的理性也使她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不是通常的男欢女爱，而是精神上的血脉相连。阿伦特坚信，除了她本人以外，海德格尔不可能与任何人共享精神生活，哪怕他本人否认这一点。所以，一本传记不可能结束这一段恋情，写作可以寄托、转移阿伦特的少女之爱，却不能终止、放弃这爱。



因为爱，所以忍
    阿伦特不顾一切地修补海德格尔自我糟踏了的形象，视他的作品完美无缺；海德格尔只把阿伦特当作小学生，嫉妒她的出名，一代大哲其实小气。
    在纳粹妖氛弥漫欧洲的悲惨时日，阿伦特在流亡中痛定思痛，反省德国事件，批判极权体制，成为民主政治的发言人。海德格尔却因其存在哲学的观点和自私的秉性与纳粹合作，参与了文明人类的最大罪恶。
    岁月无情，政治无情，惟有人有情。1950年1月，名扬欧洲的阿伦特首次回到令她伤心的德国弗莱堡，他们在旅馆中相见了。虽然此时的海德格尔犹如一条失魂落魄的狗，但阿伦特仍然激动不已：“当服务员说出你的名字时，当时好像时间突然停止不动了。”
    时间确实没有动——岁月与艰难，战争与政治，对于他们曾有的恋情，对于他们的爱，统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那段“政治失节”，海德格尔差不多是坐在忏悔席上向阿伦特叙说自己内心的委屈、苦恼，阿伦特终于得到了她需要的东西：海格德尔对她的需要。从这一天起，阿伦特再次为了他没有什么不愿意做，而海德格尔仍然自私霸道。与其思想家的重要地位相映成趣的是，他习惯背后搞小动作，逞霸弄权，对他的导师胡塞尔、朋友雅斯贝斯、学生鲍姆加登等都相当冷酷，对他的情人阿伦特以及另一位犹太女人布洛希曼更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绅士风度。本性难移，经历了沧桑的阿伦特仍然能够理解，谁叫他是那么重要的思想者呢？但现在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主要不是他的个性作风，而是政治分歧。阿伦特是犹太人，流亡期间她理所当然地把投靠纳粹的所有人包括他列入对她加以迫害的行列中。她曾努力使自己对海德格尔进行清算，但她的思想理念一旦触碰到海德格尔这个具体人的时候，似乎就不再有效了。她的爱超越了对他的恨，她的强烈感情消融了这块巨大的冰砖，她的心智世界包容了这个政治敌人。她仍然视他为智慧与灵感的化身。她宽宥了他的一切行径，没有改变对他的刻骨深情，一直到死，她都忍不住一种要见海德格尔的强烈冲动。
    时光又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阿伦特在20年代中期的爱推动了海德格尔进入智慧高峰完成《存在与时间》的话，那么50年代后她的爱则帮助他走出了政治阴影，重新进入思考和写作的状态；如果说早期的爱主要出自一位少女对一位大师的崇拜的话，那么50年代她的爱则更多出于对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大师的帮助。这时他们的爱仍然不平等，但这不平等至少部分源自阿伦特把爱护海德格尔视为自己的责任。她意识到他对世界的价值，她意识到一个思想的写作者不应被政治错误所压垮，应该在错误面前重新挺立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从1952年开始，阿伦特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好的海德格尔”的守护天使，向整个世界修复海德格尔自己为自己所玷污的形象：她推动雅斯贝斯与他和好；她为出版他著作的美国版四处奔波；她亲自到耶鲁大学讲授他的哲学思想；她为他的一切行为辩护；她帮助他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1969年，阿伦特以一篇《海德格尔80寿辰》的文章为他祝寿，在充满爱意之中以诗意的语言淡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错误。“冲击着海德格尔思想的那股风暴，就像千年之后仍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刮出来的风暴一样，并不是起于这个世纪。这风暴起于远古，它留下的完美无缺，像一切完美的东西一样，它又归于远古之中去。”
    海德格尔是阿伦特后期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他却从未留心这个爱他的女人所写的一切，包括那些其思想意义比他的著作更为重要的作品，更没有想到会从她那里学到什么。在海德格尔的心目中，阿伦特是永远离不开他的小学生，他需要的是阿伦特对他的依赖，而且不能比她18岁时差上毫厘。阿伦特不得不假装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学生，她准备不承认自己的思想与成就，以此来保全海德格尔对她的爱。1955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震动了整个欧洲，阿伦特却惴惴不安，她害怕他受不了。海德格尔也真的受不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学生——一个在学问上永远离不开他的女人，成为德国的名人。1960年阿伦特《人的条件》的德文版问世，她小心谨慎地写信告诉海德格尔，这本书与“马堡那段日子有关”，但她没有把这本书题献给他。她伤感而诚挚，海德格尔却一腔愤怒：阿伦特不是双目仰视聆听他的教导而是独立思考写作已是不恭，不把自己的书题献给他就更是傲慢。所以他不但拒不回信，而且背后唆使另一学者拒绝与阿伦特见面。阿伦特幽幽地抱怨：“我知道，我的作品的出版，我的名字的见报等等，都让他受不了。我一直瞒着他，假装书啊、名声啊等都不存在……我还假装什么都不会，连三都数不到，除非事关他的作品的翻译……我如果能数到三了甚至数到四了，他是会很高兴的。但是，突然，我懒得再编谎话了，于是挨了他当头一棒。”
    生气勃勃的阿伦特有时也确实为自己无法抵御海德格尔的魅力而沮丧，但挨了几棒之后，她还是没有能掉头而去。令她欣慰的也许是，后期的相爱对双方的写作都是有益的，20世纪的思想星空因之而更为深邃阔大。
　

原谅，不仅是因为爱
    在局外人看来，海德格尔无论如何不够情人，而阿伦特其实是不值得。但阿伦特有自己的理由，她说：原谅是人与人之间共处的条件之一。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说过：“我很难想象，如果让汉娜去无条件地服从另外一个人，那对她将意味着什么？”是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位高度理性、独立坚强的阿伦特无条件服从海德格尔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每一个热爱阿伦特文字的人都不难为她在私情上的愚蠢怯懦而拍案。阿伦特是对责任、罪恶之类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但在揭发极权体制、拯救犹太遗产的同时，阿伦特却始终护卫着海德格尔，不是一般地基于人情的宽宥，也不是相信天才在政治上有豁免权，而是无视事实地为之辩护，宽大无边地为之呵护。我们除了佩服海德格尔有魅力让这么一个优秀的女性爱得如此昏天黑地、失去理智外，不得不悬想：在多大程度上，爱可以包容与爱相反的性格与行为？
   心灵世界永远不可能畅达，甚至当事人自己也不能说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我们惊讶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爱与原谅，也向往着阿伦特卓越的精神境界：她有心胸来包容一个人的巨大过失，她有力量来原谅一个人的极度自私，条件只有一个：她爱他。
    但原谅不仅仅是情人之间的关系准则，也是人与人之间共处的条件之一。
    这对非凡的情侣面对的是20世纪“西方的没落”。在充满危机感的时代，海德格尔意欲重新唤醒生命中不屈不挠的力量，《存在与时间》的主题之一就是“决断”。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是个人性的，所以生命的真实性包含着确认死亡是生命的基本前提，并且面对它。这无疑是令人恐惧的，逃避这一恐惧是人的自然本能。海德格尔无情地揭露了现代人没有勇气面对空虚的种种逃避方式，在他看来，社会的公众性使一切都昏暗不清，人生此在被“众人”所统治，丧失了原始的纯粹性。结果人人是人，却无人是他自己。海德格尔的发现有其真理性，但摒弃了“众人”和社会性，真实的存在就只剩下孤独的自我。阿伦特在她的写作中却扭转了海德格尔以个体性与社会公众性对抗的观点，她说：人不是一个孤独的神，而是与自己的同类生活在一个大家的世界上，“人生在世”意味着：我们在世界中存在，我们与许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共享这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人类能够共同塑造的世界。只有严肃认真地对待这种多元性经验的人，才可能生活在世，多元性是“人的条件”。
    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认为如果我们想在一个世界中相遇，甚至想取得一致时，我们就会从经验中感到，我们是从不同的开端开始，并在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终点结束。民主就是承认起点的不一致性，又愿意讨论如何重新开始我们共处一起的生活问题。重新开始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原谅”。原因很简单，我们在行为、活动、商谈时，我们就启动了一个我们无法负责的过程，我们置入世界之中的事物，总是有过失的，这是不可回逆的。要医治这种不可回逆性，人就要有能力原谅。通过原谅，可以把人类从某种过失——在无知情况下所做的某种过失——中解脱出来，使生命的延续成为可能。只有不断地从其所作所为的束缚中互相解脱，人们才能保留自己的自由；也只有通过乐意转变其思想并重新开始，人们才配获得开创新的生活的权利。
    很难说《人的条件》就是阿伦特对自己情感的说明；也很难说阿伦特是基于民主的某种理想来建立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但如果承认阿伦特情与理兼胜的秉性，而“情”的那一面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我们就只能从她陈述的“理”的这一方面来理解她对海德格尔的爱——一种无原则的“原谅”，尽管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原谅”有着理智的成分，所以阿伦特既能在爱情中失去自我，又能拥有真正的自我。少女时代告别海德格尔之后，她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情感世界；卓然成家之后，她仍然能延续青春时的激情，强烈而且深刻。
　

贫乏的与丰饶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阿伦特每年都来看望他，这使海德格尔越来越真切地感激她的理解和关怀。1970年以后，风烛残年的海德格尔终于在他的书信中流露出一丝情人间应有的温情和体贴。1975年12月，阿伦特逝世；5个月后，海德格尔逝世。
    是阿伦特的爱，是她的勇敢接受，在前期激活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写作的灵感；也是阿伦特的爱，她的宽宏大量，在后期拯救了海德格尔这个人，所以阿伦特所奉献的一切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精明狡狯的海德格尔除了“骗取”阿伦特的芳心之外，却没有从她的著作中学到可以帮助他重新认识民主的东西，尽管这并不妨碍他在哲学上的成就。
    海德格尔获得了阿伦特丰饶的爱，这是海德格尔的幸运，但他又误用了和辜负了这个幸运；阿伦特接受并且原谅了这一巨大的不平等的爱，这是她的命运，但她掌握了并且塑造了这个命运。于是，在这场发生在“贫乏时代”的非凡爱情中，阿伦特是丰饶的，海德格尔却是贫乏的。

  

参考资料：
《海德格尔传》，萨弗兰斯基著、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人的条件》，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充满激情的思索：汉娜·阿伦特》，孙爱玲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丁格著、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
《阿伦特传》，普林茨著、焦洱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原载南方周末）


2003年5月9日

兰格格

谢谢王晨和两眉。

看见王晨评崔卫平的话，心里惭愧。：)我之所以觉得一定要买这本书，主要是...
你知道什么的人会最尊重知识吗，就是那些把书供到香案上的农妇。因为我不懂，才会觉得她讲的一切如此合理而出神入化。：)

王晨

别这么讲啊！其实我不喜欢的是崔拿一些学术的东西来做标榜，她的东西还是可以看一下的。她的名声里水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