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转帖]

曾园

一、伯希和的“宣判”
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為“西洋治中國學泰斗，成績最大，影響最廣”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离開北京時，對前來送行的中國近百年來橫絕一世的當代史學鉅子陳垣、胡适等人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在平四月，遍見故國遺老及當代胜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志不移，必以執事（這里執事指陳垣）為首屈一指。” ?此話在當時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的胡适當面听來個中滋味可想而知，其內心的漢學之焦慮必日益緊迫。\r

法國大漢學家伯希和于1932年底到達北平﹐直到翌年4月离開﹐几個月中可謂震動華夏學術界﹐北平的學者名流更是歡呼雀躍﹐不亦樂乎。另据梁宗岱回憶：“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熱鬧的宴會上，聚當時舊都名流學者于一堂，濟濟蹌蹌，為的歡迎著名漢學家，東方學家法國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參加者還有其他歐美人士，因此交談語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擔任義務口譯。席上有人問伯希和：當今中國歷史學界，你以為誰是最高的權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我照話直譯。頻頻舉杯，滿面春風的胡适把臉一沉，不言不笑，与剛才判若兩人。一個同席的朋友對我說：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話相當肯定，你也譯得夠直截了當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說不定他會遷怒于你呢。這位朋友确有見地，他的話應驗了。我和胡适從此相互間意見越來越多。” ?的确，作為20世紀上半葉國際漢學界一言九鼎的領袖人物伯希和的意見實在是深深地刺激了胡适的自尊心。

眾所周知胡适一生有三大志愿：一是提倡新文學，二是提倡思想改革，三是提倡整理國故。而第三個志愿正是胡适的弱項，但也要感謝胡适，正是他的提倡使得國學研究在20世紀初至30年代成為中國十分時髦的學問。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國學是胡适的弱項，為何他要大力提倡呢？其實中間有一段隱情。中山大學教授桑兵先生一語道破：“作為整理國故的倡導者，胡适治學的具體成就一直未得到學術界的公認。魯迅和郭沫若都曾間接地批評鼓吹者其實不配整理國故，不約而同地將真正國學研究的桂冠戴在王國維的頭上，稱贊其方法的地道和优秀。所批評的對象不一定包括胡适，但褒獎也沒有胡适的份儿。王國維在世時胡适也許還服气，待到他坐上中國學術界領袖的位置，恐怕就不那么自在了。學術領袖不以學術成名，畢竟令人感到尷尬。” ?另外，胡适寫的白話新詩也給嚴肅的學術界以口實。為此，胡适當然也欲在他的第三大志愿上有所作為。但殊不知被國際漢學界扮演學術警察的伯希和視而不見，而且根本不承認胡适是代表中國學術与世界潮流勾通的當然人選。這才有后來胡适下苦功夫于《水經注》公案一書，欲以在國學上打一翻身仗。結果用了近二十年時間于“《水經注》案”的研究卻落得個“建樹實在不足稱道”（《水經注》專家陳橋驛語）。?桑兵也認為：意在爭胜的胡适重審《水經注》公案，對《水經注》研究固然無所裨益，對于公案的審理也可以說是事倍功半。?寫到這里，筆者不禁不胜唏噓，伯希和的“宣判”竟在胡适這等人物的內心激起如此大的波濤，可見伯希和的國學水平或漢學水平真在這一幫北平的國學大師之上也。据有關歷史學家認為，伯希和的學術視野，國學功夫及研究范圍甚至超過王國維、陳垣，更不容說超過陳寅恪、傅斯年等人了。

二、伯希和其人

研究海外漢學的人都知道，巴黎曾是國際漢學的首都，直到20世紀后半葉這個“首都”才遷往美國。歷史或許真的很奇妙，似乎真有某种天意，大漢學家在20世紀前半葉紛紛誕生于歐洲，尤其是法國。漢學在法國甚至成了本國學術的一部分。1919年1月，法國總統在商業地理協會印度支那部演說時曾說：“法國研究中國，已自從來之散漫狀態中成為一般學術上之正統，而認為一科；是故研究中國者，正所以為法國之學術。”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法國20世紀上半葉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他是歐洲漢學泰斗法國大漢學家沙畹的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三人為馬伯樂、葛蘭言、戴密微。伯希和主要是一位文獻學家，對漢籍目錄的校勘當屬中外學者中的佼佼者。難怪當時有學者認為：“伯希和對純粹中國材料認識之多，在北平學界也大可惊人，舊的新的無所不知。”1939年他還被聘為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伯希和真正成名是与他的敦煌學研究緊緊相連的。但一提到敦煌，就難免勾起我們的國學或漢學之痛。余秋雨在其真正成名之作，即那本風行神州的暢銷書《文化苦旅》中，開篇便為我們展示了敦煌遭劫這一幕：“1905年10月，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點隨身帶著的俄國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文書經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疊子銀元換取了24大箱經卷、5箱織絹和繪畫；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10大車、6000多卷寫本和畫卷……”?雖然伯希和到達敦煌比斯坦因晚了一年，帶走的資料在數量上不如前者多，但在質量上卻胜一籌。1909年9月，伯希和由河內再次來北京時，曾將隨身帶去的一些敦煌珍本秘籍，出示給羅振玉等中國學者觀看，羅振玉看后內心的沉痛可想而知。也正因為伯希和于1905-1910年間所進行的中亞考察及收集的大量敦煌文獻資料，使他回國后于1911年被任為法蘭西學院中亞語文、歷史和考古教授，并開設“中亞西亞歷史、地理考古學”講座，奠定了他的漢學地位。伯希和一直提倡治漢學應有三方面的預備：一是目錄學与藏書，二是實物的收集，三是与中國學者的接近。而在這三方面，伯希和可謂都做到家了。難怪傅斯年也高呼中國學者應“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范圍。”在此又可見傅斯年對漢學的焦慮也。

伯希和在敦煌文獻研究方面著有六卷本的《敦煌圖錄》（1920-1926年），他所收集的敦煌文獻材料，已基本全數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美術品入藏巴黎盧浮宮，后歸基美博物館。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材料，全部用伯希和的名字Pelliot標號，縮寫成P，中文簡稱“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韓百詩組織一批學者，把這些藝術品系統分類，編成《伯希和考察隊考古資料叢刊》，已出版了十几卷。所有這些均是漢學研究的珍貴文物与資料。
前面提到伯希和曾將隨身攜帶的一些敦煌文獻出示給羅振玉等人觀賞， 這些文獻的重要价值當場便得到羅振玉等人的認可。伯希和与中國學者結緣，敦煌這批國寶是重要媒介。1924年陳垣將北平圖書館藏敦煌經卷八千余軸，分辨類別，考訂同异，編成目錄，并將該書命名為《敦煌劫余錄》，据說就是要取其歷劫僅存之意。1930年該書付印前，陳垣自序中有如下一段：“（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當時有些陳垣的朋友勸陳垣不要在序中點名，因為這兩人來中國，在學術會上還要碰面，尤其是“劫余”二字太過“刺激”，是否改一名稱。陳垣當即說：“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說明我們憤概之思，怎能更改！”?就這樣，該書于1931年順利出版。筆者猜想伯希和讀到該書書名中的“劫余”二字時心里恐怕還是有些古怪与不安的。但這并沒有影響他后來對陳垣的激賞。這一點足以說明他是一位慧眼獨具的真學者，再說一件很少為人知道的事情，可見他在治漢學上的認真。現在大家都知道費正清這個名字，這位美國漢學家（或者稱其為中國問題專家更合适）當時的古漢語水平很成問題，他是在不懂漢語的情況下著手研究中西關系的，但此人非常聰明，在選擇留學時，有意選擇漢學研究比較薄弱的牛津大學留學，而避開了巴黎、萊頓等歐洲漢學中心。如今在中國和日本、美國出版的有關費正清的傳記与研究中，几乎都不想說他在20世紀30年代初曾經被當時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漢學研究特約學術顧問伯希和否決了向該學社申請研究基金一事。?那是因為費正清的古典漢學基礎沒有達到讓伯希和滿意的程度。當然他更不敢拜伯希和為師，因為入學考試這一關他就過不了。但這一切并沒有影響費正清成為20世紀下半葉國際漢學界執牛耳的人物，有關費正清暫此打住，這里只說伯希和以及中國學者對失去漢學中心的焦慮。

三、陳垣的焦慮

伯希和所治之漢學（不僅僅是敦煌學，包括早于陳垣十年前与沙畹合寫的《中國摩尼教考》及未完成稿《元朝秘史》等）如一座大山擋在中國學人的面前，不僅陳垣十分焦慮，可說當時的大師們都有些焦慮。前面說了胡适的意气之爭其實是焦慮。下面在談陳垣的焦慮前，先看看另外几位大學者的情景。首先是中國學術界公認的讀書种子陳寅恪在留歐期間，由王國維介紹，專程登門拜訪過伯希和。以至于后來陳垣欲与伯希和交往，還向陳寅恪索要通訊地址。陳寅恪拜訪伯希和所談內容或有何討教，筆者不知也不敢亂猜。但至少陳寅恪后來的著述主要追尋歐洲東方學的治學之路，可見其受了伯希和的影響。而影響不免引起焦慮，因此才有陳寅恪在為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時聲稱：“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后。”?1931年吳宓也去巴黎拜訪過伯希和，開始并不投机，后來才免強說得過去。吳宓在日記中有所記述：“彼乃一考据家，又頗有美國人習气。迨宓述王國維先生及陳寅恪君之名，又自陳為《學衡》及《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對宓始改容為禮。”?從中可見，在吳宓未通報出處時，伯希和或許僅把他當作一般漢學愛好者或崇拜者對待。另：傅斯年這位十分民族主義者的學者（但他早年卻激進得嚇人，曾提出廢漢字用拼音等）在給陳垣的一封信中也說道：“斯年留旅歐洲之時，睹异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并漢地之歷史語言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11]?從以上可見，焦慮，對漢學中心的焦慮呈漫延之勢，而其中最為焦慮者當屬陳垣。雖然此文開篇說了伯希和已對陳垣作了首肯，推之為唯一的中國首席學者，但陳垣這位近百年來橫絕一世的史學鉅子豈能隨意對巴黎漢學界府首稱臣，其內心沖突十分劇烈，同樣深怀与國際漢學界，尤其是巴黎學派一爭高下之心。當他目睹有關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學術為西洋同行超過之時，他的內心感到的只是奇恥大辱。他的焦慮常常使他坐臥不安。他曾對胡适說：“漢學正統此時在北京呢？還是在巴黎？兩人相對嘆气，盼望十年后也許可以在北京了！”[12]

自20年代起，陳垣在許多場合表達過他對漢學中心不在北京的焦慮。1923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在龍樹寺抱冰堂舉行懇談會，陳垣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13]1928年，翁獨健在燕京大學一年級的課堂上听到陳垣感慨地說：“今天漢學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搶到東京，我們要把它奪回到北京。”[14]1929年陳述听陳垣在北師大講課﹐其間也談到﹕近世國外研究漢學主要指中國歷史的中心在巴黎、在東京，我們要從法國、日本奪回來，中國史研究，我們不能落后于國外。[15]桑兵認為，陳垣這一番話，對后來者影響巨大。他的許多學生及再傳弟子都響應其號召﹐在史學等各方面以求接近、赶上或超過法國。?[16]

二次大戰時，法國漢學界遭到重創，馬伯樂于1940年死于德國的集中營，葛蘭言在德軍入侵法國時一气身亡。伯希和雖然熬到戰后，但也身患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長辭。1945年11月2日，同樣身經懮患，心力交瘁的陳垣“閱報知伯希和先作古，更為之悵然。”[17]?陳垣一生所追求的學術志向就是与巴黎學者（當然也包括日本學者）爭奪漢學中心地位，理想便是“動國際而垂久遠”[18]，而如今伯希和已死，陳垣也痛感廉頗老矣。即然如此，陳垣遂作伯牙斷琴，從此擱筆。因為既然失去了伯希和這樣強大的對手，他亦只有做獨孤求敗的漢學英雄。因為縱便他把欄干拍遍，也再無人會登臨意了。

時光已過去50多年了，漢學的中心回到了中國嗎？今天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鐵的事實：從日本、歐洲到美國，每一天都有關于中國古今各方面的研究著作問世。遙想宇文所安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風卷華夏學界的“雄姿英發”（至今亦如此），我不得不喟嘆：現在不是考慮如何從巴黎或京都搬回漢學中心的問題，而是考慮何時從美國搬回我們心中渴望已久的漢學之一點，那怕是很少的一點。“這個問題似乎在今天還沒有确定的答案”[19]。但我們至少可以鼓起饒芃子呼喚“陳垣學”的熱情[20]?，立即開始腳踏實地的漢學工作，或許某一天漢學中心會在不覺之中重返華夏大地。

注釋：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頁。
趙白生編：《中國文化名人畫名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414頁。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頁。
同第235頁。
同第254頁。
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5頁。
劉乃和：《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54頁。
劉正：《海外漢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第100頁。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轉引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第513頁。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三聯書店，1998—1999年版， 第5冊， 第196頁。
[11]引自杜正胜：《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与史語所的創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之七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學術之路》，1998年版，第27頁。
[12]見《胡适日記》（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版。
[13]鄭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第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見《光明日報》1978年3月11日，或翁獨健的另一文章《我為什么研究元史》（牛潤珍：《陳垣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頁）。
[15]引自牛潤珍：《陳垣學術思想評傳》，第308頁。
[16]同，第201頁。
[17]同，第561頁。
[18]同，第355頁。
[19]同，見余英時為劉正所著的《海外漢學研究》一書所作的序文第2頁。
[20]參見暨南大學編《陳垣教授誕生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饒芃子的文章，尤其是文章的題目《學者在呼喚“陳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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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园

呵呵，材料太少。考虑到柏桦是英文系毕业的，他为什么不引用一手资料呢。引证中文资料也显得鸡零狗碎。
从《今天》转来的。

粘利文

伯希和的敦煌學研究文獻重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9 2:32:58编辑过]

王敖

文化的异地保存还是很有用的，谁研究的好谁就是老大，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柏桦的说的是些戏剧化的学术故事，但是没有任何实际的比较的例子。

中国那几代知识分子在49年以前已经尽了力，问题出在解放后，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欧洲的汉学家，我觉得他们的利害在于有自己的一套比较语言学和比较考据学的传统，所以研究汉学既有他们的传统学术的风骨，又有探索新的比较领域的锐气。这种汉学和我国传统的学术差别非常大，它的中心本来也不可能在中国。 当年到国外留学的人遇到国外汉学，自然会大惊失色，一来是看到自己没见过的材料， 二来遭遇的是对方经过充分发展的成熟的学术，所以刺激出新的学术路子。

美国汉学跟其他地方的汉学区别非常大，2战以后美国化了很多钱来研究东亚和作为重要敌人的中国，各名牌大学建立了东亚系，到60年代东方文化在青年人中间更加流行，几十年来美国的汉学做的五花八门。象宇文所安这样的学者，严格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 我觉得他是个比较文学的批评家。他基本上不做考据，唐诗的“硬功夫”是由大陆的任半塘这样的大家做的，或者现在的傅璇琮。宇文的强项在于强大的诠释能力，背后融合了各种批评理论的优点，虽然他表面上几乎从来不提，或者点到为止。比如他的中唐研究
里提到过巴赫金和新历史主义。 宇文所安的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释少，他也很少引用同代学人的观点，刚出道的时候这曾经受到过批评，但现在他已经是权威，自然无所谓了。一些历史学家也是依靠大陆学者的成果，比如《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靠的基本上就是山大历史系。问题是这些汉学家多有跨学科研究的背景和实力，对批评理论也都很熟，一旦有材料，什么都能做出来。我有时候会羡慕那些搞数学的人，不需要在中国人并不擅长的“跨文化”上用力，只要纯智商就够了，而洋人们的“跨文化”早在殖民时代就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30 14:31:26编辑过]

粘利文

美國對漢學研究 像費正清那樣的政府支援與研究經費 "美國與中國"一書研究成果
作為美國對中國政治外交參考方針 已是一種國家機器下的運\作了\r

比較語言學跟比較考據學的傳統是歐洲十九世紀下半葉奠定的
90年代後美國強調跨學科研究的態度 這應該堅持 但也會有問題
這並在傳統派之間也引起一些爭議
我個人也覺得最重要還是在研究材料上   
我一位研究唐代音樂的中文教授老師教導的基本功夫還是最重典籍梳理

另外我對漢學研究的理解，其本身就是一種跨文化研究 漢文化的歷史從來
本身就是一種跨文化 從唐代研究就可知道中國文化的多元性
為什麼說柏希和的敦煌學研究重要 那看出的是西亞到東亞的影響 本身就是一條淵源長遠的河

曾园

多年前读过《追忆》，不过说来可笑，读他的书的目的是想了解外国人对唐诗的理解。下面转的是本期《读书》的文章：

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
□蒋　寅
在我看来，一位优秀学者的基本素质，除了勤奋和颖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对自己的工作保持不断的反省能力，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研究类型和自身能力两方面的局限，并对成功的模式具有高度的警觉和随时准备摆脱它的决心。
　　在当今欧美中国文学研究家中，宇文所安可以说是这样一位优秀学者。从一九七三年出版博士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以来，他的研究从作家研究推向诗歌史、诗歌理论、文学史、文学理论，在研究领域扩大的同时，日益深入中国文学的深层结构。他的著作《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迷楼》已陆续翻译成中文，中国读者和同行无不为作者卓越的洞察力和对文本的独到解读所折服，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我更钦佩的是他在学术上的反省能力。他曾说：“在文学论著中，如果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已经变得太轻快自如，那就很有必要脱离它们。文学论著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认识的结构，而且还包括个别学者完成这一结构的途径：发现的兴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即使是最出色的认识结构，如果成了惯例和陈套，就会变得呆板乏味。脱离自己辛苦获得的成果是十分可惜的，但又是必要的。”（《初唐诗·致中国读者》）这种自觉使他的研究始终处于独创性的尝试中，保持观察角度的新颖和文本解读的活力，甚至对反省所托足的批判意识本身也抱有警觉——“这个不断批判的文化本身就应该受到批评的审视”（《微尘》）。
　　《初唐诗》和《盛唐诗》分别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贾晋华教授先后译成中文，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印行。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学研究已度过了拨乱反正的转折阶段，进入一个创新和积累的时期，但宇文所安教授这两部十年前发表的著作仍给中国学界带来一定的刺激。尤其是《初唐诗》，正如作者所说，“八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国与日本，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没有人试图对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的、整体的探讨，追溯此时在诗歌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事实上，不光是初唐，在唐代其他的时段也没有这样整体的研究，这种研究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展开。
　　据作者说，他写《初唐诗》的初衷是为研究盛唐诗铺设个背景，但最终却发现，初唐诗比绝大多数诗歌都更适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气索然；但是，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活力。”然而众所周知，初唐时期的文学史资料和诗歌作品都远较盛唐以后为少，这对我们理解其时代背景造成了困难。宇文所安教授的信念是，“在阅读作品时补上这个背景的知识，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一种想像的行动，一种‘它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感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感，一种进入历史语境中去的能力。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初唐诗是以宫廷诗及其对立面——脱离宫廷诗——陈子昂——武后及中宗朝的宫廷诗——张说及过渡到盛唐这一过程展开的，宫廷乃是艺术趣味和艺术法则的中心，它在宫廷诗人和外部诗人之间设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这种说法在中国学者看来似过于绝对，但他对宫廷诗歌结构和语言程式的描写和概括还是很准确的。他对诗歌文本的精心解读，都能紧扣文体和题材的要求，使初唐诗写作逐渐从宫廷诗规范中解脱出来的过程清楚地呈现出来，较之我们文学史过于概略和笼统的说明，能给人更多的启发。如果这部著作一出版就马上被中译，相信会给国内学界更多的惊异和影响。
　　《初唐诗》出版时，宇文所安教授三十一岁，能在而立之年就写出这样的著作，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书中洋溢的才气和随处可见的敏锐感觉，使这部著作具有很好的可读性。四年后问世的《盛唐诗》，除保持了《初唐诗》的论述风格，更增添一点犀利的论辩。显然，两者要处理的对象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初唐诗》是为一个被冷落的领域填补些空白，那么《盛唐诗》就是在一个过于热闹的论坛里争取发言权，必须面对前人的许多成说，在质疑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挑战的起点就是从九世纪以来形成的将盛唐看成中国诗歌顶峰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得“一个持续变化的复杂过程，却被看成是天才和多样化风格如同雨后太阳突现，而且其消失也如同出现一样迅速”。确实，“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远处观察它，就不能充分赏识其蓬勃生机和多彩丰姿：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深植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割断了；一系列简单化的、陈旧的词语被用来描绘这一时代的风格特征”。所以，面对“盛唐”这一辉煌的诗歌时代，作者首先就确立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我们想对这一时代及其诗歌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就必须将这种辉煌绚丽的神话撇在一旁。”（《导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贴近八世纪诗歌语境，深入到唐诗发展历程中去考察的历史眼光，而支撑这种学术观念的仍然是作者擅长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
　　在《盛唐诗》的导言中，作者提出三个值得注意的原则性问题：一、不能将这一时代与李白、杜甫两位伟大诗人混为一谈，不应以重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应以这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二、不能将时代风格简单理解为有着方便的固定年代的统一实体，要灵活地把握其多面性和可渗透性；三、不能切断盛唐诗的内在发展过程，要考虑到在不同的年代，为天才出现留下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带着这些意识进入盛唐诗，宇文所安教授发现，“盛唐诗由一种我们称之为‘京城诗’的现象所主宰，这是上一世纪宫廷诗的直接衍生物。京城诗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它却具有惊人的牢固、一致、持续的文学标准。京城诗涉及京城上流社会所创作和欣赏的社交诗和应景诗的各种准则”（《导言》）。这些准则包括与交际对象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文体等级和相应的辞令风格。正是在这一平台上，宇文所安教授从京城诗的四种社会背景（宫廷、王府、权臣、朋辈）出发，展开了对盛唐诗由无声的变革到全过程的分析。在这沿着时间流序的梳理中，他重构了开元、天宝的诗坛格局，对王维和孟浩然的关系，对高适和岑参的诗史位置，对李白的心理特征和艺术特征，都重新做了解释，还发掘了几乎被忘记的诗人卢象。在这部著作中，同样有些判断很难为中国学者所接受，比如说：“对于开元京城诗人来说，朋友们的作品比文学史上的任何个人体验更为充分地限定了诗歌；讲述共同诗歌语言的需要，远远超过了任何个人创新或‘复古’的愿望。”或许和《初唐诗》论宫廷诗一样，他也过分地强调了京城诗的写作训练，他的分析和结论一如既往地显示出机敏和洞察力，只因盛唐诗较之初唐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他对作品的解读也显示出超过以往的自由发挥，让读者在欣赏他的独到解会时偶或不免产生一丝怀疑。这是任何富于启发性的著作都难以避免的特性，一些新异的见解往往会冒犯常识，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没关系，只要新异的见解有足够的说服力，它最终会扭转我们的看法。宇文所安教授对孟浩然的分析，相信能成为证实这一点的例子。
　　在《他山的石头记》所收的《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中，宇文所安教授曾说道：“我常常拿我自己写的《初唐诗》开玩笑，因为里面把初唐的一切都视为盛唐的先驱。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文学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不管是检视某一个作者还是一个读者群，我们会发现这些文学作品并不是我们为之所设立的大框架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用以赋予它们意义的后代文学。也就是说，现有的文学史所做的解读一直都犯了时代错误。”（江苏人民出版社版，22—23页）他的这种反省在《盛唐诗》中已显示出来，在对盛唐诗的分析中，他更多地注意到开元天宝诗人对六朝诗的承继和对初唐诗的背离，这固然可以说是他对后设的历史解释模塑我们叙述方式的警觉，但又何尝不是他有意摆脱成功模式的表现呢？
这两部著作的魅力是多方面的，这篇短文无法枚举。我只想指出我最欣赏的一点，那就是作者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感觉之好。对于研究非母语文学的外国学者来说，语言的美感往往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便是同文同种的日本学者，能深入到语言层面，具有良好的语言美感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宇文所安教授也谦虚地说：“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我们惟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但我认为，对语言敏锐的感受能力恰恰是他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试读《初唐诗》第十七至十九页对隋炀帝和陈后主两首《饮马长城窟行》的比较，第三十七至四十一页对虞世南诗作的分析，一百二十五页对陈子昂用来表现视线的三个动词的讨论，包括像第二百八十二页评《扈从登封途中作》“第六句的‘万乘’是皇帝的传统代称，但这里上下文的描写恢复了这一词语本身的某些力量”这样不经意表达的判断，都显示出他对唐诗语言的良好感觉。第一百九十二页通过宋之问《陆浑山庄》“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野人相问姓，山鸟自呼名”两联来说明对仗的语义生成功能，也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对偶对中国诗歌的语言有两个最重要的贡献：其一是使句法实验成为可能，其二是使词类转换便利，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使役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都可以根据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而自由转换词类，这是中国文学语言的奇特现象。首先，上引第一联诗运用了句法的曲折。第一句最自然的解释方式是：“我看着花，进入泉水中。”但第二句必须读为：“我走在幽林中采药。”因此，读者只好重新解释第一句：“我进入（即进入树林的深处）泉水的源头看花。”一联诗中通常有一句意义明确，它的句式可以用在较成问题的配对句上，有时如同上述的情况，涉及重新解释一句诗，有时如同上官仪的对句，需要限定模棱两可的意义。在简单的形式中，直陈的诗句出现在难解的诗句前面，这样就允许读者在自然的阅读过程中进行调整。在较复杂的例子中，如同这一首，决定的诗句跟随在难解的诗句后面，这就迫使读者回过头来，对两者的关系产生疑问，校正第一次阅读。在后来的对句大师如杜甫的手中，两句诗可能都是困难，或一句诗将不可能的解释强加于另一句。
　　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读诗时经常碰到的问题，但我们通常作为语法成分省略而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对仗天然具有的互文性自然地接受了；而宇文所安教授的分析则表现出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从不同角度观察汉语诗歌的独到眼光。在这里我更欣赏的是他对诗歌语言细致入微的体会， 是这种基于丰富的阅读经验之上的深入体会，使他洞见律诗的对仗中包含的文本和阅读在语义生成上的多重性互动关系。
　　宇文所安教授后来在《微尘》一文中说：“偏爱文本细读，是对我选择的这一特殊的人文学科的职业毫不羞愧地表示敬意，也就是说，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不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的约束。”在当今学界，坦荡地承认这一点，也快变成一个有勇气的行为。事实上在国内的同行中，我们看到太多的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约束的文学研究者，当然，也不乏假装做一个文学家而又不受文学学科规则约束的哲学研究者。恪守行规乃是维持和提升行业水准的前提，在今天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多年前读到宇文所安教授的这两部著作，我就对作者洗练明快的学术语言十分佩服。不长的篇幅，寥寥几句话，就将问题说得很透彻，这是一种洞察力和表达力的完美结合。尽管宇文所安教授的文笔之美在欧美学界有口皆碑，但我还是更愿意将这归结于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不是写作才能。我读一些国外优秀学者的论著，比如近年读到的艾尔曼教授的著作，每为他们的这种能力所折服。他们使用的材料并不比我们多，研究方面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看问题之透彻，剖析之精当，寥寥数语就说到问题的点子上，实在让人不能不佩服。反观国内同行的著作，书越写越厚，却常常是满纸浮辞，言不及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外同行的著作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还很多，不只如宇文所安教授所说的“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而已。
　　我初读这两部著作的准确年月已记不清，总是十多年前了，正当宇文所安教授写书时的年龄，应该算还年轻，读书总带着挑剔的眼光。做研究的年头渐多，文章甘苦事，得失寸心知，反倒能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它们，更多地欣赏它们的生花妙笔了。贾晋华教授的译笔，就是今天看来仍是很出色的，能传达宇文所安教授睿智而有幽默感的文采。经过十多年的海外留学和研究生涯，她的英文造诣已非昔比，新出的三联版不用说会更加精彩。因此，我很乐意将自己阅读的体会写出来，与读者们分享，但同时，一个盘旋在我脑子的问题也不得不提出来：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
　　（《初唐诗》，〔美〕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三联书店二○○四年十二月版，20.50元；《盛唐诗》，三联书店二○○四年十二月版，22.00元

王敖

宇文所安教授曾说道：“我常常拿我自己写的《初唐诗》开玩笑，因为里面把初唐的一切都视为盛唐的先驱。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文学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不管是检视某一个作者还是一个读者群，我们会发现这些文学作品并不是我们为之所设立的大框架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用以赋予它们意义的后代文学。也就是说，现有的文学史所做的解读一直都犯了时代错误。”

这段文字也曾让我肃然。

粘利文

Authenticity的問題

樂譜被不同演奏者的演出 也會遇到

曾园

<p>顶此帖，一来是柏桦文中居然用了“劉正：《海外漢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第100頁。”这本书。</p><p>而来是为了顶王敖的回帖。</p>

赵松

<p>“文化的异地保存还是很有用的，谁研究的好谁就是老大，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柏桦的说的是些戏剧化的学术故事，但是没有任何实际的比较的例子。”</p><p>所以有时候所谓的焦虑也常常不过是局外人的戏剧化情结衍生的焦虑。<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