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超：腐败的土壤

赵松

<p>腐败的土壤</p><p></p><p>吴志超</p><p><script></script>&nbsp;<br/><br/>&nbsp;&nbsp;同志们都兴高采烈，不如说幸灾乐祸。某某终于倒台了。这是个热门话题，凡我听到谈论它的场合，莫不暗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兴奋。大概这可以被解释为公道正义自在人心。不过我总有些怀疑，怀疑那不过是看笑话的幸灾乐祸，是某种隐含了颇多恶意的快乐。我直觉——仅仅是直觉，这不是那种打倒四人帮之后大快人心的阳光心情，而更多是旁观者阴暗的窃笑。<br/>&nbsp;&nbsp;我有个20多年的老同学、好朋友，也是倒台的某某同志的秘书，不过不是那个跟他一起倒台的大秘，而是大秘下面的小秘。在他给某某同志做小秘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一起吃饭，谈谈电影，最多谈谈媒体，从来不谈政治或者所谓内幕。去年我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闲逛的时候，忽然收到他从国内发来的短信，说上海爆发反/日游/行了，那股兴奋劲，一点不像个混政治圈的。事实上不久之后，他悄悄退出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或者看到了什么——这也是我们互相之间谨守禁忌不会去涉及的话题。但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而且有严格的底线，所以退出是早晚的事情。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跟他联系了，某某同志倒台后也没有，我有点好奇他现在会怎么想，但不会去问。<br/>&nbsp;&nbsp;暗地里，我相信他是会看到一些东西的。一个人要对自己身处的环境始终有清醒的洞察，太难了，我实在很佩服他。我不知道换了我，得到了那样的机会，会不会一门心思往上爬，而把其余一切都忘记。我不相信自己，是因为我不相信人性。反过来，我不相信人性，因为每次扪心自问，我发现连自己都不能相信。而且对自己的操守越是自信的人，其实越让人担心。过分的自信使人缺乏反省的空间，更缺乏自我防范的机制。当然过分的自省使人缺乏自信，容易一事无成，但这样起码可以避免害人。<br/>&nbsp;&nbsp;我之所以对某某同志倒台不太兴奋，是因为这倒台似乎是注定的，早晚的，已经晚了许多——就事实而非政治安排的层面而言。而兴奋的人之所以兴奋，多少是因为意外的缘故，似乎像他这么“安全”的大人物骤然倒台，有点不可思议。这就涉及一种“场”是如何歪曲人们认识机能的问题。<br/>&nbsp;&nbsp;我多次举过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身为记者，到底有几个人没拿过红包。以我的经验，是屈指可数的。我自己做记者的时候，哪个月多拿了红包，多出席了“马甲袋”发布会，就很开心。拿红包本质上也是腐败，也是权钱交易，用红包交换媒体垄断的话语权，只不过相对而言，这权力小一点，需要付出的钞票金额也少一点。尽管有各种三令五申的禁止有偿新闻的规定，我们红包还是拿得不亦乐乎，而且从来不怕被抓。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在拿，所以是安全的。在这个普遍感觉“安全”的“场”里面，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很歪曲的，既认识不到红包的本质也是腐败，也认识不到这种普遍的“安全”只是表面现象，哪天上面忽然决定要“严打”，棒子会挨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头上，其中某些人会被作为典型而挨得很重。在这个惰性很强的“场”里，你是很难看到这些的，你会继续悠然地为拿到了更多的红包而开心，并且有一种永远安全的幻觉。<br/>&nbsp;&nbsp;政治圈当然要比媒体圈复杂、险恶，但是也有相似的基本原理。某某同志也是为官越久，根基越牢，后台越硬，整个“场”的效应越来越强。权势的幻觉无疑比媒体的幻觉要更美妙，也更能上瘾，更能编织出安全的假象。我之所以旁观者清地认定某某肯定会下台，是因为我是旁观者，不在权势圈子内，比较少那方面的幻觉。我以前说到某某的危险的时候，就老有朋友反驳我，理由是你根本不了解政治圈的内幕，你不知道他后台有多硬，绝不仅仅是那个出书的退休人员，还有其他很多在其位的，所以你不要瞎扯。其实这些朋友自己也不是权势圈子的，或者至多还只是在圈子边缘游走，但他们正在“训练”自己将来要用的那套思维方式，努力着要用那样的方式去看待一切，这使得他们在看到一些我所看不到的东西的同时，也已经看不到那些我觉得一目了然的基本原理层面上的东西。以某某为例，如此这般地抗拒中央，从基本原理来说，早晚是要给收拾的，后台再硬也只是多几重较量而已，除非你是民国初年那些拥兵自重的“都督”，动不动就可以“通电独立”。既然没那个实力，很多硬扛的行为，恐怕只能解释为权力场的惰性、权势的幻觉和安全的想象。<br/>&nbsp;&nbsp;不过我的重点，并不是某某同志倒台的原理分析，而是我们面对这一事件的心理机制。在我看来，我们是生活在一片恶性循环的土壤中。我们自己在诸如拿红包这样的事例中表现出的心态，正是权力普遍腐败、吏治难以扭转地贪官化的肥沃土壤，而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贪官的时候，我们又会认为相比他们我们只是小拿小摸，而且这点小的再不捞就太吃亏了，整个“世道人心”因此进一步恶化。基本上大家都不认为自己是在作恶，作恶的都是别人。官员不在乎自己的“坏榜样”，老百姓就更不会去反思正是在无数个小拿小摸的自己所构成巨大的“场”上，才有可能这样批量化地培育和制造贪官。我在一开始提到的那种莫名的兴奋和阴暗的窃笑，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的“场”，这样的土壤。在我看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应该做的永远是自我拷问，而不是自以为清白的幸灾乐祸。<br/>&nbsp;&nbsp;任何一种社会性的灾难中，除了那些真正的战士，没有人是清白的。德国人在反思纳粹的罪恶时，很早就达到了这一点。甚至日本人的反思也比我们来得深刻。那些揪着日本右翼某些过激言论的小辫子不放的反/日人士，我劝你们好好去研究一下日本60、70、80年代的舆论，尤其是70年代蔚为大观的日本左翼运动中，对于侵华战争的深刻反思。很抱歉，我很少看到中国人能够这么清醒、深刻地自我反思，连我们自己的文革我们都没好好反思过，至今还停留在好人坏人的层面上，而不是普遍的自我拷问。是的，你可能没有直接、亲手犯下那么大的罪行，但你的小小的可能是人之常情的算计，甚至仅仅是你的冷漠，都是构成那些悚人听闻的罪恶得以生发和蔓延的肥沃土壤。《萨勒姆的女巫》中，勉强真正算得上想害人的，只有一个企图取人妻而代之的小姑娘，这通常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罪过，其他人就更只是一些小算计、小心思了，但它们合起来，制造了一个“场”，催生出一场巨大的恐怖，仅在一个小镇上就令数十人被绞死。谁，谁是无罪的？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br/>&nbsp;&nbsp;可能我过分严苛了。但我还是认为我们自己就是腐败分子的肥沃的富含腐殖质的土壤，我们都是，我们没有资格看白戏一样幸灾乐祸，我们都是戏中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得过且过的相对主义时代，一切小的缺点都是可以容忍的。在社会层面上这应该是一种进步，它使得以净化人心为己任的社会运动似乎难以再上演。但这也隐含着很大的风险，因为相对主义成为真理，一切都无可无不可，使得人们对于自己的内心也懒得再去清理，反正没什么大区别，久而久之会造成判断力的致命下降，那样实际上就离又一次社会净化运动不远了。我不知道这个命题到底有几分真理，先把它提出来吧：越少自我灵魂的拷问，就越多“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社会运动，因为上帝是公平的，分散的个体不愿意自己做功课，上帝终究会把他们赶到一起，狠狠抽打。<br/></p><font class="diary_poster"><!--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div id="blog_sub_st"><br/><br/></div></font>

顾耀峰

<p>贪污一颗白菜的，还可以自我拷问。为什么？拷问了最多良心受点折磨，错误和惩罚还受得起。</p><p>贪污一车白菜的，就不敢也不会自我拷问了。一拷问，既不能回头是岸（自己找死？），也不敢勇往直前（没了自信），这其实还是死路。</p><p>我接触过几个被双规的处级干部，他们说那些问题时大部分是这个心态：不能去看、不能去想那些事，就当它们不存在，自己就心安理得了。</p><p>所以，犯小错的，永远是担当着最大罪过的人。因为只有他们会站出来认错。法律的鞭子，抽打得最多的也是他们。</p><p>我们觉得不平的，不是因为别人不清白所以自己可以幸灾乐祸，而是这世上始终没有“公平”和“法规”是透明的。公平和法则，可能有，但不透明，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从众。就是这么回事。</p><p></p>

二十月

没有了舌头的人才会想着去把别人的舌头割掉．

本张

直觉这仍然是一次较量的结果，没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