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赵亮在《新摄影》10年之后对三影堂有关摄影的问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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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58:3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新摄影》10年”的参展艺术家大都集中在北京。展览的组织者荣荣和映里同大部分艺术家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对于不能参加访谈的艺术家，组织者向他们发放了问卷。 蒋志、赵亮在《新摄影》10年之后对三影堂有关摄影的问卷回答 一、1996年至1998年期间出版的4期《新摄影》到2007年已经大约10年了，这本杂志虽然印量很少，只出版了4期，但是今天看来有很多方面的意义。1.你对《新摄影》的总体感觉如何？蒋志：很棒，在当时是国内惟一的比较专业的收录新摄影的杂志。赵亮：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产物！2.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蒋志：1996年至1997年，我拍摄了《吸管人》系列照片，那时候在北京做录像艺术和“观念摄影”的人里，我认识的有邱志杰、赵亮、乌尔善等人，杨福东正在写他第一个电影《陌生天堂》的本子。我们经常会见面聊天。谁有新的作品，会第一时间拿出来给大家看。那时看完作品，大家都会有意见表达，有鼓励的也有批评的，说得都很直接，没有绕弯子的。不像现在的展览，当面很难听到真实的意见了。是不是现在大家都考虑太多了，或者都太自信了？我也不知道。有一次我们在邱志杰家，我把刚做完的《吸管人》的一些照片给大家看，我那时觉得拿出来给朋友们看看就很好了，等于是一个展示了。直到现在在北京参加一些展览，也仍是主要给熟悉的朋友们看看的心态。那次，荣荣（好像还有刘铮）也正好来了，他们觉得这组摄影很有意思，我们留了BP机号。过了两天，荣荣和刘铮到我住的地方来，说就是为了《新摄影》这本杂志来。这本杂志已经做了两期了，《吸管人》被选了一些，收录在第三期。1997年我开始拍《木木》，后在1998年登在《新摄影》第四期。1998年10月我离开北京去深圳了。后来知道台湾的阮义忠看了《新摄影》后，在他主编的《摄影家杂志（

HOTOGRAPHERS）》里做了一个“中国新摄影”专辑。当时大家看的摄影杂志也就这么几本，正因为这样，后来我发现，《木木》被认作是我那时的代表作，哈哈。赵亮：当时我和荣荣住一个院子，我也拍照片，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不过向毛主席保证我绝对没有走后门，因为一共出了4期，我参与了最后两期，头两期他们没有选我的。其实当时要谁的不要谁的也是很有争论的（他们相当严肃认真），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隐约记得荣荣的屋子里摆满了复印完的单页，我们一起用线装订。还有就是找北京当时最好的复印机，很贵，但是当时感觉质量还不错，挺像印刷品。还有彩色复印要有公安的批文，反正挺麻烦的。那时的执着精神其实挺可爱的，好像要革命一样，本来房租都掏不起，却要花钱做这个册子。那时荣荣把小院其他人的房租暂扣下来去复印，到房东催房租时再想办法。刘铮经常来到我们的小院一起讨论一些摄影的问题，那时主要针对传统的纪实摄影，还有官方的大众摄影杂志。大家都觉得应该有更不一样的摄影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刘铮的儿子满月，我们一起去工人日报附近的餐厅聚餐，刘铮喝多了开始骂人，很多人被骂的很尴尬！3.你觉得这种自发性的出版物价值在哪里？蒋志：这本杂志几乎囊括了当时正在实验状态中摄影家的所有工作成果，那时，绝大多数人在国内当代艺术中是“新人”，也处于所谓的“观念摄影”方兴未艾的时期。我们现在看到，这批人现在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坚份子”了，而且，实验的精神仍在持续。所以我觉得它首先是中国当代艺术摄影方面很重要的文献。那时做一个展览非常艰难，也没有关于当代摄影的公开刊物。但是那时候已经有一些艺术家做出了不少作品，更多的人包括我当时正在起步阶段。所以，这本杂志也很有效地提供了宝贵的发表和交流的平台，让大家知道别的艺术家正在做的工作，同时也起到了一种激励的作用。几年以后，大家的展览逐渐多起来，见面的机会也多起来，聊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这本杂志了解到对方的作品，马上就会有种多年“战友”的亲切感觉，呵呵，也有同出一脉的意思。甚至，在这本杂志上看到的作品以后都记忆很深刻。赵亮：它代表了一个时代，尤其在早期摄影本体问题上的一次艺术家自发的反省。4.你觉得当时《新摄影》有哪些缺憾的地方？蒋志：我觉得没有什么真正的缺憾。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能做出那个样子，看得出已经非常尽力了。我那时也看到过他们编辑的一些情形。刘铮和荣荣他们真的很认真地在做这件事情。我想他们也曾预想过这件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有缺憾，那就是因为地区的联络方便性使选择有了地区性的侧重。赵亮：没有大量的印刷和更广泛的传播。5.你所知道的《新摄影》有哪些传播的情况？蒋志：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我认识的很多人提起这个杂志都有印象。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份杂志。赵亮：到家里看，因为印数少，不能随便给人，所以只有少数几个早期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策划人有。6.哪些人手里有《新摄影》？蒋志：除了在《新摄影》收录有作品的艺术家每人有一本，其他的估计是给了一些国外的艺术机构，或者一些艺术界比较重要的人吧。赵亮：作者本人，我知道清水敏男有一套。去世的汉斯可能也有。7.它还被谁看到过，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蒋志：1998年之后我有好几年不在北京，在深圳消息比较闭塞，所以我不是很了解，其他的人应该知道。那时大家能看到的当代的摄影杂志可能也就这一本。赵亮：不知道了！ 二、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以“《新摄影》10年”作为它的开幕展览，一方面是对《新摄影》的纪念，另一方面也是重新审视和定位这一历史现象，这些都依靠大家的参与和支持。1.你认为纪念《新摄影》有意义吗？赵亮：《新摄影》作为中国观念摄影艺术的鼓吹者和发起者，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经过了10年的路程，中国当代摄影呈现出繁荣甚至泛滥的景象，而这次回顾恰好可以给我们一个重新审视自己、梳理和反思中国当代摄影现状的契机，又是一个“新摄影”的开始。2.《新摄影》与1998年之后摄影的发展和变化有什么关系？赵亮：更像一种自发的先觉的启蒙运动。之前摄影只是作为摄影家的工具，继承它的纪实功能；而新摄影之后，摄影成为艺术家的一个手段之一，被给予肯定。3.对于摄影工作，或者用摄影作为艺术手段，你是如何开始的？蒋志：应该是从1996年拍《吸管人》开始的，那时想做一个虚构的图片新闻。1997年在潘家园买了一台二手的120相机，第一次用这个机子拍了《屉中物》，觉得是自己开始正儿八经地拍作品了。这一年也开始拍《木木》，想做一个童话故事的东西，但我没想到《木木》会是作品，因为那时候大家做的东西开始酷起来，我做的这个一点儿也不酷，觉得不是在潮流里面的，完全属于自娱自乐。之后到现在，对摄影的兴趣没有一点消减，其中有两三年主要精力放在录像上，但摄影也做了不少。赵亮：我最初的摄影还是以纪实为主，比如我的“地铁”系列，1996年以后开始思考摄影的方向问题，即当时《新摄影》倡导的观念摄影。4.你认为摄影的本质是什么？摄影有什么样的特点？蒋志：所有的东西对照片来说是历史性的静物，包括你当时的态度和想法。但并不是说摄影的本质只是被动的记录，是人选择或制造了镜头前面的事物，而且照片的后期处理也很早就有了。不管怎么复杂，你主要的收获，是得到了一个凝固的光影和形象。赵亮：我们经常在探讨纯摄影的问题。就是因为摄影出身的人在心理上还默认着一个“道德”，那就是摄影的纪实性，我认为艺术家在利用照相手段时是没有这个心理的。所以现在会在所谓摄影作品的展览上看到实际上是和电脑绘画更具有血缘关系的图像。5.你如何理解艺术家和摄影家这样的身份名称？蒋志：我不会去试图理解其中的差异或联系，对身份这种问题我想都不想。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6.你对照相机怎么看？蒋志：它给我带来太多快乐了，我把它看成是眼睛和大脑的一个伙伴。赵亮：是摄影家的惟一工具，是艺术家的工具之一。7.你怎样（或者不）调整和改变你作品的方向？蒋志：对我来说，一成不变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二十多岁时的兴趣和方向怎么能和三十多岁或四十多岁时一样？我不会去固守某种创作方式或方向，就算它多么美好也不会。调整或改变，是根据个人的体验来的。我们不断会有些新的体验，我希望永远如此。赵亮：根据我自己的需要或者喜好！ 三、本次展览会产生一些对理论和历史的梳理作用，这只是一个开端，或者打开一个新的、更开放的局面。1.你对摄影的历史有怎样的了解？赵亮：学过点。2.你对中国的摄影历史有怎样的看法？  赵亮：新摄影之前摄影的审美完全受官方控制。3.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摄影批评？蒋志：专业的摄影批评少得可怜。赵亮：基本等于零。4.在你的工作中，或者在你的视野中，如何看待“图片”、“摄影艺术”、“照片”、“图像”这些概念？赵亮：“摄影艺术”、“照片”是摄影家的产品。5.你对数码技术了解吗？你觉得它与传统技术是怎样的关系？蒋志：2005年我才开始结合数码技术制作《彩虹》这组作品，把成百上千个霓虹灯招牌组合成一道在城市上空的彩虹。我用传统的胶片相机拍了主要的场景，霓虹灯是用数码相机拍的，我同时用它们，并没觉得有任何不妥，只要你需要。数码技术也正在成为传统技术，而且它一直都在更新和发展，我没觉得它会有什么极限，根本没有，而且发展是很迅速的。赵亮：有一定的了解，不论技术怎样发展，摄影在我心里的概念永远不会变化。 四、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方向之一是与其他国家的摄影艺术进行有效的交流，以国际间的交流为平台推广中国摄影。1.你对国外的摄影艺术有怎样的看法？赵亮：比中国更健康一些。2.你如何看待摄影艺术在国际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蒋志：非常必要，非常重要。赵亮：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现象。3.就摄影艺术来说，你觉得中国的特殊性在哪里？蒋志：每个艺术家都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建立在个人对自己的传统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上的，针对自己对社会和文化的体验。我不喜欢那种浅薄的符号化的特殊性，或者是那种迎合某种“话语”来生产人种学式的“丑怪”形象，以及意在政治献媚地强调某种差异。这种特殊性令人很沮丧。赵亮：大多数时间是和国家审美趣味相投合，而当代的摄影艺术有点媚俗，可能和艺术家心理有关系。 五、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出发点包含了很多公共性的意义，艺术家们也一直在探讨与观众、与社会的互动关系。1.“公共”这个词对你来说是什么含义？蒋志：当艺术家自己做作品的时候，可以是很个人化的，他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如果涉及到“公共”的问题，我觉得，承担的责任要更大一些。比如揭示真相、社会批判、艺术的传承和实验等等。赵亮：我对“公共”没有苛求。2.公共、社会，与个体、独立这样的概念是怎样的关系，如何看待“艺术家的特权”？蒋志：我不认为艺术家在公共、社会之中有什么特权。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不是什么特权。只有心中有特权意识的人，才老觉得艺术家有特权，这样的人也一定欣赏和崇拜权力甚至暴政。赵亮：我更喜欢“独立”这个词，他应该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条件。3.你觉得应该怎样与公众和社会建立关系，这个关系将会是怎样的？蒋志：我们都是世界短暂的一份子。小时候就有家教，呵呵，“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相信先有完整的个体和对独立性的坚持，才能谈得上和公共、社会有互动的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不公正、不理性的社会，个体和它打交道会很复杂，你需要考虑用什么方式来建立怎样的关系。赵亮：艺术家应该以作品和公众建立联系。
<img src="http://image.bbs.tom.com/data1/pic/405/22/22371_n.jpg" border="0" alt=""/>蒋志，“木木”系列，1997－1998《当代艺术与投资》第6期（注目）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