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瑞自述

二六山山

我念完高中之后出来工作了，先是在其他行业里干了两个多月。后来因为我很喜欢画画，就进入了电影圈，那个时候我十九岁。一开始我在现场做一些零散的小工，场务之类的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在现场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开枪、放火、杀人，我觉得很有趣。这样过了一年，就觉得不能一直做小工，于是第二部电影就跑去当了场记，后来又做了副导演，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对电影没有太大的概念，也不像其他那些从小酷爱看电影，立志一定要当导演的人。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普通观众，对喜欢的电影我也会很有兴趣，但是完全说不上影迷。
在当副导演时，在你说的几个导演中（王晶，林岭东）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林岭东。我真正懂得副导演的工作就是在帮他筹备《大冒险家》时，整个过程差不多一年半。

《第100日》：原来我和别人这么不同
在马伟豪的公司工作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蛮重要的，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叶伟信。我那个时候当他的副导演，当时觉得对于作为副导演的我来说，导演是个蛮遥远的事情，因为合作的都是在我心目中很厉害的导演，林岭东、王晶、杜琪峰、马伟豪。但叶伟信告诉我成为导演不是不可能，只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冲动。于是我想应该去找一些机会把这些东西拍下来。
拍《第100日》用了八万八千港币，当然它不是一个电影，只是一个DV的作品，蛮地下的那种，拍它就是为了证实我能不能处理一个90分钟的故事，单是想，不行，你得拍出来，你才知道你到底能做什么事情，我当时就是这个心态。
这笔钱是一个很小的公司投给我的。那时候我的拍摄时间只有五天，在整个剧组里我是唯一的电影工作者，其余的全是学生，我必须在这五天里完成90分钟的电影，现在想来都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了。但最后也是完成了。
剧本来自于报纸，当时看到一个新闻很特别，讲一个老妈妈，差不多60多岁，她老公比她更老，三年前死掉了，但三年她一直没有将他葬下来，而是将他老公的尸体放在家里面，把冷气开得很大很大，用很多方法去保全这个尸体，她的孩子受不了，就报了警。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很恐怖的事，但是我在里面看到很深的爱情，这个爱很重，他们之前一定经历很多，我从这里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其实我之后的《怪物》《狗咬狗》也一样，《怪物》也是在一个很幸福的大厦里面有一个很不幸福的人，幸福当中有一丝恐怖，但恐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在这个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有一些想法和别人不同。当然有些时候会为此开心，因为你感觉到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属于自己的。但并没有自信，想法是有，但怎么落实还是个问题。我跟你讲，拍完《恐怖热线》和《热血青年》之后，做完两部戏的导演之后，当然有人找我再做导演，评论也很好，你知道我干什么？去做副导演。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导演。当时的心态是，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长的路，发觉自己有些不合格的地方，那就去找再学习的机会，所以就跟杜琪锋去做副导演。



《发光石头》：就是要让你马伟豪看看
当然一开始是我和马伟豪谈，但后来因为一些问题他预算没有那么多，我就离开他的公司，自己去找了100万回来拍了一个DV一样的地下作品，《发光石头》。
电影首映时，我想一定要找马伟豪过来看。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很热血的年轻人，心态就是你不给我钱，我自己找到钱拍出来了，现在就要让你看看。放映结束亮灯的时候我起身寻找马伟豪，我看到他好像也在找我，看到我以后他举起手说，好，拍得好。那时我突然觉得很内疚，因为好像揣着个坏心眼去想这个人似的。（笑）后来他就开始给我机会，说你不要再拍地下电影，过来拍真正的电影吧。他问我要多少预算，我说三百万吧。结果他说，三百万，不行啊，四百万吧。于是我拍了我真正意义的第一部电影《恐怖热血之大头怪婴》。之后他又赞助了我拍《热血青年》。





《狗咬狗》：拍得蛮HIGH的
《狗咬狗》达到了我的想法。这是一部非常忠于我自己的片子，最初的设想和最后剪片出来是蛮吻合的。如果问我最喜欢，不是最满意的，一定是《狗咬狗》。这也是吸取了《怪物》的经验，日本的投资商对我非常放心，给我很大的发挥空间，也不用想国内市场，我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拍得蛮HIGH的，总共20天把它完成。
你现在看到的风格来自陈冠希的角色，我尝试用他那个角色的角度来看香港。他的造型是脏脏的，他在香港走动的时候一定也是在脏脏的地方，我们一起寻找这些景，我们用灯光上色彩上把那个脏脏的感觉带出来。出来以后效果很好。
每一场戏我会确定一个镜头是肯定要拍的，然后会顺着这个点去想。我不会去弄一个分镜剧本或是什么。因为现场很多变化，如果想得太实的话，可能有一些很好的变化就抓不住了，我希望放开一点点。

《意外》：在一个电影中我不是神
为什么拍《意外》，也是因为《军鸡》拍得不好，《军鸡》是我很想拍的漫画，但是有很多妥协在里面，我的有一些决定是错的，这个不能因为压力或者别的原因推卸责任，因为我是导演。当时首映的时候我看了十五分钟就受不了走了。所以后来的路怎么走，我也在想，我很想改变，有一些新的拍法，后来有机会就拍了《意外》。
《意外》的制作班底不是银河印像，全是我这边的，跟《狗咬狗》差不多。有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很银河映像，其实我拍电影的时候风格是放在最后考虑的东西，在这部戏中，镜头为什么要动，我们会问很久，我们会问很多这样的问题，最后出来的东西就有一些不同。我只能说一部电影有它自己的性格，如果它的性格是这样，那就随它去，导演擅自要改变的话，这对电影并不是一件好事。在《狗咬狗》中，有人说你好暴力啊，最后把那个女人的肚子划开，我说，它的性格是这个样子，那就只能这个样子，在一个电影中我不是神。
如果这个《意外》很银河映像，那这就是它的个性。不管怎样，我相信我的东西一定会存在于我的电影中的。


我自己一直不喜欢看恐怖片
是恐怖片选择了我。之前拍DV类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探索自己适合拍什么类型的片子，直到《发光石头》之后感觉自己处理气氛一类的镜头时候把握比较强。当马伟豪问我想拍什么，我说有什么气氛很强的电影，他说鬼片啊，我说，好啊，那就拍鬼片吧。其实我自己一直不喜欢看恐怖片，因为我很怕鬼。可能正是这样我才能拍鬼片，因为我知道怎么样拍出来会可怕。
我记得拍《恐怖热线》时，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把家里所有的灯都关掉，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着厨房，或者角落，一直看，看到我感觉里面有一个东西，第二天就带着这个感觉去片场。每一天都是这样。我不能把这种感觉丢了。
我最感兴趣的题材一直是人，当感情到极端的时候这个人心里会想什么，其他人会怎么去看。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的电影里面人物是比较极端的，对一些感情的投放会比其他人处理得更强烈。我很包容这个世界里有另外一个世界，很包容每个人心里有不同的感情，变态也好，暴力也好，他们有不正常的外表，我很想了解他们，而不是批判。我要找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那一个点。
我一直在想，这跟我的出身可能有点关系。我是澳门人，11岁跟父母来香港，当时香港和澳门分别很大，澳门是一个宁静的小村，而香港则很吵很吵。我们当时攒了一点钱买了一处房子，但是原来的租客不肯走，我们被迫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里面。最后我妈妈要赔钱给他才让他离开。我那个时候就特别不理解，会想为什么我们买了房子不能住，为什么会有人赖着不肯走。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谬，而它是真的有这个世界的。
你说很开心，也没有很开心，但我比较好的一点，我会找很多方法去投入这个城市，但外人就是外人，到现在我还是感觉我是一个外人。也许这样一些小小的事情在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为什么要用这个技巧？
年轻的时候会把很多技巧性的东西放进电影里，现在想更成熟一点去看这个世界。我相信，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原因在。我并不抗拒那些风格或者技巧的东西，只是我现在会问为什么要用这个技巧。近两年我想去更接近电影原本的那个模样，想怎么在类型片当中增加一点人性，或者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放到里面去，把类型片提高到那么一丁点。《意外》之后我还在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法，可能我一辈子都找不到——我有这个感觉，可能一辈子的工作都是去寻找。
李安是很会把娱乐和艺术融合在一起的人，《卧虎藏龙》、《断臂山》，融合得很好，很聪明。我喜欢他，这两年我一直拿着他的书在看，《十年一觉电影梦》。他能够做到深入浅出。而我现在能讲得深，但浅出做不到，因为我令我的角色很辛苦时，观众也会觉得辛苦。没有找到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去做到让你很明白却又舒服。

拍一个纯商业电影，我也会压力很大
我知道我有些想法比较极端，但又不想放弃，你说得对，我的想法和观众有一点距离，有变态，有暴力，我一直在平衡。但如果你说，拍一个纯商业电影，我也会压力很大。我也尝试过（指《古宅心慌慌》），票房也不是太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你的想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我回答不了，可以说我一直在这个问题里面挣扎，在想怎么既能保留自己的东西，又能把自己和观众的距离拉近一点点，但是我可以告诉我，我也会担心，但不会放弃，纯商业的电影我没有什么兴趣。
我不太了解内地的市场和文化，我知道一定不同，两个地方就是两个地方。就像《非诚勿扰》在内地收三亿多，在香港收100多万，这两年对我来说，比较好一点，因为有两部电影比较成功，《叶问》和《窃听风云》，它们全是很香港片的模样，但是在内地很卖。我可能内地观众已经开始习惯看香港片，让我觉得有一个空间可以再做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视国内，但不能够乱去，不然也会很快垮掉。所以我会很小心，一定要让我觉得这部电影拿到内地放我会觉得骄傲，我才会做。如果只是出于想赚一点钱的话我最好不要。

二六山山

我一直看好的香港电影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