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若望的疑問[转帖]

曾园

黃一農 清華大學歷史所

此書是耶魯大學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的作品，介紹一位中國人於1722-25年間旅法但被羈留在瘋人院二十幾個月的傳奇遭遇……




　　此書是耶魯大學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的作品，介紹一位中國人於1722-25年間旅法但被羈留在瘋人院二十幾個月的傳奇遭遇。主角姓胡，生於廣東佛山近郊，原籍江西，名字不詳。1700年，十九歲的胡氏領洗入天主教，取教名為若望，其時當地的教務正在耶穌會士龐嘉賓(Kaspar Castner, 1665-1709)和利國安(Giovanni Laureati, 1666-1727)的努力下蓬勃開展。
　　
　　胡氏的學識談不上淵博，但他讀寫的能力還算不錯。由於他對天主教教義的理解及對宗教活動的投入，令他被選為教廷傳信部(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傳道師(catechist)之一，協助神父們在華的宣教工作。1721年，他被傳信部委派管理設於廣州辦事處的門禁。
　　
　　教廷傳信部成立於1622年，其目的在擺脫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所擁有的保教權，以充分掌控所有的傳教工作。當時廣州的傳教組織相當複雜，西郊主要為葡萄牙籍耶穌會士的活動範圍，市區東北則歸法國籍的耶穌會士，其它地區還有分屬於道明會、方濟會、奧斯定會以及傳信部的傳教士。由於布教區域的重疊以及國家主義的影響，各個傳教團體之間出現了許多摩擦，再加上對中國禮儀問題的不同意見，更使其彼此間的關係相當微妙。
　　
　　胡若望的命運\不久即受到法國耶穌會士傅聖澤(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1)的影響。傅聖澤是1699年在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支持下抵達廈門的，初在福建和江西兩省傳教，1711年，他被康熙皇帝召至北京進行《易經》的翻譯工作。傅聖澤對中華文化異常傾心，他甚至想證明中國古籍中的「道」和「太極」就是基督信仰中所崇拜的真神，而《易經》即真神傳給中國人的玄秘經典。
　　
　　傅聖澤為專心進行研究，曾幾度申請返國，但均未獲允。1720年10月，他突然受命於八天之內立即束裝趕往廣州，準備登船返法。由於時間緊迫，傅聖澤來不及將其豐富的私人藏書全數裝箱交運\，但其帶上船的書籍仍有十一大箱，總數將近四千冊之多，他同時也協助法屬東印度公司在南京購買了七箱的書，以充實皇家圖書館中文方面的收藏。但由於船期耽誤，趕不上季節風，他被迫在廣州羈留了將近一年，其交運\\的書亦無法開箱使用。
　　
　　傅聖澤亟於回歐完成其對先秦古籍的研究，因他相信天主教的知識是了解這些古籍真正內涵的鎖鑰，並認為透過此一研究，他有可能拯救因「禮儀之爭」而幾遭遏絕的在華傳教事業。在其於1721年10月寫給友人的信上，即稱：「我現已五十七歲，對我而言，一年甚至六個月的時間，都是極端珍貴的」。但傅聖澤的研究並未能獲得大多數其他傳教士的共鳴。
　　
　　傅聖澤為研究所攜帶的文獻，亟需一名中國助手隨行，雖然法國耶穌會在廣州傳教團的負責人戈維理(Pierre de Goville, 1668-1758)堅不允許，傅聖澤仍私下與毛遂自薦的胡若望簽訂了一紙為期五年的合約，同意每年支付二十兩的薪資，並提供伙食和來回旅費，且答應其預支十兩五錢做為安家之用，而胡若望則必須負責文件的抄寫並協助解讀。
　　
　　由於教皇派遣來華的特使嘉樂(Carolus Mezzabarba, 1682-1741)在廣州時即已安排傅聖澤於抵歐後赴羅馬覲見教皇，故胡若望滿懷希望地以為自己亦將見到教皇，他並期望能在歸國後將旅歐的經歷撰寫成書，相信自己必能因此一舉成名。
　　胡若望的想法和決定，想必受到前人旅歐經驗極深的影響。先前，已知曾遊法的中國人有三位，其中沈福宗乃隨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於1680年赴歐，曾晉見路易十四世和詹姆士二世(JamesII)，但不幸卒於返鄉途中。黃嘉略(Arcadio Huang)則是隨從De Lionne主教於1714年抵歐，他在巴黎娶了一位法籍女子，並在皇家圖書館工作，未幾，病卒。第三位樊守義，則是伴隨康熙皇帝所派的特使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 1662-1720)於1707年起程赴歐的，艾若瑟在幾經周折後，終於向教皇表達了康熙皇帝對禮儀問題的立場，但在無能扭轉局勢的情形之下，艾若瑟即於1720年攜同樊守義返華，不幸卒於海上，樊氏乃將其屍體攜歸葬於廣州。
　　
　　樊氏在歐修習神學卒業，成為一名耶穌會士，回國後，立即獲康熙皇帝召見，以探問教皇對中國禮儀問題的確實意見。他還於1721年因「王公大人殷殷垂顧」而撰成國人第一部歐洲遊記──《身見錄》，書中敘及其獲教皇、各國國王或王公貴族接見的恩遇情形，並對歐洲的文明備加稱贊，但全然未提及任何社會的黑暗面。胡若望曾否讀過《身見錄》一書，現已不可考，然而樊守義的事跡肯定會在當時的天主教徒中廣為流傳並為人所頌揚。
　　
　　但胡若望很可能閱讀過由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於天啟三年(1623)所撰的《職方外紀》或由利類思(Lodovico Buglio, 1606-1682)、安文思(Gabrielde Magalhaes, 1610-1677)和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所編撰的《西方要紀》等書，此因這些記海外奇聞異事或地理風俗的書籍，當時在教內、教外均流傳甚廣。前者嘗稱西人在舉行彌撒時，「女婦則另居一處而聽，男女有別」，且謂「歐邏巴人俱喜捨施，千餘年來未有因貧鬻子女者，未有飢餓轉溝壑者」，「又有病院……凡貴人若羈旅若使客，偶值患病，則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藥物，悉有主者掌之，預備名醫，日與病者診\視，復有衣衾帷幔之屬、調護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貧者量給資斧」。後者乃為康熙七年(1668)因皇帝問詢西洋風土國俗所完成的，書中形容歐洲社會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並稱「西洋各國惟有一天主教，并無他教」，「西方諸國奉教之後千六百年，大安長治，人心風俗和善相安，家給人足，不爭不奪，各樂本業」，且形容西洋人的性情為「以忠信為重，以失信為辱」、「尚直重信，不敢用詐欺人，以愛人如己為道」。這些誇大粉飾的敘述，或許已在胡氏的腦海中鮮明地建構出一個被扭曲的歐洲形象。
　　
　　懷著朝聖心情的胡氏，在抵歐之後發現他親眼所見與他先前從傳教士所獲得的印象，有相當大的出入，此一差異加深了他身心所受到的衝擊。我們對胡氏的許多舉動，均應從這一背景出發去嘗試理解。由於他完全信任西洋人處事的誠\信，此故他會放棄保留與傅聖澤應各執一份的合同。他在被傳教士形容為理想世界的歐洲社會裡，很震驚地隨處見到了流浪漢、醉鬼、棄兒、染上梅毒的男人、生病的妓女……。以致當有窮人向他乞討時，胡氏竟將傅聖澤為他新添置的昂貴套裝脫下相贈，雖然傅聖澤立即命人向乞丐要回衣物，但胡氏卻堅決不願收回。胡氏甚至嘗起意要行乞走遍歐洲傳道。\r
　　
　　由於異文化對胡若望所產生的巨大衝擊，在許多時候早已凌越了他的理性思考，以致其行為往往不能以常情臆度。如他在乘坐馬車從Port Louis至Vannes的途中，嘗未經知會任何人，即跳下行進中的馬車在田野裡狂奔，並將不曾見過的果子塞入嘴裡。在Nantes到Blois的途中，他也會躍下車來，攀爬上路旁的風車去研究它的結構。
　　
　　中國傳統根深蒂固的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也對在歐的胡若望造成不少困惱，如胡氏在傅聖澤的友人Renault家中小住時，即拒絕與東道主五十多歲的女管家共餐，甚至不許她接近自己。他在Nantes的耶穌會館中，也拒絕協助傅聖澤作彌撒，因為他無法忍受教堂中出現眾多女人，而此一現象是在當時的中國教會所不可能看到的。他在巴黎時，甚至嘗敲著自製的小鼓，手持一面書有「男女分別」字樣的小旗，以中文在街頭傳道。
　　
　　胡若望在抵歐的一年多期間，一直未能就中西文化和習俗上的差異加以調適，且不曾依合約上的要求協助傅聖澤的研究工作，他甚至還曾從巴黎的住所出走過。當傅聖澤準備攜他赴羅馬覲見教皇時，先前滿懷憧憬的胡若望，竟然堅持不欲往，因他誤聽人稱傅聖澤犯了殺人罪，而害怕受到牽連。忍無可忍的傅聖澤，於是要求巴黎的警察局長將「心理失常」的胡氏逮捕送至位於巴黎郊區沙榔東(Charenton)的瘋人病院。
　　
　　此一醫院乃由教會所開辦，大多數的病人（其中不少為貴族）均自費在此療養。由於原先答應負責胡若望醫療費用的法國政府和羅馬天主教會一直未依約付款，此故胡氏在院中受到極差的待遇，甚至淪落到了衣衫濫縷的景況。直到1725年8月10日，始有一位越北人(Tonkinese)以帶著外國腔的廣東話試圖和已被單獨監禁兩年多的胡若望交談，此人曾隨一奧斯定會士停留廣州幾近一年，抵法後也很快學會了法語，因此被教皇駐巴黎代表邀請擔任其與胡若望交談時的翻譯。
　　
　　胡若望不斷向教皇代表強調傅聖澤未依合約付錢給他，並請該越北人帶一封信交給傅聖澤。教皇代表在晤談之後，認為胡若望心神應屬正常，故打算為其安排返鄉的船，他還寫信給傅聖澤，建議由他負擔部分費用。傅聖澤接信後，立即回信譴責胡若望未履約，並稱：「如果胡若望要求一筆錢做為工資，則顯示他的心神仍未恢復正常」。此時的傅聖澤，已在羅馬找到一位正修習神學的中國年青人，協助他翻譯經典，故胡若望對他的研究工作已不具任何必要性，然而傅聖澤仍積極為解決此事而奔走。9月5日，教廷終於同意負擔遣返胡若望的費用。
　　
　　先前反對傅聖澤帶中國助手赴歐的戈維理，也於1724年返回法國。他對胡若望的事情相當關切，並提醒傅聖澤，如果胡若望未能生還故土的話，其家人很可能會向廣州的教會當局要求巨額賠償，且可能在社會上引起喧然大波。傅聖澤在回信中則指責戈維理，聲稱要不是他的阻撓，則自己可能會雇到一名遠較胡若望合適的助手，且不致於引發如此多的麻煩。
　　
　　10月12日，戈維理專程到沙榔東去晤見形容槁枯的胡若望，並對整件事情的始末進行了解。當胡氏詳細且冗長地回答戈維理的諸多問題之後，戈神父問他自己有無任何問題，胡若望回答，他有一個：「我為什麼被關起來？」，這也就是史景遷書名所指出的「胡氏的問題」，然而戈維理提不起勇氣告訴他，因為人們認為他瘋了。
　　
　　由於胡若望先前寫給傅聖澤的信，不慎中途被弄丟了，胡若望於是在戈維理的建議之下，又寫了一封信，此信是胡氏目前已知僅存的手跡，現藏梵諦岡圖書館(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編號為Borgia Cinese 511。由於此一文獻相當罕見，且篇幅亦不長，故筆者將其抄錄、標點於後，以為讀者參考印證：
　　
　　謹啟奉者：憶自粵東航海同行，及至一年有奇月日，即到大西巴里（筆者按：即今巴黎）京城。並無過犯，可謂托賴天主、罷德肋（按：即神父，為Father之漢譯）保祐，不辱相攜，執事咸宜，難謝萬一矣！豈派從無相識之奔事，晉住其樓？不知奚聽而妄稱罷德肋殺人，令我害怕，連日其苦，曾告白無罪，既辭，又強種種應對。已於至西洋五十箇月日，納有啟一封，交現住間置沙榔東高漢人（按：指那位略諳廣東話的越北人）手送投閱，請示歸期，未知到否？目前又會清水濠堂戈老爺（按：指原負責廣州府清水濠教堂教務的戈維理）駕臨慰言，道及老伯爾臺現在羅母府（按：即今羅馬），□□無恙。常思至西（按：指法國西岸的港口）轉廣東，請□□□□在邇，難容失信，陷我□□□往，養親有缺，瞻禮進堂、伏聽彌撒等事俱失，恐大得罪天主，則深難逭贖，玆因悃情叩及便呈，仰希金諒，凡事省察循理。祈早示行旌，統難失望可也。不宣，稟上傅罷德肋（按：指傅聖澤）──聖諱方濟各──老爺座前。贛郡堂晚生胡若望頓首。
　　
　　胡若望在信中自認「並無過犯」且「不辱相攜」，由於兩人所訂的五年之約已快到期，故希望傅聖澤能「省察循理」，早日送其返鄉。
　　
　　戈維理向胡若望保證這次必將信送達傅聖澤的手中，並答應會以自己的話將胡若望告訴他的情形寫信給傅聖澤。傅聖澤在接到胡、戈兩人的信後，立以憤怒的筆調加以駁斥，並稱不值得給胡若望這種人任何解釋，他不願意再管此事，最好讓傳信部拿錢給胡並送他上船。
　　
　　1726年11月，在戈維理等人的熱心安排與協助之下，胡若望終於返抵廣州，擔任傳信部在南中國檢察總長(Procurer-General)的潘如(Domenico Perroni)，因受不了胡若望的強烈要求，付了一些錢做為其「應得」的工資，並說服載胡若望回國那艘船的法籍船長支付了差額。
　　
　　返鄉後的胡若望並未顯出任何精神上的異常，他四處宣揚自己在歐洲所受到的悲慘遭遇，以致其原被安置在傳信部服務的兒子，因羞愧父親的態度和作為，乃決定離開廣州至澳門。惟胡氏一直不曾將其經歷寫成一部遊記，實現他先前的發願。
　　
　　此書就根據現藏於歐洲各圖書館以及政府或教會檔案館的原始文獻，嘗試還原這個在異文化衝擊下迷失的中國人的悲慘故事。史景遷在前言中對胡氏的遭遇相當同情，他不認為傅聖澤對胡氏的處理方式是合理的，但他對傅聖澤忠實保存相關文件的態度則相當肯定。
　　
　　此書的文筆相當流暢，令人感覺像是在讀一段又一段依年月排序的敘事散文。作者爬梳史料和鋪陳史事的深厚功力，應是大多數史學工作者所冀盼達到的境界。但由於史景遷或期望讀者從其細膩的陳述建構出自己的看法，以致書中多以說故事的方式表達，而不曾對整個事件或胡氏的行為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討論，如筆者在前文所提及傳教士在中國營造出的歐洲形象對其產生的衝擊，即未曾被論及。鑒於一般讀者對天主教在華的傳教活動不見得有充分的理解，故或許並不容易對胡若望事件有一較公允、深刻的評斷。
　　
　　胡若望與入華傳教士同樣以個體承受中歐兩大文明交會時所產生的巨大衝擊，但大多數的傳教士在歐洲或者澳門等地都曾受過一段行前教育，他們多有充分的時間逐步調適。然而胡若望卻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遠赴異邦的決定，尤其他原先所獲得的歐洲形象，可能均出自耶穌會士所撰的文宣作品，這些因宣揚天主教義或拉抬西方文明所導致的失真描述，更加大胡氏在歐洲所受到的文化震驚。
　　
　　雖然胡氏在歐的許多行為，看似並不十分理性，但在兩大文明交會所產生的湧浪之中，「理性」與「正常」的標準或應容許與平常狀態有不全同的參考基點。
　　
　　質言之，筆者以為這本書是每一位對異文化間的接觸或是對天主教傳華史有興趣的讀者，絕對不應錯過的一部好作品。此書的平裝本也於1989年由紐約的Vintage Books出版，定價為美金$12.00。
　　
　　【後記】：筆者於1994年1月應邀在巴黎第七大學作短期講學時，雖起意欲一遊胡若望先前居停之所，惜因故未果。
　　
　　書名：胡若望的疑問
　　作者：史景遷(Spence, Johathan D.) 著/黃秀吟, 林芳梧譯/
　　譯自：The question of Hu
　　出版項：台北巿/唐山/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