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主体：雍正上谕二份及曾静悔过书

太上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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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主体：雍正上谕二份及曾静悔过书


以下内容就是所谓《大义觉迷录》的主体，另外还包括曾静的审讯供词，岳钟琪的上书及雍正的回复等内容，以及后来对此案的处理圣旨。

雍正的“自辩”词

雍正上谕二份

其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其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上谕：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

　　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魇，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

　　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

　　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允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   

    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允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

　　伊在军前，贪婪淫纵，恶迹种种。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允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允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亵，经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鉴鉴可据。允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

　　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竟，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至允、允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予定。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入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即朕即位以后，而怀藏异心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朕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旨，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内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

　　夫以额徵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赋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至于属员，虚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焉知政治之大乎？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

　　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倘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缓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尧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丝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诚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

　　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闻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宥之恩，不加诛灭。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懑恚恨，臣工莫不切齿。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狯。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

　　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殚述。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党，仍然固结，牢不可破。朕再四思维，此等巨恶，在天理国典，断不可赦，于是始将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罪恶滔天，实逆党之首恶。隆科多则罔上欺君，款迹昭著。二人皆伏冥诛，未膺显戮。

　　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朕细思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想逆贼即以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又逆书谓朕为好谀任佞。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不若冲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谠为先，以迎合为戒。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

　　以上诸条，实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灭绝彝良，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谋夺储位，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因而嫉妒同气，排挤贤良，入其党者，则引为腹心。远其党者，则视为仇敌。又如阿其那，自盗廉洁之名，而令塞思黑、允、允贪赋犯法，横取不义之财，以供其市思沽誉之用。

　　且允出兵在外，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前允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又如阿其那残忍性成，逐日沉醉。当朕切加训诫之时，尚不知改。伊之护军九十六，以直言触怒，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痛加楚，推入水中，几至殒命。允亦素性嗜酒，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允又复渔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军前之人谁不知之？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觎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逆书云：“夷狄异类，詈如禽兽。”

　　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太祖高皇帝开创之初，甲兵仅十三人，后合九姓之师，败明四路之众。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此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及吴三桂反叛之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至县令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且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者，国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间，赞襄荡平之勋者，正复不少。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即如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义勇，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屡奏肤切，赤心奉主，岂非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乎？如逆贼曾静者，乃汉人之禽兽也。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沦丧天常，绝灭人纪，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况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洲闻之，莫不忿恨之，而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

　　又云：“五六年内寒暑易序，五谷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

　　夫天时水旱，关乎气数，不能保其全无，所恃人力补救耳。如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曾无损于一帝一王贤圣之名，但朕自嗣位以来，赖天地祖宗之福庇，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农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令动帑赈济，民获安全。湖广惟上年江水泛涨，有伤禾稼，即特发帑金，筑堤捍御，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幸六年之内，各省薄收之处不过数州县耳。倘遇大水大旱，不知又作何幸灾乐祸之说也。方今天下，凡有知识之人，以及草木昆虫，皆居于戴高履厚之内，而云“地暗天昏”，盖逆贼之心昏暗，入于鬼道，固不知有天地矣。至云：“孔庙既毁，朱祠复灾。”

　　孔庙之不戒于火，唐宋皆有之。明弘治时，被灾尤甚。弘治非明代之贤君乎？若以此为人君之不德所致，则将来叛逆之徒，必藉此煽动人心，至有纵火焚毁，以及各府州县文庙者。逆贼既称东鲁腐儒，附于圣人桑梓，而忍为此言乎？若朱祠之焚，未知果有其事否？但朱子祠宇遍天下，偶一被火，即关君德，则诸儒之祠宇何穷，宁能保其一无回禄之灾乎？至云：“五星聚，黄河清；为阴尽阳生，乱极转治之机。”

　　夫果至乱极之时，有此嘉详，犹可附合其说，今天下吏治虽不敢曰尽善，然已大法小廉矣，民生虽不敢曰安，然已衣食粗足矣。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正万国咸宁之时，而乃云“乱极”乎？且食草木者何人，积尸者何地，逆贼能确指之乎？昧心丧理，总不举首仰观于天也。昊苍之所以恩眷本朝者，历代未有若斯之厚，而且显也。朕即位之初，孝陵蓍草丛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以至双岐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谷，五星聚于奎璧，黄河清于六省，骈实连株之应，卿云甘露之祥，朕虽不言祯符，而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观者，莫不备臻而毕具。而逆书则云：“山崩川竭。”

　　试问此数年来，崩者何山，竭者何川，能指出一二否乎？

　　夫灾异之事，古昔帝王未常讳言。盖此乃上天垂象，以示儆也。遇灾异而能恐惧修省，即可化灾为福矣。遇嘉祥而或侈肆骄矜，必致转福为灾矣。朕于此理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故每逢上天赐福，昭示嘉祥，寤寐之间，倍加乾惕。并饬内外臣工，共深敬谨，若涉冰渊，所颂谕旨，已数十次，朕岂敢欺天而为此不由衷之语耶！数十年来，凡与我朝为难者，莫不上干天谴，立时殄灭。如内地之三逆，外蕃之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偶肆跳梁，即成灰烬。又幺么丑类，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皆自投宪网，若有鬼神使之者。今逆贼曾静，又复自行首露。设逆贼但闭户著作，肆其狂悖，不令张熙投书于岳钟琪，其大逆不道之罪，何人为之稽察，不几隐没漏网乎？而天地不容，使之自败，朕实感幸之。昔明世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今日之凶顽匪类，一存悖逆之心，必曲折发露，自速其辜，刻不容缓，岂非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徵欤？又云：“自崇祯甲申，以至今日，与夫德?以迄洪武，中间两截世界，百度荒塌，万物消藏，无当世事功足论，无当代人物堪述。”

　　夫本朝岂可与元同论哉？元自世祖定统之后，继世之君，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闱，外则委于宰执，纲纪废弛，其后诸帝，或欲创制立法，而天不假以年，所以终元之世，无大有为之君。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朕承嗣鸿基，以敬天法祖为心，用人行政，无一不本于至诚。六年以来，晨夕惕厉之心，实如一日。朕虽凉德，黾勉效法祖宗，不敢少懈，是岂元政之可比哉？且元一代之制作，及忠孝节义之人物，亦史不胜书。《元史》独非明洪武时之所编辑乎？其称太祖则云：“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

　　称世祖则云：“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是明之于元帝誉美如此，而云“无当世事功足论”乎？且《元史》专传之外，其儒学、循良、忠义、孝友诸传，标列甚众。而云“无当代人物堪述”乎？

　　《元史》系明太祖所修，而逆贼云尔，是厚诬明太祖矣。乃称欲为明复仇乎？夫天眷帝德，以为保定，朕惟兢兢业业，夙夜基命，则自蒙上天嘉佑，历世永享太平，为内外一家之主，岂一二禽兽之吠鸣，可以惑人心而淆公论哉！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况朕之俯视万民，实如吾之赤子，朕清夜扪心，自信万无遭谤之理。而逆贼之恣意毁谤，果何自而来乎？

　　夫造作蜚语捏饰诬词，加之平等之人，尚有应得之罪，今公然加之于君上，有是理乎？何忍为乎？朕思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宇宙亿万臣民，无不怀尊君亲上之心，而逆贼独秉乖戾之气，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可恨亦可哀矣。逆贼之所诋毁者，皆禽兽不为之事，而忍心加之于朕，朕实不料吾赤子之内，有此等天良尽丧之人。普天率土之臣民，定不为其所惑于万一，但天壤间，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特谕。


曾静的悔过书：“归仁说”

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

    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夫植。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龠，以瞽语瞽；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熔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习，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对人之万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淫骄奢，世家大族，习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座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

　　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爱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深，山陬海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尧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

　　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性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由当。举凡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为，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示鼓励。而先啬神农，亦开千古未开之典，设坛崇祀，以报其功。偶间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减膳之下，殚精竭诚，为民祈祷，专务修少人事，以格无心。

　　座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余万两，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泽，与天罔极不朽。采运积贮，禁屠崇俭，以预防其不足。与夫疏浚河流，开导积淤，相地开垦，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济民食者，可谓无处不到，无法不备参。推其极抚久绥尽六合之广，虽穷幽极僻之区，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众，不惜厚赐，使之衣食有赖。云贵等省，边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鱼肉，革其科派，老有沿乡给发之养，孤贫有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之谕。存恤悯念，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气人之微贱，以期尽天子惠元元，包涵并育，大小高低遐迩，一体之本，量而后快也。

　　体天之心以爱民，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惩贪不得不用其法。谓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贪赃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自不肯复蹈故辙，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资，填补亏空之数，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罚恶之内，隐寓宽仁之意，原非过刻也。至于人之心术，隐微之中，疑似之间，最为难测。睿照则辨析精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丝过扣，毫发清楚。然犹不以此自用，必广行采访，以收好问好察之益，以为执两用中之资，抑兼欲得人擢用，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图安，务求适中得当，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以期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爱民者，又何无己也。

　　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所以斟酌权衡，广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过欲国法申行，刑期无刑耳。故每有改定条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无知陷罪，不教而杀。时深恻隐之念，承审官司，滥刑有夹讯之戒；秋审应决，具奏有三复之谕。稍有一线可生，因事原情，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不惜反复批阅，至再至三，每年沛岁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宽而得中，非废法也，然亦间有应严者，则又用严，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

　　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树党，贪图不轨，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终不悛，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揆道执中，以事关国社生民之重，不惜数其罪，以大义灭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尧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皇上今日之义，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皇帝当年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天语煌煌，反复剖析此理，已到至处尽处，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盖虚明应物之天，本无一毫成见、己意稍杂于其中，所以用宽用严，无往而非道之至当，不易有如此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而于各省州县，文明极盛之学，又有升改增额，录取之谕。乡试中式各数，亦随着加增。广求博访，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

　　而犹忧人才难得，务在矜全器使，幽隐必录，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闱之旨，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嗣后不为远险所隔，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体天之心以为民，尊师重道，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敬圣人如君亲，易讳为“邱”，重临雍之大典，改“幸”为“诣”，而诞降之期，斋戒禁屠，著为定例。且旌有节义，崇建祠守，奖劝善行，虚公核实，军民一体，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风声之树更远也。体天之心以为民，优礼大臣，则赐坐赐茶；体恤群臣，有赏有赉。上下虽分，君臣一体，极至饮食之轻微，情至亦所必赐；器用、服物之小者，虽远亦所常颁。君臣之际，相期以诚，臣下隐微，无不洞烛，训诫开导。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至中至正，总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隐，各得其所为念。体天之心以为民，存亡修废，则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后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精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乾乾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精，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告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江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精，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

　　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精思神力，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王而独隆，为皇天笃爱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怪于至情，由于至性，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园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身近天日之光，管见所及，百千万分中之一耳。至于广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传。盖圣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此所以天人交孚。

　　数年以来，休征并著，嘉瑞屡见，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乐利之域，万姓共享升平之福者，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而治效自当与虞、夏、商、周并隆无疑也。静生长楚边，山野穷僻，足迹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加以稍长失怙，身处露孤，形单影只，胸次极狭，见闻极陋。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有所不知，并我朝得统之大者，亦所未闻，徒以迂固执方之见，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从事举业，翻阅八股时文，读吕留良文评，妄喜其议论之爽快，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阴图射利之计。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而不知其故为高论，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由不知而错好，由错好而误信。日甚一日，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

　　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故也。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本于天降，由于性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而于能晏然独安者。读书以明理为大，身忝士林，所干何事？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初年洋溢未遍海内，即早为奸党布散流言，传闻满耳。此时不觉狂悖蛊心，顿忘天地之大，恍若当身道义之迫，甚于水火。乃敢定志，遍导域中，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以为生民之依。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大肆悖妄，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直至事发之会，执讯庭阶，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以为道理当然，死何足惜。且妄谓纲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早知穷陋无知，为谣言邪说所蛊惑，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统事迹，反复详告；并宣皇上文德之大，励精图治，孜孜为民，忧勤不倦之苦心。伏听之下，恍然自失，如梦初醒。本若可信而无疑，然反覆细玩，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二帝之盛德。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似又可疑而难信。未几，蒙恩特发圣谕一章，颁到长沙，剖析宣示，极尽详明，觉大德粹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不容掩。较前所闻于大人者，蓄德蕴道，深弘广备，玩味更无穷尽焉。

　　复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见，风清景和，文明灿烂，民康物阜，雍睦熙，不觉心醉神移，穆然远思三代，而旷怀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广大深渊，纯粹至精，盖自殷盘周诰以后，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而我皇上竟埋然于衷，丝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释囚，被以广厦，给以丰食，叠赐厚衣，暑悯其热，寒恤其冻。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处。及至谳狱讯供，则又刑措不用，纯以至诚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

　　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奸党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

　　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泯。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备，不惟居中定治，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即龙潜东海，未飞未跃，闻其声教，亦所当归当服。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即按律治罪，置罪于极刑重典，亦所当悦当服。盖生死事轻，道义事重，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静虽极愚不肖，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倾心顺服，非是贪生，当身本无可据之义；皇上之宽仁不杀，实非废法，按罪实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尧舜，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明照得情，圣也；大公无我，仁也。一举而仁圣并尽，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

　　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生民未有之殊恩，令民感戴无穷者乎！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乃于当身经历中，亲见我皇上之圣，与尧与舜并参也。夫为国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为学以定义为大，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而列祖列圣之功德，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而读书向道之士，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阐发其正大之名义，申明其广远之功德，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以报食德被功之大，而尽己当身之职分，斯己不能无愧于衷矣。而反含愤嫉忌，诋德若仇，造为悖论，张妄说，奴号以掩盖其实，而又甚焉。徒使穷乡晚进之士，胸无定见，但喜其议论之高险，而不审夫神圣之生，总无常域，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谨之士，无从考其底里，尤见道不真，择义不精，不知道之变易无方，义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闻当前有此名义，则恐得罪地当时，进又虑见恶于圣贤，徘徊歧路，进退两碍；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习，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可胜道乎。

　　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无良，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今种种悖谬若此，盖为名主莫明天心，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错认题目，有以起之也。静至愚不肖，信其说最深，受其祸极大，以是犯罪弥天。幸蒙天子仁圣，体恤民隐曲，谅无知，得留残喘，以苟延岁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祸大，故于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

　　伏望沉潜向学之士，去井蛙习见，相观于昭旷之途。知覆载之大，原无畛域，神圣之钟，气流愈远。天亲民怀，亦只以其德其仁，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则中外之谘释然矣。放勋重华，绍庥尚分二代；文谟武烈，盛德仅推二君。

　　而我朝极帝王之隆，兼积累作述之全，则治统道统之归，晓然矣。尧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功在一世，万世不相兼也。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复备孔子之师道，而天纵神奇，丝纶直匹之典，则心悦诚服之戴，沛然矣。猗欤盛哉！麒鳞凤凰，犹欲先观为快，奇珍大贝，尚冀一见为荣。今圣仁天子在上，应非常之运，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勋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犹以中外为疑，是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正如尧舜之治，不过九州，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岂不悖哉。昔益之赞尧也，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说者以为惟其广运，是以变化莫测，而形容之不尽。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由于仁孝诚敬之至，而仁与孝敬之至，又本于一诚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运，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为一无以内，对神文武之极谊也。孟子曰：“至诚不动者，末之有。”

　　《书》曰：“百兽率舞”。《易》曰“信及豚鱼。”今上有至诚，而下不以诚应，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乌乎忍，乌处敢！今而后凡为臣民者，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对人之诞生，无有中外。君臣之大伦，必不可逃，毛土之深恩，决不可背。《春秋》义例，因时审地，天悬地隔。而吕留良之逆说，必当芟除。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多所性之固有。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

太上老军

附录：
《大义觉迷录》颁废始末
    雍正六年秋，湖南永兴失意文人曾静，于当年秋，遣徒张熙（化名张倬）赴西安向陕西总督岳钟琪投书策反。九月二十五抵西安，次日上午，当岳钟琪正乘轿抵总督署衙门前时，张熙手捧书信拦轿阻道，声言要亲交总督岳钟琪，并有要事与他讲。岳钟琪命随员接过书信，见那书信封面上写q天吏元帅岳钟琪”，岳甚为惊奇，随将投书人交巡捕看守。急忙赶回总督署衙，走进密室，拆书细读。这封策反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张倬”。所谓“无主游民”，就是不承认是清王朝统治下的民人。原信从未公开过，但从以后的审讯口供和《清文字狱档》中记载，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认为雍正帝是满洲”女真人，就是夷狄，“夷狄即是禽兽”，“满人”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王位，清朝历经“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地震天怒，鬼哭神号”，这是夷狄”统治带来的恶果，所以要反对清朝的统治。二、谴责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列出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这么多的罪状，根本无资格当皇帝。三、指责雍正是用阴谋诡计而篡位的。因而天地不容，使天下“寒暑易序，五谷少成”，出现“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反清愤忿，一触即发。四、策划岳钟琪同谋造反。称岳是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劝其继承先祖遗志，不应效忠清王朝，要他用手握重兵之机，适时地举事谋反，为列祖列宗报仇，替大汉民族雪耻。岳钟琪读完谋反书信，更加惊骇恐惧。他才平息了疯子卢宗汉持同样理由的谋反事件。今又兀自碰到张熙投书策划谋反，他更加火上加火。于是，他当即向雍正帝如实地上了奏本，从而使曾静、张熙投书事，成为雍正朝最大文字狱肇起的导火线。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康熙五十年，开始担任武职军官，后因在云贵边陲屡建战功，于康熙六十年提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因平定青海罗卜藏丹叛乱立大功，授封三等公、参赞军机大臣。雍正三年七月，因大将军年羹尧事发，接替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川陕地处险要，南可控制云贵湖广，东可牵制晋冀豫和京都地带，是和青藏甘高原联络的根据地，因而清王朝把它作为西北边防的重要防卫线。这个重要职位，自康熙十九年定例，是满族八旗要员的专缺，岳钟琪破例提升这个要位，正说明他受到雍正帝的宠信。尽管如此，也难以避免满族大臣的非议，当岳接任年羹尧受命川陕总督之际，直隶总督蔡立即向雍正奏本称岳“不可深结”。并对岳钟琪施离间计，说：“怡亲王对你当上川陕总督非常不满，皇上藩邸旧人傅鼐告你要小心。允祥是皇上最信任的兄弟。”
    这样离间和挑拨，使岳钟琪惶恐万状，自以为雍正对他拥兵自重而有所怀疑，使他终日惶惶不安，如履薄冰。恰巧，他接到张熙投书的前三个月，成都人卢宗汉在大街呼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想要造反！”并呼唤民众起来，“从岳公爷造反，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这个灭门诛族的举动，犹如晴天轰雷，使岳大为恼火，当即命提督黄庭桂将卢宗汉捉拿归案，被当作疯子砍了头。岳钟琪的确是雍正的忠臣，他知道皇上对他恩重如山，即使效犬马之劳也难报恩于万一，更何况不是雍正的对手。故而将卢宗汉迅速处死，尔后才正式上奏朝廷称：“卑职不敢檄讯，不敢隐匿”。并引咎辞职，表明他对雍正帝的忠心耿耿。可雍正知道后，非但不加责怪，反而大加安慰，说这是蔡、程如丝等鬼魅之所为。并说：“多年来，曾在朕前密参的谤书有一箧之多，可朕从无理它”。要岳钟琪继续供职，不要理会那些佞言邪说，要他“愈加鼓励精神，协赞朕躬，利益社稷苍生，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理大清于磐石之固，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也！”
    雍正帝知人善用，提拔岳钟琪出任这个要职，有他一番周密的考虑，岳钟琪虽是汉族人，但有多年的封疆大吏资历，屡建大功，经验丰富，是难得的人选。原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擅权自专，作威作福，勾结朋党，贪污受贿，克扣军粮，累计达数百万之巨，已达到威胁皇权的地步。于是雍正借机，将年羹尧集团一网打尽，赐死年羹尧，便将岳钟琪推向这个高位。雍正对岳钟琪没有任何怀疑，信任和依赖仍如当初。但岳钟琪与皇上帝的关系不协调的舆论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四川、湖南民间传说，岳总督非常尽忠爱民，曾上奏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皇上非常怀疑他，怕他威重权高，对朝廷形成威胁，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并传说要杀掉他。那岳总督非常害怕，连召几次，他都不敢进京。皇上见他死守任上，不肯进京，越发对他疑忌。因他是大学士朱轼保举推荐的人，令朱轼召他才进京。皇上就派朱轼来陕西召他，不得已才同朱轼一同进京陛见，并向皇上奏说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到这个谏议，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愿再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皇上就亲自保他去了。岳钟琪出京门才四天，朝中就有一大臣向皇上奏了一本，说朱轼不保他，是和他暗结私党，里应外合预谋造反，等到朱轼到他任上保他，他才消除疑虑，欣然进京。这足可证明他同朱轼是同党合谋，今日回陕西，本来朱轼是原保举人，照理应该去保他，可是他推却不保了，这是朱轼脱身之计。皇上十分后悔，对他疑忌更深，马上派遣一个叫吴荆山的朝廷官员前去追赶，让他赶快回京，他不从命。这朝官吴荆山没有办法，就在路上自刎了。这总督回到任所之后，随即上了一道本章，说皇上很多不是之处。可见岳钟琪是朝野瞩目的人物，朝中有人因他是兵权在握的汉族重臣而忌防他；百姓则又认为他是忠义爱民而又反对雍正暴政的岳飞后裔，把反清复仇的希望寄托于他。使岳钟琪成为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试金石。
    今见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天吏元帅”岳钟琪，书信内容有“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机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加上前因后果，使岳钟琪像骨鲠在喉，欲吐不能，暴怒之极，决定亲自提审张倬审讯，对投书人张倬施以重刑严加逼供，把张倬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迷过去。但张倬誓不招供，宁愿“舍身可以取义”，尊从恩师所嘱“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的嘱托，只说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广，湖广、江西、云南、贵州等省，这些地方民众反清情绪高涨，可以一呼百应群起反清。结果一无所获。岳钟琪怕事涉嫌疑，随即密奏皇上，恳请雍正批准“将张倬解送到京”，交朝廷审讯此案。雍正接到奏折，反应却沉着镇静，声称“世上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时奉劝岳钟琪要秘密审讯，用刑太过酷狠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他在大臣田文镜的奏折上批复道，“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方能使悖逆之人就范。
    岳钟琪忠实地照雍正的谕旨办了，想出一套巧计诱供的计策，同时为撇开清廷猜忌，岳钟琪请出一位满州大员陕西巡抚西琳陪同审讯。在提审张倬时，张倬被绳捆索绑押进审讯庭堂，西琳暗躲在屏风后窥探审讯情景，岳钟琪一改过去怒斥责骂态度，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张倬解下绳索，并让坐捧茶以礼奉侍，大加夸奖张倬是位英雄好汉，难得的仁人志士。岳钟琪流着眼泪诚恳地对张倬说：“我岳某早有谋事反清意图，只为处境艰难，不得已对志士动用刑讯，以图掩人耳目，看你是真是假，不想兄弟真男子大丈夫，使兄弟受委屈了，请你体谅。”说着热泪横流，伪为发誓结为盟友，共讨满清，光复汉室。九月二十九日，岳钟琪导演的假戏成真。二人在秘室，照例又拉一位满州大员秘隐屏风之后以窃虚实，二人焚香对天跪拜，叩头泣血，结为金兰之交，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举义旗，迎聘曾静为师，决心为推翻满清为己任，这样骗取了张倬的信任上了圈套。这个张倬是个山村未见过市面的读书人，便信以为真。在封建社会里，一经发誓，结为金兰，要比亲兄弟更加信得过，要同心同德，共赴患难，同享富贵，若有违誓，要遭五雷轰击的报应。张倬于是将他恩师和平时与恩师交往密切而又诋毁清朝最严重人的姓名住址，一一告诉了岳钟琪。雍正对岳钟琪的做法甚为满意，用朱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
    雍正对岳钟琪大加奖励，使岳钟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为查明此案作了精神力量的基石。这个投书策反人的真实姓名叫张熙，字敬卿，张倬是化名。他的老师叫曾静，夏靓是化名，湖南郴州永兴人，他出身于“家事单寒”的家庭，因应试屡次落第，中年放弃举业，以教书授徒糊口，自称“蒲谭先生”。他收张熙、廖易两个得意徒弟在家，住房不宽绰。他先有同居的兄、嫂，后来兄嫂夫妻反目，嫂子改嫁。张熙、廖易家事也很贫寒。岳钟琪审讯张熙为何谋反，张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
    曾静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认为只有铲除满清统治，贫寒百姓才有出头之日。他根据社会传言和自己的分析，认为岳钟琪最有能力实现他的反清复明目的。雍正六年五月，曾静派遣张熙和他的堂叔张勘同行，张熙当出家产作路费，携带给岳钟琪的策反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投书，一路晓行夜宿，风尘仆仆途经贵州到四川，听四川人讲岳钟琪已回驻西安，便由四川追踪到陕西。九月十三日到了西安，打听岳钟琪是当今皇上重用的封疆大臣，皇上非常宠爱他，所谓北京雍正皇帝三召不赴京之说，纯系编造的谣传。二人听后，心灰意冷，那同路人张勘更为惊慌，吓破了胆，便偷偷地扔下张熙，只身逃回家了。张熙投书意志坚决，心想当了家产做路费，千里迢迢专为投书而来，决不虚此一行，于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向岳钟琪投书。
    雍正帝自登基以来，常处于如履薄冰的险境，所以他采取铁血手腕，凡是危及皇位的人，无不在他面前倒下。几年来他处心积虑地分化瓦解了允禩集团；打击了允禩、允礻题争夺皇位的势力；严加惩处隆科多结党联盟企图篡权的诸文武大臣。其诛连之广，处置之惨，堪称是清代“铁血皇帝”。雍正帝不仅是宫廷政变的高手，而对驭驾重臣也有新的创造。他为稳定西北，不让边陲要地出纰漏，不惜以君王身份向岳钟琪封官许愿，发誓赌咒。使岳感恩备至，以更大精力防守边陲，同时去查办这宗天字号谋反案。雍正帝早已觉察到，张熙投书谋反案，绝不是孤立偶然现象。特别是供出已撒手人寰四十五年的反清祖宗理学大师吕留良。张熙供称：“吕留良是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
    曾静于雍正五年（年）曾派张熙去浙江购书，专门到吕留良后裔家坊求遗著手稿，吕留良的儿子将乃父遗稿交给张熙，其中有《备忘录》、《吕子文集》。曾静看到这些书稿，“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对吕留良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完全有资格作皇帝，反清思想更为浓厚。当曾静派张熙投书时，行李中尚有抄录吕留良的诗文手册。曾静、张熙同吕留良的高足徒弟严鸿逵交往极其密切，由反清思想变为反清行动。
    雍正帝不仅察觉此案非偶然现象。而更深层次追究，其背景也非同小可。如那曾静、张熙深居穷乡僻壤，怎能知道宫廷中发生的错综复杂细节，怎能指责他犯有十大罪状呢？雍正帝分析，这些谋反言行的来源有两个方面：“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允禩允禟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
    雍正将被打倒在地的同父异母皇八子允禩改名为阿其那，皇九子允禟改为名为塞思黑。阿其那满语为狗，塞思黑满语是猪，可见雍正为争夺皇位，不惜将其同父异母兄弟当做狗猪对待，其性格刻薄枭乖可见一斑。曾静供称：他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反清排满言论来源于吕留良的《吕晚村文集》，他供称：“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于是中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
    雍正明白了曾静等人的反清源于吕留良及其著作，认识到思想犯更比现行犯危险得多。那曾静见势却来个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将全部反清思想和现行反清行动都推到受吕留良的蛊惑和影响。于是，雍正将曾静谋反和吕留良文字犯连结起来，精心将张熙投书和吕留良的著作摘录成条，分编整理，审讯时公开提问，要曾静、张熙等老实交待，重新认识，自我批判。尽管吕留良已死去四十余年，继承乃父衣钵的吕葆中也已魂归西天，也难逃口诛笔伐和刨棺戮尸的厄运。
    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和思想家。少年时博览群书即有文名，十二岁时在家乡结文社。明亡后曾散家财，企图反清复明。清顺治十七年，参加科考，中秀才。此后连续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始悔心迹相违，苦闷已极，后与同乡学者黄宗羲、黄宗炎结识，使他反清思想更为坚定。他决心不参加清朝科考，不做清廷官吏，更不与官场来往。隐逸山村，以“天盖楼”为名，评选时文，闭门著书授徒。康熙五年（公元年），他根据读书士子要求，选评历代八股文要义，辑评注释，成书为《时文评选》，刊刻发行后，流行极广，远近闻名，前往求教的士子络绎不绝，被誉为“东海夫子”。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康熙十八年，浙省官员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他拒绝，次年地方官员又以“山林隐逸”荐举他，他坚辞不赴，吐血满地，索性削发出家当和尚去了，起法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他在《耦耕诗》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八年倦容违心做，九日黄花满意开。”表现他誓不仕清，蔑视现政的民族气节。吕留良于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五岁，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刊刻，成书有《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及评选的明文和清人时文等。
    吕留良的基本理论是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反对尊君卑臣，反对官重民轻，反对清朝满族统治。这些基本理论同清朝统治者要求大相径庭，故而遭到雍正帝的怒斥呵责。雍正说，吕留良写的文章和日记，全是叛逆的词句，凡是做臣子的，都会不忍看，不忍读，更不忍写出来。因而雍正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和曾静的谋反案，逐章摘句的进行口诛笔伐，以求达到消除反清排满思想。与此同时，雍正不失时机地穷打猛追允禩集团的残余势力。他清楚知道允禩允禟集团党羽，还在各地兴风作浪，窥探时机，以求反扑，绝不能掉以轻心，因而他集中力量追查雍正失德等十大罪状的具体情节及其来源。
    关于雍正继位制造的种种议论，曾静供称：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礻题天下，皇上（指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而篡了位；又d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给圣祖端碗人参汤，圣祖喝了后便驾崩了。”关于逼母，说是雍正逼太后在铁柱上撞死，雍正听后说：“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人言可畏，直接关系他这个皇帝宝座是否能坐的大问题，因而他决心清除心腹隐患，不惜以万乘之尊同犯人逐条辩论。“你是怎么知道的？”“何以听闻？”“朕若有此事，皇天在上可以证之，”等等发咒和质讯，确实惹怒了雍正。据审讯曾静时，供称：他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何、陈供称是听茶陵州看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经多次审讯陈帝锡，陈帝锡记不清楚了，便含糊其词说：“他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皇上大怒。”但后来“皇上并未定他的罪，反加封他的官。”
    雍正要的他失德口供，所问非所答。经过反复审讯，辗转查访，顺藤摸瓜，查出是被判罪流放的允禩允禟的得力太监和党羽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等人说的话扩散出去的，这些被诛连的宫中太监，心怀不满，从北京发配到广西充军，“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肆无忌惮地攻击谩骂雍正，凡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
    同时又查出以前发配东北三姓地方的允禩允禟集团亲信党羽，同样“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
    雍正紧紧抓着发配远境的允禩允禟集团残余势力散布流言不放，列出这些犯人的言行，同曾静谋反、吕留良文字狱结在一起，为彻底肃清允禩允禟集团势力找到借口。凡查出散布流言而中伤当今皇上的允禩允禟集团残余分子，罪加一等，重新加罪处置，这些人的下场之悲，清史资料中虽未记载，但可想而知。
     这桩由雍正帝亲自领导并由他亲自审讯的清朝最大文字狱案，从雍正六年开始立案追查，直到雍正十年方告结案。而最后的处置，却一反历代皇帝处置钦犯的常例。雍正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张熙等谋反犯，让他们戴罪立功，到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政治思想犯吕留良被锉尸枭首。他的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被刨棺戮尸，枭首示众。其他受诛连的依律处斩、杖毙、缘坐和发配等严刑惩处。
    对于雍正的“出奇料理”，九卿大臣大为不满，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张熙等谋反人凌迟处死，即是碎尸万段也不足平臣民之愤。雍正帝力排众议，他认为若不是张熙自投罗网，曾静等供出许多散布流言蜚语惑众造反的人和诽谤皇上的奸人恶党，如何能暴露无遗？“朕深居皇宫何以能知道，何以能去一一查清，又何以能使天下臣民得知朕继位之正。”
    这样去看问题处理问题，那曾静、张熙等人还是有功劳的，故而皇上不究其往，不究其罪，决定予以无罪释放，使其改过从新。并说：“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处置曾事，即是上本奏章，朕也不再看了。”
    非但如此，雍正还降谕子孙后代：“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
    同时，雍正帝编纂刊刻这桩最大文字狱案的全部谕旨、审讯、口供秘密记录，后附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书名为《大义觉迷录》，发行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要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要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可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的力作，具有非常特色的旷世大著，因为它能使人人都“觉迷”起来，紧跟雍正走。曾静、张熙被释放后，安排在湖南观风整俗使处，以便随叫随到听候遣使，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不能蔑视讥讽。之后，曾静、张熙携带《大义觉迷录》，到各地向民众现身说法，宣讲《大义觉迷录》。由此可知《大义觉迷录》刊刻数量之多，普及发行之广达到雍正年间最高水平。
    雍正对吕留良文字思想犯处置与曾静谋反案却大相径庭。其诛连数之多，刑惩之惨酷，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了。雍正朱批道：“逆贼吕留良，凶顽悖逆，私为著述，妄谓天地大变，亘古未有，于今又见。……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
    于是下令将已死去的吕留良和长子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诀，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
    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此时已死多年，但他“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即使死去，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亲、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
    “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诀，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子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
    “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
    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文人稍有不慎，就有遭文字之祸。祸从笔生，祸从口出，其例很多。车鼎丰、车鼎贲平时有较强反清复明思想，他的兄车鼎晋，因奉诏校《全唐诗》，其弟鼎丰有句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意谓清朝统治者不识文字，何能做皇帝理国政。有一日，车鼎丰与弟鼎贲喝酒，酒盅为明瓷，盅底有“成化年造”字样。鼎丰翻其杯表示酒已干了，说：“大明天子今重见”，鼎贲把壶放在一旁说：“且把壶儿搁半边”。取壶、胡同音之意思，以表示对异族统治者不满。后二人都被吕留良文字狱案所诛连被处斩刑。哥哥车鼎晋终日惊惧万分，忧悲成疾而死去。
    据《东华录》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此案最后的处置结果是：“严鸿逵著戮尸枭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诀。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斩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然而，这桩天字号文字狱案的处置结果，并不能以雍正的意志为转移。当雍正帝驾崩后的当年，皇太子弘历即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当上皇帝仅有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年）十二月八日，就违背乃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遗命。他降旨道：“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

    他认为曾静、张熙所犯罪行，在雍正时得到宽容赦免，那是皇考的“政策”。乾隆强调按照处置吕留良案的先例处置曾静案，改变雍正的“攻心”为“灭身”的处置方针。于是下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接着，乾隆下令将雍正精心编撰刊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刊刻，停止颁发，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朝御制国书，刊行全国使其家喻户晓，欲以使人人“觉迷”。转眼之间，乾隆继位宣布为特号禁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觉迷”。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有他周密的考虑。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他清楚认识到：父王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雍正的“华夷之别”的新释、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光辉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证明他父皇失德确有其事。乾隆深思熟虑，甘愿冒着违犯父王遗命的罪名，诛杀了曾静、张熙，以绝后患。乾隆此举，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比其乃父的深谋远虑“出奇料理”低劣多了。
    清朝文字狱是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朝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正是清王朝兴盛时期，这三代皇帝都具有雄才大略有所作为，希图传江山于万世，留英名于百代，采取政治上消除敌对势力，而且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统一，故而这一历史时期文字狱相对苛繁频仍。这三代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但就其文字狱的特色来看，都远不及雍正朝时的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最富有特色，雍正朝时这桩文字狱案，不仅诛连规模之广，治罪诛戮之严酷，而且处置上的“出奇料理”，堪称文字狱案的绝无仅有。雍正敢于公开全案的详细末节，敢于公开大批判大辩论，敢于向天下刊发《大义觉迷录》，让人人皆知；敢于无罪赦免“弥天重犯”让其自新，当反面宣传员；敢于让读书士子对此案人人表态；敢于让人们对照自己，搞人人过关等。凡此种种，都给后人留下许多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