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症

房东太太

斯特林堡

　　姓名：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性别：男 国籍：瑞典 出生年月：1849~1912年

　　斯特林堡，瑞典戏剧家、小说家、诗人。１８７０年写出第一部剧作《在罗马》并搬上皇家剧院的舞台，大大地激发了创作热情，又写了《被放逐者》。后经一番创作和生活的转折，１８８９年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座实验剧院，揭幕之日上演了他的名剧《朱丽小姐》。１９０７年，他和法尔克合作，成立了对他的剧作进行实验演出的剧院，再一次发挥了他天才的创造力，两年内写下了１０部剧本。他是继易卜生之后的又一位北欧戏剧大师，仅剧作就有６０多部。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奥洛夫老师》（１８７２）、《父亲》（１８８７）、《借方与贷方》（１８９２）、三部曲《到大马士革去》（１８９８）、《古斯塔夫·瓦萨》（１８９９）、《厄里克十四》（１８９９）、《一出梦的戏剧》（１９０２）、《鬼魂奏鸣曲》（１９００）等。斯氏是位具有独创性的戏剧家，对现代欧美戏剧有广泛的影响。他的主要剧本已有中译本，并被搬上中国舞台。

　　主要作品:《在罗马》、《被放逐者》、《奥洛夫老师》、《父亲》、《借方与贷方》、三部曲《到大马士革去》、《古斯塔夫·瓦萨》、《厄里克十四》、《一出梦的戏剧》、《鬼魂奏鸣曲》

　　斯特林堡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一直被视为怪人和疯子。与世长辞后，他的作品和功绩才渐渐受到重视，在瑞典出版了七十五卷本的斯特林堡全集。然而他复杂神秘的人生，随着“2005斯特林堡在中国”活动的举办，以及《斯特林堡文集》五卷本的推出，再次掀起了一股飓风。尼采发疯前在致发疯前的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谈到，个性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标志，没有个性的人等于零。同样是他俩朋友的评论家勃兰兑斯说，无数个没有个性的人加在一起还是等于零。这种天才论以大众为死敌，毫无沟通的可能——斯特林堡正是一个太有个性而使世人难以理解的“人民公敌”。尽管如此，斯特林堡如是说，“我是瑞典最炽烈的火焰”。那种压抑、愤怒得快要爆炸的气息一直荡漾在他身体内部。

　　“女仆的儿子”

　　“我是在白羊座下出生的人。”1849年7月20日，斯特林堡在巴黎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这个星座代表的是祭祀。像我这样劳累一生的人，得到的报酬却是：被人杀掉。每一次成功带来的都是痛苦；每一道幸福的痕迹都被恶意诽谤一扫而光；每一种鼓励都是一种嘲笑；每一种善行都用苦刑进行惩罚。但这也意味着：春天的到来，一种新的东西的出现。谁知道呢？”实际上，这是斯特林堡编造的关于自己的星座运势。

　　在早年丧母、遭受继母虐待的那个晚上，站在窗下，舔着牛奶瓶的残汁，小斯特林堡就埋下了仇恨女人的种子。他1849年1月22日生于斯德哥尔摩，父亲是没落的船舶经纪人，母亲是个女佣，家境贫困。自小他不得不忍受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折磨。屈辱、歧视和冷落使他变得早熟而敏感，反抗的冲动时时在他心头激荡。

　　尼采认为，人是一个试验，每一次实验，无论成败，都会化为自己的血肉，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斯特林堡就是一个不断实验自己的人。1867年他考入乌普萨拉大学，由于经济拮据曾几度辍学。他当过小学教师、医生、报社记者、电报员，后在皇家图书馆充当管理员。在不幸岁月里，他把自己同童话故事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己是因为又脏又笨被人瞧不起而后来做出成绩的人。

　　斯特林堡在大学时期开始写戏剧，而且成名很早。21岁那年，反映冰岛神话时期父女二人在宗教信仰上发生冲突的剧本《被放逐者》，得到国王卡尔十五世的赞赏，受到召见，并获得赏赐。斯特林堡得到赏金，就呼朋唤友，彻夜在酒馆庆贺。酒喝得酩酊，野心也疯长。然而，不幸却很快降临，后来他一再遭受挫折，名著《奥洛夫老师》拖了9年才被搬上舞台。他一生贫穷：1888年《父亲》共上演8场，得到40克郎版税。1890年《奥洛夫老师》上演相当成功，演出17场，得到936克郎版税，却只够支付迫在眉睫的债务与几个星期家庭生活的日常费用。

　　不久，斯特林堡流亡欧洲大陆，起初侨居瑞士，创作了针对女权运动的短篇小说集《结婚集》。他因短篇小说《道德的酬报》第一集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持嘲笑态度，而且因其中一段攻击“最后的晚餐”的描述受到法庭控告。他被迫回国应诉，虽然被判处无罪，但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多次的不幸，把斯特林堡一点点推上了疯子的行列。

　　与尼采成为观点相近的朋友

　　在戏剧中，斯特林堡野心巨大，创作的《阿伽门农》就把自己塑造成“阿伽门农”。《阿伽门农》是写希腊国王阿伽门农的悲剧，后来他成为他妻子仇恨的牺牲者。斯特林堡该剧确有经典剧作行笔经济的特色，从一开始写到上尉被哄穿上紧身衣到最终时刻，均一气呵成。

　　尼采赞成青年斯特林堡的观点，认为两性间的战争状态是生活和婚姻的基本法则。后来，他们俩人成为了观点相近的朋友。

　　1889年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座实验剧院，揭幕之日上演了斯特林堡自然主义剧作的典范《朱丽小姐》。

　　该剧杰出的地方既不是朱丽性冲动的神秘性，也不是让这个男仆往身上爬的渴望，而是两者混在一起的方式。斯特林堡对《朱丽小姐》也有抱怨，是由于他妻子西里·冯·埃森饰演的朱丽，因为她把后者演成了一个烈士而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男人憎恨者。

　　斯特林堡与传奇女性莎乐美的关系是暧昧的，在他眼里，后者是一个艺术行为女性。当时是1893年，在柏林有了第二次短暂婚姻的斯特林堡，一年后前往巴黎与她相遇。

　　在公众看来，斯特林堡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是激进的，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却是保守的。他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直持嘲笑态度，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明显的对女人的厌恶。他在《结婚》一剧前言谈及女人和男人的权利，充满对女性的偏见，“两性之间会产生友谊吗？友谊能持续下去吗？只能说是表面的，因为两性间天生彼此为敌；‘+’和‘-’永远是矛盾的，正电和负电是敌对的，但又要凑在一起，互相弥补。只有在兴趣大体相同和看法大体一致的人之间才能产生友谊。”

　　虽然这么说未免残酷，但每一次婚姻的失败都使斯特林堡有了创作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悲剧性的婚姻塑造了他的戏剧品格，使他呈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偏执和疯狂，毫不顾忌现实与道德的成见。

　　斯特林堡完全是害怕幸福的人，另一个深层原因是，他还恐惧潜在的自己有成为同性恋的可能。

　　几次不幸的婚姻

　　1875年，斯特林堡第一次和迷人的西里·冯·埃森男爵夫人见面时，后者还没有离婚，他狂热地爱上了她，为她写下了许多堆砌辞藻的肉麻情书，并把自己伟大的戏剧《朱丽小姐》让她出演主角，导演持异言，他甚至威胁炒掉导演。而正是这位男爵夫人彻底改变了斯特林堡的两性观。

　　1884年，斯特林堡因攻击“最后的晚餐”而被起诉弄得疲惫不堪。经济上的困境也让他捉襟见肘，他和埃森经常吵架，他无法忍受自己所爱的那“有着最纯真的心灵、最高贵的品德、最细腻的情感和最美好的思想”的女性如今成了整天絮絮叨叨同他大吵小吵的“泼妇”式人物，他心中的美神破灭了。1891年他们离婚，结束了13年的婚姻关系。

　　斯特林堡与女性的恩恩怨怨在他第二次婚姻危机后达到了高潮。 1892年，由于在瑞典得不到承认，他去了柏林，遇上了第二任妻子，年轻的奥地利记者弗丽达·乌尔，次年与她结婚。不久，就发现弗丽达是个骨子里巴结社会名流的人，自己是她的第一个猎物。她还干涉他的事，背着他给他有名望的朋友写信。另外，她又以娘家有钱的优势压迫着他。俩人短暂地访问英国后，去了德国和法国。

　　在生活中，弗丽达时刻逼斯特林堡成为摇钱树，这促使他精神中的疯狂因子，一点点被诱发。弗丽达生孩子时，他与她娘家人发生争吵。加上法庭判决他150克郎给第一个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从未定期支付，14岁女儿给他写的乞求信，让他很不是滋味，这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894年，弗丽达怀了一位德国剧作家的孩子，几个月后与斯特林堡离婚。1900年，52岁的斯特林堡与23岁的挪威女演员哈丽叶特·鲍塞相遇，并于1901年结婚。因为有前两次婚姻的挫折，斯特林堡对自己和鲍塞显然没有太多的信心，他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发火，把话语的脏水泼在妻子身上，让她难以忍受。4年后，俩人离婚。

　　厌女症导致精神病

　　在1890年以后的7年中，不幸的生活使斯特林堡陷入了神秘主义。他一生中的三次婚姻都以离异告终，每一次都是短暂的幸福和长时间的互相折磨相交替的痛苦经历，也是他终生忧郁的一个原因。他开始有了仇女因子，患有严重的厌女症，并由此引发了精神疾病。

　　与第一任妻子分手，他写出了《疯人辩护词》；第二次婚姻导致他发疯，在德国放弃文学创作而从事科学研究，梦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他反对基本物质的理论，决心把硫磺变成煤，把铁变成黄金。1894年8月，他从德国赴巴黎，继续他的实验工作。

　　1895年，斯特林堡被世人称为“精神错乱期”到来了，他怀疑邻居要用瓦斯和电来杀他，处处躲藏。在给医生朋友的信中说：“你的第一封信里有一个词使我感到有点不安！你谈到我垮掉的灵魂。我的灵魂没有垮，而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相反地，我还摧毁了威胁我灵魂自由的那些低级灵魂。”

　　第三次离婚后，他的名作《梦的戏剧》就是在这一婚姻噩梦下的产物，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多次试图自杀，所以剧作在一层梦境般的薄纱下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十字架前的异端

　　斯特林堡三次婚姻的产物是有三个前妻和四个孩子，晚年却孑然一身，过着凄楚的生活。最后，他沦落到经常靠借债和别人的捐赠度日。斯德哥尔摩的工人们常资助他，作为回报，他维护巴黎公社，攻击议会，揭露上层社会，站在“女仆的儿子”们一边。

　　63岁寿辰时，斯德哥尔摩的工人为给他祝寿，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队伍奏着乐，在工会的红旗指引下浩浩荡荡地经过斯特林堡的住处。斯特林堡在女儿格烈达的搀扶下走到阳台上去听马赛曲，歌声不断被“人民的斯特林堡”和“写作大王”的口号声打断。

　　斯特林堡对工人们对自己的荣耀有不同警觉，他说：“有一次，法国大演员努里演完戏以后，人们举着火把到他的住处向他祝贺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忽然想，他们是在嘲笑他，因为他那天晚上唱得走了调。他在绝望中越窗而出，跳楼自杀了。”

　　1911年圣诞的晚上，斯特林堡从女儿家出来，没有出租车，只好步行回家。路上他着了凉，第二天就发起高烧，得了肺炎。之前，他的身体就很衰弱，每当无事的时候，就用计算自己寿命的长短进行消遣，并算出他死的年代应该是1912年。

　　4月初，斯特林堡开始腹痛和呕吐，诊断是癌症晚期。这个一生中在最小的事上都牢骚满腹的人，此时没有任何痛苦的表示，他显得泰然自若，甚至还和那些背叛他的朋友开玩笑。尽管疼痛和呕吐不断折磨着，他还有兴趣写信。4月18日，他在给他10岁的小女儿的信里说：“我亲爱的小女儿！谢谢你给我捎来的红花！但是不要来看我。这里有很多药瓶子、医生和让人讨厌的事，没有什么好玩的。你正年轻，和年轻人一起寻找欢乐吧，不要为一个只想赶快死的老头子伤心。”

　　1912年5月14日下午4时30分，斯特林堡逝世了。临终最后的一句话竟然是：“不要管我了，我已经是死人了！”工人们扛着一百多面红旗为他送葬。他留下遗嘱：“我的尸体不能解剖，不能瞻仰，只能让亲友看。不准面部用石膏拓像，不许拍照。我希望，在早晨8点钟避开好奇的人群，把尸体运往墓地。不能在殡仪馆里举行仪式，更不能在教堂里举行。我愿在新教堂墓地上安息，但不能埋在名利场上的富人中间。在安葬时不准奏乐，不准唱歌或发表讲话，牧师只能照教本上说的办。”

　　格烈达依照他的愿望，把搁在他写字台上的耶稣受难像放在了他的胸部。一年后，在他的坟墓上立起了一个涂了沥青的黑十字架，上面只有一句话：呜呼！十字架，问候你，我们惟一的希望！

房东太太

厌女症好像很适合做小说标题呢。

厌女症
目录
【概述】
【厌女症一词的起源】
【女大学生成为厌女症的靶子】
【厌女症的影响】
【厌女症成因和具体性状】
【结论】
【“厌女症”的文化批判】


编辑本段【概述】
　　“厌女症”是指文学中歪曲、贬低女性的形象，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女性头上的情绪或主题.在白先勇的一些小说中，这种"厌女症"的倾向或隐或现，时有流露，并通过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丑化和过分渲染女性的危险与不祥表现出来。
编辑本段【厌女症一词的起源】
　　“厌女症”（misogyny）是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和种种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之中的“病症”，表现为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并“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琼·史密斯Joan Smith《厌女症》） 一组据说是人大女生“豪放毕业照”的照片正在网上流传， 引起“是个性还是堕落”的争议，还掺有“妓女”、“无耻”的辱骂，和对如今大学教育的痛心疾首。其实所谓“豪放照”名不符实，女孩们不过是撩起学士服秀了秀大腿，那腿上的裤子、裙子一件都不少，脸上的表情更是个个乐不可支，明显是在搞怪。 毕业前的青春纪念，历来是花样百出，其中总有一点点戏谑，一点点反叛，无伤大雅，尽可一笑了之；若要深度索解，可以看出女生们借庄重的学士服故作媚惑，多少有点对教育制度的嘲弄，或者更多是对终于熬出十年寒窗苦的自嘲，又戏仿如今司空见惯的性感文化，以讽刺性的快乐表演让观看的男性欲望失重；总之浏览也罢深思也罢，都要有些幽默感的会心，才不负这些女孩的娱乐精神，若上纲上线，牛刀宰鸡地施以道德谴责，就实在远离这些照片的本意。 但现实却是这些照片遭到了充满语言暴力的声讨，不仅没有幽默感，更流露出对女大学生这个群体的道德敌意，和女生们的搞怪相比，这种道德敌意的借机发作才值得警惕。保守道德观从来对女性言行十分敏感，一方面高调赞美女性对传统规范的遵从，指望个别的遵从样板救赎整个社会伦理，另一方面则对逾矩者严厉谴责，将之视为“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标志而痛心疾首，无论是赞美还是谴责，背后都是双重标准的保守道德，而谴责则是一种歧视性的潜意识——厌女症的典型征候，通过对女性道德尤其是性道德的苛刻检查和恶毒围攻维护男性中心的传统价值观。
编辑本段【女大学生成为厌女症的靶子】
　　　女大学生成为厌女症的靶子并不从这一事件起，许多关于女大学生卖淫、放荡的传说已经将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污名化，关于其中的原因，姑妄揣测，恐怕是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女性，她们一方面具有男性欲望觊觎的青春魅力，同时更加自主独立不羁于性别规范，可爱却不容易被“搞定”，焦虑的男性欲望因此需要通过恶意涂抹她们的形象重建自己的优越感。有欲望作祟，满口仁义道德的厌女症患者同时高度窥淫，于是边看边骂，以扭曲的观赏心理让无名女孩象征性地受害。
编辑本段【厌女症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上厌女症患者多数都是年轻人，然而他们的道德观看起来却比上一代人更加保守，并且在网络匿名的保护下显得更加粗野，这实在是一种怪现象。比这次照片风波更典型的是前一阵的“铜须事件”，一桩莫须有的婚外偷情竟导致万人“追杀”，对于总有灰色隐情的生活无奈，年轻人无知却强硬拒斥的态度和巨大的破坏性一样令人吃惊。若再做一次姑妄揣测，我将之归结于，在这个主流道德仍然强势，却已经被人们的实际行为架空而在一定程度上沦为虚词的年代里，迫切需要建设价值观却缺少引导的一部分年轻人可能在懵懂中做最容易的选择——通过投靠保守道德，获得道德优势而建立自我认知，但整个社会和他们自己将为之付出的代价却还没能引起警醒。 那些女孩们小小宣泄了一把，可以轻装上阵去了，看客的扭曲心理怎么才能矫正？以义愤为名的道德仇恨让人与人相互隔绝，让社会丧失宽容运转的润滑剂，搞笑照片所折射出的世相一角却让人笑不出来。 厌女症的社会影响也很严重。例如美国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就是厌女症的代表人物，他们在1978年录音了《一些女孩》，尽管这首歌为厌女症歌词，但它成为了滚石乐队最成功的唱片之一。
编辑本段【厌女症成因和具体性状】
　　厌恶总是和恐惧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剖析其成因和具体性状。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自我”与象征秩序 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标志着婴儿对自身认识的起点，这个认识的过程是一个认同的过程。通过镜像，婴儿已经初次领会到一个完整的人体的能动性。拉康将婴儿的镜像称为理想我（ideal-I），在此基础上形成婴儿的自我及自我意识。自我与日后通过掌握语言而形成的主体是不同的。自我从一开始就是沿着一个虚构的方向发展，自我永远是主体的一个异化和疏离的部分，而婴儿和镜像的关系构成想象的秩序。　既然所有的言辞都被大它/石祖/父亲的名义/法律——象征界的中心、语言的中心——所固定、所锚定，那么在落入象征界的某个位置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得经过一个有性别标志的门廊。女孩子的位置不同于男孩子的位置，男孩子比女孩子更靠近石祖，虽然没有人是或者有石祖。而主体，只是石祖——属于语言自身的结构——分配和支配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被象征秩序所分配和支配的对象。 只有服从了语言自身的规则——父亲的法律——才能进入象征界秩序。然而女性难以完全认同男性的认识和规则，因此她们无法充分接受和内化这个象征秩序。她们虽然也进入了这个秩序，并在秩序内受到压制。在这个秩序内，女性得到的是男性的词语——男性气质的词语。然而这些词语不能表达女性所感受到的一切，而只能表达男性的思想。由于缺乏女性的词语，妇女在这个象征秩序之内只能含糊其词或者保持沉默，不可避免地陷入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空虚。正如拉康认为的“她们只能留在象征秩序之外，超乎思想和词语”，因此她们是不可知的。拉康甚至说：la femme n`existe pas.（女性是不存在的。）女性的这种与象征秩序疏离的关系构成了负面意义投射的基础。　性别意识　男孩和女孩通常都从成年女性那里形成最早的性别意识。然而他们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道。母亲往往会唤起女儿与自己在性别上的认同感，鼓励女儿与自己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对于儿子，母亲往往会引导他们认识与自己的差异。通过各种言语和非言语的交流，母亲加强了与女儿性别上的认同感，限制了与儿子的认同感。同时，男孩的阉割恐惧使他们得以摆脱俄底浦斯情结，成功地使自己顺从父亲的律法。与男孩不同的是，女孩没有这种恐惧，因为实际上她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她作为匮乏来体验她的缺失，这是一个缺失驱使她进入俄底浦斯情结，让她终其一生都和父亲的律法有冲突。 同时，阉割焦虑（去势症结 castration complex）深深地影响了男人对女性的看法，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男人之所以会自恋式地摒弃女人、轻贱女人，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去势症结。”这种轻视是从俄底浦斯阶段开始的。男孩开始认识到，要想拥有权利和威望必须认同男人——就这个阶段而言，就是认同父亲。男孩越来越轻视女人，据说这样有助于他对自己的定义，他把自己定义在与母亲所代表的女性相对的位置上（南茜·乔多罗Nancy Chodorow《重建母职：精神分析与社会性别学》）。男孩们喜欢用否定的形式来定义自己的男性气质，如不女性化、不像母亲，等等，他们必须抑制自己最初产生的与母亲的认同感，否定自身的女性倾向和情感，以尽力完成走出俄底浦斯情结并走向象征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男孩对任何女性化的东西持有的强烈不屑实际上是他们肯定自己，借以显示自己是真正男子汉的一种手段。同时，由于男性社会由于轻蔑女性而剥夺了女性的能力，使她们没有信心去抵制所有投射倒她身上的那些负面的意义，使得女性是弱者的定义在现实中得到映证，于是对女性的厌弃情绪（而且不仅是男性厌弃女性，也是女性厌弃女性）在这种循环中不断加深。　性关系 在更为亲密的两性关系中，男人和女人进入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定会唤起那种痛苦的回忆，那时，他在母亲无限的力量前是完全无助的，并且在这一关系中，男人特别容易感到自己的脆弱，因为女人“能够重新唤起男性在婴儿期的那种无法估量的、无边无际的、无能为力的激情”（多罗西·丁内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美人鱼与牛头怪：性别安排与人类不适》）。为了抵抗这一危险的倾向，男性需要将性欲和强烈的情感区别开来，这种能力同样植根于婴儿对母亲万能的幻灭经验。男孩害怕这种激情成为威胁他的力量，他再一次惧怕被一个女人压倒，并且这个女人是有能力从他身边抽身而去的，正如当初母亲离开他一样，这个结果甚至会达到粉碎他自我的地步。为此，他将会寻求在性关系中保持控制，与试图和他建立亲密关系的女人拉开距离。
编辑本段【结论】
　　事实上，我们从婴儿向成人的转变是一个拒绝母亲、贬低妇女及所有女性事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对女性来说，尤为如此。由于男孩和母亲有性的差异，男孩可以彻底完成这个断裂，从而实现他对独立、对无所不能的渴望。但由于女孩和母亲的性是相同的，女孩绝不可能与母亲彻底决裂。但是，只要自我定义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被理解为拒绝母亲因而也就是拒绝女性的过程，那么女人，正因为他是女人，她就依然是缺乏独立性的，并且因为这个否定的过程对女性来说包含了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否定，女性缺乏自信和坚实的精神基础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甚至，这种对自身的否定衍生出各种女性自虐行为——她通过惩罚肉体的方式实践对女性的否定，她通过贬低自我的方式抵抗对自我强大力量的恐惧。但是遗憾的是，这种社会性别安排的方式却使两种性别的人都停留在童稚状态，他们将大量的精力都耗费在不断排斥、否定、寻找定义的过程中，而不是真正地为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担负起责任。这些破坏性的性别关系安排，成为我们越来越无能力彼此相处以及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相处的症候。　我们都是被象征秩序所赋予的结构左右的个体，甚至人的“自我”都是依照象征秩序的规律形成和被填充的，因此很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偏差”无法避免，最后，人们发现，这种秩序无法与多种多样的现实生活所重合，比如无论怎样因为恐惧强调男女差异和距离，一旦男人想建立稳定和谐的关系，他就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抛开文化、语言赋予的轻视异性的理由和方式。而女人也发现，她必须学会真正尊重自己，排除那些自我轻贱的意识，才能和男人达成和谐平等的关系，才能将两个人作为一个合体，而不再是一个分裂的集合去体验爱和完整。
编辑本段【“厌女症”的文化批判】
　　也许这是一般中国人并不熟悉的说法。但是“厌女症”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在父权制话语中，对女性最具侮辱性的称呼莫过于“贱货”。还有一句被标为“国骂”的“他妈的”，则把无数中国人的母亲都直截了当地作为辱骂的对象。显然，在对中华文明的现代传承与光大发扬中，对掺杂于其中的那些“厌女症”的顽劣成分，毫无疑问是必须彻底批判和清除的。　首先，“厌女症”集中体现为一种权力话语，即以语言和谈论的方式对女性的人格进行大肆贬低，表现的是父权制对女性的极度蔑视。在许多典籍中，女性被描绘成愚蠢、只求官能满足，情感幼稚、喜怒无常，不能节制、喜好性事，精于欺骗、狡诈，易堕落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成为女性天生比男性低级的根据。当然，做这样描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巩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中，“厌女症”的例证绝非鲜见。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婴儿一旦降生，便立即有了性别等级的区分，若生的是个男孩，便是“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珍贵的美玉)”，而女孩是“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瓦制的线捻)。东汉才女班昭对此的解释是，女人一生下地，即给她如此这般的教训，是为了“使她将来永不致有出位之思”，即明白自己是个“主下之人”。显然，“璋”、“瓦”之分亦即男贵女贱之分。延至今日，偶尔还可见有人因生子而在家户门上贴出“弄璋之喜”，相反却不会有贴出“弄瓦之喜”的。这充分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厌恶女性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女子卑贱，既不能承宗启后，又要勤加管教约束，一有错误就是父母祖宗的羞辱，谁又愿意生女孩呢？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大多数女性一出生就遭人厌恶，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生男如虎，生女如鼠”。　这种对女性的厌恶，还表现为在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对女性的“物化”的推进，并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女性是“货”、是“物”，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可以为男性传宗接代，是生儿育女的机器，还体现在把“女色”置于与“淫声、狗马、畋猎”同一序列的奢侈性消费品之中，并且在历代为有权势、贪图声色犬马享乐的男性津津乐道。而就在女性沦为男性“玩物”的同时，父权制文化又构建了女色具有“媚惑”作用的看法，即认为女人是诱惑男人的“狐媚子”，导致了男人的贪色和淫乱，所以是具有很高危险性的一种“物品”。这些“厌女症”的表现，还扩大到了政治、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固方面，于是演变成了把女色妖魔化、邪恶化的“女人祸水论”，即把社会危机的发生、政权的覆没都统统归之为因女色而遭到了扰乱破坏。女人于是便成为一切坏事的原因，更是“以色祸国”的罪恶源头。对此，还有一种“倾城倾国亡国亡天下”的说法，即女人越是美丽动人，危险性也就越大。据《古烈女传》记载，武王灭商之后，为警戒世人，竟把纣王妃妲己的头割下挂在城墙头，并插上了小旗，上书“祸商者，此女也”。《尚书》就曾对帝王发出劝勉，要求“惟王不迩声色”，以避免女色迷惑了君主。而若是君主耽于其中，就可能使这些坏女人得到了“干政”的机会，继而将造成社会混乱和国家覆灭。《诗经》对此的描述则是“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儒学创始人孔子，更是把“女”与“德”对立起来，提出君子必须“戒之在色”，“好德不好色”。《礼记》也有“好田(畋，狩猎)好女者亡国”的告诫，警示诸侯们切不可因靠近女色而丢掉了江山。林林总总，不难看出，一方面是父权制对女性变本加厉的贬低和压迫；另一方面，则是大言不惭地把江山社稷之乱统统归咎于女性“干政”、或女色扰乱，而目的就在竭力掩饰父权制及其文化本身的淫乱、荒谬与堕落。道貌岸然而内在庸俗、猥琐、自私，正是深深嵌在父权制文化之中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清除的糟粕。　随着封建社会的演进与衰败，“厌女症”的程度愈演愈烈，甚至对女性由“厌”发展到“惧”和“恨”，以至宋代程朱理学提出的“灭欲说”，竟然吸收了来自佛学的拒斥女色诱惑的“妙方”。这就是，正人君子们若要抵制女色，且把面如桃花的美女们看成是如“臭皮囊”、“枯髑髅”一般极为可怕的样子，就可使自己免于诱惑，以加强修养达到无欲无念的“至高境界”。在这类观念的影响下，社会更加剧了对于妇女的鄙视和压制。而妇女的处境也愈加悲惨，她们本身更自轻自贱，自认天生有罪，自甘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皇上后宫三千，有权势者妻妾成群，文人雅士狎妓成风，又何曾消停过呢？　然而，历史自是历史。不论父权制及其“厌女症”曾经如何寻找借口、如何推卸责任、如何把妇女打入十八层地狱，该消亡的仍要消亡，该生长的仍要生长。自“鉴湖女侠”秋瑾发出“难道我辈生来不是人？”的呐喊，反对父权制、争取女性“人”的尊严的浪潮已不可遏制。“厌女症”固然顽劣，至今也未完全消亡，但在滚滚历史车轮下，它必定要被碾得粉碎。

鱼片人

好强噢

李耕夫

《梦的戏剧》

这本书有没有人看过？

xiaowu

厌女症！
我还是第一次听这名词，虽然这种感受无所不在。

shep

天才只能做的天才的朋友

边河

他跟蒙克也很好呢

锁珍珍

总觉得他的一生就像一部缺了个结尾的同人小说。小说中，某个男人一直都在折磨女人，一直也都在被女人折磨，种种情况逼得他最后只能去找个男人，然后俩人就携手奔向幸福明天去了……

袁群

可怜~

鱼片人

很明显，元群哥哥没有此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