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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妓女问题[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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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5:2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雨霖铃》

“绝大多数妓女在精神上都能适应她们的生活。这并非是因为她们仍然地不道德或天生地不道德，而是因为她们认为有理由同需要她们服务的社会结为一体。”
——西蒙·波娃：《妓女》

和许多貌似神圣的历史产物一样，妓女也是一种世界历史存在并且是一种持久的世界历史存在，我们可以假装着消灭万恶的“旧社会”却消灭不了它的一切。马克思曾借黑格尔的嘴说：历史越到最后就越是喜剧的。2001年11月3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说，他对在婚姻出现危机时他经常光顾的妓女们表示“感谢”；这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激荡人心的，瑞典的小报当日都用整版篇幅对这一自爆绯闻的做法纷纷予以报道。2003年萨达姆倒台后，无论是色情影片还是烈酒和禁书都像妓女一样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了。一些伊拉克人惊恐万状，他们指责美国人是在发起一场文化堕落运动。他们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他们将起来对美军占领者发动圣战。2003年11月前后，一个叫木子美的中国女子更是因她的“性爱”日记名震中华，虽然很多人并不认为她是妓女。妓女问题非常复杂，它的出现和发展一般都归根到私有制和商品的出现和发展，但这对具体的研究毫无意义。妓女存在是一种世界历史存在，我们用一个时空性的定语“中国”以至“当代中国”来限定我们的问题指向。毫无疑问，中国有悠久的妓女发展史，即使是在当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地位也毫不逊色。当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怡春院，据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性估计约有2000万，年均总收入达5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类人的消费也甚惊人，估计每年带动社会总消费额达10000亿元。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行，中国妓女的存在方式也跟着全球化。对中国妓女这一文化历史现象的认识目前还无有一个确定的结论，至少在政客、嫖客和妓女问题专家中是这样的。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文献（所引用的资料除新闻和历史事实外在文中均注明出处）的前提下，试对中国妓女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妓女这一社会问题做出必要的考察和批判。本文从名词释义、妓女小史、当代中国的妓女现状、妓女的收入和消费、妓女的来源和分层、妓女问题的社会根源、妓女问题的解决方式等多个方面考察问题，由于文字限制原定的当代妓女的生存状况及妓女文化两部分省略，只做简要阐述。最后，文中的关键词汇是性产业、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非本质的技术文化消费过程。当然，资本在这里的含义和布尔迪厄的一样，更多是指一种社会实践的权力形式。

名词释义

认识当代中国妓女问题必须有文化上的自觉，这不仅要从概念上分析，还要看清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连续性。

妓女，俗称婊子，陕西方言中的“婊子卖×你卖嘴”一句在讽刺说客的同时也道出了婊子这个词的基本内涵。妓女和婊子在许多字典中的解释往往是互文性的，但前一概念常常是人类社会学上的中性称谓，后者是口头或文学中的非正式概念且含有讽刺辱骂的意味。

根据刘建的说法，妓女这个词产生在公元前，汉莫拉比王时代出现。最早的妓女，往往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那时认为卖淫就能见上帝。

中国古代对妓女的称谓很多，如“倡优”，“女乐”，后一称呼在春秋时代的
文献中能找见。当然，这是就外延说的，前者指家妓，后者指歌妓。我们通常所说的妓女可以按古人的划分叫“市妓”。

妓女一词在建国前后都是通用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妓女”的称呼发生了变化。轻蔑的叫法是“鸡”，文明的叫法则是“小姐”。

对“妓女”的现代解释主要有如下一些观点：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对“妓女”的释义有二条：（1）“古代歌舞的女子”；（2）“旧社会被迫卖淫的女子”。该书1989年版改为“卖淫的女子”。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旧社会被迫卖淫的女子”。
该书1997年修订本改为“以卖淫为业的女人”。林晚秀先生综合了中外学者的看法，认为妓女就是“从事收费的性服务的女人”。（注：林晚秀：《论妓女》，《社会》1989年第6期）

德国学者汉斯·约 ·阿希姆 ·施奈德认为，妓女就是“为了谋生一般不动感情地、有报酬——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无选择地与许多嫖客——大多是不相识的男人，性交或发生其他性行为”的女人。

显然，以上几种说法都有不妥之处。首先，并不只是“旧社会”才有妓女，中国目前的妓女数量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多。其次，“卖淫”通常有两种含义，（1）是妓女的真正收钱的卖淫，（2）是比喻意义的有夫之妇的“卖淫”，如《水浒》中的潘金莲，可是这类人并非妓女。最后，强调“为了谋生”也不太确切。也许在传统社会和当代西方社会，妓女确为“谋生”，然而当代中国的妓女，很多是为生活所迫，也有不少是坚决自愿的或觉得好玩而从事的。

因此，中国学者李良玉在《当前妓女问题研究》文中，在分析了上面三种解释之后给出了自己关于妓女的主要特征：
（1）不分对象地卖淫（与嫖客的性交或其他色情活动）；
（2）卖淫活动收取报酬；
（3）有不良女子特有的生活态度和习惯，例如，漠视家庭伦理、善于性挑
逗、承受男人性宣泄的能力、便于卖淫的作息规律、日常消费的挥霍性等等。

但是我以为，李文虽在对如上概念解释中更显周密，但还是以一种文化精英的本质主义的方法在探讨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本质是它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照着说，妓女的本质是它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妓女在出卖生理的同时也出卖自己的心理，这不单单是体力劳动和色情活动，还有它广阔的社会文化内涵。妓女的本质不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在一个较完整的生产—消费的过程中来考察。妓女大多来自中小城市和乡村，她们和中国广大的男性民工一样，在城市中不占有生产资料或社会资本，她们没有土地、厂房设备，只掌握性技能、色情手段及一定的“社会文化修养”（这对高级妓女尤其重要）。经济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形式，妓女的工作是随时随地的，她们卖的目的就是金钱或经济资本。妓女在获得金钱或经济资本后会参与社会群体的技术消费，譬如自我挥霍，或者把钱拿回家盖房子等等。这种消费虽然是后来的非本质的，其实早在社会存在之中，是原因而非结果。更重要的，认识妓女的本质必须从性产业市场的运做过程来考察。中国妓女的数量是惊人的，所以必然是收费相对低廉的买方市场，政府官吏、中产阶级、个体经济实体都不将妓女看作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产物，但中国式的技术官僚资本主义既生产着它的技术官僚和中产阶级又生产着时代的嫖客以及性产业，被生产出来的妓女只能投入这一过程并完全融入社会化的技术高消费中去。大多数妓女不是自愿的，她们没有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技术知识或文化资本，也没有相应的社会资本去学习技术知识并获得这种资本，因而只能加入制造快感的性产业的大发展中去。有些妓女是心甘情愿的并掌握一定文化资本的，但官僚技术社会的实用知识竞争完全可以使她们更看重性产业这一行当的发展前景。所以当代妓女的特征我描述如下：
（1）不占有社会生产意义上的社会资本；
（2）通过出卖自己的肉体特征从而获得自己的经济资本；
（3）通过出卖自己的心理特征从而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
（4）收取一定的货币或相应的报酬；
（5）非本质的技术文化消费过程。

妓女小史

妓女问题不只是一个现代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通过对中国妓女的起源做些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妓女的复杂涵义。

中国妓女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说起源于殷商的女巫的传说，人们把那个时代称为“巫娼时代”，但无确凿资料。凤凰网上田雨的《中国妓女的起源》一文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解释。
　　
一说在虞尧夏禹之时，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尚书·虞夏书·益稷》有这样的记载：尧的儿子丹朱，整天玩乐，不干正事，不分黑天白夜，“朋淫于家”。 “朋淫”就是“群交”。那么，什么样的女子可以昼夜不归，在外面与人群聚性交呢？显然是妓女无疑。依此说，中国的妓女应该是在尧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的。
　　一说在夏桀之时，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西汉的刘向在他的《列女传》中就有过“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的记载。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个君主，也是夏朝最荒淫残暴的君主，但他不是唯一的。夏朝的腐败淫乱是从第三代开始的，“太康失国”就是因为“娱以自纵”所致。“孔甲乱夏”，也是因为“淫乱德衰”。君主如此，臣子自不待言，性买卖兴起于此时，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说在春秋时的齐国，大约在公元前680年左右。《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齐桓公和管仲置女闾的目的是为了“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论语·微子》也有记载：“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清人褚人获在《坚瓠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是官办的、以国家赢利为目的的妓院的开始。显然，管仲是见到社会上，有了以买淫为乐的男人、以卖淫为业的女人这样一个性交易市场的存在，才产生了“国营妓院”的想法。这个时代还产生了“营妓”，《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王为了稳定军心，组建了“营妓”，为前方将士提供性服务。连年发动扩边战争，以武功传于后世的汉武帝，也建立营妓制度，用随军妓女来安定自己的军队，《万物原始》上就有记载：“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中国人在2600多年前就有了随军妓女，这也许是世界之最。

正如田雨所说，以上的说法都不足信，因为这些都是就妓女的规模化而言。事实上，只要有了私有制和商品的出现，妓女的出现就有可能。管仲的国营妓院完全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所谓“夜合之资”说白了就是卖×的钱。因为有了买淫的男人，才有了卖淫的女人；有了买淫卖淫的市场，才有了管仲开设的职业化、市场化的营业性妓院。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妓女的起源推溯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虞尧夏禹时代，或更早些。

妓女的出现，是与统治阶级或贵权们剥削、压迫、玩弄女性分不开的，和一夫一妻制分不开的。它应该是男权私有经济的孪生姐妹，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女权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帝王的宫殿就是历朝历代最大的妓院，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地方官吏、文人骚客就是卖淫的最大买主。

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先是有了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随着奴隶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妓女行业逐步兴起，如宫妓，官妓、市妓、私妓。夏朝，有了歌妓，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用管仲为相设立了女闾，于是最早的妓院出现。

所以妓女在封建社会一直存在，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名家”辈出。汉末的赵飞燕，南朝的苏小小，唐朝的薛涛，都是千古流芳的大卖家。宋元时代，以肉体换取金钱的市妓大盛，妓女文化更是进一步得以发展。“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凄美的《鱼霖铃》就是写给他热爱的妓女的。元朝末代元顺帝是个十分好色，不理朝政的昏君，所以，太祖铁木真辛苦创下的江山，断送在他的手里。清代，妓女问题依然。清朝的好多皇帝常常悄悄溜出皇宫去嫖娼，这里面并不排除有作为的皇帝，乾隆皇帝就是一个很风流的皇帝，但是他好色却不昏聩，所以当时的江山，依旧治理的很好，是世界上第一大强国。同治皇帝就不行了，他同样是嫖，最后却得花柳病死了。

清末是中国性产业大兴其道之时。这时不但本土化，更是国际化。出使西欧的赛金花，风光无限。上海名妓陆兰芬以及林黛玉、张书玉、金小宝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四大金刚”。“自五口通商，海禁大开，殖民势力入主内地以来，淫风蔚然，洋妓亦艳帜高扬，成行成市。”史载，1921年左右，上海四川路、南京路、同孚路一带出现过“洋妓院”。这些由洋人开办的中等西式饭店、茶楼、旧式小洋房，多招揽白俄、西班牙籍“西妓”和“日妓”接客卖淫，来者洋人国人皆有，可谓盛极一时。这些女人，我们从以往的电影、文学中都能找见影子。

1937年日军侵华后在中国大量争夺中国女子做军妓亦即慰安妇。尤其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的增加，他们更加残暴地抢夺中国女子。在中国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使用肉体暴力、绑架、强迫、欺骗等手段和途径来征集中国慰安妇。据史料载，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他们当众“剥掉(这些女性的)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让充他们的兽欲”。日军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然后强令210多名妇女脱去衣裤，堆积烧毁，以防备妇女逃跑或自缢，随后在地上铺满稻草，将抢来的棉被铺上，逼迫妇女躺在上面，夜间日本兵便成群而至，将难民收容所变成了暴虐的强奸所。日军掳掠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方式很多，其一就是征用妓女。在大城市，日军机关常常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其慰安妇的队伍。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加入慰安妇的行列。这时中国人开办的妓院就不那么重要了。

共产党进城不久，就对中国的妓女问题进行了政治上的绝对清理。毛泽东在根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性产业时，就曾指着北京的紫禁城，对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说：这皇宫大内和大大小小的各级衙门，就是封建社会买淫卖淫的最大市场；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就是买淫卖淫的总根子。所以，他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扫黄打黑”运动，那是一次真正的、标本兼治的运动，使性产业和“黑蝴蝶”在中国大陆绝迹了三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自由”资本市场的横行、“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裕、共产主义理想的破灭、传统观念的死灰复燃以及西方性自由性解放文化思潮的偷渡和进口，“富贵思淫欲”带来的妓女现象又出现了。80年代所谓的“舞女”，90年代“明目张胆”的妓女；虽然政府一再明确取缔卖淫嫖娼，但官僚资本的中国社会却无法使问题得到相对合理的解决。一个庞大的妓女集团像雨后春笋般在全国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买淫市场的技术化和国际化，中国妓女早已抛弃或被剥夺了古老传统的“卖艺不卖身”等等的陈规陋习和琴棋书画——这些不够技术——的良好修养，而从事直接的卖淫活动以及投入非本质的技术高消费的社会中去。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嵌入”的市场和技术不再是神话而是现实，性产业也迅速地与国际技术卖淫市场接轨。于是就要引进，像引进外资那样引进“先进”的性交技术与设备，当然也包括性观念、性道德等文化资本在内。在这一过程中，国外A片、黄色书刊特别是互联网上大量的色情图片、电影都发挥了主要作用，传统的房中术、春宫图以及更超前的性知识性技术得以重见天日。“性是好的，钱是好的”，这样我们才知道，妓女的工作场所可以不必仿照古人，叫什么“怡春院”、“藏花阁”等等，可以叫“洗头房”、“夜总会”、“洗浴中心”、“美容院”、“××发屋” ……总而言之，都是男人泄欲的“天堂”，女人赚钱的市场，是时代这个无耻的娼妓狂奔向前的一个小小的标志。

当代中国的妓女现状

面对政府的严打、面对“道德”的歧视，中国妓女依然前仆后继，性产业仍生机勃勃，在社会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着。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市，新兴的卖淫业和房产、家电、餐饮、娱乐、艺术文化等产业一样汹涌壮观地发展起来，尤以广州、上海、北京这三座经济发达城市最盛。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8月18日表示，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600万娼妓，已成为世界上最多妓女的国家之一。另据国内不完全统计，中国当前从事性产业的女性估计约有2000万，职业妓女已经超过400万人。不管是400还是600，数量都是巨大的。妓女在夜总会、歌舞厅、美容院甚至马路上张罗生意，可谓规模空前壮大。

根据相关资料，近20年来，中国的嫖娼问题日趋严重。这主要表现在：
（1）妓女和嫖客在总人口中已占有相当的比例。潘绥铭认为“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期每年查处卖淫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查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历史发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2.5%，警方人士主观推测则为10％。据此推算，中国在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万-1000万，而80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卖淫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万-8400万之众。
（2）性产业的外围产业发展迅速。我们不能说卡拉OK、夜总会、发廊和桑拿浴就一定是“鸡窝”和妓院，但它们与卖淫嫖娼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据一家桑拿浴老板供述，其收入大约有近50%直接来源于介绍和容留卖淫嫖娼，另20%-30%来自卖淫嫖娼的附加消费。
（3）卖淫嫖娼的相关社会现象急剧增多，例如性病问题。许多人认为，卖淫嫖娼愈演愈烈，是我国政府近20年来忽视了社会治安及道德建设的结果。“其实正相反，我国政府在社会治安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仅从禁娼扫黄的直接投入来看，也是相当可观的。”但我们知道这治标不治本。

中国的妓女不但在国内卖，而且还跨国卖，这是卖淫国际化的重大成就，从各类的报道中都不难看出中国妓女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中国大陆妓女遍布台湾、日本、欧美国家，香港更是国内妓女的重要目的地。2002年7月8日南方网讯，在法国的政治人物就妓院应否合法化问题引发广泛争论之际，根据《费加罗报》日前的一篇报道指出，巴黎街头近来常见来自中国的妓女。这篇报道一开始便戏称，“什么都逃不了世界化，尤其是卖淫”，因为继东欧、非洲的阻街女郎充斥巴黎之后，警察发现，中国女人也出现了。这些妓女来自中国东北，她们收费低廉。中新网马尼拉2002年7月3日消息：菲律宾移民局上周将两个月前因无证工作而被逮捕的7名可疑中国妓女遣配出境。菲律宾移民局长杜明戈说，这些被遣配出境的是5月1日在马拉地区马米尼街的INTIMACY卡拉OK酒吧被移民局及国调局逮捕的14名中国妇女的一部分。2003年10月2日，美国之音记者歌篮东京报导，日本警方最近发表二零零三年治安白皮书，说日本成为外国人犯罪天堂，其中四成是中国人，犯罪包括杀人、盗窃、贩毒和卖淫等等。而在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原来就是日本著名“红灯区”，现在是中国妓女街。此外在高级办公楼集中地的赤阪，每天傍晚开始，在后街小巷轻易地可听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妓女日语拉客之余的中国话交谈。在日本，按照总理府每年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日本自83年对中国实施留学生政策以来，日本国民对中国有好印象的从73％下降到去年的46%，相反印象不好的从20%上升到49%，这自然和中国妓女脱不了干系。

妓女的收入和消费

在性产业野火烧不尽的情况下，妓女的个人收入因人而异，总体收入却相当可观。据某网站资料，中国2000万妓女年均总收入达5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类人的消费也甚惊人，估计每年带动社会总消费额达10000亿元。有调查称，北京及一些大城市的妓女年收入均在10万元以上。曾经有媒体报道，某小城市的政府迫于群众的强烈反对，对“小姐”的工作环境稍加整顿，引起“小姐”的不满，于是“小姐”纷纷提款离去，一时银行动摇。不得已，当地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又重新开始“筑巢引凤”。可见这“小姐”和性产业已经成了某些地方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性产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就其内部而言，收入不菲的仅是高级妓女或有知识的妓女，而一般的妓女非但难以挣到钱或挣很少的钱，而且还有极大的生命财产危险性。

关于中国妓女的个体消费问题，目前还没有多少深入的研究，无具体的数据可言，但卖淫所得的金钱不外乎两个去向：
一是城市消费，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式的技术高消费，挥霍，将之当成目的或为以后的卖淫及转行积累资本。
中国经济学家杨帆的假设分析：中国妓女的收入中约有一半用于消费上，如购买高级服装和化妆品、传呼机、手机、坐的士、租公寓或民居，则每年消费为二千五百亿元。此外，她们的消费亦可带动赌博业、宾馆和旅游业畅旺。假设估计这类群体的消费支出带动其他消费，则将消费支出乘四倍，那么这类性服务行业每年带动社会的总消费额可高达一万亿元人民币。
二是乡村消费，用于盖房子，供弟妹上学，或者为家里其它之用。总之和时代的消费要求及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我举《当代妓女问题研究》中的几个例子。
1996年4月，丹阳吴某、庄某因缺钱盖房，夫妻合谋以妻子庄某勾引某物资公司张某，由丈夫吴某出面捉奸，逼张写下8万元的“欠条”。1995年11月，徐州也发生一起夫妻合伙敲诈案。丈夫廖某胁迫被诈对象交了3万元作为与其妻通奸的“补偿费”。
1992年4月，广东中山市打击卖淫嫖娼，一次性抓获来自湖南某县的妓女63人，其中11人有丈夫相陪，都是为了“过日子”。
湖南某县一女子赴广东卖淫挣了6万元钱回家盖房，在当地引起示范作用，所在村50余名青年妇女除两名相貌较丑外，其余全部南下当妓女。此类事件各地都有，屡见不鲜。

妓女的来源和分层

关于当前妓女的来源问题，有关权威部门从未公布过详细的统计数字，但仍可以通过不同时期专家们的个别调查进行分析。

据李良玉的《当前妓女问题研究》，中国社科院有一个社会学家详细地调查并描述了中国妓女的现状。该调查发现，做妓女的主要来自三类人：
一类是由乡下进城的打工妹转换过来，这类人占妓女的主要部分。据说，东莞有一家工厂，100多个川妹子进厂后，两年内转去做妓女的一半有余，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条件不足的。
　　第二类是由组织卖淫的“鸡头”直接从乡下“哄骗”而来的。这类被骗来的乡下妹显然要比第一类要相对惨些，因为她们每接一个客就要给“鸡头”交一定比例的提成作为“鸡头管理费”，而鸡头常在马路上为她们提供名为保护实为监控的跟班，以防少报接客人数。
　　第三类是城里极为个别的为某种目的而“志愿”的女性，比如，极个别的女大学生、下岗或待业女青年等。
而且根据调查显示，这些妓女的年龄大多在25岁以下；以外来农民、城镇无业待业人员为主。

妓女的分层有很多方式，有人把如今市场上的“小姐”划分为七个阶层：
一是“二奶”。按月收费，满足买淫客对自己的性占有，但不提供感情、生育、居家等等内容；
二是“包婆”。提供阶段性服务，一个出差期，或一个业务活动期，对象不象“二奶”那样长期固定，一次一成交；
三是“陪女”。场所在“三厅”，“坐台”服务，可以卖艺，可以卖身，可以当场成交，可以“出台”包夜；
四是“应招妹”。电话、网上联系，全方位上门服务，或到自己的住所提供服务，当场成交；
五是“发廊妹”（按摩女）。当场成交，服务方式多样化；
六是“马路女”。游荡于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拉客服务，一次成交；
七是“工棚妹”。随流动民工辗转各地，专为民工提供性服务。

在这七个阶层之中，第一阶层提供的是同居性服务，对象是权贵、大款、外商。老百姓俗称“卖骚”；第二、三阶层提供的是社交性服务，对象除了上面几种人外，尚有那些有几个“糟钱”的主儿。老百姓俗称“卖俏”；第四、五阶层提供的是多种性服务，对象是有几个“糟钱”的主儿。老百姓俗称“卖肉”；第六、七阶层提供的是满足嫖客一次泄欲要求，对象是“卖油郎”一类的游荡汉。老百姓俗称“卖×”。

我在前面说过，性产业市场是买方市场，所以妓女的层次划分可以对应社会的各个阶层。上面的划分无疑是清晰的，但根据李良玉的意见，不能把情妇和二奶包含在妓女之内，因为这种关系属于“事实婚姻”（我以为，这个说法或许值得再考虑，这只不过是史上家妓、官妓的变种）。另外，上面的划分虽然注意到了民工潮等问题，但却忽略了地区差异以及中国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准确说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大问题，所以还是比较粗糙。某网站一位署名“某人”的嫖客对妓女的层次划分却完全是活生生的经验性的。为避免麻烦，我挑最重要的部分过说。

一、根据档次划分。

（1）最高级型：最高级型的妓女一般是“名人”或小有名气，她们主要跟高级领导人睡，本身并不追求自己的享乐。实际上，由于领导年龄的问题，妓女也根本不可能达到高潮。这些妓女追求的是性之外的东西，例如权力，地位等，不排除有些人也是被迫的，类似于无暴力强奸。这一类，她们的嫖客局限一人，其他人无权“享用”。
（2）高级型：高级型的妓女大多数都是非职业的，一般比较漂亮，比较性感，是些不出名的文艺工作者，例如唱歌的、跳舞的、模特。而最近几年又有新的趋势，一些大学校园的校花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她们往往有固定的嫖客，但不超过10人，嫖资一般不固定，但以万计。
（3）中级型：这一类妓女嫖资在200～2000元之间，主要活动于大宾馆、写字楼、夜总会，服务于在上述场所的工作、活动人员。
（4）低级型：这类妓女主要集中于歌厅、发廊、洗头房、舞厅、甚至一些饭店，一般以坐等上钩为主要经营方式，嫖资50～500元不等，她们跟广大的嫖客有密切关系。
（5）最低级型：最低级型妓女以站街女为主，嫖资20～200元，这类人较杂，服务对象也较多，几乎不分对象，给点钱就能上。
这个嫖客说，从以上分析看，服务的人员越多越低级，这里所说的低级是纯粹从收入来说的。但他认为，最低级的才是“广大炮友”最喜欢的，因为她们才是中国妓女发展的未来，以薄利多销为宗旨，让利于“广大炮友”。他说：“我们炮友决不能有等级观念。我个人就深有体会，从站街女中，我做过几个，又年轻，有漂亮，服务又好，价钱又低，才100元，比我做过的一个2500元的还好。由于中低级的妓女，与我们炮友关系更密切，下面将着重分析这些中低级小姐。”

二、根据地域划分。

这个嫖客先说，广大炮友也许有一个误区，认为妓女大部分来自农村，其实，根据他的总结，最大的来源是中小城市，其次是大城市。由于农村人的观念比较传统，因此，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最少。中小城市，观念比一些大城市都开放，另外，加之就业压力较大，而又贪图享乐，因此，产生了大批妓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的风土人情差异很大，因此造成了各地妓女各有特色。接下来他将中低级妓女分为6种。
（1）东北型：来自于这一地区的妓女，比较直接，不会温存，上来就干，喜欢口交。
（2）西南型：来自于这一地区的妓女，服务态度最好，比较温柔，大部分属娇小型，但做的方式十分传统，不让走后门，不口交，不乳交，但她们叫床，是中国叫的最好的，她们知道怎样使男人快乐。
（3）华东型：这一地区的妓女最差，几乎没什么可评论的，尤其是山东的。　　
（4）华北型：这一地区从业人员较少，相对比较隐蔽，也形不成什么气候，服务质量及方式也参差不齐，一般从属于东北地区或西南地区。
（5）江浙型：服务较好，喜欢与你聊，不喜欢直截了当，需要温存，如果能使其达到高潮，对你百依百顺，有能力的应多做这样的。
（6）华南及海南型：以湖南湖北为多，因为她们是最早开放的，因此，干的方式不一而足，职业道德、服务水平较高，但掏你钱的本事也很大。
最后他总结道：西南型值得广大炮友关注，她们大部分皮肤较白，身材娇小，年龄不大，服务较好，价格偏低，如果能使她们的性交方式多样化，我敢说，中国男人的未来是她们的。

三、根据职业划分。

（1）职业型：职业型妓女的构成相对简单，也是中国妓女的发展方向。
（2）非职业型：非职业型妓女的组成相当复杂，她们中绝大多数为贪图享乐型，白天有自己一份职业，晚上再从事第二职业，她们白天的职业形形色色，有失业青年，有白领丽人，有学生，有教师，有医生，有护士，甚至还有女军人。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二年来，女教师，女护士，女军人，倍受广大炮友的亲睐，也吸引了更多的上述人群加入到卖淫行列中来，对职业卖淫队伍造成了很大冲击，我个人认为，只有职业卖淫，才会让广大炮友受益，我们应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职业卖淫队伍中来，这样，职业人员的素质才会进一步提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这位嫖客对妓女的划分是令人信服的至少是周密完整的。但是这里同样有一个问题：身为嫖客，他注重划分妓女的层次却不留心嫖客的层次。“高级领导”、“广大炮友”这些概念是很模糊的；妓女的分层必须在卖—买的关系中做出，如果不能分清嫖客同样不能区分妓女。妓女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及社会学问题，如果不能在中国的官僚资本社会中看清各个社会阶层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看清文化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关系，那么我们无疑会简单地将当前的妓女问题仅看作是传统观念的死灰复燃，看作自由道德问题，看作是“我们”一切人所拍手赞成的。譬如男民工，他们在异乡的性能力不能在合法婚姻中得到释放，所以当然要找妓女，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和这个时代的政策、主要问题拧在一起的。在文末他说“谨此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娼盛”并且连用三个感叹号，但妓女问题的荒唐的社会根源他似乎懒得追究。

妓女问题的社会根源

研究妓女问题的社会根源，可以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层来分析，也可以用新的社会学的重要成就。在明确“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这里我想借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这三个概念来扼要地分析问题。性产业的根本特征在于制造快感，它需要有经济基础、有一定文化和社会身份的人来投入，于是我们先假定性产业也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形态，然后再展开分析。按照布尔迪厄的意见，经济资本是最根本的资本形式及资本主义的根本表现，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象征资本是经济资本的有效调节。社会资本不能简单归结为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它还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形式；它和文化资本构成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形式是：（1）具体的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方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电影、书籍、工具、机器存在；（3）体制的形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受到社会的庇护。我们假定性产业的发展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经济资本是根本的，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资本形式虽然还没有像婚姻那样制度化、合法化，也就是没有体制的外显形态。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假定来谈中国各个社会阶层或权力场的经济资本的获得方式以及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存在和来源。

当代中国是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官僚-技术式的资本社会，其中各个社会阶层获取他们自己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方式表现在：
（1）个体工商和私营经济实体在政府的大力声援和官僚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获得他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种资本获得和他们原有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亦即和他们原有的经济实力、文化积累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重视对个人道德的较小控制有关。这种资本还和他们个人在市场中的打拼、社会裙带关系有关。以“情况复杂”的北京为例，许多民营经济实体都有政府高官的庇护，没有这种权力的支持，中国的私营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在巨大的经济资本获得后，他们一方面要继续投资，以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方面由于工作的压力、道德的非强制而寻求婚姻之外的刺激，于是获得自由资本市场中的色情文化也就是文化资本，如此他们和中国的妓女问题的关系就是重要的。近10年来，中国的离婚率、婚外恋以及妓女问题已经蔚然成风，人们在这类事件面前几乎已经麻木，这和官僚化的“自由竞争”的资本市场是关联在一起的。
（2）广大工人在国营经济的困境中获得他们最小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国营经济几乎全部面临解体，虽然没有人无耻地喊出“消灭公有制”的口号实则就是这样。国营经济一直处在改组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国营经济仍发挥重要作用，由国家投资的一些新兴产业甚至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支柱产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旧体制所遗留的问题以及市场的冲击，国营企业包袱重、效益差、面向市场的能力弱，相当一批企业处于亏损半亏损甚至负债经营和破产的境地。所以企业主和广大工人并不占有主要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比较单一，吃饭是大问题，和妓女问题的关系不大。
（3）三资企业迅速发展中的国外经济资本和官僚经济资本。三资企业的发展在国内依赖国家政府的优惠政策，依赖地方官吏的功利性支持，所以国外经济资本和国内官僚经济资本大获丰收而使农村外来人口获得极少的工资。同时由于他们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从而使大多数外资企业倡导了一种先进的技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管制方式。如网上资料：“在生产南方出口产品比较高的地区，人们常能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企业里观察到大批大批的乡下妹被圈入工厂，月薪只有600至700元，每日干十几小时这样的劳动管理现象。这种现象，目前已成为厂家提高劳动组织管理效益的‘经典模式’，在许多三资企业中广泛应用。”这种经典的剥削模式把产品的劳动价值降至最低，从而占有巨额的经济资本，同时带来和追求更“自由”的文化资本，如国外的性自由文化，中国传统的官僚嫖娼文化。经济资本角逐成为时代的中心，外来或本地女工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除了努力拼搏争取做个城里人就只能去卖×。既然一切的目的就是钱，那么卖淫能赚到更多的钱而且更快，而所得到的钱却可以从事一切的经济活动及参与到社会化的技术文化消费中去。
（4）广大“农民工”在官僚化的自由资本市场的竞争中仅分得微乎其微的经济资本。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东西部之间、西部地区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而且东部地区的城乡之间、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乃至贫困区域之间同样有相当的差别。地区经济悬殊的突出后果是形成庞大的民工潮。据上世纪末统计，1980年代初，农村外出打工者不过几百万人，至1988年已超过2500万人，目前已达到8000余万人，由于统计不全，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亿；而今后民工潮肯定还有扩大的可能。中国的农民不再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有了另一个确切的名字：农民工。他们的女人和文化资本只在自己的出发地，他们的社会资本需要通过背井离乡去搞现代化建设才能获得，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完全有理由追求原生的色情文化以及城市的地摊色情文学并且通过收费低廉的妓女解决他们的性需求，而这些妓女一般也是乡下来的。
（5）下岗工人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从城市国营企业中分流出一个庞大的下岗者群体。据1996年7月统计，全国各大城市的下岗人员约750万人。（张俊英：《广州市嫖娼卖淫的调查》，《社会》1991年第10期。）目前大约1500万人。这些人收入较低，生活有一定困难，他们通过为私营企业、白领阶层服务获得微薄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与妓女问题关系不大，但不排除个别现象。
（6）文艺界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宽松的道德环境使中年作家在性生活和性描写方面不成问题，这是时代给予的文化资本。新一代作家大多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社会中同样受到资本的剥削但精神的困境使他们更靠近西方的自由文化，色情生活与色情描写同样不成问题。他们的经济资本离不开资本市场，他们拥有并且制造着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化资本，也就是也许严肃的色情书籍。演艺界同样以经济资本为先，在巨大的社会潮流中他们的文化资本同样是技术化色情化的（想想那个谁拍的破《手机》吧）。色情和卖淫几乎成为这个行当的“潜规则”，每天我们都能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捏造和报道。所以文艺界和妓女问题也有较大关系：至少色情是卖（买）淫的前逻辑阶段。
（7）乡镇企业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乡镇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民，但企业主和干部在这里发挥主要作用并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在这种资本获得之后它的一种重要去向也和传统或现代的色情文化有关。
（8）自由资本市场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平衡。由于国家的政策倾斜，特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速度较快，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加剧了各社会阶层获得的经济资本的不平等，形成了中国式的中产阶级，使他们追求色情文化，而外来城乡青年收入微薄，道德、法制观念淡薄，从而使妓女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政策的贯彻，西部的妓女问题也自然跟着出现乃至发展更快。

根据以上分析，由于资本经济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已经出现了一个以私营业主、个体户、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白领阶层、国有或集体与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者、作家、部分演艺人员、部分收入较丰的新兴企业职工为主体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是嫖客群的基本来源，同时他们也制造了妓女。另外，巨大的民工潮中的很多人也是嫖客和妓女的重要来源。妓女主要是乡下妹、中小城市的待业青年，其次有下岗工人、大学生、准演艺明星、转业军人等。若按古典的方式可以简单分为官妓、私妓、市妓三种基本类型，而以市妓最为猖獗。官僚和技术完成着所有资本间无耻的转化，虽然政府一再坚持“两手抓”，但物质与精神在这里都是资本化的，官僚文化资本和技术资本市场并没有得到深刻的反省，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所以一切还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丑恶角逐。

从以上分析，性产业的文化特征主要反映在文化资本的前两种存在形态上，也就是身体的和工具的，至于制度化虽然已有人提出但目前自然是不可能的，政府不允许的；而已经制度化的我们知道是对技术文化资本的极端推崇。技术文化资本有两层含义，一是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技术消费，二是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由于官僚的存在后者往往是虚假的，由于国家的资本市场政策及富裕阶层的引领潮流前者成为全社会竞相追逐的本质。这样，技术文化资本有了资本的三大存在形态，也就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拥有这种资本的就是政府官吏、个体户、中产阶级，未拥有的就是下岗工人、臭流氓、民工、妓女。资本既是部分人的又是全社会的；虽然资本化的技术生产是下层人不可控的，但非本质的——之所以说是非本质的就是说：人们早已忘了官僚－技术市场的主导作用——技术文化消费却已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人追逐的目标。于是，即使是妓女也要参与到这种技术文化的城市-乡村消费中去。文化资本不只是像布尔迪厄说的那样是在调节赤裸裸的经济资本，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掩盖、蒙骗，也就是把部分人的道德行为说成是全社会的道德行为。我不否认某种社会资本的共同体，不否认人的兽行，但我们要是比较一下卑贱的民工的嫖娼和高尚的中产阶级、政府官吏的嫖娼就完全能看出时代嫖娼的不平等，亦即当代中国官僚技术资本社会的不自由不平等。

妓女问题的解决方式

妓女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的严厉打击（现实的），二是学者的道德诉求及卖淫合法化的法律制度（理想的），三是广大“炮友”的非意见性支持（可能的）。

一、政府的严厉打击。

1983年至1992年，是我国娼妓增长最快的10年，在此期间，政府除日常性查缉外，光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禁娼行动，就有4次，力度不可谓不大。以广州市为例加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1）通过1983、1989两次整治，次年的娼妓数即明显下降，但随后的第三年却又出现了更大的反弹；
（2）1991、1992整治，尽管“炮火”密集，“战果”显著，但却已无法抑制娼妓人数的增长，“娼妓病毒”似已获得某种“抗体”；
（3）从整体上和长远的观点来看，娼妓的增长应根源于某种社会的内因，绝不会是由于“打击”或“整治”的不力。事实上，1992年至今，暗娼越抓越多，政府的不懈努力充其量也只是起到了某种有限的抑制作用，娼妓的迅速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原因。
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我国为禁娼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据潘绥铭先生推算，公安机关每抓获1个嫖娼卖淫者，平均需耗费7.5个人工时，以93年为例，抓获25万人次，就至少需要花费180万个人工时，相当于800名专职“风化”警察整整1年的工作时间，仅工资1项便达1000万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实际支出的一个零头。

妓女问题的产生完全是官僚资本市场的功劳。简单说来，一方面管制的市场化需要公安人员通过罚款等手段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一方面生产—消费的绝对市场化使感性野蛮的性自由文化得以汹涌澎湃。所以，只要政府不对这个可恶的市场进行必要的遏制而只是唱高调，只要进步的社会团体不对这种时代的荒谬进行批判、反击或促进市场的规范化而只做什么“公益事业”（这是商品广告的重要手段之一），只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只是在“良心”、道德上做文章而不投入具体的行动不“走上街头”，再严厉的打击批判也无济于事。

二、学者的道德诉求和卖淫合法化意见。

首先是道德诉求的方式。这种方法往往和儒家哲学的教义联系起来。而且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大多认为许多社会问题是崇洋媚外的恶果。很显然，这种观点无疑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形上学的问题必须得到重新的思考和认识，但社会问题不能简单理解成是形上学问题，在康德、利奥塔的意义上理性应该是多元的；在布尔迪厄的意义上人类社会实践依赖各个习性—资本“场”的通力合作及斗争。

再此是卖淫合法化的途径，如某网站《关于中国娼妓问题的对策性思考》一文就认为卖淫的完全合法化可以解决当前的妓女问题，应是“合乎理性”的最佳方案。这是有“建设性”的观点，我们来做较详细的考察。

按《关于中国娼妓问题的对策性思考》一文，妓女合法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如下三个方面：“
（1）从目标和方法的角度看。
卖淫意味着有产者对无产者直接的肉体剥削，但这种社会现象的消除，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只要仍然存在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卖淫就一定会具有现实和必然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无娼的理想运用于现实的社会，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放弃现有的一味打击制裁的禁娼政策，代之以卖淫合法化的曲线拯娼策略。
（2）从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角度看。
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是指与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离的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我国民法虽然未对性权利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性权利作为一种与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离的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符合人身权的构成要件。
从刑法的角度考察，“妇女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是妇女所特有的一种重要的人身权利。” 性权利在我国《刑法》中也是作为人身权利而加以保护的。
单就卖淫行为本身来说，它并没有侵犯任何人法律意义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故意传播性病者除外），为什么要受到法律的处罚呢？
（3）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看。
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认为，一方面，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法与道德又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不能混为一谈。但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往往只注重了前一方面的涵义，对后一方面的涵义相当地忽视。特别是在涉及性的立法与司法中，我国普遍存在将道德任意提升为法律的现象。”

我认为上文完全是站在有产阶级和似乎历史的历史平面上自以为是地发言。我的意见是：
（1）卖淫确实是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但我们不能用一个糊涂的“非常漫长的过程”就把问题打发了。卖淫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结果。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有各种形态，至少有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种，当代中国私有财产的形式更由传统官僚思想和技术资本文化来决定，即使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市场，也受制于时代的技术生产和高额消费。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只是一再声明不能“把无娼的理想运用于现实的社会”，那么结果将是可怕的、灾难性的。
（2）18、19世纪的自由资产阶级很重视“天赋人权”说，由这一概念资产阶级学者才制造出了种种的法律法规制度。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天赋，它也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代表各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的。无论民法还是刑法，性确实没有和它们相抵触，但是这些法律如果真是公正的就不可能使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保持甚至加剧下去。我们常常将西方的法律神圣化了，虽然在现代社会这不可或缺。在官僚主义的当代中国，法律往往（很好制订）很难执行；在当代技术资本式的社会中，它更是一种控制形式：它保护你的财产，你的身体，以便能让你更好地为有产者出卖自己的头脑和体力。
（3）将道德提升为法律的确是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决不能抽象地谈论。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官僚资本化的中国，社会利益问题已同布尔迪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后得出的那样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只是政府—人民的简单对立统一。法律自然重要，但孟德斯鸠云：德行是民主的基础。一夫一妻制不是任何人的美妙规定，在形式化的法律上人们可以像在哲学中像叔本华、辜鸿铭那样认真地攻击它。但我坚持认为，在中国，抛开人口学上的问题，一夫一妻制不是法律也不是道德，而只是社会群体的习惯或习性，所以对于它，应该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分析才能完全理解，才能掌握它的来源和去向。

因此，卖淫合法化的糊涂思想在以上意义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真要坚持的话，那也只能是对一个无娼社会的不可能的赞同，对一种“自由”传统的“永恒回归”，而这和法律问题毫不相干，或者作为法律问题先靠边站。

三、广大“炮友”的意见。炮友们似乎并不认为妓女问题是个问题，相反他们倒是赞成妓女卖淫的。有好事者做《中国妓女新论》一文，全文由54个箴言式的句子构成：

01．妓女出卖肉体，却不象有些人出卖灵魂！
02.妓女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出卖肉体，而不象有些人一辈子出卖灵魂！
03.妓女多为生活所迫，而不象有些人自愿为精神奴隶！
04.妓女自己说真话也让别人说真话，而不象有些人说假话也让假话。
05.妓女有独立经营的自由，不象有些人根本就不懂独立思考。
06.妓女凭信用赢得顾客，而不象有些人靠谎言维持权力。
07.妓女交易时明码标价，不象有些人有权时贪得无厌！
08.妓女的价目表是真的，而许多制定的法律是废纸。
09.妓女挣钱靠自己劳动，而不象有的组织的干部直接从国库获取！
10.妓女不立牌坊为自己宣传，不象有些人控制媒介为自己抹粉。
11.妓女没有势力，不象有些人以势压人！
12.妓女有竞争，不垄断行业，不象有些团体垄断行业，不允许有别的！
13.妓女多挣钱要靠取悦顾客，不象有些人掌大权靠欺压老百姓。
14.妓女不需要“卖淫思想”“嫖娼理论”，不象有些组织推销狗皮膏药歪
理邪说！
15.妓女不来领导你，而不象有些人非得领导你不可！
16.妓女不需要你爱她，不象有些团体非得让你爱它不行。
17.妓女希望嫖客说她漂亮年轻，不象有的让人民吹它光荣正确。
18.妓女不需要你和他们一样，不象有些人让你和他们一致！
19.妓女洗你的身体得你同意，不象有的洗你脑子不必你同意。
20.妓女不得进入校园，不象有的能在学校开政治课。
21.妓女怕被人强奸，不象有些人强奸民意。
22.妓女不私设武装，不象有些人有私人军队和保镖。
23.妓女全世界都有，不象有些组织只少数几个穷国有。
24.妓女出了国有工作的本事，不象有些人出了国什么能力也没有。
25.妓女出国是去挣钱，不象有些人出国卷走巨额资金。
26.妓女尚没有减少的迹象，而有的组织却有了灭亡的先兆。
27.妓女晚上都要加班，而有些人白天上班都可以吃喝玩乐。
28.妓女对顾客笑脸相迎，而有些人却对老百姓恶狠狠的。
29.妓女可能蹲三年监狱，而那个票却可以代替一个死刑！
30.妓女你不喜欢可以躲开，不象有些组织你不喜欢却躲不开，除非死和偷
渡！
31.妓女内部不分等级没有核心，不象有些组织内部层次分明中间有核。
32.妓女不误国误民，不象有些人祸国殃民、丧权辱国。
33.妓女不敢代表他人的利益，不象有些组织声称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34.妓女不希望她姐妹也当妓女，而有些人却往往是全家堕落。
35.妓女有羞耻感，怕父母知道，而有些人没羞耻感，公开招摇。
36.妓女怕传染性病用避孕套，而有的组织传染了精神病还说没病。
37.妓女知道寿命有限，而有的组织觉得自己万岁万万岁。
38.妓女红灯区才有，而那些人到处都有。
39.妓女工作时不用遮羞布，而有的用橡皮图章遮羞。
40.妓女的工作是最困难的，而当那种官却是最容易的。
41.妓女年龄越老越不值钱，而有的组织里年龄越老越值钱。
42.妓女让嫖客挑选，而有些人在天安门检阅群众。
43.妓女赚取外汇，有些人浪费外汇。
44.妓女让人叫她小姐，而有的组织要人民叫她妈妈。
45.妓女要养活父母，而有的组织“用甘甜的乳汁”把人民抚养大。
46.妓女只勾引男人，而有的组织不论男女统统吸收。
47.妓女不去勾引儿童，而有的组织连儿童也不放过。
48.妓女不使用女婢，而有的组织使用八个喽罗当尾巴。
49.妓女允许别人反对她，而有的组织对反对者予以逮捕劳教。
50.妓女不敢敲诈别人，而那些人却敢敲诈妓女！
51.妓女被政府踩在脚底之下，而那些人把政府玩弄于股掌之上。
52.妓女没了，人民仍然可以生存，没有那个组织，人民就不存在。
53.妓女会自愿洗手从良，而有的却永远不会自己认错下台。
54.妓女不是网友说话的顾虑，而那个东西却是网友在这儿发言时内心的恐
惧。
文末说：“总之，比较起来，妓女才真的是伟大光荣正确！所以，当妓
女比参加某些团体高尚纯洁得多！建议那些人向妓女学习，达到妓女的水平！”

这篇煽情的文字无疑还在嘲笑，但是毫无用处。通过分析妓女问题的社会根源以及对卖淫合法化思想的批判，我们知道这个无知的时代是需要诅咒的，有些事情是需要而且能够变革的。

让妓女发出自己的声音

《妓女新论》完全是嫖客的态度，知识分子和政府的政策也只是他们的声音。在多元的社会分析中，我们不能站在他们任何一方的立场上，而只能采取一种布尔迪厄式的“自我反观”的社会批判分析。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判断，正如布尔迪厄说的，从来就无有一个完全客观中立的思想位置，我们需要在确认自己的社会存在时来把握妓女问题。中国妓女们的生活我们并不知道很多，通过对劳改犯的审问我们知道的大多是道德重压下的忏悔，通过新闻我们知道的是需要经过技术处理的时代肿瘤。下面是网上一个妓女的独白，它对分析问题丝毫没有帮助，但至少能看出一点妓女的社会心理。

“我没有家，在我离开家的时候，妈妈哭着叫我不要走，爸爸怒气冲冲的告诉我：如果你走了，你就不要再回来。我没有你这个丢人的女儿！！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的妈妈，我就拎着东西走了。我知道，我是一辈子也回不去的了。
　　我做了妓女，成了人尽可夫的人，我还丧失了我的尊严。
　　我在一个夜总会上班，我是我们这里的招牌，我的老板非常喜欢我。当然，那是因为我的老板和我有一腿。既然已经是人尽可夫了，无所谓多一个少一个。再说了，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权力比金钱还要重要！
　　每天晚上我都会软言细语的和我的客人们聊天，然后就由其中的一个把我带出台，然后我就和他睡一晚上，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就回到我的家里睡觉。每天都一样，我不嫌腻，可是我厌恶自己。每次回到家，我都会恶狠狠地冲洗自己，可是我不会虐待我的皮肤，那是我赚钱的东西。
　　我一天、一天地过着，没有任何欲望，也没有不满，我如同是一具行尸走肉，天天除了睡觉就是陪客人，要不就是逛街买一大堆的衣服与化妆品，除此以外，我几乎不出去。
　　我已经打了五次胎了。医生对我说，我再也不能生育了。他对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一脸的挽惜与痛心。我知道这是我自作自受，可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是无法抑制地哭了。
　　我很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流露，因为我是一个妓女，没有人会真正地爱上我，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嫁人。
　　我还年轻，我要趁这个时候多赚点钱。然后，就不做了，找个老实的人嫁给他（其实这只是我的一个幻想罢了）。因为我是一个妓女，所以我不可能会嫁人，更何况我还不能再生育了。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养着一只不会下蛋的鸡！我可以忍受所有的苦痛，可是我没有办法忍受我的丈夫对我的冷嘲热讽。
　　妈妈到底还是心疼我，常常过来帮我收拾家，她并不知道我做的是妓女这一行，如果知道了，我想我就是真的没有一个亲人了。我不想失去他们！
　　有的时候，我会陪妈妈一起出去逛街。我们出门的时候，经常可以在电梯里遇见同楼的一个男人，他的举止很优雅，每次都对我们点头笑笑。他长的很英俊，个子主高高的。而且，穿的也很时髦。我想，我是对他注意了些了，可是每当我的思想再越轨一些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我是个妓女！
　　我想，那种深深的自卑已经透入骨髓了。无法逃脱！
　　今天没有客人，最近在严打，我们的生意也清淡了不少。我把电视开着，在厨房里忙碌着，很久没有下厨了，自己为自己做一顿饭也不错。说到底，我还是喜欢这种平淡的日子。我已经决定，再做一年，努力的攒够钱，我就自己开家店，正正规规地做生意。或者，去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认识我的人太多了。
　　忽然电铃响了起来，我不知道会是谁，因为除了每月收水费的老太太，没有人会来按我的电铃，今天又不是收水费的日子。况且，已经是八点多了，妈妈从来不在晚上到我这里来。我不知道会是谁。
　　打开门，却是那个经常在电梯里碰到的男人，他显得一脸的为难，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忘带钥匙了，可以从你家的阳台爬过去吗？我就住在你的对面。
　　我点点头，对他说：可以。可是这么晚了，你不要爬了吧？很危险的。
　　他朝我笑了笑，眼光古怪地看了我一眼，我这才注意到我自己穿的衣服。我穿了一件睡裙，长长的盖住了我的脚裸，可是我的胸口却开得很低，而且是透明的蕾丝，我的长发散乱着，遮住了我的雪白的肩，然而却让人更加性感。我忙用手把睡裙拉严，请他进来。
　　我让他稍坐一下。我进屋换了件衣服后，给他泡了杯咖啡。他只是傻傻地对我笑笑，我想，他一定是知道我是做小姐的。如果他真的有想法的话，我想，我今天可以陪他一个晚上。可是明天，我就该找房子搬家了。
　　我说：天这么黑，你就不要爬阳台了，很危险的。不如今天晚上就在我家过夜吧，你可以睡沙发。反正都是邻居，明天你再找锁匠来开锁好了。
　　他点点头，很感恩地谢了我。于是我做好饭，我们两个人吃了以后就各自睡觉了。
　　一夜无眠，他居然没有来敲我的门，可是我也没有睡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到了凌晨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下，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半多了，我翻身下床，走到客厅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已经走了，被子叠在沙发上，很整齐的。茶几上留了一张条：谢谢你！
　　我的泪差点就流了下来，这么多年，几乎已经没有人对我说“谢谢”这个词了。别人都以为做小姐的很坚强，其实她们是很容易被感动的。
　　我也一样。
　　以后的日子就经常看见他，知道他在报社上班，有一个来头很大的爸爸，知有一个很有势力的家庭。然后我告诉自己，我配不上他！我知道，我只是只麻雀，而他，就是那只凤凰。我不可能飞上枝头，他也不可能不讲究“门当户对”！
　　我不再贪心，不再有痴心，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和他有一夜情，甚至做他的情人，可是做他的妻子，我知道，我不可能。
　　渐渐地就到了我的生日。这天我向老板请了假，买了许多的菜，亲自下厨做了许多可口的菜，然后又买了一个蛋糕，我第一次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还买了一束香水百合，我知道，我要迎接我的二十岁的生日！
　　没有人会帮我过生日，除了我自己。既然所有的人都不记得我，我还有什么理由再自己虐待自己呢？
　　那一刻，我体会到了凄凉的感觉。
　　我坐在桌边听着对门的声音，在他拿出钥匙开门的时候，我打开门，对他说：可以进来陪我共进晚餐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说：高兴之极。
　　我知道我今天穿得非常漂亮，因为我已经打算在今夜把自己给他了，既然已经是人尽可夫了，但是起码，我能在我的一生中把自己献给自己爱着的人，也就足够了。
　　要什么天长地久呢？我这样的人，有资格要吗？要得起吗？一夜就是永远！
　　我穿了一件大红的晚礼服，象新婚一样。低胸，露背，这样的一件衣服，即使是普通的女人穿上也是十分性感动人的，更何况我知道我长得并非不漂亮。
　　他显然是有些疑惑。站了很久，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笑着说：我的生日。
　　他笑了，说：对不起，我没有带来什么东西。
　　我摇摇头：你坐坐就好。于是我就进了厨房。
　　当满桌菜肴端上来的时候，我看见了他脸上的赞许与惊艳。我知道，他其实是喜欢我的，可是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爱我。－－－－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喝了很多的酒，他也是。于是我就自然而然地和他上了床，在床上我们极尽云雨，那是一种缠绵的美丽，两个赤裸的身子极尽可能的纠缠在一起，谁也舍弃不了谁。我施尽全身的解数纠缠着他，挑逗着他，而他也一直在我耳边说：“我的小可人儿，我要娶你。”我用吻吻住他要说的话，我不想有诺言，我也不希望让诺言缠住他，我想，这一夜过后，我就该走了。
　　他一直不知道我是个妓女，我想，还是不要让他知道的好。既然他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就让他一直认为我是现在这个样子吧。我不想破坏我在他心里美好的形象，我想让我的美丽在他的心中永远的定格。
　　第二天很早我就起来了。我为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我想我是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了。我是渴望的，是吗？
　　我爱他！尽管我不承认，但是我确实是爱他的！也许他没有什么别的好处，只因为他把我当成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把我看成是妓女，在他的心里，我是纯洁与美好的！
　　后来我就搬了家，在他上班的一个早上，我把我的所有的东西都留了下来，把我的钥匙留给了他，我不想带走这里的任何一件东西，因为那都是他给我的最美好的记忆！
　　我不知道当他知道我是一个妓女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我没有勇气去赌，没有力气去赌。让他永远记的我们的那一夜情，永远记得我们之间的爱。我情愿相信他也是爱我的。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如果你知道我是一个妓女，你会娶我吗？”

我们没必要相信这篇文章真是某个妓女写的，因为在我看来这太温和太煽情。没文化的妓女更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正是妓女问题研究的尴尬之一），她们需要的可能只是钱，没有太多的精神需求。对妓女的刻画有太多的自以为是，我倒希望真正的妓女是彻底放荡的以及有感情有修养的。

最后的呼吁

中国妓女在当代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历史压力。像毒品问题一样，妓女的跨地域流动和性产业的全球化运作正成为一种尴尬的力量，冲击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外交。中国妓女的数量是惊人的，但这还不完全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如俄罗斯、法国、美国的外国妓女。在广州、深圳、安徽、湖南、四川有大量的外国妓女存在，尤其是深圳，据说是俄罗斯妓女的天堂。在尝够了“土鸡”之后，中国嫖客们自然还想尝“洋鸡”，这无疑形成一种不大不小的竞争力。面对政府的打击，中国妓女们更是惊恐万状，她们的心理压力更大。联合国报告称中国妓女九成感染艾滋病毒，这使她们更有丧命和祸害他人的危险。一个妓女平均一天要让多少男人上，这没有统计数据可言，但至少这自然的生理心理“压力”是沉重的。紧张的时代需要紧张的劳作，中国妓女就在这一可鄙的环境中出卖着自己。妓女问题即使不是一个“大头”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小头”问题（李敖名词），因此本人作出如下的呼吁，希望能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更进一步的重视。

呼吁全社会来关注妓女问题。
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妓女问题是一个世界历史问题，这一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无论政府的严打还是道德的谴责，只能使妓女问题和相关的社会问题深埋看不见的角落。“英国和泰国都是市场经济，但谁都不会否认，在这两个社会中，选择做妓女的社会群体在英国显然要比泰国小得多，因为，英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更为人性、更为文明、更为发达，它为就业者所提供的人权及工资待遇与社会福利保障是正处于初级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泰国所无法比较的。”（《胡桃夹：妓女与中国制造》）妓女虽然遭政府、社会的谴责，但实则早已和冠冕堂皇挂羊头卖狗肉的娱乐业一样的公开化。我们需要的不是假装，而是正视存在的问题。私有制的存在，资本和市场的存在，技术文化的存在，一夫一妻制的存在都是妓女问题的社会根源，因此政府和社会应该就妓女问题思考、妥善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重大问题，而不是将某些不平等不自由的制度永恒化。

呼吁政府对妓女问题采取新的认识。
为了制止妓女卖淫，我们的政府先后出台多种法规，甚至不惜将道德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罚款额度最高的（5000元）行为即是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容留卖淫、嫖宿暗娼的行为，这似乎已是很严厉的惩罚，但结果又如何呢？2004年2月中央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罚条理》中，涉嫌买淫卖淫甚至就是翻阅黄色书刊的一律开除党籍，这治标不治本的红头文件不但证明了党内的腐败，也昭示当前中国妓女问题的严重性。卖淫的妓女危害青年，危害家庭，败坏国家的光辉形象，但是应该明白，不只是妓女的存在危害了社会，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危害造就了妓女。严厉的打击、控制并不能灭绝妓女，这在建国初期通过政治取消却在当代又一次出现就是明证。进步是一个历史概念，国家机器是一个强制性的工具，但它的合理性必须尽量合乎实际和“人民”——这是个多么暧昧的词语；或许它的原初含义才是它最终的含义——的历史存在。妓女问题当然牵扯“性”的问题，人的性意识总在变化，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快乐原则”及性解放理论是和把人从技术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联系着的，但我们似乎只会用僵硬的警察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打击、掩盖。在中国当前技术官僚资本的社会中，妓女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的，必须有新的经济政治体制措施，新的思想文化精神。

呼吁妓女问题专家们走到妓女中去。
妓女问题作为时代的问题必须得到更广泛的研究，这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付出更多的心血与汗水，尤其需要“解放思想”，深入基层。几十年前，毛主席大手一挥，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要获得真的知识和经验必须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和人民打成一片。西方媒体曾报道：英国Sussex大学艺术系毕业的一个女博士在毕业后坚定地选择卖淫为自己的职业，因为她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这只是关于“职业”的个人价值取向问题。卖×成佛的故事不用再讲，在一个资本化的肮脏时代，一个人想要纯洁是不可能的。因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走到妓女中去，通过买淫来完整地了解中国妓女的当前状况，她们的色情出卖，她们的日常消费，她们的时代心理，她们和资本市场的关系；而不是在监狱、公安部门获得意识形态的二手材料。

呼吁社会专家们把中国的性产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来研究。
妓女的卖淫和时代的各色嫖客脱不了干系，更和时代的体制、文化脱不了干系。“绝大多数妓女在精神上都能适应她们的生活。这并非是因为她们仍然地不道德或天生地不道德，而是因为她们认为有理由同需要她们服务的社会结为一体。”（西蒙·波娃：《妓女》）性产业坚持制造资本市场的快感，它的生产和消费是长期性的且和资本市场的其它产业息息相关。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第三产业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30%，所以还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性产业的发展亦当如是。性的买卖为国家增加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即使羞于这么说，至少也带动了很大一部分的社会消费，所以对性产业的区域、结构、基本特征、发展趋势、价值有必要做社会经济政治上的认真考究。如田雨《中国妓女的起源》一文中所说的：经济学家是否也把性产业列入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之中；统计学家是否也把妓女的收入列入人均国民收入之中；社会学家是否也把妓女的岗位列入“再就业”的行列；政治家是否也把妓女的贡献列入自己的政绩……

呼吁妓女们成立她们的社会组织。
色情事业的合法化势在必然。妓女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虽然她们也在不自觉地、甚至放荡地追逐自己的社会资本），她们没有法律的保护，在性生产过程中她们是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的，只有在消费的过程中才像个人。荷兰政府解除对妓院的禁令后，荷兰从事色情行业的工作者宣布，他（她）们将会组成全球第一个妓女工会。2001年10月1日是荷兰妓院解禁一周年，她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为她们的事业获得跨进一大步而庆祝。色情事业制度化，能为妓女带来更多的保障，受国家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保护，被拐卖的妇女不再在妓院非法工作；妓院持有人必须按照严格的卫生和安全标准经营；而且妓院需要向税局交税。但是在中国，大多数妓女生活得都很艰难、险恶且没有多少文化，更不要提自由法制意识。而且，灌输的自由往往是虚假的，我们不能简单接受卖淫合法化这种假设。我们需要这样的前提条件：就是在解决了官僚-技术-资本的社会意识形态之后再讨论卖淫的合法化问题：因为妓女问题说白了就是当代中国“自由”资本市场的严重问题。所以中国妓女目前最重要是成立她们的隐秘组织，不至于被嫖客欺骗、杀害（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被公安人员逮捕、羞辱，同时能通过组织的积极行动和友情尽快脱离苦海，从事其它“正经”的职业。

呼吁通过妓女问题来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
妓女文化是很古老的文化，不但中国，而且世界。当代中国的高级妓女可能都受过些教育，但她们还不能和传统中国的妓女相提并论。中国古代妓女的处境、修养和现代卖家不同，她们中的好多人除了琴歌佐酒色的本色行当外，或通文墨，或能诗善画，遇到重情的名士，酒香、雨暖，歌舞醉人，往往由欲境上升到灵境。这种由才艺发展而来的内在美的追求，是妓女的必然追求，是奔向未来的新曙光。然而，我们在自由民主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旗帜下所取得的妓女成就并不如以往，当代中国绝大多数的妓女都是天真的，无知的，低贱的，下流的。我们曾自豪地宣称：中国的妇女已从2000年的封建枷锁中逃脱出来，我们曾高呼：“妇女解放”、“女权主义”，但如今千千万万的中国女子还是不能摆脱3000年卖×的历史；她们的处境甚至比过去还要险恶。中国—世界的思维模式或许是荒谬的，但中国文化中无论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都已和时代的文化产业、文化资本、技术商业携手，共同缔造着一个粗俗野蛮的华夏帝国。理智的淫荡，淫荡的理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对人的态度竟是如此分歧。人的在世本身就是一种不纯洁的东西，每个人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来净化自己（我们只能、必须“在经验主义的厨房里弄脏自己的手”）。我们没有超越历史，我们只是在历史中超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伟大的时代在历史中前进，我们一直向前走，但也不能没有真和美的审慎判断，不留意自己背后的砖头。

2004/2/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