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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0日出版的《收获》杂志发表了已故作家史铁生的一批遗稿作品,有随笔《昼信基督夜信佛》、长篇作品《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以及小小说三篇,书信六封。这批遗稿由史铁生遗孀陈希米一直整理到今年9月份,总字数约8.5万字。
从长篇作品《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到给王朔和王安忆的书信,这8万多字都集中在对生命、理想、灵性等抽象命题的思考上。
未竟长篇“回忆与随想”
史铁生遗孀陈希米在给《收获》执行主编肖元敏的信中,大体介绍了这批遗稿的情况,其中长篇作品《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是作家未完成的遗作,陈希米说:“《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应该是一个较长的计划,只开了个头,算是未竟稿吧。”“《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第一至第三部分相对完整,第四部分从原始文件的两处‘提示’可以看出有待修改和继续。据WORD文档的属性显示,最后修改时间为:2010年12月30日,9:35:58。”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时,59岁的史铁生因脑溢血去世。
史铁生在《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融合散文、随笔、话剧、诗歌的形式,文体新颖,叙事亲切感人,充满思辨色彩。该作品既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梳理和总结,也是对各个时期作品的重新思考。文章没有用“我”而是以“史铁生”口吻来叙述,第一篇名为“论死的不可能性”,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史铁生居然活满了一个花甲,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这也太夸张了!不过这是真的,六十岁,对我来说就这感觉。”从未竟稿看,这篇长文将史铁生个人对生命的思考与这几十年的创作融合起来,也可以说是史铁生在生命最后对一生创作的回顾。
书信话题探讨生死
在写给作家王安忆的信中,主要讨论了史铁生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的写作问题,信中史铁生对王安忆说:“从你(王安忆)的意见中我感到,你期待于《丁一》的美好理想,或爱情升华,所以你认为写到‘戏剧乌托邦’就够了。但我的着眼点更在于理想的继续,或理想的疑难。”从整封信来看,史铁生一直在探讨理想问题,“惟当人的眺望更加辽阔、期待这一美好情感能够扩展到更大单位(比如说种群、国家、人类)之时,理想才算诞生。然而,大凡理想没有不希望它实现的,而且这不是错误,虽然它非常可能引出歧途,甚至于导致悲惨的现实。”最后提到了理想的危险,“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男人社会所造成的,男人或男人意识——都有着权力倾向,或几千年权力文化留下的权力沉积。”
给王朔的三封长信是片段语录式的,话题都跟生命终极有关。写作者甚至不自觉陷入自呓状态,而那对话者是王朔还是谁,都已经不重要。所以在信的开头,史铁生就说:“譬如生死、灵魂,譬如有与无有些事要么不说,一说就哲。其实我未必够得上哲,只是忍不住想——有人说是思辨,有人说是诡辩。是什么无所谓,但问题明摆在那儿。”
2012年第一期的《收获》除了史铁生作品专辑,还收入了作家迟子建的小说《别雅山谷的父子》等作品。而下一期《收获》则将刊登长久没有创作长篇小说的马原新作《牛鬼蛇神》。
另外,经《收获》授权,由《东方早报》独家转载史铁生遗稿,以飨读者。
史铁生书信
给王安忆的信
安忆:你好!
电话实在不是一种好的交流工具,还是写信吧。
从你的意见中我感到,你期待于《丁一》的是美好的理想,或爱情升华,所以你认为写到“戏剧乌托邦”就够了。但我的着眼点更在于理想的继续,或理想的疑难。
再美好的理想,若一旦付诸实现便要倒塌,人们就会放弃对它的信任。比如爱情,时髦的意见是说压根就没有那回事,有的只是婚姻或性。怎么会这样?就因为,爱情,作为理想自有千般妙境,而一入实际则难免疑难种种。疑难的根本在于:①没有哪种理想是不希望实现的。②但理想是很难自然而然、原原本本地实现的,尤其是关涉到他人。③因此,常要借助权力来推行或维系。④结果无非两种:一是理想实现,推行或维系者功成身退;一种是权力壮大,而理想衰亡。
因此可以说:理想的难点并不在于它的诞生,而在于它的继续。事实上,已没有什么不同于先人的理想可供诞生了,所有美好的愿望都在历史中屡屡有过,但屡屡的结果常不如愿;尤其,美好的理想竟可以导致惨痛的现实。
所谓美好理想,可由一个“爱”字概括,即无论什么信仰终归都要浇在对他者(别人)的态度上。作为他者之一的自然力量,说到底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人能够期求改善的从来都只是人与人的关系,或人对其类的态度。爱所以是一种理想,而不止于性。
作为理想,爱注定要指向普遍。然而,爱若真能普遍,爱即消失。或许应该感恩;也正因为爱难于普遍,这理想才不会耗散。做点浪漫的猜想吧;也许,性爱,正是上帝的一片苦心——把爱的种子,保存于两性之间。上帝把人分开两半,让人在最小的单位(个体)上亦不得独自完整,这很像是为人类预制了一个绝难违背的命令——亲和,或爱的趋向。事实正也是这样;人不可能不向往他者。
所以我说,性爱是一切人类理想的源头,或征兆——亚当与夏娃的头一宗愿望就是相互寻找。但这源头或许还算不得理想,惟当人的眺望更加辽阔、期待这一美好情感能够扩展到更大单位(比如说种群、国家、人类)之时,理想才算诞生。然而,大凡理想没有不希望它实现的,而且这不是错误,虽然它非常可能引出歧途,甚至于导致悲惨的现实。
……
我知道,我们要想互相说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既然写了(因为“透析”和来人,用了好几天),就还是给你看看吧。我不是会说感谢之词的人,但我还是得说,你、肖元敏和陈村对我一向的爱护我是太知道了——我希望你怀疑什么也别怀疑这一点。我是这个固执的人,这毫无疑问。其实我看重的事就那么几件;现在,其中的两件有了矛盾。想想挺有意思:我们的“乌托邦”中发生了意见不一,幸好我们不会像丁一那样(我毕竟不止于他的皮囊),我们明确理想的位置。
你说“理想不对现实负责”,其实这也是我的意思。丁一和“丹青岛”的失败,正是要从反面来表达此意,即不管多么真诚、美好的愿望,一旦要靠权力来维系,便面临着一种危险。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爱情中,对此危险的警惕远远少于对理想的畅想。
我执意要引入“丹青岛”,主要两个原因。一个:我不想让丁一行凶,尤其是当他与娥有了那么美好的“戏剧”,以及对爱情有了那么深的理解之后。另一个:美好的理想却又是可能导致惨烈悲剧的;或者说,恨怨是可能在一瞬间酿造那样的悲剧的;或用佛门的说法是:恨怨,即已动了杀机。所以我想让这两种可能(结局)并列。说真的,我一直相信顾城绝不是谋杀,而是一时性起没管住他的那只野兽,虽然与他的心性不无关系。
我以为,“丹青岛”不等于顾城的那个岛,后者只是从前者中抽出来的一个理想因素,加一个惨烈结果,再无其他。当然,读者肯定会想到顾城的事,想到就想到吧,多想想也好。
我并不认识顾城,但我不认为他那是纯粹的“一夫多妻”。“一夫多妻”,或是由社会法权所认可,或是由个人强权所建立,丁与顾曾经都不是这样。只说丁一吧,其“乌托邦”的建立,并没有权力的参与,而恰是出于自由,和为了自由。只是当统一发生破裂,如果他要用权力来维系,那便与“一夫多妻”没啥两样了。由一个自由的理想出发,竟又走回到权力或权力的边缘,这正是我想写的。
理想的危险在于,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男人社会所造就的,男人或男人意识——都有着权力倾向,或几千年权力文化留下的权力沉积。甚至,这竟是从动物阶段就存留下来的东西:基因。所以,基因是属于肉身(皮囊,丁一)的,而期求超越它的是灵魂(我,即人类自古的心魂取向;而非史铁生)。
那部电影的事就不说了。我又看了一遍,没有它,下边不好写。
就写到这儿吧。无论好坏,我也没力气再改了。就像跑马拉松,如果不知不觉多跑了两千米大概也能跑下来,但要是撞了线裁判又说还有两千米,我估计还能再跑的人就不多。
让大伙跟着忙活了老半天,只好请各位多多原谅了。只好向各位多多致歉了。
祝一切好!问候李章!
史铁生 2005/8/30
(注:信中所提《丁一》为史铁生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本文转载略有删节。)
史铁生长篇作品(节选)
我在哪儿
那么,我在哪儿呢?我——在——哪儿?这问题绝不简单。
我在宇宙中?这话等于没说,或不过是“我在”的同义反复。因为,若非我在,这问题根本就不会被提出。
或者,我在地球上?还是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迄今所知类似的问题非地球人莫属。
那么,我在北京吗?哦,北京大了去啦,无论谁,穷其一生也只能是居其几点、行其几线罢了。就算你真能用脚印把北京铺满,北京也还是无限地大于你。北京绝不止于一处地域,不止于被书写的种种历史,北京绝有着数不尽的记忆和欲望,有着不断消逝又不断生长着的心情,而每一种心情又都有着无穷的牵系。所以,“我在北京”也还是什么都没说。
然而,“我在哪儿”这问题绝不是个假问题。
那就再缩小些:我在北京市东城区。再缩小些:我在东城区北新桥大街,我在北新桥大街前永康胡同,我在前永康胡同40号,我在40号东南角的老海棠树下,我在那树下的一辆轮椅上,我在那轮椅上的史铁生中。
(让人想起一首歌:“蓝蓝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有一座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
所以最终的回答是:我在史铁生。
这话听着别扭。而且,怎么听起来就像是说:史铁生者,一间牢笼是也,而我被囚其中?(阿娇也是。)
不是就像,而是确凿,史铁生确凿就是一间牢笼。双腿报废之前倒还更像似一辆囚车,而后呢,索性只剩下一个干巴巴的主题:牢笼。
不过你完全可以这样想:艺术既然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人既然可以“诗意地栖居”,我为啥不能是居于史铁生又超乎于史铁生呢?还有句古话,“乘物以游心”,怎么讲?在我想,意思就好比是说:史铁生嘛,不过一具偶然所乘之器物,而游心一事非我莫属。所以又要谈到“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就是说你完全可以弃车而游!无论是车子报废了,还是存心弃之于路边,你都可以继续你的心游 ——靠想象力你甚至可以走进另维时空、另类天体、另种生命状态,沉溺于种种虚拟生活,参与进某些莫须有的人和事……
问题之妙在于:这样的时候,我,又是在哪儿呢?
按一位印第安巫士的说法,世界本不具有客观意义,而不过是你依据某种可能的方式——比如理性——所得的一系列感受,而感受世界的途径不一而足,理性仅仅是其中相当狭窄的一种。
这样来看,我其实是在一缕独立、自洽且不断更新着的消息之中!确切说,是这样一缕消息造就了我。简单说,我即是这样一缕消息!
但,怎么好像还是啥也没说呢?单是换了个主语——“我”换成了“一缕动态的消息”,如此岂不还是得问:这一缕消息又是在哪儿呢?
唔,这一缕消息是在无数缕这样的消息之中!或者说,是缠绕于、浸淫于或者联通在——无数缕千差万别,但同样是独立、自洽且不断更新着的消息之中。这样说吧,在一缕尘世之名为“史铁生”而根本之名为“我”的消息中,包含着一个亘古不变的消息:这世间同时存在着无数缕独立、自洽且不断更新着的消息,他们各具其尘世之名,但统统自称为“我”。而在无数缕自称为“我”的消息中,跟尘世之名为“史铁生”的那缕消息一样,也都包含着那一个亘古不变的消息。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我”都包含在所有的“我”中,而所有的“我”也都包含在每一个“我”中。
是呀,这才是我或“我”的真实处境。这才叫做“存在”。也才是“生即是苦,苦即是生”的根本缘由,即人间的一切艰难困苦莫不由此引出。
这一缕消息的独立、更新和变化,都不难理解,但何言自治呢?这一缕消息,既然是缠绕于、浸淫于或联通在无数这样的消息中,何言自洽呢?
就因为我只能是我,我永远不可能是你或他。我只能是以我的角度看世界,尽管狭隘,我也无法摆脱开我的角度。就连我试图站在你或他的角度——这件事,也依然是拘于我的角度而有的移情。因而我必须、也必然是自洽的——这事由不得你,由不得他,当然也由不得我。
无论有多少个“我”的消息传来和侵入,无论有多少个“我”的消息包含着多少个“我”的消息传来和侵入,最终总归要在我这儿——被观察,被移情,被猜想,被理解和误解之后——变成为“你”或“他”的消息。
所以我常自窃想,一旦我脱离此世,不管到了哪儿,若被问及我前生何在,最靠谱的回答就还是:我在史铁生。
我在史铁生——这句话既指出了我的自由,也暗示了我的限制。自由者,我既可以超越史铁生,更可以有朝一日脱离开史铁生。限制呢,是说我偶然地拘于史铁生,但绝对或永恒地拘于我。——即便千轮万回你做了神仙,做了圣人、智者,也看不出这事儿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注:本文节选自史铁生长篇作品《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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