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被删节部分

陶北

第二部 第九章 在吉洪那里

一

这天夜里，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一直没睡，整整一宿都坐在眇发上，目光呆滞地凝视着五斗柜旁的一个点。他屋里的那盏灯整宿都亮着。直到清晨七点钟左右，他才坐在那里睡着了，当阿里克谢•叶戈罗维奇按照过去定的老习惯于九点半整，端着一杯早咖啡，走进他的房间，用自己的出现把他吵醒之后，他才睁开眼睛，似乎觉得很惊奇，同时又觉得很不愉快：他居然会睡那么久，而且已经这么晚了。他匆匆喝了咖啡，匆匆穿好衣服，又匆匆走了出去，离开了家。当阿里克谢•叶戈罗维奇小心翼翼地问他：“您没有什么吩咐吗？”——他什么也没有回答。他走在街上，望着地面，陷入深深的沉思，只间或于刹那间抬起头来，会忽然流露出某种莫名其妙的但却是强烈的不安。在离他家还不太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一群男子走过，约摸五十来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规规矩矩地走着，几乎一言不发，而且列队整齐，仿佛有意为之似的。在一家小铺旁（他不得不在这家店铺旁稍事等候），有人说，这是“什皮古林厂的工人”。他不经意地看了他们一眼。最后，大概在两点半左右，他走到敝城坐落在一条河旁的叶菲米救主圣母修道院的大门口。直到这时他才似乎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急匆匆而又惊慌不安地摸了摸放在一侧口袋里的什么东西，然后微微一笑。他走进院墙，问了一下他所遇到的第一个修道院仆役：怎么才能找到住在修道院里、业已退隐的主教吉洪。这名仆役向他连连鞠躬，并立即给他引路。在一个小台阶旁，在一座长长的修道院二层楼的尽头，他们碰到一位头发斑白的胖修士，这位修士十分威严而又急匆匆地把他从那仆役手里抢了过去，带他走过一条又长又窄的走廊，他也向他连连鞠躬（虽然因为他人胖，没法把腰弯得很低，只能跟抽风似的频频点头），一个劲地请他往前走，虽说斯塔夫罗金本来就跟在他后面。这名修士一迭连声地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谈着修士大司祭神父；因为斯塔夫罗金不理他，他反倒变得越来越恭敬了。斯塔夫罗金发现，这里的人都认识他，虽然，就他记忆所及，他仅小时候来过这里。他们走到走廊尽头的一扇房门前，那位修士似乎很威严地伸手推开了房门，然后很亲昵地询问迎上前来的一位侍者：可以进去吗？他甚至都没等他做出回答，就把门使劲一推，让门完全敞开，然后鞠了一躬，请这位“贵”客进去：听到道谢后，他就很快像逃跑似的告退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几乎就在同时，隔壁房门口出现了一位又高又瘦的人，年约五十五岁上下，穿着普普通通的家常的修士服，看去似乎身染微恙，他似笑非笑，神态古怪，似乎有点腼腆。这就是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头一次听沙托夫谈起的那位吉洪，从那时起，他已多少收集到一点有关他的情况。

这些情况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但也有某些共同点，即喜欢吉洪和不喜欢吉洪的人（而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对他都似乎三缄其口——不喜欢的人大概是出于蔑视，而他的信徒，甚至是热烈的信徒，则出于某种谦逊，似乎关于他，有什么事瞒着大家，隐瞒着他的某个弱点，也许是神痴。尼古拉•旨谢沃洛多维奇获悉，他住在修道院已经六年左右了，前来找他的既有最普通的老百姓，又有地位很高的达官贵人；甚至在遥远的彼得堡也有他的热烈崇拜者，主要是女士。不过他也听到敝城“俱乐部里的”一位很威严的老人，而且是一位很虔诚的老人说过，“这个吉洪似乎是个疯子，起码是个十分平庸的人，无疑，还爱喝酒。”我要赶快补充一句，最后一点简直是无稽之谈，病倒是有的，而且是老毛病了，两腿患有风湿病，有时还会出现某种神经性的抽风。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还获悉，这位业已退隐的主教，由于性格上的弱点，或者是“由于他那不可饶恕的和以他的地位不应有的心不在焉”，未能在这座修道院唤起对他的特别尊重。据说，有位修士大司祭神父，为人严厉，在履行院长职责时十分严格，而且以学识渊博著称，甚至对他怀有某种敌意，指责他（不是当面，而是间接地）生活散漫，差点没说他是异端。修道院里的教士们也似乎对这位有病的圣者，倒也不是说十分随便，而是邮电所谓的太熟不拘礼了。构成吉洪修道室的两个房间的陈设也有点怪。与皮子都磨光了的粗笨的古老家具一起，还陈设着三四件十分雅致的东西：一张十分豪华的安乐椅，一张制作家里的大型写字台，一架雅致的雕花书橱，几张小桌子，几架格子柜——都是别人赠送的。铺着名贵的布哈拉地摊，而挨着地摊却铺着几张草席。挂着几幅版画，既有“世俗”内容的，又有描写神化世代的，就在一旁，在墙角，还高悬着一个很大的神龛，里面挂着闪烁着金银光泽的圣像，其中有一帧圣像还是远古时代的珍品，神龛里还供着圣骨。他的藏书，据说，也是五花八门，彼此对立：与基督教的大圣徒和大苦修者的著作一起，还陈列着一些戏剧作品，“说不定还有更不堪入目的。”

在相互问好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些客套话的时候，双方都觉得很别扭），吉洪把客人领进了自己的书斋，请他坐在书桌旁的一张长沙发上，而他自己则坐在一旁的藤椅上。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由于内心升起一股使他感到压抑的激动，因此依旧处在一种十分心不在焉的状态。就像他下定决心去做一件非常重要而又无可争议的事，而与此同时，在他看来，又几乎是办不到似的。他四顾书斋，大约有一分钟，对他观察到的东西分明视而不见；他在想，当然，他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周围的寂静唤醒了他，他突然觉得，吉洪似乎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眼睛，脸上似乎还挂着一丝不必要的、令人感到可笑的笑容。这模样霎时激起了他的憎恶；他想站起来走开，再说，照他看来，吉洪无疑喝醉了。但是吉洪却突然抬起眼睛，用他那十分坚定和充溢着思想的目光望了望他，同时，脸上还流露出一种出人意料的、神秘的表情，这使他差点不寒而栗。不知根据什么，他觉得吉洪已经知道他的来意，已经未卜先知（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到这里来的原因），吉洪没有主动说出来，无非是因为顾全他的脸面，怕他感到屈辱罢了。

“您认识我？”他突然急促地问，“我进来的时候向您做自我介绍没有？我是这样心不在焉……”
“您没有自我介绍，但是有一天我有幸见过您，还在大约四年前，就在这里的修道院……不期而遇。”
吉洪说话的声音不慌不忙，十分从容，声音软软的，吐字清楚而又清晰。
“四年前我没有到过这里的修道院，”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甚至有点粗鲁地反驳道，“我还是小时候到这里来过，那时候您根本不在这里。”
“说不定您忘了？”吉洪小心翼翼地说，并不坚持。
“不，我没有忘；说我不记得岂不可笑，”斯塔夫罗金有点过分地坚持道，“也许您只是听说过我，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因此自己也弄糊涂了，以为见过我。”
他默不作声。这时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发现，他脸上有时掠过一阵神经质的抽搐，大概很早以前就患神经衰弱的症状。
“我看到您今天不舒服，”他说，“看来，我还是走的好。”
他甚至从座位上微微站了起来。
“是的，今天和昨天我觉得两腿疼得厉害，夜里又睡得少……”
吉洪打住了。他的客人又突然陷入方才那种莫名其妙的沉思中。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约莫两分钟。
“您在观察我？”他突然惊慌而又疑惑地问道。
“我看着您的模样，想起了令堂的面容。尽管外表不像，但是内心深处，精神上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点不像，尤其是精神上。甚至一——点——也不像！”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又惊惶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毫无必要而又过分地固执己见。“您这样说……是处于对我的处境的同情，真是扯谈。”他忽地贸然说道，“啊！难道家母常到您这儿来？”
“常来。”
“我倒不知道。从来没听她说过。常来？”
“几乎每个月，有时更勤。”
“从来，从来没听说过。没听说过。您当然听她说过我是疯子咯。”他又突然加了一句。
“不，她倒没有说您是疯子。不过，这想法倒也听说过，不过是听别人说的。”
“既然连这些小事都记得起来，可见您记性很好。那么关于打耳光的事您也听说了？”
“略有耳闻。”
“就是说，全知道了。您的空余时间也太多了嘛。那么关于决斗呢？”
“决斗的事也听说了。”
“您在这里听说的事不少啊。瞧，连报纸都不要。沙托夫没告诉过您我要来吗？啊？”
“没有。不过，我认识沙托夫先生，但是已经好久没有见他了。”
“唔……您那里挂的是什么地图？啊，最近这次战争图！您看这干吗？”
“对照书本查一下地图。描写得非常生动。”
“给我看看；对，这书写得不错。不过，您看着书有点怪。”
他把书移到跟前，匆匆瞥了一眼。这是一部叙述最近这次战况的、很有才华的大部头书，不过与其说它是军事著作，不如说它是一本纯文学的书。他把这本书随便翻了翻，募地不耐烦地把它推到一旁。
“我根本不知道，我干嘛要到这里来？”他厌恶地说道，两眼直视吉洪，仿佛在等候他的回答。
“您也像不大舒服似的？”
“是的，我感到不舒服。”
于是他突然讲到，不过是用最简短和最急促的语言，因而有些话很难听懂，他讲到他常常（尤其是在夜间）会出现某种幻觉，有时他常常看到或感觉到他身边有一个凶恶的怪物，对他冷嘲热讽，但又“很合情合理”，“他以不同的面貌和不同的性格出现，但又是同一个人，因此我常常气不打一处来……”
这些推心置腹的话显得十分古怪而又自相矛盾，真像是疯子说出来的话。但是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再说这些话的时候，又带着他过去从来不曾有过得奇怪的坦率，而且显得十分忠厚老实，这完全不符合他的个性，倒像他换了个人，过去的他在不经意中完全不见了似的。他讲到他见到这个幽灵时充满恐惧，可他在暴露这种恐惧时又丝毫不以为耻。但是这一切转瞬即逝，就像募地出现那样，又募地消失了。
“这全是扯谈。”他醒悟过来后又不好意思地、懊恼地迅速说道，“我要去看大夫。”
“一定得去。”吉洪肯定道。
“您说得这么肯定……您见过像我这样的常有幻影出现的人吗？”
“见过，但是很少。我记得我一生中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是个军官，在他丧偶之后，而他夫人是他不可替代的终身伴侣。至于另一个人，只是听说。这两人都在国外治好了……您出现这种情况很久了吗？”
“将近一年了，但全是扯谈。我要去看大夫。而这全是扯谈，荒唐之至。这是我自己的不同变形，别无其他。由于我刚才加上了这……这句话，您大概以为我依旧在怀疑，依旧不相信这是我，并不真的是魔鬼吗？”
吉洪疑惑地望了望他。
“我说……您当真看见他了？”他问，就是说他排除了这无疑是一种假象，是一种病态的幻觉的任何怀疑，“您当真看见什么人形的东西了？”
“真奇怪，您会坚持问这问题，我不是告诉您我看见了吗，”斯塔夫罗金又开始发火，而且越说火气越大，“当然看见了，就像我现在看见您一样……可有时候我虽然看见了，可是没有把握说我看见了……而有时候我有没有把握说我看见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我还是他……这全是扯谈。难道您就没法肯定，无论如何没法肯定这的确是魔鬼吗？”他又笑着加了一句，猛地转为一种嘲弄口吻，“这岂不更合乎您干的这行当吗？”
“很可能这是一种病，虽然……”
“虽然什么？”
“虽然魔鬼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对他们的理解却可能极不相同。”
“所以您就马上重新低下了眼睛，”斯塔夫罗金带着一种恼怒的嘲讽接口道，“因为您为我居然相信魔鬼，可是有假装不信，还向您狡猾地提出问题：他是否当真存在？您为我感到羞耻，是不是？”
吉洪模棱两可地微微一笑。
“要知道，低下眼睛对您是根本不合适的：不自然，可笑，装模作样，为了满足您的无礼举动，我要放肆而又严肃地告诉您：我相信魔鬼，根据教义信，相信真有魔鬼，而不是魔鬼所包含的寓意，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探听任何情况，这就是我要向您说明的一切。您肯定高兴极了……”
他神经质地、不自然地笑了起来。吉洪用和善的、仿佛有点胆怯的目光好奇地望着他。
“您信仰上帝吗？”斯塔夫罗金忽地贸然问道。
“信。”
“不是圣经上说，只要你信，命令这座山移开，它就会移开吗……不过，这全是扯谈。然而我终究相好奇地问一下：你能不能移动山？”
“上帝吩咐，我就能移开。”吉洪低声而又克制地说，又开始低下了眼睛。

“嗯，这不等于上帝自己在移开吗。不，我是说您，您，因信仰上帝而赏赐您？”
“也许我不能移开。”
“‘也许’？这倒不坏。为什么您要疑惑呢？”
“因为我不完全信。”
“什么？您不完全信？不彻底信？”
“是的……也许，我尚未修炼圆满。”
“好吧！起码您还信，即使在上帝的帮助下，您总还是能够移山填海的，要知道，这就不错了。这毕竟比也是大主教的那个人说的trespeu（注：法语，根本不多）要多，诚然他是在马刀的威逼下。（注：此处指第一次法国革命之初发生的一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3年这样描述过：“……巴黎大主教，穿着法衣，手拿十字架，在为数众多的神职人员陪同下，走到广场，大声向人民宣布，在此以前，他和他的随从遵循的是有害的偏见；现在laraison〔理智〕降临了，他们认为必须当众交出自己的一切权利的标志。他说罢，他们果然脱下了法衣，交出了十字架、酒杯、福音书等。这时一个手拿拔出的马刀的公认向大主教喝问道‘你相信上帝吗？’‘trespeu’大主教喃喃道，希望他这样的回答能够多少缓和一下群众的情绪。‘可见你是个卑鄙小人，从前一直在骗我们！’那工人叫道，说罢手起刀落，劈开了那个大主教的脑袋。”）您当然也是基督徒咯？”
“主啊，我绝不会因为你的十字架而感到羞耻的。”吉洪几乎用一种低语悄声道，说时又更低地垂下了脑袋。他的嘴角突然神经质地迅速抖动起来。
“既然不完全信仰上帝，那可不可以信仰魔鬼呢？”斯塔夫罗金笑了起来。
“噢，太可以了，而且常常如此。”吉洪抬起眼睛，也微微一笑。
“我相信，您认为这样的信仰毕竟比完全不信要强……噢，您这牧师啊！”斯塔夫罗金哈哈大笑。吉洪又向他微笑了一下。
“相反，完全的无神论者与达到完全彻底的信仰仅一步之差（就看他能不能跨越这一步了），而一个淡漠的人则什么信仰也没有，除了恶劣的恐惧。”
“然而您……您读过《启示录》吗？”
“读过。”
“您记得‘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吗？”
“记得。哪里的话说得妙极了。”
“妙极了？主教会说这样的话，真让人纳闷，总之，您是个怪人……您的书呢？”斯塔夫罗金用眼睛在桌上寻找福音书，有点古怪得显得心急和惊慌不安，“我想给您念一念……有俄译本吗？”
“我知道，知道这一段，我记得很清楚。”吉洪说。
“会背吗？那，您背吧……”
他迅速垂下眼睛，用两只手掌支着膝盖，迫不及待地做好听的准备。吉洪一字不差地背诵道：“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够了，”斯塔夫罗金打断道，“这是说给恪守中庸之道的人听的，这是说给那些淡漠的人听的，是不是？要知道，我很喜欢您。”
“我也很喜欢您。”吉洪低声道。
斯塔夫罗金沉默不语，又突然陷入方才那种若有所思的状态。发生这样情况已经是第三次了，好象老毛病又发作了似的。而且他向吉洪说“喜欢”时，也差点像发病似的，起码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他会说这样的话。又过了一分钟。
“你别生气。”吉洪悄声说，用手指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肘，仿佛他自己也有点胆怯似的，斯塔夫罗金打了个哆嗦，愤怒地皱起了眉头。
“您怎么知道我生气。”他很快说道。吉洪刚想开口说什么，可是斯塔夫罗金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惊慌：
“为什么您认为我一定会大发脾气呢？是的，您说得对，我很生气，生气的原因正是因为我对您说了‘喜欢’。你说的对，但您是个粗俗的玩世不恭之徒，关于人的天性您想的太卑鄙了。如果换了别人，而不是我，也就不会生气了……不过，现在不是说别人，而是说我。说到底，您是个怪人，故意装疯卖傻……”

他的火气越来越大，而且，奇怪的是口没遮拦，说话很不客气：
“我说，我不喜欢密探和心理学家，起码，我不喜欢那些想钻进我的灵魂的人。我没有叫任何人钻进我的灵魂，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我自己就能对付。您以为我怕您吗？”他提高了嗓门，挑衅般微微扬起了脸，“您坚信我来是为了向您公开一个‘可怕’的秘密，因此您带着一个出家人所能有的全部好奇心在等待着听这秘密，是不是？哼，那我告诉你，我什么也不会像您公开，我决不会向您公开任何秘密，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您的帮忙。”
吉洪坚定地看了看他。
“您感到很吃惊，因为神的羔羊（注：指耶稣基督）宁可喜欢冷的，也不喜欢只是温水般的人，”他说，“您不愿意做个只是温水般的人。我预感到您正在被一个非同寻常的，也许是可怕的意图所折磨。如果是这样，那我恳求您不要折磨自己了，把您的来意通通说出来吧。”
“您有把握我来是有用意的吗？”
“我……从您脸上看出来了。”吉洪垂下眼睛低声道。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脸色有点苍白，他的两手也在微微发抖。有几秒钟，他一动不动和一言不发地看着吉洪，仿佛在最后下定决心似的。最后他终于从他上衣一侧的口袋里掏出几张印好的东西，放在桌上。
“这是几张准备散发的材料。”他用有点断断续续的声音说道。“哪怕只有一个人看过，那，您知道，我就不必把它们藏着掖着了，而是谁都可以看。就这么定了。我根本不需要您帮忙，因为我已经决定了一切。但是，您读一读吧……不过您读的时候，什么话也别说，等您读完之后再告诉我一切……”
“要读吗？”吉洪迟疑不决地问。
“读吧；我早就平静了。”
“不行，没有眼镜看不清，字体太小，是外国印的。”
“给您眼镜。”斯塔夫罗金把桌上的眼镜递给他，把身子一仰，斜靠在沙发上。吉洪埋头阅读。









二

这份东西的确是在国外印刷的——共三张，用普通的小张信纸印刷而成，而且装钉在一起。想必是在国外的某个俄文印刷厂秘密印刷的，乍一看，这份东西很像传单。标题是《斯塔夫罗金的自白》。

现在我把这份文件一字不差地写进我的这本记事录。大概，这文件现在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了。我只改正了一些拼写上的错误，这类错误相当多，有些错误甚至使我惊讶，因为本文作者毕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可以说读过很多书（当然，相对而言）。在遣词造句上我未做任何改动，尽管措辞不当，甚至含义不清（译者注：这些毛病在下文中是明显的，但译成汉语就难了，读者也会感到莫名其妙，不如尽可能保持语句通顺、含义清晰）。至少显而易见，作者首先不是文学家。

斯塔夫罗金的自白

我叫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是一名退伍军官，1861年住在彼得堡，纵情酒色而又并不从中感到愉快。当时，在一段时间内，我有三处住房。其中一处是我自己住，住的是公寓，房东兼管包饭和家务照料，那时玛丽亚•列比亚德金娜（她现在是我的合法妻子）也住在那儿。另有两处住房是按月租赁的，为了拈花惹草：其中一处供我和一位爱我的太太偷情，而另一处则供我和她的侍女干那苟且之事，有一个时期，我很想把她们两人凑到一起，让这位太太和侍女当着我的朋友和她的丈夫的面不期而遇。我知道她俩的性格，我期待着能够从这个混账的玩笑中得到大的乐趣。

我一步一步准备着主仆两人的这次邂逅相遇，因此我必须经常到其中的一处别宅去，它就在豌豆街的一栋大楼里，因为那侍女常到那里去跟我幽会。我在那里只有一个房间，在四楼上，是向一家俄国小市民租来的。他们自己就住在我旁边的另一个房间里，较拥挤，以致将我们隔开的那扇门常常开着，而这正是我需要的。丈夫在某人开的一间账房间工作，一早出去，半夜才回来。妻子是个四十上下的娘们，做些东拼西剪，以旧改新的活儿，也不时要出去送她做好的东西。我就和他俩的女儿单独留下，我想，这女儿大约有十四岁，看上去还完全是个孩子。她叫玛特廖莎。母亲是爱她的，但常常打她，而且按照他们的习惯像个乡下娘们似的对她大声叫骂。这女孩管照料我的生活起居和打扫屏风后面的我的房间。我要声明，我忘了这楼的门牌了。现在，经查询，我才知道老楼已经拆除，转卖给别人了，在原来两三栋老楼的房基地上建起了一座很大的新楼。我也忘了那两个小市民姓甚名谁了（也许当时就不知道）。我只记得那女的叫斯捷潘尼达，父称好像叫米哈伊洛夫娜。男的叫什么我就不记得了。过去他们是谁家的农奴，从哪来，现在又上哪去了——我一无所知。我想，如果硬要找他们，想办法到彼得堡警察局去查询一下，肯定能找到他们的踪迹。我那房间坐落在院子的一个犄角上。一切都发生在六月。这楼是天蓝色的。

有一回，我放在桌上的一把削笔刀丢了，其实它对我毫无用处，就这样随便撂着。我告诉了女房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用树条抽女儿。但是她刚骂过孩子（我平时很随便，他们跟我也不客气），说什么一件破衣服丢了，怀疑是她偷的，甚至还揪她的头发。当这衣服在桌布底下找到后，那女孩竟连一句埋怨的话也不愿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注意到了这点，也就在这时候我才头一次看清这孩子的脸，而在这以前它只是倏忽闪过。她长着一头浅色的头发，脸上有几颗雀斑，脸长得很普通，但含有许多稚气和文静，文静极了。母亲不高兴了，因为她女儿并不因为白白挨打而埋怨，她向她挥起了拳头，但是没有打下去，因为这时恰好赶上我丢了那把小刀。说真的，除了我们仨以外，谁也没来过，而能绕过屏风到我屋里去的只有这女孩。那娘们怒不可遏，因为她还是头一次打女儿打得没有道理，她扑向扫把，从扫把上拔出几根树条，当着我的面就抽那孩子，把她抽得浑身是伤，玛特廖沙并不因挨了打而哭喊，但是每打她一下就有点异样地抽泣。后来又大声啜泣，抽抽搭搭地哭了整整一小时。

但是在这以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正当女房东扑向扫把抽树条的时候，我在我床上找到了那把小刀，它不知怎么从桌上掉到床上去了。我立刻想先别声张，好让她妈先抽她一顿。我决定这样做是刹那间的事；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屏住呼吸，上气不接下气。但是我打算丁是丁卯是卯地把一切说清楚，不致有任何事情留下来没有说。

我一生中有多次处在非常耻辱、异常丢脸、卑鄙和主要是异常可笑的境地，任何这类状况除了激起我的极大愤怒外，它还常常在我心中唤起一种令人难于置信的快感。就如犯罪和遭到生命危险时的情形一样。如果我偷东西，我在偷东西时就会感到一种狂喜，因为我意识到我这人竟会卑鄙下流到这种地步。我喜欢的不是卑鄙下流（我此时的理智还是完全健康的），但是我喜欢因痛苦地意识到我卑鄙而出现的狂喜。就如任何一次，当我站在决斗线上等候对方开枪时，我就会感到一种极其无耻的、如痴如醉的感觉，而且有一次这感觉还非常强烈。我承认，我自己也常常寻找这种感觉，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感觉比任何这类感觉更强烈。当我挨人家耳光的时候（我一生中挨过两次耳光），我也有这感觉，尽管我非常愤怒。但是这时如果能克制住愤怒，那得到的快感就会超过你所能想象的一切。我从来没有把这想法告诉任何人，甚至都没有暗示过，我一直把这看成耻辱，讳莫如深。但是有一回，在彼得堡的小酒店里，有人狠狠地揍我，揪我的头发，我就不曾有过这个感觉，我只感到无比愤怒，当时我没有喝醉酒，只是跟人打架。但是，换了在国外，如果一个法国子爵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摁倒在地，打了我一记耳光，而我为此一枪打掉了他的下巴颏，我就会感到狂喜，也许我就不会感到愤怒了。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说这一切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这种感觉从来没有完全征服过我，我永远保持着清醒的意识，最完全的意识（因为一切都是建立在意识之上的）。虽然有时候这种感觉攫住我，使我失去理智，但我永远没有达到忘我的地步。有时候我会勃然大怒，怒火中烧，但与此同时我又能把它完全压下去，甚至达到最高点，怒不可遏时，我也能蓦地止怒；不过我自己从来不愿意止怒。我坚信我可以像个修士般过一生，尽管我像野兽一样贪淫好色，因为我天性好色，而且永远乐此不疲。我一直到十六岁都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就像让-雅克•卢梭曾经忏悔过的那样，可是过了十六岁，我一乐意就停止了。只要我乐意，我永远是自己的主人。总之，大家要明白，我不用环境呀，疾病呀等等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体罚完毕后，我就把那把小刀塞进坎肩的口袋里，走出去，扔到大街上，离这家公寓远远的，就这样，让任何人永远不会知道。后来我又等了两天。那小女孩哭过后变得更寡言少语了；我相信，她并不恨我。不过可能有点难为情，因为她妈当着我的面打她，而且打得这么凶，她没有哭叫，只是在打她的时候嘤嘤啜泣，当然是因为我站在一旁，而且什么都看见了。但是，她还是个孩子，虽然觉得丢人，大概也只会怨她自己。在此以前，她也许只是怕我，但不是怕我这个人，而是因为我是房客，是外人，她好像很胆小。

当时，也就在这两天，有一回，我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够抛弃和丢下我预谋的意图，我立刻感到我能，什么时候都能，立刻就能。在那时前后，我曾经想自杀，因为我患了冷漠症；话又说回来，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在这两三天中（因为一定要等那女孩把什么都忘了），我大概想使自己分心，不要老想着这件事，或者只是为了取笑，我在公寓里进行了一次偷窃。这是我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偷窃。

这公寓住着好多人。其中有一位小官吏，拉家带口，住在两个带家具出租的小房间里；年约四十上下，人并不太笨，而且一表人材，就是穷点。我跟他并无私交，同时他对我周围的那伙人也感到害怕。他刚拿了薪俸，一共三十五卢布。推动我去干这事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我的确需要钱用（虽然四天后我就收到一笔汇款），因此我偷钱好像是出于需要，而不是因为开玩笑。这事做得很无耻，也很明显：我简简单单地走进他的房间，这时他的老婆、孩子和他正在另一间小屋里吃饭。当时，在靠房门的一把椅子上放着他的一件叠好的制服。还在楼阁里我就忽然闪出这个想法。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钱包。但是那小官吏听见了响动，从小屋里身外张望了一下。他好像，甚至起码看见了什么，但是因为没有看真切，因此，当然，也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说，我从楼道里走过，想顺便来看看他家的挂钟几点了。“停了，您哪，”他回答，于是我就出去了。

当时我喝酒喝得很多，在这公寓里有许多狐朋狗友，其中也包括那个列比亚德金。那钱包以及其中的一些零钱我扔了，只把几张钞票留了来。一共三十二卢布，三张红票子，两张黄票子。我立刻把红票子破开了，派人去买了香槟酒；后来又拿出一张红票子，接着又拿出第三张。约莫过了四小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小官吏在楼道里等我出来。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您今天到我屋里去有没有无意中把椅子上的制服碰到地上……就放在房门旁边？”
“不，不记得了。您屋里放着制服？”
“是的，放着，您哪。”
“在地板上？”
“先放在椅子上，后来撂在地板上。”
“那怎么呢，您把它拾起来了？”
“拾起来了。”
“嗯，那您还要什么呢？”
“既然如此，那就没事了，您哪……”

他不敢把话说完，而且在公寓里他也不敢告诉任何人——这些人竟胆小到这般地步。话又说回来，公寓里的人都非常怕我，而且对我很恭敬。后来我很喜欢在楼道里遇见他，瞅他一眼，大约有两三次。很快我就腻烦了。

这三天一过去，我就回到了豌豆街。母亲拿着包袱正准备到什么地方去；那小市民自然不在家。就剩下我和玛特廖沙。窗户开着。这公寓里住的全是手艺人，一整天各层楼上只听见锤子的敲打声或者唱小曲的声音。我们过了大约一小时。玛特廖沙坐在自己的小屋里的一张小板凳上，背对着我，在用针线缝什么东西。最后她突然唱起歌来，声音很低；她有时候常常这样。我掏出怀表，看看几点了，两点。我的心开始跳起来。但这是我又问自己：我能不能罢手，不干这事？我立刻回答自己：能。我站起身来，开始蹑手蹑脚地向她走去。他们家的窗台上放着许多洋绣球，阳光充足，非常明亮。我轻轻地坐到她身旁的地板上。她打了个哆嗦，非常害怕，跳了起来。我抓住她的一只小手，轻轻地吻了吻，又把她摁到小板凳上，开始望着她的眼睛。我刚才吻了她的手这事，突然把她逗笑了，毕竟是孩子嘛，但是她只笑了一秒钟，因为她忽地再一次跳起来，而且显得害怕极了，怕得脸上都掠过一阵痉挛。她两眼一动不动地紧盯着我，感到可怕极了，嘴唇也开始抽动起来，想哭，但是毕竟没有叫出声来。我又开始亲吻她的两只手，把她抱过来，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我亲吻她的脸和大腿。当我吻她的大腿时，她全身猛地退缩了一下，仿佛害羞似的微微一笑，但是这笑有点像佯笑。她的整个脸都羞得通红。我一直悄悄地向她说着什么。最后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怪事，这事我永远忘不了，使我感到很吃惊：小女孩突然伸出两手，搂住我的脖子，突然主动地拼命吻我。她的脸现出一种狂喜。我差点没站起来走开——这么一个不点大的小女孩居然会这样，我感到不快——出于一种惋惜。但是我克服了我突然升起得这种害怕感，留了下来。
当一切完事之后，她有点不好意思。我没有安慰她，劝她，我已经不跟她软语温存了，她望着我，胆怯地微笑着。我突然觉得她的脸变得很蠢。随着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她变得越来越不好意思了。她用两手捂着脸，站到一个角落里，脸朝墙，一动不动。我怕她又像方才那样惊恐不安，所以就默默地走出了公寓。

我想，发生的这一切，她一定觉得其丑无比，可怕极了。尽管她在襁褓里想必就听到过许多俄国的骂人话和各种各样地奇奇怪怪的谈话，但是我完全相信，她还什么都不懂。最后她肯定会觉得她犯了弥天大罪，她罪不可赎——“我杀了上帝”。

就在这天夜里，我在小酒店里跟人大打出手，这事我在前面已经捎带提过。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却在自己的公寓里醒了过来，是列比亚德金把我送回来的。我醒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她有没有说出去；这时我真的很害怕，虽然并不太害怕。这天上午我很开心，对谁都特别好，我那帮狐朋狗友也都对我很满意。但是我还是撇下他们大家，去了豌豆街。我在楼下的门厅里遇到了她。派她去买菊苣根，刚从小铺回来。她一看见我就非常害怕地飞也似的跑上了楼。当我进屋时，她母亲已经抽了她两个嘴巴，因为她“不要命”似的跑进了屋，这倒把她害怕的真正原因掩盖过去了，反正我在那里的时候，她一直没进来。我呆了将近一小时就走了。

傍晚，我又感到了恐惧，但这恐惧已经比早上强烈得多。当然，我可以抵赖，但是她们可以揭发我。我似乎看到了苦役营。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害怕，除了我一生中发生的这件事情以外，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我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东西。尤其不怕去西伯利亚，虽然我曾不止一次可能被流放。但是这一次我却害怕了，当真感到了恐惧，不知道为什么，这还是生来第一回，这感觉很强烈，很痛苦。此外，晚上，在公寓里，我恨透了她，恨不得杀死她。我最恨的是想起她的笑。我心中产生了一种蔑视，搀杂着无比憎恶，就因为她跟我干完那事以后，竟敢跑进墙角，用手捂着脸，我陡地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狂怒，然后就感到浑身发冷；快天亮的时候开始周身发烧，我又感到一陈恐惧，便这恐惧已经如此强烈，我不知道还是什么比这更厉害的痛苦了。但是我已经不再恨这小姑娘了；起码不再跟昨晚那样一阵阵发作了。我发现，强烈的恐惧能把憎恨和报复感驱除净尽。

我醒来时已将近中午，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对昨天发生的某些感觉甚至都感到惊奇。然而我当时的心绪很不好，而且又不得不到豌豆街去，尽管我感到十分厌恶。我记得当时我非常想跟人吵架，不过要大吵大闹。但是，我到豌豆街之后，突然发现尼娜•萨韦利耶芙娜，就是那侍女，在我的房间里，她已经等了我差不多一小时了。我根本就不喜欢这姑娘，因此她到这里来自己就有点害怕，因为她不请自来，怕我生气。但是我看见她却忽然非常高兴。她长得不难看，但是举止稳重，并带有一种小市民喜欢的风度，因此我那女房东早就向我对她赞不绝口。我进门的时候她俩正在喝咖啡，而房东太太由于能找到一个人聊天，又谈得这么开心，感到非常快乐。我在他们家那间小屋的角落里发现了玛特廖沙。她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看着母亲和那位女客。当我进去的时候，她并没像上次那样躲起来，也没有跑掉。我只觉得她瘦了好多，似乎在发烧。我跟尼娜亲热了一番，关上了通女房东家的门，我很久不曾这样做了，因此尼娜走的时候非常高兴。是我自己让她走的，此后，我两天没有回豌豆街。我已经玩腻了。
我拿定主意一了百了，先把房间退了，并且离开彼得堡。但是我回去退房的时候，却遇到女房东很惊慌和很伤心：玛特廖莎病了，已经病了三天，每天夜里都发烧，半夜还说胡话。我自然问她，玛特廖莎说胡话时说了些什么(我们是在我的房间里悄悄地说的)。她悄悄地告诉我，她说的胡话“可怕得不得了”，她说：“我杀了上帝。”我建议请位大夫来，由我出钱，但是她不肯：“上帝保佑，不看也会好的，她也不是老躺着，白天还能出去，刚才还上铺子去买东西呢。”我决定过会儿等玛特廖莎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再去看她，因为女房东说漏了嘴，说她五点前还得上彼得堡区跑一趟，所以我决定晚上再来。

我在饭馆里吃了饭。五点一刻整我又回到了豌豆街。我从来是带着钥匙自己开门进屋的。除了玛特廖莎以外没有一个人。她躺在小屋里用屏风挡着的母亲的床上，我看见她向外张望了一下；但是我佯装没看见。所有的窗子都开着。空气很暖和，甚至很热。我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坐到沙发上。直到最后一分钟，一切我都记得。我决定不先跟玛特廖莎说话，我觉得这样做别有一番情趣。我等着，坐了整整一小时，突然她自己从屏风后面跳了出来。我听见她从床上跳下来，两只脚在地板上发出咚的一声，接着就听到相当快的脚步声，她站在我的房门口。她默默地望着我。在这四天或五天中（从那时起我一次也没有很近地见过她），她的确瘦了很多。她的面容憔悴了，脑袋大概还在发烧。眼睛变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似乎带着一种隐隐约约的好奇心（我起先这么觉得）。我坐在长沙发的犄角上看着她，没有动弹。这时我又忽然感到一种憎恨。但是我很快发现她根本不怕我，说不定还处在一种谵妄状态。但是她并没有处在谵妄状态。她突然冲我频频点头，就像有人恨透了某人，向他不住点头一样，她突然向我举起自己的小拳头，站在原地，开始用拳头威胁我。在开头一刹那，我觉得这动作很可笑，但是紧接着我就受不了了。我站起来，向她挪近了点。她脸上充满在孩子的脸上不可能看到那种绝望。她一直威胁地挥舞着她那小拳头，谴责地向我频频点头。我走近她，开始小心翼翼地劝她，但是我看到她听不懂，因为她忽然跟上回那样伸出两只手捂住了脸，走开了，站到窗口，背对着我。我撇下她，回到自己房间，也在窗口坐了下来。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我不走开，而是仿佛等着什么似的留了下来。隔不多久，我又听见她急促的脚步声，她走出门外，走到外面的木头回廊，回廊上有楼梯可以下楼，我立即跑到我的房门跟前，微微推开了门，还来得及窥见玛特廖莎钻进紧挨着另一个地方的一个鸡窝似的非常小的储藏室。我脑子里倏忽闪过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关上门，又回到窗户旁。不用说，倏忽间闪过的想法不能信以为真；“但是，然而”……（一切我都记得。）

　　过了片刻，我看了看表，看见了时间。傍晚渐渐降临。我头上有一只苍蝇在嗡嗡叫，老停在我脸上。我捉住它，捏在两只手指里，放出了窗外。楼下院子里声音很大地驰进一辆大车。在院子一角的一扇窗户里还有一位裁缝师傅在大声唱着小曲(已经唱很久了)。他坐在窗口干活，我可以看见他的身影。我想到，既然我走进大门爬上楼梯时，谁也没有遇见我，那么我现在下楼，当然也不应当让任何人遇见，于是我把椅子从窗边挪开。接着拿起一本书，但是又把书撂下，开始望着洋绣球叶子上的一只很小的红蜘蛛，望出了神。直到最后一刹那，一切我都记得。

我突然掏出怀表。她出去后已经过了二十分钟。我的猜测似乎不无可能。但是我拿定主意再等一刻钟左右。我也想过，她会不会已经回来了呢？我听漏了也说不定？但这是不可能的：四周死一般寂静，连每只小苍蝇的嗡嗡叫声我都听得见。突然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起来。我又掏出怀表：还差三分钟；我硬是坐过了这三分钟，虽然我的心跳得发疼。这时我站了起来，戴上了礼帽，扣上了大衣，还顾了一下房间：是不是一切仍旧在原来的位置上？有没有留下什么我曾经来过的痕迹？我又把椅子搬到它原来放的离窗户稍近一点的地方。最后，我轻轻开了门，用我的钥匙把门锁上，然后向小储藏室走去。储藏室的门虚掩着，但是没有闩上：我知道它也闩不上，但是我不想把它打开，而是踮起脚尖，开始向门缝里张望。就在我踮起脚尖的那一刹那，我想起了，当我坐在窗口，看着红蜘蛛，看得出神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会儿我将怎么踮起脚尖，眯起一只眼，窥视这门缝。我之所以在这里添上这细节，为的是我一定要证明，我当时的理智有多么清楚，多么沉着。我向门缝里张望了很久，可是里面黑黢黢的，但也不是黑得完全看不清。最后我终于看清了我想要看的东西……我要得到完全的证实。

我终于决定我可以走了，接着就下了楼。我没有碰见任何人。大约过了三小时，我们那帮人已经脱了外衣，坐在公寓里喝茶，在打一副旧牌，列比亚德金还朗诵了诗。大家谈天说地，好像凑趣似的，一切都妙趣横生，十分可笑，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傻喝傻玩。那天基里洛夫也来了。谁也没有喝酒，虽然桌上放着一瓶罗姆酒，但是只有列比亚德金一个人稍微喝了点。普罗霍尔•马洛夫说“只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心满意足，不闷闷不乐，我们这帮人就肯定很开心，话也说得聪明有味。”这话我当时就记住了。

但是已经十一点钟光景了，住在豌豆街的那女房东派了一名扫院子家的小女孩跑了来，她来给我报信：玛特廖莎上吊了。我跟这小女孩去了，看见了女房东，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派人来找我要干吗。她要死要活地又哭又嚎，乱成了一团，有许多人，还有警察。我在门厅里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几乎没人来打扰我，只问了一些该问的问题。但是，除了这孩子有病，最近几天常常说胡话，因此我曾建议去请个医生来，由我出钱，此外我就什么情况也提供不出来了。警方还问过我丢小刀的事；我说，女永乐用树条抽了她，但这也没什么。至于我晚上来过这事，则谁也不知道。关于法医检查后有何结果，我什么也没听说。

将近一周，我没有到那里去。后来早就埋葬了，我才去退房子。女房东仍旧哭哭啼啼，虽然她已经在忙活自己那些碎布头，跟过去一样在缝缝补补了。“我是因为您丢了那把小刀才打她的，”她对我说，但是并没有大的责备。我跟她结了账，借口是我现在没法在这样的房间里住下去了，也不便在这里接待尼娜•萨韦利耶芙娜。临走时，我在应付的房租外又多给了她五个卢布。

总之。那时我的日子过得很无聊，无聊得近乎百无聊赖。豌豆街上发生的事，在危险过去之后，我差点全忘了，就像忘了那时的一切一样，如果不算有个时期我还曾恼怒地想起，我当时也太胆小怕事了。我把自己的愤怒常常发泄到我所能发泄的人身上。也就在这时候，我忽然无缘无故地异想天开，想用什么办法来摧残自己的生命，不过要尽可能让人感到恶心。大约一年前我就想开枪自杀；结果出现了更好的办法。有一回，我看着瘸腿的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列比亚德金娜，那时她在贫民窟里给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当时她还没疯，但是简直像个成天价欢天喜地的白痴，而且在私底下发狂般爱上了我（这是我们的人跟踪打探出来的），我突然拿定主意要跟她结婚。斯塔夫罗金想跟这样一个下三烂得女人结婚，这想法使我感到很刺激。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成体统的了。但是，在我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是否有玛特廖沙的事情发生后，我对我当时充满的那种卑鄙的怯懦感到愤怒，无意识地（自然是无意识地）掺杂其中，先不去说它。说真的，我不以为是这样；但不管怎样，我之所以同她结婚不仅因为“醉后打赌”之故。我的证婚人是基里洛夫和当时恰好在彼得堡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最后，还有列比亚德金和普罗霍尔•马洛夫（现在死了）。此外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了，而上述这些人则保证三缄其口。这沉默我一向觉得似乎很卑鄙，但是迄今为止他没有被破坏，虽然我也有意公诸于众；现在我就趁机把这点也公开了。

结婚后，当时，我就回到外省去看望我的母亲。我此去是为了解闷，因为我感到受不了。我在我们那座城市里给人留下一个想法，似乎我精神错乱了——这想法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去掉，而这想法无疑对我有害，为什么有害，我将在下面说明。后来我就出国了，而且一去就是四年。
我去过东方，在圣山曾坚持做过连续八小时的彻夜祈祷，我还去过埃及，住过瑞士，甚至还去过冰岛，在哥廷根大学听过整整一年课。最好一年，我在巴黎与一个俄国贵胄之家过从甚密，还在瑞士结识了两位俄国姑娘。大约两年前，我在法兰克福路过一家纸店，我在出售的许多照片中发现一名女孩的照片，这女孩穿着一套很雅致的儿童服装，但长得很像玛特廖沙。我立刻买下了这张照片，回到旅馆，放到壁炉上。这张照片放在那里差不多一星期，没人碰它，而我连一次也没有看它，后来我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也忘了把它带上。
我把这事记下来是为了证明，我对自己的回忆有多大的自制力，我能对这些回忆无动于衷。我能一下字拒它们于千里之外，让它们与众多的往事混合在一起，而每一次，只要我愿意，这许多往事就会乖乖地消失不见。我一向不愿意回忆往事，觉得很无聊，我也从来不会向几乎所有人那样津津有味地谈论往事。至于玛特廖沙，我甚至把她的照片都忘在壁炉上了。

大约一年前，春天，我取道德国到什么地方去，由于我心不在焉坐过了车站，本来我应当在这站倒车，转乘我要去的路线，结果却跑到了另一条支线。我只好在下一站下了车；那时正当下午两点多，天气晴朗。这是一座很小的德国小镇。有人向我指点了旅馆。必须等候：下一趟火车要到半夜十一点才来。对这件意外事我甚至感到高兴，因为我并不急于到什么地方去。这家旅馆又糟又小，但是整座旅馆坐落在一片绿荫中，周围还布满花坛。给了我一见窄小的房间。我美美地吃了顿饭，因为坐了一夜火车，所以饭后，在下午四点钟，就美美地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梦，因为我从未做过这类梦。在德累斯顿，在美术陈列馆，有一副克劳德•洛兰的画，根据该馆收藏目录，似乎叫《阿齐斯和哈拉德娅》，我则一向把这画叫做“黄金时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就看过这画，而现在，大约三天前，我又一次顺便看到了它。而我梦见的正是这画，不过不是作为一幅画，而是好像一件真实的往事。

这是希腊列岛的一角；碧波荡漾，岛屿星罗棋布，悬崖耸立，海滨繁花似锦，远处是一幅神奇的大海全景，夕阳西下，美丽而迷人——简直非语言所能表达。欧洲人认为这里是他们的摇篮，许多神话故事都渊源于此，这里是他们的人间乐园……这里生活过许多优秀的人！他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过着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绿荫下充满了他们快乐的歌声，他们把异常充沛的、无穷无尽的精力都投入到爱和纯朴的欢乐中。太阳把明媚的阳光洒遍岛屿和大海，为自己的优秀儿女感到高兴。奇妙的梦，崇高的想入非非！幻想，所有存在过的幻想中令人最难以置信的幻想，整个人类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它，为了它，牺牲了一切，为了它，先知们壮烈地牺牲在十字架上，没有它人们活着也觉得没有意思，甚至死了也毫无价值。这一切感觉，我仿佛在梦中都体会到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梦见了什么，但是那悬崖峭壁，那大海，那夕阳西下时的夕照——这一切，当我醒来，睁开眼睛（我还是生平第一次热泪盈眶），似乎还能看到。这种我过去不曾体验过得幸福感，透过我的心房，甚至让我感到疼痛。已经完完全全是傍晚了；夕阳西下，把它那束明亮的斜晖，照进我拿小屋的窗户，穿过放在窗台上的盆花的绿荫，洒遍我的全身。我急忙重新闭上眼睛，似乎渴望重续旧梦，但是忽然在那明亮耀眼的光束中，我似乎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点。它渐渐变成了一个形体，蓦地，我清楚地看到一只很小的红蜘蛛。我马上想起它就在洋绣球的叶子上，那时候也是夕阳西下，一束斜晖照进了窗户。好像有什么东西刺进了我的胸膛，我欠起身子，在床上坐了起来……（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我在自己面前看到了（噢，不是真的看到了！如果这是真的幽灵就好啦），我看到了玛特廖沙，消瘦、憔悴，两眼像法热病似的充满血丝，就像那天她站在我房门口，向我频频点头，向我举起她那小拳头时一样。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如此痛苦！一个可怜的、绝望的、孤立无援的十来岁的小女孩，还不能懂事，向我威胁着（用什么威胁呢？她又能对我怎么样呢），但是，她怪罪的当然只是她自己！我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情形。我一直坐到天黑，一动不动，忘记了时间。这是否可以叫做良心谴责或者悔不当初呢？我不知道，一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也许，直到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一行为时我都没有深恶痛绝。也许，这回忆甚至直到现在对我好色的本性来说都是愉快的。不——只要想到这一形象，我就受不了，即她站在我的房门口，向我举起小拳头，威胁我，只要一想到她那里的样子，只要一想到当时那一分钟，只要想到这频频点头。而这正是我最受不了的，因为从那时起它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我眼前。不是她主动出现的，而是我自己的叫它出现的，我不能不叫它出现，虽然一看到这个我就没法活。噢，如果有朝一日我真能看见她就好了，哪怕在幻觉中！
我有其他许多旧的回忆，也许比这要好。我对一个女人不好，她因此死了。我还在决斗时使两个无辜的人死在我面前。有一次我蒙受了青春的人，但是我没有向对手报复。我还毒死过一个人——故意的，而且得逞了，可是谁也不知道。（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把一切说出来。）

但是为什么这些回忆没有一样能激起我类似的感觉呢？除非是恨，而且这也是我现在的处境引起的，而过去我常常冷漠地把这置诸脑后，不予理睬。

这以后我就四处漂泊，漂泊了几乎整整一年，竭力不去想它。我知道，只要我愿意，哪怕现在我都能把这小姑娘甩开，不去想她。我像过去一样完全能够掌握我的意志。但是全部问题偏偏是这样，我从来不愿意这样做，自己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这，我是清楚的。这情况肯定会继续下去，一直到我疯狂。

过了两个月，我在瑞士竟会爱上了一个姑娘，或者不如说，我感到一种汹涌澎湃的激情，掺杂着一种只有在我早年才感到过的那种疯狂的冲动。我感到一种可怕的诱惑，唆使我去犯新的罪行，即实行重婚（因为我已经结过婚了）；但是我接受另一个姑娘的劝告逃走了——我向这姑娘坦白了一切。再说，新的罪行丝毫也未能使我忘掉玛特廖沙。

就这样，我打定了主意把这份东西付印，并将印好的叁佰份运回俄国。等时间一到，我就分送警察署和地方当局；同时分别寄给所有的报纸编辑部，请他们公开发表，同时也分寄在彼得堡和在俄国许许多多认识我的人。同样，这份东西也将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我知道，我在法律上也许不会有麻烦，起码不会有大的麻烦；我是主动自首的，没有原告；此外，也没有任何证据，即使有，也非常少。最后，还有关于我理智失常的根深蒂固的想法，还有我的亲人肯定会利用这一想法竭力奔走，这一切就有可能消除对我有危险的任何法律追究。我所以要申明这点是为了顺便证明我的脑子十分健全，而且我明白我的处境。但是对我来说还将留下直到我全部底细的人，他们将看着我，我也将看着他们。这样的人越多越好。这是否会减轻我的罪名呢——我不知道。我只能采取这最后的办法了。

再说一遍：如果到彼得堡警察署仔细查找一下的话，说不定是能够找出点线索来的。那两个小市民夫妇也许还住在彼得堡。当然会记得那幢楼房。这公寓是天蓝色的。我哪儿也不去，若干时间内（一年左右或两年），我将一直呆在家母的庄园斯克沃列什尼基。假如当局传唤，我随叫随到。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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