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西路军，肃反与抢救

二六山山

先说张国焘
     
     坚强的革命者是一个目标干到底、把事情做彻底的人，任何犹豫和动摇都不会成功。而张最缺乏的就是坚定性和自信力，一边凭人多势众自封“主席”，一边“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徐向前，1987：475）徐说了一件小事：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打了一个胜仗，徐得到消息后找张，要出个捷报，发给部队。“张国焘态度很冷淡，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徐向前，1987：476）消息公开后，使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形成了对比，对张国焘很不利。在这个问题上，张本来既可以大大方方地公开出来，因为他是“中央主席”，一方面军的胜利不也是“主席”的光荣？后来不就是把整个党史、革命史的胜利都归为一个人的领导吗？当然张也可以永远压着不发，真的搞一点“愚民政策”。整风时期毛泽东就严格审查一切信息资源；“文革”时期，除了毛自己的书和他允许的书，古今中外的所有书都是要烧毁的“封资修黑货”。

　　张之缺乏政治领袖的素质，还在于他会动感情。1936年9月中旬讨论行动方向时，朱德、陈昌浩等主张按中央要求北上，张主张先西进青海再转陕北以避免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部决战，朱陈主张通过后，张还是认为不妥，晚上去找陈昌浩做工作，发生争吵。

　　这是张国焘自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大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藉，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徐向前，1987：497）

　　《李先念传》记述张、陈的对话是：“说明陈昌浩无权改变他的命令，应该注意保护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会让我们交出兵权，甚至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便伤心地痛哭起来。陈昌浩向他指出，你的决定是错误的，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必须去会合，会合才有出路。我们的错误要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张见陈昌浩不答应，就去彰县找徐向前、李先念等人，说明“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徐等同意后，张即要陈昌浩前来会合，陈见徐向前等已经同意，并已开始调动部队，也就不再坚持。后来在中央发来严令，而且徐向前西进洮河后，河西已是大雪封山，道路难行，故又转而按中央要求北上。（朱玉，1999：238—240）

　　张国焘不反对北上，只不过是避开敌人主力绕道而行，所以其主张是有道理的，但他只会以眼泪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既说明中央压力之大，也说明张意志不够钢强。陈昌浩是他的老部下，此时居然也不听他的，亦见张此时大势已去。政治家不是不流泪，比如三国时的刘备，那是为了表示“仁心”以争取人心，但张这种的负气的流泪则没有任何政治功效。

再说西路军
　
    1937年，西路军兵败祁连。“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徐向前，1987：555）应当肯定的是，徐向前的“愧悔交加”之中还有痛苦，因为《毛泽东选集》把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逃跑路线”紧密相联。只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徐才得以畅其所郁，强调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并非张国焘的“擅自决定”，而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按照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指示行动的。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条：第一，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过应有的限度，这是失败的根本因素。第二，无法取得战场主动权。三，战场指挥上缺乏机断专行。

　　客观条件外，三个原因都与中央军委指挥不当有关。关于第一点，西路军的任务凡五变：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西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第一变是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第二变是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第三变是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到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第四变是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第五变是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

　　关于第二点，西路军孤军深入，没有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河西走廊狭长的地形又无法集中兵力，不可能发挥红军的战术特长。“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并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徐向前，1987：560）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招架之功尚缺，还手之力全无。

　　关于第三点。中央统得过死，不给战场指挥以应有的自由权。毛不能容许西路军领导人有半点异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徐向前，1987：544）这就把西路军的行动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在一起，谁还动弹？“在西路军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发出如此具有严重性质的电报以压西路军领导人，使之机械执行其命令，这在毛泽东指挥军事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也不是单单可以用形势变幻莫测可以解释得清的。”（汪云生：1999：340）

　　后方的张国焘此时急于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发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和威信。”（徐向前，1987：538）陈昌浩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急于表忠心：“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惟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惟上’的盲从地步。”（徐向前，1987：563）

　　西路军过河后张国焘没有单独发过电报，有关四方面军的各种指令，是以毛为中心的军委作出的，因此西路军失败的帐不能挂在张国焘的头上，但史书有时并不符合历史。1965年，中国人民大学革命专家李新在河西走廓参加“四清”时，“我亲眼看到高台的一个集镇，据甘肃到新疆的河西走廓中，当年必是冲杀要地。……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已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毛泽东选集》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的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这样的。”（李新：1998：135） 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毛的原文无法改动，但相关注释改写为：三个方面军会师后，“十月下旬，四方面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肃反”与“抢救”
　

     鄂豫皖根据地和四方面军历史特殊。不但内部斗争激烈，而且张国焘的“另立中央”也使它与中央红军产生矛盾。在张国焘被认定要为分裂负责后，徐向前成为四方面军的旗帜。原因很多，但徐本人的谨慎是重要一条。

　　鸡鸣河会议上，徐与曾中生等人意见一致，结果他的妻子被杀。此后徐就谨慎多了。“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徐向前，1987：227）张国焘的第二次“肃反”就没有他的事。

　　张国焘与中央闹别扭，首先发生在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时，“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此时徐正率军向松潘出发，“我当时被在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徐向前，1987：427）8月11日的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张和中央“吵得很凶”，“至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徐向前，1987：439）。8月下旬右路军穿过草地后，张和中央之间“南下”“北上”之争日益紧张，“陈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又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熟悉。有什么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联系。”（徐向前，1987：444）

　　也许不是故意回避，但在关键时刻总能远离是非之地，是徐的过人之处。他比较延安整风与张国焘肃反，认为“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徐向前，1987：693）但细读下去，就会发现徐实际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

　　经历过鄂豫皖、川陕根据地两次残酷的“肃反”，徐对“整风”、“肃反”中的极左行径极为敏感。延安整风初期，他是抗大校长兼负责整风的“分学委”主任，举措比较温和，他还给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这当然不符合整风的发动者毛的预期，不久康生的?会部派黄志勇来抗大主持审干，张国焘用过的手法“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徐向前，1987：695）黄志勇是搞逼供信的专家：

　　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徐向前，1987：686）

　　这些比例与“白雀园肃反”差不多。“白雀园肃反”随张国焘一起被否定，康生的肃反审干却未认真清理。“文革”中，康生又一次威风八面，黄志勇再次出击，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成为批徐的急先锋：“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征？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徐向前，1987：841）黄志勇原为装甲兵副政委，“文革”中因整人有功，一度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当然，延安整风的积极分子并不都像康生、黄志勇这样好运长久。整人花样甚多的边区保卫处审讯科长布鲁，在50年代的镇反时被打成“内奸”、“反革命”，屈死狱中。其妻四处奔走，多方申诉，也被开除党籍。抗大绥德分校的一位副校长当时也是整人的急先锋，他曾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逼供。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说过的这些话！”（韦君宜，19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