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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真正的阅读在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死亡或者成为一种无法作为公共准则的私人工作,因此作品内外浮现于表的“作者的态度”,就成为作品流传的最为奏效的口令。这起源于作者的急迫以及随着阅读魅力的锐减之后读者的慵懒麻木,与此同时慵懒麻木的读者仍旧附庸风雅地“以与文学沾边为荣”的本能——这三方面的结合。原本我们对艺术的态度以及各种思考,都须融合、体现甚至是消隐于我们对材料的筛选(过程中的把握和体悟),以及对材料的陈述之中。但是很久以来,有一批不少的作者更急于在材料和陈述之上事先浮现或者覆盖着充满他们嗓音“特征”的结论性态度,使他们的作品在文学魅力普遍萎靡的今天尚能方便地流传一下的同时,也使他们的作品狭窄地落入“流传口令”的窠臼——不过,看起来这个时代能够为“狭窄”兴奋已属不易。很明显,大部分在别的场合尤其是关涉这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场合狂呼“民主”的人,并不需要在艺术上的民主,他们乐于被填鸭。那些“没有态度”也就“没有口令”的作品,把更多的判断权和思考权交给读者,给予读者自由的同时也要求着读者的耐心,但对读者的耐心再作要求显然是这个时代的奢望,“民主的成本”并不低廉。
即便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浮现于作品表层的“作者的态度”对艺术而言仍旧是危险的,而况当下众多作者并非出于叙事策略,更多已是思维和声音的惯性。在今天,“作者”太大太高地耸立于“作品”之上了,再大的篇幅,我们仍旧首先看到的是作者而不是作品。更何况由于前面说到的读者需求的合拍,更多的“态度作者”已经把“态度”作为作品的生存策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态度”正是这个时代还能被称为“读者”的人所群情激奋的,如今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的“读者”,与其说他们热爱阅读,不如说他们正是来寻求“态度”;因为很明显,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时段各个场合,“态度”以及“态度”的衍生物——口令、观点、结论、格言,要比艺术、作品有用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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