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11月09日 你怎么看它，它就是怎样的

生铁

前两天，西维提到看我的小说，里面的女性都很受到我的宠爱和珍视，有点像芭比。

这个角度我自己还从来没想过，所以她的说法让我眼前一亮。

我觉得一个作者对异性的塑造是比较难的，比写对话还要难。但我一直对什么时候自己能塑造好异性的角色，充满了期待。

通过我如何看待女性，继而我自己又想到，我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和回忆它的。

它们不只是物质的，不单单是利益的，而更是一种像画面或者一种气息的东西。我看这个世界就有点像童话。

我随便想到了我认识的人所写的青春，像魏虻《同学少年》和陈卫《那时我们这样杀死老师》，还有别人的什么小说，现在一时提不起来。都非常真实。真实是可贵的。并因为这种真实，而使小说既冰冷坚硬，又富有色彩。

但我很少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小说。小说更多时候只是表达自我的工具。我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我在小说里设置的线头太多了，这没什么益处，而且有时线头太多，你自己会忘记接好它们。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为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小说对于前面十年的我而言，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的目的要超过要符合小说自身规律的目的。

举个例子，假如在我的《杀死老师》里，可能我根本不会去探究人的动机……继而我发现，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因为我压根不会去写这个题材——我是说假使我确实拥有这个题材的一切细节的话。

而如果是我的《同学少年》的话呢？等一下……我觉得可以把《杀死老师》也一起概括起来，我可能无法设想到自己如何将暴力纳入主题的框架之中。我想大家能明白我所说的“暴力”对这两个小说而言是指什么。

当然，我好像也会写另一种暴力，但那种暴力，更像是吓唬人，更直接，更表面。

沿着这个点，一直想下去，我觉得很有意思。
今天，我还和我的孩子谈起自己上小学一年级时，我邻座的女生如何偷了我的东西，如何据为己有。但即使我提到这些，仍然是感到温情脉脉，感到对那段时间和那些人物的无限温情。

我的经验是不是太特殊了？我因为一些原因，像被包在一个我家庭的壳里，一切都是温情脉脉的。我触摸不到这个世界的赤裸裸的真实。这太奇怪了。哪怕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觉得这有点不对劲。我的经验似乎很少普适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到《杀死老师》和《同学少年》。它们对我是重要的参照。它们有的我全都没有——我当然可以理解人物，但我不能理解成因。
相比，黑天才小说里的青春残酷，更显性，因为他主题已经彰示了，他就是要写青春物语。但即便是他小说里的少年故事，我也仅仅是隔岸观火。

这里有个有趣的例子。在我1999年写的一个短篇《在海滨》我写了这么一段对话：

“要是你从小在这儿长大，从没离开过这里，现在你会是个什么样子？你想过吗？”他问余。
“我会憎恨这些游客。”余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夏天把我的家乡搞的一团糟，冬天又让我没活干。”
“我要是从小长在这儿，现在肯定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白说。

这里的白和余是两个好朋友，他们有一年冬天休假，来到北方的海边度假地，这里一片萧条。而事实我想说的是，这也是我和一个朋友的真实的对话。我只是把它们放进小说里而已。

陶北

嗯。我小时候是老实孩子，却很羡慕那些“坏孩子”。常常想象流浪想象冒险，想象干许多家长不让做的事，想象睡在草垛上不用回家。
后来，读青少年题材的小说或看影视，都是“坏孩子”的故事，“好孩子”是没有故事的，他们的青少年生活是苍白的无趣的，仿佛不能作为文学表达的对象。直到看了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后，我才改变了看法。

镇州大萝卜

跟陶北兄反过来，小时候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包括流浪——但正因为如此，我跟生铁有同样的感受：我没有普适性。正如顾耀峰的版面里那个央美的学生说的：他们才是异类。我也就是他们之一。

而这些所谓“异类”经历，真的经历过之后，跟“正常经历”好像区别也不大。而且当我回到“正常生活”方式下以后，那些经历一度被弃置于自己的记忆之外——跟现在的生活没有联系因之似乎那段时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失去因果有虚假感。

陶北兄提到乔伊斯，我也是想起那篇，题目我一时想不起，讲几个孩子相约去冒险，最后有人没去，“我”碰到了一个古怪刻板的老头。——那篇很准确。即使真的去当了“坏孩子”，冒险感受也不会超过那篇里的“好孩子”。

如同理想主义者在理想破灭之后容易犬儒，不当坏孩子之后，对“暴力”和“冒险”我一度感到厌倦反感无聊的程度大约超过好孩子。现在我才肯重新去，相对包容宽纵地重新审视“青春”和“残酷”。

镇州大萝卜

也如生铁所说的一直包裹着他的温情脉脉，每次在“冒险”中，我也一直包裹着一层浪漫派热情——有些时候我自己都知道它接近虚假有美化真实之嫌了。揭开它，面对不包含个人意识的“真实”的话，危险是可怖可惧的东西，生命只有一次，失之不复。肉体一经损害，修复时间会很长，甚至无法修复——我相信有人会对我说心灵也如此，但是就我而言，肉体比心灵更无可修复。心灵是我们自身有能力参与的部分，物质部分更多决定于外部。

后来有年轻人对我提起兰波，提起他跟兰波近似的冲动，我回答他说：兰波的价值主要在他的诗歌，他的生活方式只是因为他的诗歌才具有特别意义，否则，你可以随意在监狱里找到很多跟他同样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当然，说这话时，我部分地认为自己坚硬得接近司屠在《野餐》写的那个安检员：就这样打击着年轻人的激情梦想。所以不到年轻人真的要付诸高危险行动的时候，我通常是不打击他们的热情的。即使那边也是这样，热情本身也是一种生命历程。

萧沆在《解体概要》里提到过抒情诗人和英雄的同质性，付诸才华或者付诸行动，出口和方式不同而已。然而前者仍然会更高，因为行动比起想象会更有限。那么，我们可以再引入因为激情犯罪的罪犯跟他们的同质性，跟诗人相较他缺少了才华，跟英雄相比他少了荣誉。

X

可是为什么要去强求“普适性”，“普适”的东西是否就包含了更多的“真理”（“真相”）？
“普适”也很可能只是差强人意的安全感，
而且作者对读者的贡献也不是要让他们从中看到自身并觉得这样的作品是“真实”的，或者替他们发掘平常不太留意但一旦被作者讲出来就感觉“确实是这样”的观察力。
或许作者的特殊经验正是引发读者进行更深入思考的契机也说不定。
理解生铁说的“暴力”，但“母仪天下”也很难、很好

镇州大萝卜

歪楼讲一个我二货宝器的笑话。前年还是上前年，过年的时候我去惠州乡下看同事，一下高速就碰到一辆车——它几乎是故意撞上来的，车里下来五个人围着我，找我要四万块钱。

我打电话报警，跟同事说我出了车祸，坐在车里门窗紧闭被他们围着吵。突然又来了一辆很拉风的破越野，上面下来一个戴墨镜的男人，一走过来样子就很强硬。我本来还忍着，一看他那架势，我就二了：你们围着我不算，居然还叫黑社会来。我就下来拍着他的肩膀很严肃地说：你以为你黑社会了不起？我是撞车党，大家同行。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同事找她的同学叫了他们镇上的老大来给我主持公道……

再后来，同事批评我说：如果不是我找的人，是对方的人，你准备怎么样？挨打？——我犯二的时候真没想过会怎么样，就是觉得不能让他那么嚣张。这种脾气囫囵着活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是运气好。

鸿渐

生铁所说的这种，我推荐《独自和解》。

镇州大萝卜

你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我讲这件事，是想说清楚为什么我会对暴力很反感。有些时候，暴力是对权势的反抗，但事实上，它本身就是另一种权势——打架这种事，永远是双拳难敌四脚，好汉架不住人多。这里面没有任何可美化的东西，就像克拉苏以雇佣军剿灭斯巴达克思。因着前者的权势，他甚至不必站到对手对面。斯巴达克思最终得到的，只是悲壮的美感。

我在歪楼，生铁主帖说的“暴力”不是我说的这类，是微小的情感上的，跟温情相对却又在跟温情的纠缠中使得温情更为有人情味的东西。

陶北

经历可能具有独特性，但深入到人性层面都是普适的。

西维

在被这个世界用冰冷的刀子扎过之后，仍然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而且，这种美好会变得更真实，就像夜晚你身边那个人熟睡之后的呼吸。你感觉到的是TA的呼吸，TA好TA坏TA是宽厚的还是狭隘的，TA是否伤害过你，是否爱过你，你们是亲近还是疏离你们的明天是否能继续这都不重要。
被棉被包裹的一起一伏的呼吸。
是这个世界最简单最温情脉脉的存在。什么叫真实？作品首先不能违背自己的情感。
所以，看完你的书，我总能想起那些芭比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