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猫步” （刘小枫）

雷思温

知识分子的“猫步”
刘小枫   
   1968年欧美闹过一阵子左派学生运动，打那以后，知识分子就成了学界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朝学界也一时热衷谈论知识分子问题，“角色”、“使命”、“志业”、“批判意识”、“人文精神”，充斥报刊文字和学术论文。经过一番自我认识的努力，人民以为知识分子变得成熟、自重，未料到我们知识分子纷纷走起catwalk（猫步）。
   行走时心目中时时想到左右脚下之间恰好有条直线，脚步当然不能自自然然迈出去，必须轮番踩在直线上。“猫步”就这样走出来了。这种步法的名称，据说得自猫有时候的闲步姿态——通常是闲得百无聊赖的时候。如果见到老鼠，需要跑得飞快，就不可能摆“猫步”。与主人或猫类一起玩耍，也不能迈“猫步”；要是旁边有条凶神恶煞的狗，就更得收敛起“猫步”。总而言之，“猫步”要么是猫装样子，要么闲得无聊，才摆出的步法，而且晓得有眼睛在观看自己。
   后来，“猫步”据说演化了时装模特儿的专业步法。在无数闪光灯面前，时装模特儿左右脚轮番踩在两脚间的直线上，让身体——尤其胯部夸张地左右扭动，身姿好像失去平衡感，却在时尚的风尘岁月中留下了急就的韵律。
   我们知识分子走起“猫步”会是什么样子？
   在意识形态的世界中，直线有各种颜色：左派的红色、右派的蓝色，再不然就用“主义”来命名。无论哪种颜色，只要左右脚踩着直线走——保持“主义”的政治正确，我们知识分子的“猫步”就走出来了。知识分子自己特有的话语如果看起来像时装模特儿的身体，言辞装腔作势，身姿自然就扭动起来。
   时装模特儿本来都是自自然然的女人(如今也有了男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时装表演场所才摆“猫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我们知识分子的模特儿就在报纸、杂志、电视节目中亮相了。热衷表演的知识分子美其名曰“关注现实当下问题”，不晓得“泛泛之词和无谓的激情都是缺乏专业素质的表现”(博尔赫斯语)。
   比如说……
   
   历史的肤浅？
   
   两百多年前，当时的世界霸权国家西班牙的士兵和教士们，从墨西哥进入了如今美国的加州。在普世主义的士兵和教士看来，这片印地安人生活的土地不过蛮荒之地，开垦不仅需要武力，也需要绝对的宗教。在士兵的保护下，一个叫Juripero Serra的神父从1776年到1820年的近50年时间中，沿加利福利亚西部从南到北建造了22座不同大小的天主教堂。1776年建造的Mission San Juan Capistrano（圣若望传教会）据说成了美国加州第一建筑——加州最老的古迹。
   这是一座石砖砌成的差会建筑体，既有以Serra命名的Ｃhapel（崇拜堂），又有简朴的修院，整个院子很像我在西班牙和德国看到的中古修院。不同的是，这里有西班牙人传授相当现代的炼铁技术的炉灶。
   本来，这个院子不过是一个相当短浅的历史的遗物，甚至称为“伟大的石造教堂”也未尝不可。可是，由于美国的历史过于肤浅，这个差会遗址也就成了“美国的珍宝”。整个修院如今被修葺成历史博物馆模样，展出西班牙殖民者用过的马鞍、衣物和加州成为美国一州之前历代君主用的权杖。不难设想，这样的历史遗址会是加州小学生学习美国的加州历史的课堂。据说小学生一到四年级，经常得到这里来感受他们的文明源头，还得以此为题写篇作文。
   在后殖民主义的知识分子话语时代，加州小学生如果碰巧由一位左派老师带队，就会遇到这样的思考题：谁的历史？何种遗址？这样的思考题恐怕也会让大教授伤脑筋，遑论小学生。
   历史越悠久，遇到这样的追究历史中的不义的麻烦恐怕越多。咱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印地安人似的遭遇的民族恐怕也不少。从儒教理想的三代时期起，就有民族间的倾轧。如果把后殖民主义的历史理论逻辑推到底，追究历史中的不义就不能限于殖民时代，大概得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算起。那么，有多少历史遗址是光荣的？中国人时常自夸的五千年历史，有多少清白？
   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中的人民常常看不起美国文化，认为美国的历史太肤浅，但在后殖民文化论盘踞的时代，肤浅的历史有它的益处——少一些历史的不清白。除了犹太人，哪个悠久民族的历史荣光不是建立在其他民族的悲剧上的？何况，后现代的犹太民族正在书写的历史，恐怕也很难说得上光荣了。
   从现代人的权利出发抹平历史，可谓新左派历史理论的肤浅——与这样的肤浅相比，历史的肤浅就算不上什么了。历史中民族的生死存亡从来就受两个东西支配——强力和理念，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有灭亡。肤浅的历史理论不会看到，Mission San Juan Capistrano记载的恰是这两样历史的原初力量。从这肤浅的“美国珍宝”中，背靠悠久的中国知识分子难道不可以领略一番其中的深刻？
   
   三纹鱼的人生
   
   在巴黎，一位分别了十年的老朋友请我吃美国三纹鱼，邀了一些在巴黎的熟人相聚。其中一位朋友是海洋生物学家，他说，三纹鱼从河水向海里游时，肉特别嫩，好吃，从海里往河里游时，肉就不好吃了。那个时候，三纹鱼逆流而上，到北方去产卵，然后让自己死掉，以便孵出的小三纹鱼吃自己的肉长大。
   小三纹鱼从河水向海里游，在顺流而游的生命旅途中长大。如果没有被我们这些人类吃掉，就从海里往河里游，也算辛苦一生，然后再为了自己的子女死掉。三纹鱼的一生，其实才真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自己的后代奉献自己的一生——从河水向海里、从海里往河里游一回，练好一付身体，就为了死给子女吃，以便让子女接着从河里向海里、从海里往河里游一回，练好一付身体死给子女吃。出游回归而死，这就是三纹鱼生命的永恒复返，它的生命目的就是为子女而死。每一条三纹鱼的死给子女吃，就是永恒复返的转换时刻。
   做陪的另一位朋友是社会人类学家，受一个基金会委托刚给亚洲做了几项“田野调察”回来。他乘我们忙于吃三纹鱼时，报告了其中两项调察结果。一项调察是：中国父母每月的消费额中，受子女支配的份额占百分之六十五——欧美父母的消费额中，子女支配的份额占百分之四十。另一项调查是：老人自杀率在华人地区最高，占世界第一（分别是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
   为什么原因自杀？据调查显示，大多为了子女——不给子女添生活负担。
   中国人的人生是不是有点像三纹鱼的永恒复返？中国保守主义（所谓右派）思想大师梁漱溟说，西方思想注重个人自由的权利，这固然很有吸引力，毕竟与中国人的传统习性不合，引进这种权利最终要失败。联想到三纹鱼的人生，这话真有不少道理。
   道理并非在于，中国人的传统习性不易改变，或者改变传统习性未见得就好；道理毋宁说在于，这传统习性改不得。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人都改变了这传统习性，成了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者，不会再像三纹鱼那样，拼命游回河里死给子女吃，中国人不就绝种了？西方世界要中国人接受自由主义人生价值，很可能是一个启示录式的阴谋。
   保守主义并非为传统而保守传统，而是为了传统中的习俗伦理和极高的政治智慧而保守传统。三纹鱼式的永恒复返不仅极高明，而且蕴含极高的政治智慧：如果没有三纹鱼式的人生，中国人哪里还可能有逍遥游，又何以可能保持人口数量，以形成当今世界政治所需要的压力？当然，这一切的前题是，在逍遥游的旅途中，小心不要被有自由主义权利的人吃掉。
   
   倒桶人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人间童话般的巴山在哪里？就在我的家乡重庆——长江南岸一脉连绵的山脉，就是巴山。那里的每年十月，阴雨连绵足足一个月。小的时候，我常常想象巴山夜雨中的秋池。
   想起有一年，我在波士顿遇到一位重庆老乡。不是笼统意义上的老乡，我们的家相隔只有一条街，虽然当时我们并不相识。他20岁离开老家，再没有回去，却记得起巴山在哪里，也记得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条小巷在激动人心的文化革命年代发生的事情。
   我们一起想起了那个倒桶人。
   我们住的小巷就在这座中国西南最大的城市的中心——解放碑。解放碑在我的记忆中好像鬼马的眼睛，每天夜里发出幽蓝的光。它本来是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战胜利修建的“记功碑”，解放后，“记功碑”自然成了“解放碑”。这座城市虽然古老——有巴山夜雨的古代童话，而且曾经是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但我们小巷的住户都没有厕所。每天清晨，每家每户听见一声“倒桶”，就把自己家中的尿桶屎桶拎出来。只见一个中年农民挑着担子走过小巷，把尿桶屎桶里的东西接走。
   1967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整整一个通宵的巷战暂时停息下来，街上静得出奇。突然，“倒桶”的喊声打破了内战中的宁静，却没有哪家哪户像往常那样出来倒桶——害怕挨冷枪子。“倒桶人”从城外来，不知道前晚的战事，不知道革命和保皇两派（或者说左派右派）知识分子还蹲在枪眼旁。他把挑担子的扁担扛在肩上，不停在巷中来回走，“倒桶”……“奇怪，今天怎么没有人出来倒桶？”
   附近高楼的高音喇叭突然发出尖利的声音：“那个扛枪的是哪一派？站住！”“倒桶人”听见声音，好奇地张望四周——“哪里有扛枪的人？”
   高音喇叭喊了三次，“倒桶人”扛着扁担仍旧在巷中来回走，不停喊“倒桶”。高楼上的冲锋枪终于响了——是点射，一连四发子弹。“倒桶人”应声倒在自己的粪桶旁。
   没有人来收尸，他的家人不知道“倒桶人”死了。“倒桶人”的尸体在小巷躺了一个星期，他的身体慢慢变灰、变黑，然后有液体透过衣服渗出来，发出难闻的气味。我们的小巷有一个星期没有倒桶人把尿桶屎桶带出城外，每家每户都散发出尿桶屎桶的臭味。
   我的那位老乡早已经成了美国人，他的中国记忆就是古典语词中的巴山夜雨和这位亲眼见过、而且十分熟悉的“倒桶人”——我们小巷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
   我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大都是的“倒桶人”的老乡，与新兴知识分子的出身不同。“倒桶人”的老乡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前没有真正的报纸看，新兴知识分子是在改革开放的报纸中长大的。从精神品质上说，改革开放的报纸与19世纪欧洲兴起的启蒙文化的报纸传统一脉相承。
   尼采说，19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一天早上突然惊讶地意识到，起床不念圣经、而是念报纸，不知何时已经成了习惯。尼采可能搞错了，应该是先有知识分子才有报纸。但在中国，倒是先有（洋人办的）报纸，后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起床念报纸而非念经书，也有百年的历史。
   自从有了报业，我们知识分子夜晚的天空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星星，脚下的土地变得稀里糊涂，知识分子时装业随之出现了。从前，士人与市民，就像山林里的野猪与海洋中的鱼群，从来不会混淆相互的气味。自从出现报纸杂志这样熙熙攘攘的市集，市民的气味就走进了知识分子的感觉。早上起床念报纸，就像踏着吸取了头一天的城市所有尘灰的淤黑稀泥，走在迷蒙的漫漫晨雾中。
   报纸杂志集市的出现，对我们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品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模棱两可的市民，需要新的见识能力、新的言辞本领——制造晨雾的本领。至少需要特别的回忆能力，记得起人类过去某个历史时刻的血腥和蜘蛛网般的恐怖；还需要特殊的见识能力，看得到迫在眉睫的危险和通向深渊的精神斜坡，不可或缺的当然还有特别的语言能力，懂得把格律和平仄隐约的模糊、好奇和喜悦中，让市民自以为找到了熟悉的欲望——其实一切都是解释不了的惊讶。
   没有这样的回忆、见识的语言能力，我们知识分子如果要进入报纸杂志集市“关注当下问题”，非成为模特儿不可。知识分子模特儿说起“问题”来煞有介事，有如模特儿的职业表情——装模作样的冷漠，眯起眼睛盯住道德高处的霓虹灯。知识分子模特儿需要的天赋只有一个：没有自知之明——以为人类或民族历史的大义就在自己肩上，对于自己纯属无中生有的胡言乱语不会感觉到索然无味。他们那些为国家大事操心的话，听起来语重心长，其实才是民族的玻璃窗上擦洗不掉的有伤风化的污迹。
   我们知识分子本来应该看守住人类的精神遗产，走“猫步”的知识分子模特儿却把所有的人类精神遗产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以便换取“现实”这一小铜钱。“如果知识人个体以为能给予大众些许人性，总有一天，大众会以利滚利地偿还”（本雅明语）。

王敖

这篇写的不好, 还不如王小波写的.

两眉

刘小枫身上有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创伤记忆的东西。这是他的软肋。

雷思温

我觉得刘的这篇其实要说的意思其实跟王小波是不一样的。刘的这篇其实是在批判施特劳斯所言的在第二层洞穴中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启蒙运动所塑造的根正苗红，民主自由的文人政治家。这是一点。还有刘本人坦言对主义兴趣不大，更关注实在的问题。这也是对某某主义者的批判。

而他的创伤记忆的东西，也恰是刘思想的契机和缘起。

王敖

我没说他和王小波一样, 是说他这篇写的还不如王.  这篇早就看过, 是他写的比较差的文章之一.

两眉

贴一个帖子，一个创伤记忆流露很深的文章。刘小枫比王小波少一种游戏精神，表达缺少幽默感。尽管他们是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

刘小枫

　　
　　一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初译本刊行于五十年代后期。在那个只能把心酸和苦涩奉献给寒夜的时代，竟然有人想到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译介给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是由于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声誉显赫，也许，是由于作者声称，《金蔷薇》不过一部有关创作经验的札记，不管怎样，《金蔷薇》毕竟译成了中文，而且译得那么凄美，总有一天，人们会透过所谓“创作经验谈”恍悟到其中对受苦和不幸的温存抚慰和默默祝福这一主题。
　　
　　前些日子，我收到翻译家戴骢先生寄来的《金蔷薇》新译本，他知道我非常喜爱这本书。新译本更名为《金玫瑰》，似乎只有这更加辉煌的从黑暗中生长出来的对人间不幸默默温柔的象征，才足以供奉在那座哭过、绝望过的耶稣受磔刑的十字架上。
　　
　　从“译后记”中得知，摆在我面前的《金玫瑰》乃是作者临终前对《金蔷薇》作了全面修订和增删后刊行的本子。从中我发现，令人心碎的文字明显增多了。我暗自思忖，节中增补的有关勃洛克和蒲宁的文字，莫不就是作者自己的自画像？“我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但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整整两三代饱经蹂躏的俄罗斯诗人的心声。只有无限崇敬十字架受难的灵魂，才唱得出这种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歌。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蒲宁的一篇小说时这样写到：“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第290页），这不也是整部《金玫瑰》的写照吗？《金玫瑰》不是创作经验谈，而是生活的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如果把这部书当作创作谈来看待，那就等于抹去了整部书跪下来亲吻的踉跄足迹，忽视了其中饱含着的隐秘泪水。
　　
　　要读懂这部书，并不比那些高深莫测的人生哲学的玄论容易。只有品尝过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过高的要求。
　　
　　二
　　
　　我第一次读《金蔷薇》，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金蔷薇》这样的书照例属于“封资修”名下的“黄色书籍”之列。一天，我躲在家里偷听辗转借到手的《天鹅湖》唱片，尽管我已听过无数遍，对“场景”中那段由双簧管奏出的凄美主题，我依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时，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无言地把《金蔷薇》递到我手里，那双默默无神的眼睛仿佛在借勃洛克的诗句告诉我：“这声音是你的。我把生命与痛苦注入它那莫解的音响。”
　　
　　那时，我还不能恰当地领会这部书，甚至，那位泪水早已流干了的老姑娘为什么要把这部书递到我手里，我也不懂；要知道，她初恋的情人早在初恋中就被戴上右帽分派到大西北去了，她满含温情的泪水早已全部倾洒在那片干燥的土地上，同情、温柔、祝福与她有何相干！而《金蔷薇》的开篇就是默默祝福和牺牲自我的温柔主题！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我们这一代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虹》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们已经开始倾近怕和爱的生活。
　　
　　《金蔷薇》竟然会成为这一代人的灵魂再生之源，并且规定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印，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说，当然都是出乎意料的。这无疑是历史的偶然，而我们则是有幸于这偶然。它使我们已然开始接近一种我们的民族文化根本缺乏的宗教品质，禀有这种品质，才会拒斥那种自恃与天同一的狂妄，禀有这种品质，才会理解俄罗斯文化中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受苦的精神，禀有这种品质，才会透过历史的随意性，从存在论来看待自己的受折磨的遭遇。
　　
　　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分，这代人曾经幼稚地相信，神圣的社会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那些生活本来应该属于她们的少女们的生命，早已为此而埋葬在无数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一座座坟茔中；更为悲惨的是，从这些无可挽回的荒坟中发出的怯生生的呼唤已不能激发人们停下来悲哀地沉思，历史竟然要求我们忘却；似乎，历史的要求无论多么蛮横无理，也是客观必然，是人就得屈从于它的绝对权威的脚下。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勃洛克时，对叶赛宁的诗句“已经到了收拾起必将朽烂的什物上路的时候了”提出异议，在巴氏看来，世上也有永远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东西，它会永远和人们厮守在一起。我们知道，一切都“必将朽烂”正是那种被称之为历史理性主义的理想哲学的绝对律令。历史理性与神性的永恒水火不相容。我们究竟要用多少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的荒茔，才会堆砌起一种恍悟：历史理性不过是谎言而已！
　　
　　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的“永远也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东西，指勃洛克那些陪伴人们捱过漫漫长夜的诗篇，要知道，这是贯注着生命与痛苦的莫解的音响，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所听命的催人肠断的声音。《金蔷薇》流入这一代人的心中，使其“天生”而来的理想主义得以脱胎换骨。真正的理想应是对受苦和不幸的下跪，应是懂得怕和爱的生活本身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应是奔向前去迎候受难牺牲者基督的复活。
　　
　　“我们总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我们身边”，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提到的勃洛克的诗句。我们这代人曾误解过奇迹，听信过伪造的奇迹。实际上，奇迹从来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十字架受难中所显示的奇迹。它昭示给我们的是关于怕和爱的生活的奥秘。理应明白，我们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身边，否则，不会直到现在才开始学习怕和爱的生活。
　　
　　三
　　
　　怕和爱的生活本身还需要学习吗？
　　
　　如果不需要学习，那么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都不知道怕和爱的生活本身高于历史理性的绝对命令呢？
　　
　　学会爱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学会怕的生活，的确让人费解，对我们民族来说，它过于陌生了。确实，怕的意识纯然是某种民族文化的异质因素，但却纯然不是人的异质因素。
　　
　　这一代人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不怕权威、不怕“牺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代人竟会开始学会怕。怕什么呢？
　　
　　不怕什么。怕不过是一种精神素质，而绝非一般心理学所说的心理形式。为明确我所说的“怕”，至少得作出三个层次上的区分。首先，一般所说的“怕”，是指对某一具体对象和处境的畏惧心理，这种怕与我所说的“怕”毫不相干；另一种怕是指面临虚无的畏惧心理，克尔凯戈尔和海德格尔相继深入论涉过这种怕，并把它与前一种怕区别开来。这种“怕”已接近我所说的怕，但还不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怕。我所说的那种怕与任何形式的畏惧和懦怯都不相干，而是与羞涩和虔敬相关。这种怕将那永恒神圣的天父藏匿于自身，所以不是面临虚无之畏惧。只不过，从对虚无的畏惧可能感受到圣经中所昭示的这种怕。因为，当人面临虚无时，也许会翻然悔悟其自身的渺小和欠缺，进而承纳神灵于自身。以羞涩和虔敬为质素的怕，乃是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圣神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段话令我回味再三：
　　
　　在感于《金蔷激》对这一代人的深远影响，我曾多次将它推荐给新一代的青年。他们的反应往往让我失望。的确，他们“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怕的生活。我常想，倘若这一代人学不成怕的生活，这片土地恐怕会永远与“怕”无缘了。
　　
　　四
　　
　　在相关的场合，“怕”往往被译成“畏”、“畏俱”，这当然品味有减。问题是，我们终于道出了“怕”，这确让人惊喜。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碰见戴骢先生，他译的蒲宁早就使我为之倾倒。这次我一见面就问：这个“怕”字你是怎么译出来的？他腼然一笑，没有作答。
　　
　　翻译之甘苦，事者皆知。但我以为，对译者的要求，除外文功夫及中文修养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译者的前理解。例如，没有需要相当经历来积累的素养，这“怕”字就译不出来。
　　
　　前理解不但规定了译文的品性，而且还规定着译本的选择定向。而这后一个问题则举足轻重。
　　
　　文化的修复，与翻译有不解之缘。西方文化史上的几次大的文化修复运动，都与翻译——文化传输有关。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大的翻译“运动”，一次是晋末至隋、唐的佛典翻译，另一次是现代以来的西学文典翻译。前一次翻译“运动”传输进来的文化，从质地上讲，与中国文化是相契的。而第二次翻译所传输的西文化，在诸多性质方面，都与中国文化的品性相异。这样，对译者的前理解的要求，绝非只是表词达意的问题，更是选择、传输什么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新文化的路向，甚至关系到个体生命的命定。
　　
　　“五四”以来，西典的选译日渐趋多，可回想起来，从古至今真正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真精神的著作，又有多少译介过来了呢？看来，“五四”一代在译事上的前理解颇成问题，否则，“四五”一代无需花大力气从头做起。
　　
　　“五四”以来，中国文人对俄国文化的译介占比重相当大，似乎，对俄罗斯文化了解最多。实际恰好相反，中国文人对俄罗斯文化根本谈不上了解。他们得知的大都是与俄罗斯文化精神相悖的东西，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虚无主义思潮的惑人货。
　　
　　前理解从哪里得来？从遭遇中得来。这一代人为《带阁楼的房子》流泪，为索妮娅的苦难流泪，为灵魂的复活流泪。从此我们的心开始与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的心一起跳动。
　　
　　尽管如此，我们离这些俄罗斯魂的源头还相当遥远。例如，不逃离备受苦楚和屈辱的俄罗斯苦难大地，与“阴悒的农舍、哀歌以及灰烬和莠草的气息”同命运的俄罗斯基督宗教精神，我们就还没有学成。
　　
　　五
　　
　　由于伪理想主义的歪曲，人们已经对理想主义本身丧失了忠信。可是，这一代人却始终不能摆脱《带阁楼的房子》和《夜行的驿车》中散发出来的理想的温馨，它表达出这代人从苦涩中萌生的对神圣的爱之渴慕的深切体认。
　　
　　前不久，一位青年画家来访，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同龄人。他把自己获国际青年画展奖的作品给我看。从题为《我的故事》的组画中，我一眼就感受到其中隐含着的那种俄罗斯特有的病恹恹的美和哀歌般的爱。我们的话题马上转到对俄罗斯精神的共感上来。他情不自禁而且迫不及待地给我背诵《夜行的驿车》末尾那一大段令人心碎的文字。当他诵出“全维罗纳响彻着晚祷的钟声”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我同时也发现不少以冷漠、荒凉、被弃、孤单的感觉为题的作品（《轮椅》、《密室》），这些作品曾引起更为广泛的共鸣。
　　
　　令我深思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何以结合在一起了。无论如何，这种结合是这一代人的感觉结构上的特征。新的理想主义命定只有夹缝中的地位，它不过是荒漠上的一线惨淡的光。
　　
　　爱在这个世界的自然构成中显得没有力量。安徒生为了想象中理想的爱而失落了现实中的爱，因为现实中的爱最经受不住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受爱情的本领大得多。”（第246页）但是，愈是想象中的、理想的东西，愈没有力量，为了爱的实现，就应当让想象让位给现实。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悖论！在这悖论面前，人们很容易向现实俯首就屈，最终把爱判为“无用”的对象。
　　
　　索洛维约夫和舍勒尔这两位俄罗斯和日耳曼的基督宗教思想家，都一再申诉过精神性的东西、爱的力量的孱弱。精神之为精神就在于它全然不具有任何强力，它原本天生无力；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因此而否弃精神和爱，把决定世界的意义形态的权利拱手交给所谓永远有力量的现实历史法则！回答是一个坚定的“否”！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自身的强力奉献给精神性孱弱的爱。
　　
　　与此相关，我们可以领会到那稣十字架受难的意义，它的启示在于：爱的实现是与受苦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在此地此世的必然遭遇。
　　
　　当代意识礼赞的是生命的赤裸裸的强力，怂恿生命自持强力超逾于神圣之上。迄今，这两种意识力量仍在这一代人的同一颗灵魂中搏斗着。我们有可能再次失落怕和爱的生活本身，如果我们不决意倾听那从受难的十字架上发出的怕和爱的呼唤的话。
　　
　　无论如何，这一代人毕竟对俄罗斯精神一往情深。新的年轻一代与俄罗斯精神没有患难之交，因而与之隔膜不难理解。
　　
　　近代文化为封建文化的反动，以一百年迈动一步的艰难步履由西向东渐进：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化运动、俄国文化精神运动，一步更比一步艰难，命运一个更比一个悲惨。只是，精神的牺牲毕竟换来了用血和泪浸泡出来的文化，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启蒙文化。十八一十九世纪之交的德国超验文化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国受难文化。宗教、哲学、艺术、政治诸形态，在基督精神和理性精神的双重变奏中开出了无数金色的蔷薇。
　　
　　如今，起步于西端的神性文化精神的脚步已踏入远东的方老王国，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古老的王国里，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会出现一场文化精神的聚生，这大概是近代文化东进的最后一步。
　　
　　问题是，我们能自信这场必将到来的文化聚生肯定会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新生吗？能肯定它会像英法、日耳曼、俄罗斯民族那样，为世界文化贡献出“永远也不会成为必将朽烂的什物”的精神吗？
　　
　　我不抱希望。文化精神运动也有失败的先例，起码文明古国自身就有过不少。文化精神的创造有赖于文化精神创造者的品质。对我们来说，精神品质则有待于脱胎换骨。不管怎么说，怕和爱的生活本身我们尚未学成，晚祷的钟尚未响彻华土，理想与受难的奇妙关系我们尚未寻到。就此而言，重温《金蔷薇》恐怕仍为一门功课。
　　
　　一九八八年三月　深圳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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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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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 两眉 的话：
（刘小枫身上有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创伤记忆的东西。这是他的软肋。
刘小枫比王小波少一种游戏精神，表达缺少幽默感。尽管他们是一代人。）

创伤记忆是张志扬的话，刘小枫自己好象没这么说过，当然你可以说他身上也有。但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是他身上的“软肋”？这个词在这是什么意思呢？勾销了他的一些思想的成立？那一代人的确都有似乎是“时代性”的“创伤记忆”，但仔细想一想，这个时代性不过是一种历史性的契机——他们思想生长的历史契机。而他们思想的有效和成立当然是脱离、超越这个历史性的——虽然他们的表达仍然可以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而具有某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普遍性。而况，刘小枫的表达从一开始（八十年代）就是在时代性和民族性之外的，但这不是不提时代和民族，而是将其纳进普遍的生存论层面的反思。何况这是他切身的生命背景，他当然要谈——但不是只谈这个，也不是受制于这个。若就此认为这是他身上的“软肋”，也未免可笑。

刘小枫的表达不是缺少幽默感，只是在说某些事情上，不需要！他真的没有幽默感吗？你看过他几篇文章？他也有很多“游戏”的地方，是你不知道而已。哈哈哈哈，不说了，说了你也不懂。

王敖

刘的问题在于, 他骨子里还是有股文人包打天下的意识,
象八十年代的拯救与逍遥之类的东西, 现在看, 有太多话说的缺乏根据.
后来去做宗教, 弄政治哲学, 还是有这样的习气.  才智很高, 但就是不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