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世纪末的《西方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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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西方正典》

江晓原

　
　

　　丰富浩瀚，咄咄逼人，博学多识，有如醍醐灌顶。
　　本书实乃一座里程碑，可以预期的是，它将一直挺立下去。
　　大胆飚烈有余，温润和悦亦足。
　　热情奔放，破坏力强，……攻势凌厉，绝不手软，贡献卓著……
　　在阅读文化几近消失之际，这本书将会是读书人的珍宝。
　　希望读者、教师、学者能竖耳聆听，然后抛开遍布于畅销书名单和课堂上那些闪闪发光、华而不实的东西。
　　……

　　上面这些话，当然是对一本书的评论。
　　但是，在如今这样浮躁浅薄的年头，还会有一本书真当得起这样的赞誉吗？还会有一个人真写得出这样的书吗？莫非是厚颜无耻的溢美之辞？
　　这本书名叫《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作者是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现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的哈罗德·布伦（Harold Bloom），他是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美国学术院院士。
　　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伦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构成一本六百多页的力作，自1994年出版之后，好评如潮，几乎被捧上了天。
　　布伦的有关学说，其实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了，就是他那本著名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他在那本书中阐释一种诗学理论，其大意为：当代诗人就象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面对着"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两者截然对立，在强大的传统面前，当代诗人被压抑、被毁灭，他们只能用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前人的"误读"──即布伦所说的六种"修正比"──来贬低前人，否定传统，从而树立自己的形象。不过他强调，他所说的这种对立和斗争规律不适用于莎士比亚及其以前的诗歌。
　　莎士比亚为什么如此特殊，布伦在《西方正典》中给出了更明确的阐释──莎士比亚在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在布伦的理论中，莎士比亚成了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事实上，在布伦所选定的26个大师中，莎士比亚之前的只有两人：乔叟和蒙田，他们两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们对莎士比亚的影响而确立的。
　　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呢？或者说，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也得以进入"正典"之列呢？答案是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与《影响的焦虑》中的"修正比"有类似之处。疏异性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布伦的表述却玄之又玄："此疏异性若非令我们完全无从吸收融合，就是化为浑然天成之貌（a given），使我们感觉不到其特异之处。"如果说得简单化一点，"疏异性"或许可以理解为对莎士比亚的疏远和变异──因为莎士比亚是衡量他们每个人的标尺，而他们都是处在莎士比亚的巨大阴影之下的，不竭力抗争，不强行疏远和变异，就将无以自立。所以"正典本身，就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竞争" 。

　　对于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人来说，布伦在《西方正典》中热情奔放的论述，固然可以引起不小的阅读快感，但是往往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到处都是通过感觉、联想、类比而来的论断（assertion），而不是有逻辑力量的论证。比如他选定的26位文学大师中竟有弗洛伊德（主要着眼于他的文论），因为"我喜欢的是对弗洛伊德的莎士比亚式解读，而不是对莎士比亚的弗洛伊德式解读"。又如："西方正典唯一的贡献，是它适切地运用了个人自我的孤独，这份孤独终归是一个人与自身有限宿命的相遇。"这类读之朗朗上口，思之不知所云的话头，在书中到处可见。也许这就是人文学者的风格，我们也拿他没办法。布伦自称"不想告诉读者该读什么、怎样读，只想谈论自己已经读过、而且认为值得再读的书"──他不是要和你讲道理，而是在向你谈感觉。
　　布伦选定的26位大师是：
　　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约翰生、歌德、华兹华斯、奥斯汀、惠特曼、狄金生、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武尔夫、卡夫卡、波赫士（阿根廷）、聂鲁达（智利）、裴索（葡萄牙）、贝克特（爱尔兰）。

王敖

哈哈, 想起他我就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