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不是技不如人

王敖

中国作家不是技不如人 而是气不如人

天涯虚拟社区·闲闲书话

青年参考报特约撰稿 心远发自美国

　 美国的华裔作家数以千计，其中用英语写作的至少有上百人。在美国评论家眼中，文学造诣最高的，不是作品连年登上畅销榜的谭恩美，也不是才华耀眼的严歌苓、闵安琪，而是现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哈金。

　 哈金是美国华裔作家中的“获奖专业户”。他在美国主流文坛上获奖之多，在美国乃至在海外华裔作家中无人能出其右。他的第一本小说集《Ocean of Words》（为避免与《辞海》混淆，中文版书名为《好兵》）就获得了国际笔会海明威奖；另一部小说集《 Under the Red Flag》（中文版书名《光天化日》）获得 Flannery－ O＇Connor小说奖。他近年的小说集《 The Bridegroom》（《新郎》）获得了亚裔美国文学奖、 The Townsend小说奖……

　 但是，因为他是用英文创作，所以，虽然哈金在美国主流读书界赢得好评如潮，但中国人对他反而比较陌生。直到1999年底，他击败了几位杰出的美国作家竞争者，以长篇小说《 W aiting》（《等待》）夺得第50届美国国家图书奖后，才使华人对这个名字刮目相看。这是华裔作家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荣膺美国此项图书大奖桂冠。

　 哈金成名之后始终保持低调，埋头教学和写作，很少在华人团体社会活动中露面。前不久，他应华光文化协会之邀，在美国新泽西州对华人读者演讲答问。这是他近年来惟一一次用中文与读者交流。哈金以其诚恳实在的态度，回答了“为什么只用英文写作”、“获奖是否迎合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偏见”等问题，赢得了读者的理解与尊重，受到美国众多中文媒体的重视。

　 2003年，哈金对中文文坛的影响开始增长。《万象》、《南方都市报》等许多媒体发表文章推介哈金作品。海内外重量级学者赵毅恒、朱虹、黄瑞云等纷纷撰文给以高度评价，国内小说家残雪在评论中写道，《等待》“对于人心的细腻敏锐的层层深入，尤其是它的对于痛苦的惊人的感受力，国内的长篇除了个别以外很少在这方面做得如此彻底。”11月21日，即将赴美访问交流的小说家余华计划会见哈金。2004年3月，美国密西根大学将为哈金、北岛和余华专门举行一次作品朗诵会。

　 《等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军医由农村的父母做主娶妻生了孩子，但他同时爱着一个护士。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不同意他离婚。直到18年后他才把婚离下来，而此时的护士情人已患上不治之症，他们的感情也早就被消磨变质。

　 哈金的这部作品从93个出版社选送的250部小说中脱颖而出，荣获美国文学界最大规模的奖项———“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以及《洛杉矶时报》图书奖。《时代》周刊把《等待》列入该年度美国5本最佳小说之一。随后，《等待》被译成18种文字在各国出版。

　 一个母语并非英语的华人作家，能在短短数年间囊括这么多桂冠，哈金被美国文学评论界视为奇迹。《纽约书评》、《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权威评论家不吝赞美之词，认为他简练遒劲的风格直承小说大师契诃夫；《纽约时报》赞赏他为“作家中的作家”，意思是，他是特别受其他小说家欣赏、重视的那种小说家；英国《泰晤士报·文艺副刊》直接将他与莎士比亚和马尔克斯相比；美国笔会称誉他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但是，中国大陆论者一度对哈金看法分歧，对其文学成就的评价也表示出某种谨慎的保留，这其中或许有作品翻译成中文丧失部分特色的因素。台湾读书界掂量出了美国全国图书奖得主的分量，抢得商机，一口气出版了哈金6本小说的中文译本。但在中国大陆却好事多磨。本来2000年北京出版社决定购买哈金的获奖小说《等待》的中文版权，就在即将签约之际，一篇批评文章使北京出版社中止了谈判。直到2002年，《等待》的中译本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今年47岁的哈金，原名金雪飞，出生于一个中国军人家庭，原籍山东。14岁入伍，到吉林省珲春县中苏朝三国边境的通信连当兵；1975年，到哈尔滨铁路局任报务员；197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外语系，后考入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在马萨诸塞州的布兰岱斯大学（ B randies University）深造，获英美文学博士学位。他在亚特兰大附近的艾莫理大学（ E mory University）教授诗歌和小说创作课程多年后，今年初转到波士顿大学任教，并举家迁到麻州。

　 既是英语的耳朵能听得懂的

　 又是英语的耳朵感到新鲜的

　 问：请就你与出版商的关系，具体解说作家与“中心”的关系。

　 答：与出版商的关系？那完全是一种商业上的关系，出版商是可以换的，而刚才说的作家与“中心”的关系是内心体验到的……（问：不，我指的是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些压力……或“指示”？）我想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记得第一次与一家出版社主编见面吃午饭，我也问过：“你想叫我写什么？”他吃了一惊，怎么会提这种问题？他告诉我：“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马上认识到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所有题材都应该是从自己内心出来的，酝酿了很长时间，而不是别人要你写的。

　 如果想写畅销书，那是有模式的；但写严肃文学，作家要自重，不能什么都卖。我的第一本诗集，寄给很多出版社都不收，有的出版社回信说：“你要写自传，我们就给你出。”但我从来没有写，今后也不会写。

　 问：你构思的时候，是用中文还是英文？

　 答：我用英语写作，英语是另一套思路，自然而然地就得用英语想，不然的话，不中不英，就乱套了。但我的小说取材于中国的生活，书中的人物是说汉语的，所以写对话时难免汉语就冒出来了，我就要想办法将之转换成英语，还得让读者信服。这不完全是坏事：中文也会融汇进英语、补充和丰富英语。

　 问：你做梦也是用英语做吗？

　 答：做梦时中英文一半对一半，梦到吵架时自然而然就用汉语了。

　 问：你开始写诗，后来写小说，诗歌的语言对小说的语言有什么影响？

　 答：写诗歌对写小说很有帮助。诗歌的语言更富有表现力，更富有色彩，对小说的语言的影响是在两个层次上：第一是讲究情境，第二是会比较仔细推敲语言。但是诗人写小说的毛病往往是语言过于追求华丽，同时对情节注重不够。

　 问：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对于表达思想情感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答：英语作品流畅性比较好，词汇量非常大，分得很精细，刀叉齐备，各有各的名称；但中文有中文的妙处，有四声，词汇很有伸缩弹性，一双筷子就全拿下来了。我在构思中虽然用英语，但是常常蹦出中文成语，汉语的节奏已经在我的血液中了。毕竟是母语，所以用英文想不通的时候我就退到中文慢慢摸索，要达到的目标是：既是英语的耳朵能听得懂的，又是英语的耳朵感到新鲜的。当然，怎么样恰到好处，这要靠作家去细细揣摩和把握。

　 对于表达思想而言，语言是不重要的，眼界和功底才是重要的。

　 “留学生文学”边缘靠拢母国文化中心的心态

　 我想从“留学生文学”这个概念谈起。我印象里，这个概念是近年才提出的。留学生已经存在了好多年、好多辈了，1949年以后，大量留学生去苏联留学，那时候没人提过“留学生文学”；更早时有些大文豪像鲁迅、冰心、老舍，都留过学，但他们都没写过“留学生文学”。为什么他们没有把“留学生文学”作为一个门类，而现在却兴盛起来呢？

　 我认为，第一，现在来北美的人越来越多，读者需要了解这方面情况，国内出现了商业需要，就形成了潮流；第二，是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离开了祖国，跟民族的文化中心产生了现实的距离，但是内心里还是想把这个距离拉近一点，产生从“边缘”向“中心”靠近的心态。“留学生文学”概念好像是北美华人作家提出来的，后来就是双向：中国现在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甚至出的文学大系中也有一类是“留学生文学”。

　 离开了故土，留下后成为边缘人，我们的参照系自然而然地就要改变了，个人和“中心”的关系不得不重新来构筑，这是很痛苦的事。乡愁啊，对故土文化的留恋啊，都是因为原有参照系被破坏了，而我们个人又没有足够能力完全构造自己新的参照系。

　 对于海外作家来说，“留学生文学”这个概念很可能是一种束缚，意味着只盯着原有的“中心”。海外作家应认清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弱点很明显，因为你在边缘，如果作品写得不是很好，你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无足轻重了；心理上也往往受到来自中心的作家的压力──譬如说吧，我们不论怎么写，很难产生莫言、王安忆这些国内优秀作家的效果，他们的作品自然而然地会对你形成心理上的压力。

　 但海外作家也有强项：站在一个“中心”之外，可以看到其他“中心”，眼界能够更开阔。作家来到海外，是一种机遇，可以重新打造自己，重新计划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我总认为，中国作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气不如人，胸怀和眼界不如人。

　 许多别的族裔作家用英语写作成了一代大家

　 问：你成为一个英文作家的原因是什么？

　 答：为找一个工作职位。其实我的英语底子并不好，报考黑龙江大学英语系是我高考时的最后一个志愿，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哲学系，后来才明白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当年北大哲学系在整个黑龙江省只有一个招生名额。学英语前两年都提不起兴趣，后来才慢慢入门。

　 到美国读博士，主攻方向是诗歌研究，博士论文是“现代英美诗歌的宇宙化”。拿到学位后想在英语系找教职，就是找不到。看到有些朋友出了两三本诗集，终于在英语系任教了，我就想，那我出它个四五本诗集，总可以找到教诗歌创作的饭碗了吧？后来很走运，在200多个申请者当中被艾莫理大学聘雇了，不写作也不行了，得认真教课、出成果，来保住饭碗。

　 问：你在中国大陆的出身、教育背景，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我出生在军人家庭，军人四海为家，我们家人也跟着到处走。小时候常住在乡下，与乡下孩子一起玩。由于到处走，中国人关于“根”的传统观念在我心中也就淡漠一些。

　 问：写作选择用英文，放弃了中文，不可惜吗？

　 答：选择用英语写作有当时的不得已，但是英语是一个强大的语种，有深厚的传统，尤其是不少英语非母语的作家，像康拉德、纳博科夫（康拉德为波兰裔，纳博科夫为俄裔———整理者注）这样的作家，后来改用英语写作，也能成为英语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传统，这在汉语文学中是难以想象的———你能想象一个日本人、法国人用中文写出为中国读者公认的杰出的作品吗？但在英语文学中就可以。许多别的族裔作家用英语写作，成了一代大家。他们做到了，我也应该可以做到。路已经有了，问题是敢不敢走。

　 问：人们感觉你在创作、发表和出版的道路上走得很顺，你认为是不是这样？

　 答：实际上，我接到的退稿多了。刚才说了出版诗集并不顺利，出版小说也经过很多波折。像短篇小说集《好兵》好不容易才被一个现在已经破产的小出版社给出了。后来我寄给海明威奖评委会，因为这个奖不管作者是不是美国公民身份，结果获奖了。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还是问了好多家才在佐治亚州一个小出版公司出版的。

　 这些个波折其实并不坏，让人锻炼得有了耐心，脸皮厚了。那时候天天收到退稿，我太太便说“吃饭前不看信”，免得影响胃口。

　 问：你认为文学在今天有用吗？读者越来越少，市场越来越小。

　 答：读者群和市场从来不是我考虑的。一首诗、一篇小说，有“直接读者”，有“间接读者”。作家的“直接读者”就是你最想写出来给他读的人———在你的作品里能够体现出来的———其他读者只是“间接读者”。说“不考虑间接读者”，那不是实话，真要不考虑，你出版你的书干什么？但是作家毕竟更主要的是想着你的“直接读者”。你的“直接读者”是严肃的、严厉的，你写的时候就不敢掉以轻心。你的“直接读者”可能是个伟大的作家，你崇拜的作家读多了，就可能成为你的“直接读者”。

　 作家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作家”，而不是畅销书写手。作品有自己的生命，大出版社不出，就找小出版社。我的导师曾经说过，只要书好，总会有人出的——好书不断在放射电波，总会有人收到信号。

　 在国内时，我读到海明威给他朋友的信，说“我已经把屠格涅夫打倒了，把我和托尔斯泰放在一个场地，我也可以跟他打几拳了”。觉得他这话跟小孩子似的。但书读多了，写作经验丰富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有雄心壮志，不以福克纳、纳博科夫这些同代作家为目标，而是把眼光放在托尔斯泰这样的前辈大师身上。竞争不要只是“横向”，与本民族的作家竞争；也不要仅仅是“纵向”，与中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竞争；重点应该放在“斜纵向”——要超越自己的语种，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到全人类最高的层次上去竞争。

　 当托尔斯泰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比莎士比亚还伟大，下一步该怎么做？”———可见他当时写书，就打算着要超越莎士比亚这座人类文学、文化的丰碑。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最后一页上非常豪迈地写着：“他们有哈姆雷特，我们有卡拉玛佐夫！”

　 尽管每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有了追求，境界就大不同了。不单是技巧问题，还是“气”的问题。

　 问：《等待》这样的题材获奖，难免让人联想到《灵山》、《红高粱》、《卧虎藏龙》在西方的走红，是不是写中国落后、愚昧、猎奇的题材，写中国的过去容易得奖？你的小说会不会让中国人认为你迎合西方人对东方的审美心态之嫌，给你带来负面影响？

　 答：我写《等待》，是有话要说，中国的故事只是小说的背景，我并不想展现、渲染中国的落后。其实不少地方我还“美化”了呢，因为我有怀旧的情绪嘛。我是想揭示人物的心理层次。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揣摩主人公的心理，很长时间也解不开这个谜。慢慢悟出来，主人公孔林错在那里？错在心理，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孔林缺少的是一种爱人的能力。这不仅是社会造成的，不仅是中国当时的现实造成的，这种不会投入感情，是人类的普遍现象。《等待》使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了他们自己，对“等待”的内涵更理解了，他们才喜欢《等待》。

　

陈卫

《等待》没在书店看见过啊。
从他的谈话来看，感觉大部分很棒，很多地方有同感。华人作家中能说得这么到位而不刻意，不多。

石普

其实《作家》在00年的时候已经推出了哈金的小说了，但都很短。《今天》上似乎也刊了很多哈金的小说。但不知为什么，我总对他的小说没什么兴趣。

王敖

现在的小说有一个总体倾向, 就是试图在考虑现代技巧的情况下
恢复小说这一文类的鼎盛时期的那种份量, 也就是说要跟19世纪的现实主义大师们看齐.

所以很多写殖民地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经验的小说可以获得高的评价.  因为在那里
一种有着广阔气度现实主义是可以成立的.  

哈金很勤奋,  值得学习.

萼别

我觉得也不是气不如人（很可能气更盛些），是没吃透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气盛也是干硬的，不是真的有力
呵呵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