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王敖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俄)托洛茨基

　　勃洛克早就断定马雅可夫斯基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雅可夫斯基的确是才华横溢的。可他并不是个和谐的天才。不过，在十年剧变之时，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艺术的和谐又从何而来呢?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高峰往往与低谷交替出现，天才的张扬又往往是与陈旧的诗行、甚至是大喊大叫的粗野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有一种看法，似乎马雅可夫斯基首先是个革命者，然后才是个诗人，尽管马雅可夫斯基本人也非常愿意是这样，但这不过是一种谬误。事实上，马雅可夫斯基首先是诗人和艺术家，是一个脱离了旧世界，但又未完全与之断绝联系的诗人和艺术家，只是在革命后他才开始寻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支点。但马雅可夫斯基并没有与革命彻底地融为一体，因为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他还没有站到革命一边。如果在一个大的范围里考察这个问题，那么，马雅可夫斯基就不仅是“歌手”，而且也是交替时代的牺牲品。这个时代虽然以过去无可比拟的力量造就了新文化的成分，但对献身革命的个别诗人或整整一代诗人的和谐发展来说，它就显得过于缓慢和充满矛盾了。内在和谐的缺乏由此产生，创作风格，语言的韵律以及形象手法上的不足也随之表现出来。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中，有激情的热浪，也有与时代和阶级极不相称的放荡不羁，后者或许可以说是诗人用以防备外部世界伤害的、简直是索然无味的玩笑。有时，这好象不仅是艺术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虚伪。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就在诗人临死前的通信中也有这种情调；诗人以“事情坏了!”这句话为自己下的结论，其代价是惨重的。如果说，在为时已晚的浪漫主义作家亨里希·海涅的作品中有抒情和讽刺(讽刺与抒情相对，同时又在捍卫抒情)，那么，在后来的“未来主义者”弗·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也兼有昂奋的激情与粗俗的文字(粗野与激情相对，同时也捍卫了这种激情)。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官方报道是以“书记处”校订过的审判记录似的语言匆匆宣布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与诗人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没有任何联系”。
　　这就是说，马雅可夫斯基出于自愿的死与他的生活是无关的，或者说他的生活同他革命诗歌的创作无关，一句话，他的死只是警察制度下的一桩奇闻。这是不真实、不该有，也是不明智的解释!“生活之舟已经搁浅”，——马雅可夫斯基临死前在一首诗中这样评述自己的个人生活。这意味着，为避开难以忍受的个人痛苦，“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已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将他超脱于日常生活之上。这怎么能说是“没有任何联系”呢?
　　现行的官方“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体系建立在对文化成熟的速度和规律完全不理解的基础上，——在文学方面如此，在经济方面亦如此。为“无产阶级文化”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之初有着空想的理想主义性质，它与把人们限制在五年计划框子里的“全盘集体化”有某种相通之处，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斗争曾遭到列宁和笔者的反对。近几年，这种斗争又成了艺术官僚的瞎指挥，并且也毁了艺术。象绥拉菲莫维奇、格拉特科夫等资产阶级文学的失败者被当作了无产阶级文学外围的经典作家。阿韦尔巴赫之类一瞬即逝的小人物被誉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别林斯基。莫洛托夫手中握有文学艺术的最高领导权，他竭力反对人的天性中的任何创造性的东西。莫洛托夫的助手是古谢夫①，这更糟糕!他在别的方面是行家，唯独对艺术是外行。这种人选完全是革命政府阶层官僚主义的腐化所致。莫洛托夫和古谢夫将御用的“革命”淫秽文学抬高到了集体马拉什金化的文学之上。
　　肩负有创造新文学和新文化成份之使命的无产阶级青年的优秀代表其实是在那些以自己的粗野无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的人物领导之下。
　　的确，同旧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代作家——也许这代人还没来得及得到文学的承认——中的任何人相比，马雅可夫斯基都更大胆、更英勇地寻找与革命的联系，并且，他也相当出色地实现了这种联系。但是，深刻的裂痕还是在他身上保留下来了。革命的普遍矛盾对于追求完美形式的艺术来说本来就是痛苦的，除此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刻意模仿的滑坡。马雅可夫斯基准备在极其琐碎的日常工作中为时代服务的同时，不得不排除假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干扰，虽然，在理论上他不善于弄明白它，也没有找到克服它的方法。他完全可以说：“我不曾受雇佣。”他长时间地坚持着不去加入行政的阿韦尔巴赫式的“无产阶级”说谎文学集体社。由此，他重又萌发了在“左翼艺术战线”旗帜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勇敢者十字军骑士勋章的念头，他意在奖励那些出于良心，而非出于恐惧而为这种革命服务的人们。当然，左翼艺术战线也曾无力将自己的韵律强加给“一亿五千万”人，因为革命涨落的进程是十分复杂和深奥的。这年的一月，马雅可夫斯基迫于环境的压力，最终说服自己加入了“瓦普”(全苏无产阶级诗人同盟)，这时离他自杀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马雅可夫斯基并没因此得到什么，相反，他还失去了点什么。而当诗人从“日常生活”、从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中解脱，让自己的“小舟”沉底的时候，“真正受雇佣的”官僚文学的代表们则声称：“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他们表示，不仅马雅可夫斯基这个人诗人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整个时代的矛盾他们也是“不理解的”。
　　如果仅仅用官方所谓“没有任何联系的话”来解答苏俄最大的诗人最终的结局，那么，显而易见，建立在有生气和真正革命文学阵营中那些急先锋身上的无产阶级诗人的官方强制性和思想上毫无归宿的联合就是不道德的。对于“在最短的时期”内建成新文化来说，这种事情也是很微不足道的。
　　马雅可夫斯基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直接奠基人，这里的原因如同在单独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样。但在时代转折的斗争中，他是一名语言的勇敢挑战者，是新社会文学的无可非议的先驱。

① 古谢夫(1874--1933年)，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中央报刊部部长等要职。——译注

摘自《托洛茨基回忆录》

王敖

转自诗生活

肇事孤儿

写的太霸道了！

肇事孤儿

再转帖一个东东吧！


《个人见解的胜利》
  

殷实



托洛茨基是个自负的职业革命家，他在回忆自己同时代的艺术家时，常常用掺杂了政治眼光的锐利，再加上不逊的言词，击其要害，一言中的。例如对高尔基，他一方面认为，这个来自底层贫民窟的流浪汉诗人“给俄国知识界带来了浪漫的大无畏精神”①，其作品对现实的把握有一种“华美的直爽性”②；在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位贴近无产阶级的作家是“革命的仆从”③，“由一种不可克服的万有引力的定律把它同革命联系在一起，并且一生都围绕着革命在自转”④。一个终生鼓吹革命的人，反过来挑剔同情革命的艺术家，说他是“仆从”，这如果说不是滑稽的，那也一定有点荒谬。看来，托洛茨基在赞赏高尔基文学的优点时，是在以革命者的觉悟洞察其革命性，而在寻找高尔基文学的瑕疪时，又是在审美者的立场上鉴别其艺术性。

尽管如此，这位不同凡俗的革命者在美学方面还是训练有素的。他在另外的时候还谈到过马雅可夫斯基，指明该伟大的诗人虽然才华横溢，但并不是一个和谐的天才，其原因是，马雅可夫斯基“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写作，这无疑十分准确。许多人都成了交替时代的牺牲品，作为旧俄罗斯文学代表的马雅可夫斯基也不例外。他的悲剧在于，勇敢地寻找自己与革命和时代的联系，又不由自主地、固执地捍卫艺术生命的天然正直。正如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革命的普遍矛盾对于追求完美形式的艺术来说，只能是痛苦的，马雅可夫斯基“内在和谐的缺乏由此产生，创作风格、语言的韵律以及形象手法上的不足也随之表现出来。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中，有激情的热浪，也有与时代和阶级极不相称的放荡不羁，后者或许可以说是诗人用以防备外部世界伤害的、简直是索然无味的玩笑”⑤。最终，马雅可夫斯基因为极度的个人痛苦而自杀了。

与马雅可夫斯基一样，也是“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写作的另外一位诗人是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厄运也由此开始。小说《日瓦戈医生》被指否定了十月革命，作家协会开除他的会籍，苏联政府差一点将他驱逐出境，他在苏联国内巨大的舆论围攻下生活到去世。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脆弱与极端不同，帕斯捷尔纳克是忧郁和沉思的：“在当代种种思潮的想象中，艺术就像一只喷泉，而事实上它却是一块海绵。他们执意认为艺术应该喷射出来，而事实上它应该吸收，变得充盈饱和”⑥。为了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吞下了所有的苦果，包括被迫“检讨”自己的创作意图。

然而，时间是公正的。

冷战时代西方对《日瓦戈医生》的褒扬，虽然也不缺乏艺术方面的先见之明，但成为舆论焦点的，恰是苏联荣誉的捍卫者所担心的：这部作品是否认为十月革命是错误的？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前后所遭遇的苦难的描写，是否构成了“仇恨社会主义”的小说精神？这无形中加剧了诗人的灾难，因为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敏感迫使其做出夸张的自卫反应——抨击和反对西方所称赞的一切。不幸的诗人因此必须承担这远非个人所能够承担的巨大不公。如今早已云散日开，这部伟大的作品，也像所有那些见证了人类的辉煌与不幸的文献一样进入了永恒，它的未必十分纯洁的赞美者和它的疯狂的反对者，都已默不作声。根本不用宣布，仅仅50年过去，诗人就已经胜利了，还可以说，诗人坚持维护个人见解价值的独特事业胜利了。

今天翻开《日瓦戈医生》，几乎在随便任何一页，我们都能发现那些可以称之为是史诗性作品的证据。但是，在我们将这部作品同荷马的无忧无虑的诗歌相提并论时，我们更容易为它充盈其间的沉思、遐想和迷惘所吸引，它珍惜并礼赞的是亲切的人性，是人性中的优雅从容，含蓄羞涩，以及为文明所催化的信念的消长，而非荷马时代的野性与天神、荣誉和崇拜。它甚至使我们听到刚刚消失不久的、仍与今天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足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是在强调这部作品所包含的历史知识的重要，如果我们想要阅读历史，那就应该选择另一本书。它的史诗的含意应该是：当它与特定的人类时代同在时，它使弥漫其间的痛苦、忧伤、希望和幻想从历史中升腾起来，使一个一个具体生命的奇迹在记忆中留驻：“一部书是一种立体的、冒烟燃烧的良心——而非别的什么。”⑦这就是艺术家工作的方法，《日瓦戈医生》的写作，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方法。

在作品第九章，帕斯捷尔纳克让他的主人公日瓦戈在滞留地瓦雷金诺记下了许多和当时正经历的苦难无关的札记，这些札记中有一段是很能说明诗人在艺术方面上而不是社会历史方面的见解的。日瓦戈写道：“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无雅，他们对像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的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于过问……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好死的准备，他们劳心烦神，寻找人生的真谛，得出种种结论，然而他们都被艺术家天职所留意的生活细节引开了……”⑧可以说，在整部《日瓦戈医生》中，都贯穿着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一理想：对“细节”的留意，还可以说是信仰，因为这是艺术家的“天职”。我们看到，《日瓦戈医生》中，一个一个人的“细节”的重要性、真实性，是完全大于作品中“历史”的重要性、真实性的，这样说决不意味着作家对自己所经历的时代缺乏关注的热情，恰恰相反，小说在每一点上都是忠实于时代的，从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到对历史事件的感知。只不过，这里的“时代精神”不是根据某种社会乌托邦或千年福理想而推论出的形而上学，而是从生命和大地的根基触摸到的严肃命题。很难想象，如果托尔斯泰亲历了十月革命将会怎样，是因无条件地接受对一切人类问题都彻底解决于一旦的某个答案而容忍眼前的暴虐和践踏呢，还是在突然出现的血流与哭号、杀戮与毁灭面前感到惊愕与不适？但是我们知道，帕斯捷尔纳克首先思考的，并非是“历史必然”之类的“真谛”、“结论”，而是谨慎地看待解放、拯救，审察解放、拯救过程的纯洁性。他不遗余力地想要解决的，是总体而言都将葬身历史之中的个人的生命价值，这些价值中所包含的不同思想，正是在社会进程主要是受制于单一力量的同时所爆发出来的。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帕斯捷尔纳克面临着“时代百科全书”写作的压力，他的小说叙述能力因此而受到了考验。因为可以想象，如果像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般只研究个体的罪性与悔悟，也许只需一个日瓦戈，或者一个科马罗夫斯基就够了。

这样，作品中就有了日瓦戈对艺术的不为时代风气所动的深邃沉思；有了拉拉的支离破碎的世界观和瑰丽辉煌的生命烈焰；有了“必然死亡”的斯特列尼科夫被可怕遭遇所毁坏的头脑、被无情现实所消灭的肉体；甚至有了西姆什卡，这个并非主要的人物在荒凉的乌拉尔对宗教精神与真实世界动乱图像之间联系的狂想；还有科马罗夫斯基，这个必将被嫉恶如仇的新社会赶进地狱的卑劣之徒的灰暗内心。最惊人的莫过于，整部《日瓦戈医生》在疲于招架的社会历史音画之外，更有对自然生机的潜心观察、着意捕捉，这是诗人本性在小说文本中不自觉的外露：不仅限于日瓦戈医生所写的诗句，作品中几乎随处都有对俄罗斯大地景物的精心描摹。在率领全家逃避往东方的路途中，在被虏掠为游击队医生的噩梦一样的日子里，特别是在瓦雷金诺冬日几乎静止的时间中，大自然无声的音乐和诗歌都在轻轻飞扬。帕斯捷尔纳克对演示世界万象的世外景观的打量，每每使他游离于困苦无助的现实之外，但在他凄迷眼光轻柔的停留处，或当他充满受意的眼光返回时，我们似乎能感知到他不屈信念的源泉所在。个别情况下，就技术的层面而言，诗人对自然世界无穷魅力的观察，几乎达到了科学式的精确。这使我们想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信条：“艺术的恰当的任务永远是做一个观察者，是比其他人更村粹地凝视，更易于吸收容纳，更忠实”。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托洛茨基的判断。如果“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写作造成了马雅可夫斯基内在和谐的丧失，诗人因此变得言词乖张、形式浮夸，及至终于不能承受内在分裂之苦而自杀（也是再一次的夸张？），这一说法言之有理的话，那么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形又如何呢？与马雅可夫斯基一样，这位敏感的诗人也是以最为宽阔的胸怀认识并接受发生在俄罗斯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篇章）上惊心动魄的一切的。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去调合所谓的旧与新、先进与落后，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在肯定包含着自赫尔岑、托尔斯泰以来就被意识到的严重病患社会，与根据先入为主的历史决定论者所预言的新世界之间，存在着什么显著的区别。这样，他关注的实际上就是无论接受了何种法则，但都必须运动的历史活动本身。正如其作品在被误解的岁月里人们所听到的那些诬蔑意见一样，诗人对发生在眼前的宏大剧情确实感到过怀疑和困惑，只是，他并没有“否定”和“仇恨”。“人们忘了我们可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了解怎样才能不扭曲发自我们内心的声音”，⑩但诗人没有忘记，他全神贯注于社会历史巨变的发生过程（正如他倾心于自然世界一样），并记录下在据称是唯一正确的人类制度确立之时，那些被铲除和即将被铲除的事物的残余状态，而且对之进行艺术家式的解剖。这些记录的价值，是不可以用来和那些有关进步的记录一比高下的，因为它或许是对有可能在后来的人类生活中灭绝的价值的注释。同时，诗人对所谓时代的号角置若罔闻而只是“出神地聆听自己”，这一身姿在今天就可以被看作是面对强势力量奋不顾身表达个人见解的一个纪念碑。这样，帕斯捷尔纳克就依然称得上是一个拥有内在和谐的诗人，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恰好成为史诗性作品《日瓦戈医生》的独一无二的基石。


注释：

①、②、③、④、⑤ 《托洛茨基回忆录》

⑥、⑦：帕斯捷尔纳克：《几种观点》

⑧：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⑨、⑩：帕斯捷尔纳克：《几种观点》


2003年1月6日 北京

王敖

生活之舟已经搁浅, 下面还有一句, 说因为撞上了爱情的暗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