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巴别尔的小说，贴几篇来？

曹寇

苏联那个。

疯人院逃犯

自传 （转）



■伊·巴别尔

　　我，1894年生于敖德萨的摩尔达万卡，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由
于父亲的坚持，学犹太语、《圣经》、和犹太圣法经传直到16岁。在
家的日子不好过，因为我得学很多东西。我在学校里休息。我上的是
以尼古拉一世命名的敖德萨商业学校。在学校学习的有外国商人的儿
子、犹太经纪人的子弟、波兰显贵、旧教徒和不少超龄的台球迷。课
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便跑出来，常常是登上港口的天桥，或者到希腊人
开的咖啡馆去玩台球，要么就是去摩尔达万卡酒馆喝价格低廉的比萨
拉比亚葡萄酒。学校之所以令我难以忘怀，还因为那里的法语教师瓦
东先生。他是布列塔尼人，就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具有文学天赋。他
用他的母语给我讲课，我跟着他记熟了法国古典作家，同敖德萨的法
国侨民接近，并且从15岁起开始用法语写小说。我写了两年，不过随
后又放弃了。我笔下的农民形象和作者的思想都缺乏光彩，只有对话
写得成功。


　　后来学校毕业以后，流落到基辅。1915年到了彼得堡。在彼得堡
我十分狼狈，我没有居住权，老躲着警察，栖身于一个潦倒的醉醺醺
的侍者的酒馆里。于是，1915年我开始向多个编辑部投寄我的作品，
但是到处都把我赶开，所有编辑部都劝进个什么铺子，但我没听，
1916年底，遇见了高尔基。于是，我的一切都归功于这次会见，我至
今都满怀爱戴和感激之情提到高尔基的名字。他在1916年11月的《年
鉴》上发表了我的几篇处女作（因为这几篇小说，按照法律1001条，
我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他教给我非凡的重要的东西，随后，当我的
两三篇还过得去的青年习作得到了偶然的成功时（在文学上一无所获，
写得一塌糊涂），高尔基便打发我到人间去了。


　　我在人间7年———1917年至1924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在罗马尼
亚前线当过兵，随后在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供职。1918年在供需处，
在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里，在第一骑兵军，在敖德萨省委会，曾经当
过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的排版负责人，当过彼得堡、迪夫利斯和
其他地方的采访记者。到1923年我才学会了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因此，我认为我的文学开端是1924年初，《列
夫》杂志第四期登出了我的《盐》、《一封家信》、《多尔古绍夫之
死》、《国王》等小说的时候。■孙越 译

　　

曹寇

小说呢？

司屠

好家伙,还有一个普拉东诺夫

新张打电话油

我有！！！

疯人院逃犯

没没没找到啊!

曹寇

以下是引用新张打电话油在2004-7-27 20:47:24的发言：
我有！！！

你有就贴，少废话。呵。

汉语

一段关于《红色骑兵军》的评：

“翻了个儿的世界”  



读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俄】巴别尔著，戴骢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让人惊讶的首先是那副简洁、洗练的笔墨。“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如此干净而从容的语句，把整个叙述夯得结结实实。不少评论者拿巴别尔跟海明威作比，满世界找过来，有这等本事的好像只有他俩。说来也巧，海明威很早就读过《红色骑兵军》的法文译本，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流露对巴别尔惺惺相惜的意思。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言简意赅的语言特点，两位大师还都饶有兴趣地探究生命与死亡的真谛，尤其善于处理生死相遇的瞬间情境，出其不意给人一记心理撞击。在这一点上，海明威的短篇名作《印地安人营地》跟巴别尔书中头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这些粗泛的相似不等于彼此创作风格的趋同。其实他们的语言趣味大相径庭，如果说海明威的简短是一种“电报式”文体，凝重之中透着几分干涩，那么巴别尔的字斟句酌则几乎带有诗的韵味。像《红色骑兵军》里不时闪出的那些跳荡的语式，甚至嵌合着充满想像的通感手法——“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亡”。巴别尔用诗和箴言的修辞装饰着哥萨克骑兵身后满目疮痍的土地，无尽的苦难从笔下堆积起来，却丝毫不像是蹙着眉头的描写。在任何悲怆时刻，他从未堕入海明威那样的悲凉心境，有时他会用词采斑斓的描述展开一个悲剧的序幕：“……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这般亦谐亦庄的句子用来导述血迹斑斑的坎坷历程，相当耐人寻味。


《红色骑兵军》取材于作家本人在布琼尼麾下的战斗经历，但是这些战地实录式的故事绝非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战争文学，因为没有正邪分明的营垒，没有军事上的谋略较量，更没有浴血奋战攻城掠地的激情与豪迈。苏俄内战期间相偕而来的俄波战争至今留有许多悬疑之处，历史卷宗记载着1919年至1920年间红军向乌克兰、波兰辗转进军的日程，却把种种是非功罪的思索扔给了后人。在革命激流中成长的巴别尔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正义诉求，可是战争岁月的腥风血雨使他清醒地看到以恶制恶的负面效应——过度的暴力和杀戮开启了以革命的名义戕害革命理想的凶衅。所以在这部由30多则短篇组成的小说集里，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一种睥睨善恶颠倒的立场。巴别尔对他所描写的这场战争显然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旧制度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在忧虑战火对文化和宗教民俗造成的极度毁伤。《基大利》一篇中，他借那个开杂货铺的犹太老者的诘问点到了思想的痛处：“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礼拜六是犹太教的圣日，如同许多传统事物一样，这些与旧制度相缠绕的东西并不能跟旧制度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萨克骑兵们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把斗争变成了癫狂，同时把革命这事情也给戏剧化了。巴别尔在书里大量叙说战争的日常暴行，写了游兵散勇的个人复仇，也写了那些“思维健全的疯人”。在有些篇目中出现了对比性基调，世俗人生的赏心乐事，犹太智者的质朴理念，他还津津乐道地讲述走江湖的圣像画师那种诙谐的民粹思想。他怀着希冀寻寻觅觅——“寻找那颗怯弱的星星”，用超越现实混乱的冷静关照传递着俄国新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巴别尔的叙述语体远比故事本身来得复杂。所有这些充满忧患的故事出自一种清朗明快的手笔，就像是用机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说摧肝裂胆的苦楚，有意使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拉开了距离，这种策略显然包含着叙事内容以外的话语意图。《红色骑兵军》虽云短篇，巴别尔却力图在这里勾画更为复杂的生活图景，表现那个时代诡谲万变的精神特征，所以采用了被文学史家称之“狂欢化”的叙述体裁。比之任何传统的自然主义创作，这种从古代“庄谐体”和“梅尼普讽刺体”发展而来的复调小说，不但有着更为贴近现实的仿真性，并且以讽刺性摹拟手法大大增强了艺术概括力度。巴别尔非常娴熟地把握着“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在小说里大量采用各种插入性体裁，如书信、报告、复述的对话等等，甚至还有墓志铭。由此从不同角度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在互相追诘与驳难中凸展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从布琼尼骑兵到马赫诺匪帮，从私盐贩子到牧人出身的红军将领。在这个舞台上，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谎言，革命和反革命，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所有对立的因素构成了令人不安的互动关系，而人生的错位往往就在风云翻覆的情境转换之际。当然，生活有自己的逻辑，每个人则有自己的行为理由。


这里使人想起巴赫金用“翻了个儿的世界”的说法来归纳狂欢体叙述的一个逻辑：帝王变成奴隶，奴隶成了帝王，如此等等。在《红色骑兵军》的话语结构中没有给任何史诗化的东西留下一点地盘，却给读者拓开了更多的思想空间，此如巴赫金所言：“狂欢化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已然成型的、现成的东西，全给相对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毫无疑问，“相对化”正是巴别尔追寻的哲理目标。


李庆西/文

陶北

以下是引用曹寇在2004-7-27 15:15:50的发言：
苏联那个。

俺这里新华书店有浙江文艺和辽宁教育两个版本的《红色骑兵军》，你要否？

圈圈

好帖子
不过没怎么看